康有為“托古改制” 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從《新學偽經考》到《孔子改制考》，康有為在十九世紀最后十年完成的這兩部著作奠定了其“集清代今文學的大成者”（周予同語）的學術地位，而建基于今文學研究的“孔子改制”思想，不僅讓康有為獲得了領導維新運動的合法性，而且使其找到了大同空想與變法實踐之間裂隙的“彌合劑”。

盡管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但“作為思想家的康有為，他卻仍應有崇高地位”（李澤厚語），其通過“托古改制”而提出的一系列設想，如民主、憲政等，仍是當下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非常重要的議題。因此，系統梳理、重新審視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并發掘其現代性意義，就顯得尤為必要和迫切。

“托古改制”的思想來源：

清代今文經學流變

“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源出自井研，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于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其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梁啟超的此番評價意在表明，康有為今文學研究最大的特點是首次闡發了“孔子改制”思想，水平較前人更勝一籌。

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弟子難免有溢美之辭，但是二十世紀以來的康有為研究者，對康有為的今文學研究成果頷首贊許者也不在少數，如周予同曾說：“襲廖的舊說而成為集清代今文學的大成者，是南海康有為。”李澤厚也曾說：“康有為是今文經學派的大師……晚清今文學運動到這時，也就最后達到了它的成熟的頂峰。”

以上種種評價都說明，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建基于其登峰造極的今文經學研究。

事實上，顯化的今、古文學派之爭早自漢代就開始了（馮友蘭甚至認為，這兩大學派的來源可分別上溯到先秦時期的孟子學派和荀子學派），而隨著清代對漢儒著作研究的復興，今、古文學派的舊糾紛也復活了，現今公認的清代今文學派首批人物是十八世紀的莊存與、劉逢祿等，“莊存與已著眼于'微言大義’，劉逢祿則已攻'左傳’、斥劉歆。然而，所有這一切在當時主要只是純粹學術研究”。

至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的固步自封和腐敗無能使得社會動亂加劇，異族也趁機騷擾入侵，此間，今文學派漸漸脫離純粹學術研究的范圍，如梁啟超說：“龔自珍……好今文……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今文學派之開拓，實在龔氏……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故后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

在李澤厚看來，“龔自珍、魏源不但一般地是改良派思想的先驅，而且還特別是康有為'托古改制’思想的向導。”

當然，正如梁啟超所說，康有為今文學創意最直接的來源還是廖平。

“托古改制”思想的主要內容：

“孔子改制”和“公羊三世”

正如持續關注康有為的李澤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研究康有為“托古改制”思想的專文中所提出的疑問，為什么從十八世紀以來疑偽經攻古文經學的著作并不算少，只有康有為的著作才引起這么大的風波？要回答這個問題，顯然需要梳理一下康有為兩部重磅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說了些什么。

在李澤厚看來，《新學偽經考》的內容主要是通過歷史考證的學術方法，斷定《左傳》等古文經典是“偽經”，它們只是“記事之書”而非“明義之書”，所以它們湮滅了孔子作經以“托古改制”的原意。

七年之后，康有為又于1898年出版《孔子改制考》一書詳細闡述“孔子改制”思想，對此，梁啟超也曾作過綜述：“有為第二部著述，曰《孔子改制考》……有為……定《春秋》為孔子改制創作之書……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刪述者，誤也……”

這就是康有為“孔子改制”的主要內容，范文瀾說“他把孔子描繪成維新運動的祖師，面貌與古文經學派的孔子截然不同。就是說，古文經學派的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保守主義者，而康有為的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維新主義者。”

康有為還將“三世進化”作為孔子“托古改制”的中心和宗旨，提出“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的歷史進化思想。

建立“孔子改制”的思想框架之后，康有為將其政治設想移植入內，“從歷史進化到婚姻自主，從立憲民主到個人自由，喜劇式地全面輸進了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和變法維新的主張”，如此一來，康有為的今文經學研究就與其維新變法的政治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引起了當時保守勢力的反對，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從十八世紀以來疑偽經攻古文經學的著作并不算少，只有康有為的著作才引起這么大的風波”。

“托古改制”思想的意義解讀：

彌合理想與現實的裂隙

前文述及，康有為早年崇信古文經學，一度對今文學派進行過攻擊，但是為何后來會逐漸對今文經學產生好感，以至“盡棄其舊說”？如果結合康有為同時期的政治實踐，或可得出某種角度的答案。

眾所周知，康有為的政治實踐集中體現在1898年的“戊戌維新”運動中，但實際上，早在1888年第二次到北京時，康有為就開始了驚動一時的“布衣上書”，當時康有為對理想社會的構想正是他19世紀80年代初便已開始思考的“大同之制”，也就是20世紀初成書的《大同書》中的主要構想。

在對“大同”社會的思考中，康有為大膽地提出了“勞動和財產社會公有”、“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徹底廢除家庭”乃至“民主憲政”等設想。很顯然，在保守勢力看來，這些設想都是無稽之談，康有為因此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正是在“上書”“變法”等政治實踐過程中，康有為先后著成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二書。一方面，康有為需要先從學術的角度動搖保守派的信念，即他們所信奉的“記事之書”不過是“偽經”，真正的經典是“明義之書”；另一方面，康有為打出保守派敬奉的“孔圣人”的旗號，用“孔子改制”來告訴保守派，連孔子都一直在立倡“改制”，今時之人“維新”便沒什么稀奇。

由此可見，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的首要意義即在于助其取得維新變法的合法性。

其次，“托古改制”思想還是康有為“大同”理想與“變法”實踐之間裂隙的“彌合劑”。前文述及，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在當時不可謂不激進、超前，無論是經濟制度層面的“財產公有”，還是社會制度層面的“廢除家庭”、“男女平等”，乃至上層建筑中的“民主憲政”，無一不是對傳統的挑戰，每一項實施起來都有很大難度。與此同時，內憂外患的清廷又面臨“變法”的緊迫需求，“托古改制”思想便發揮了效用，尤其是其中的“三世進化論”，康有為借此表明，“大同”理想并非不可實現，只是需要一個漫長的、漸變的過程。至此，康有為在其“大同”理想和“變法”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托古改制”思想的現代啟示：

文化傳統在制度移植上優先

盡管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但“作為思想家的康有為，他卻仍應有崇高地位”。在李澤厚看來，回顧百年以來，在觀念原創性之強、之早，思想構造之系統完整，對當時影響之巨大，以及開整個時代風氣等方面，康有為都遠非嚴復、梁啟超或其他任何人所可比擬。李澤厚甚至將康有為視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源頭，與現代保守主義思想源頭張之洞、激進主義思想源頭譚嗣同鼎足而三。

而至于康有為“托古改制”思想的現代意義，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康有為“改制”的精神仍值得繼承和發揚。康有為所力倡的改革盡管以失敗告終，但是其自1888年首次“布衣上書”至1898年“戊戌變法”整整十年的努力，彰顯了他通過改革實現國富民強的決心、毅力和智慧，在進入改革“深水區”的今天尤其需要重視。

其次，康有為“托古”的智慧仍值得學習和借鑒。上文述及，康有為的政治實踐建基于其登峰造極的今文經學研究，通過否定“記事之書”來肯定“明義之書”，通過“孔子改制”理論建立領導維新變法的合法性，并通過“三世進化論”來為宏大的理想和緊迫的現實之間架設橋梁。康有為的上述做法提示，一方面改革并不總是“硬碰硬”，改革也需要智慧，甚至需要“曲線”實現；另一方面，文化傳統對于制度移植具有優先性，這一點在今天也尤其需要注意。

最后，貫穿在康有為“托古改制”思想中的系列設想中的一部分，如“男女平等”、“個人自由”、“民主憲政”等等，仍是當下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非常重要的議題，有些議題甚至非常緊迫，康有為當時的提法仍然有值得反觀與借鑒的地方。

當然，不可缺少的一點啟示，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教訓。正如李澤厚在《明報月刊》2006年5月號上發表的文章《漫說康有為》中所提出的，康有為思想上的“嚴重缺陷”是他缺少了“轉換性創造”這一重要觀念，“他沒認識'中用’不是策略，不是用完就扔的手段，而應成為某種對世界具有重大貢獻的新事物的創造……”

（作者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哲學、中西比較哲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