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本塞源論》及解析- 王陽明

【原文】

【解析】

從根本上闡明學問上的疑問的學說，即所謂的“拔本塞源”論，只要它沒有為世人了解，即便是修行圣人之學，也會越學越繁雜、越學越困難，會造成脫離人道、陷入禽獸夷狄般的邪道，自己卻以為在修行圣人之學的結果。我的論說雖然暫時會被人了解，但是就像西邊的冰融化了而東邊又結冰，前面的霧散了后面的云又涌起那樣，總是沒有得到充分理解。我為了讓大家理解，拼命呼吁卻絲毫不能救助世人，最終恐怕會勞苦而死。

【補充說明】

這一段可以說是“拔本塞源”論的序文。本來修行學問應該是為了拯救時世積弊，關于這一點，王陽明在給顧東橋的信中殷殷記述了自己的學說。比如，他對《大學》《中庸》、朱子學、道家、佛門乃至楊子、墨子等學說展開了批判。但是，自己的觀點如果不能被充分理解，那么救世之念也終歸徒勞，因為擔心這一點，才寫下了“拔本塞源”論。

【原文】

【解析】

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對于世人，不設內外、遠近之差別，凡有生命之人，圣人都待之如兄弟赤子，用親情去愛護并教化，希望他們能夠成就萬物一體之心。世人之心，本來和圣人之心相同，但是由于受到自私之情妨礙，為物欲所蒙蔽，因而大心變小心，與人相通的心被堵塞，人心渙散，最終視父子兄弟如仇敵。圣人憂慮于此，推廣普及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仁的思想，教化世人，希望他們能克服自己的私欲，去除心之障礙，恢復大家都認可的本心。

【補充說明】

王陽明在這一段論述了“拔本塞源”論——了解學問上的一切疑惑的根本論說，就是圣人所教的“萬物一體之仁”。接著他論述圣人的廣闊胸懷：他們以骨肉親情對待世人，保全人們的身份與生活，并予以養育教化，使其成就萬物一體之念。萬物一體之仁心，不分圣愚，任何人先天就具備，正如孟子所說的那樣，每個人都必須認同。

然而，普通人雖然本來和圣人一樣具有萬物一體之心，但受到自我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驅使，其心靈受到蒙蔽，因而失去了這種一體之心，不能夠同心同德，結果和他人之間感情不通，即便是親人之間也如同仇敵般互相仇恨。圣人憂慮于此，以萬物一體之仁教化眾人，讓人們克服自私，去除心之障礙，恢復本來具有的萬物一體之仁心。王陽明指出，圣學的極致便是成就“萬物一體之仁”。這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見識。

其實萬物一體之仁，或者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中說的萬物的“物”，一般是指人。因此，萬物一體，意思就是視萬人與我同體。不過，物也不能僅限于人。因為到了宋代，人們開始認為天地萬物和人一樣，是由氣即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組合生成的，而且其法則原理存在于萬物內部。因此，萬物一體不僅僅是指人，也可以指宇宙中的萬物。據說，最近物理學界開始提出物質的根本是精神，如此一來，“萬物一體”論的理論根據更加明朗了。

【原文】

【解析】

圣人教誨的綱領便是堯、舜、禹代代相傳的“道心是微弱的，因此要去除心之雜念，凈化內心，并一直保持內心的中正”。其細則便是舜授命給契的五教，即“父子之道在于親，君臣之道在于義，夫婦之道在于別，長幼之道在于序，朋友之道在于信”。

堯、舜、禹三代時，教的人只教這些，學的人只學這些。當時沒有人和其他人持不同意見，沒有家庭和其他人家有不同習慣，輕而易舉就能做到這些的人被稱為圣人，經過努力做到這些的人被稱為賢人，背棄這些的人，即便是堯的兒子丹朱那樣聰明的人也被稱為愚人，就連農工商人，雖然身份低賤，無不學習這一教誨，努力奉行這一德行。

因為當時沒有后世那樣的復雜見聞，也沒有繁雜的記憶背誦和迷惑人心的美文，也不會追求攪亂人心的利益，只是對父母盡孝、聽從年長之人、以誠信結交朋友，便能夠恢復人人都認同的本心。而這一本心，是各人本性中固有的，并非從外部借來的，因此誰都可以做到。

【補充說明】

在這段文字中，王陽明敘述了堯、舜、三代之時開展的圣人教學，并列舉了其綱領與細則。

王陽明認為，其綱領在于堯、舜、禹相傳的心術即純粹專一的道心，其細則在于五教，即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此時，無論教的人還是學的人都以此為宗旨，不分身份高低、職業貴賤，都能夠同心同德。當時沒有人追求復雜的見聞、煩瑣的記誦，也沒有人憧憬華美的文章，為功利之念亂心。

依靠五教，人們才能夠恢復本來的萬物一體之心。此心各人先天具備，誰都能夠做到。

其實王陽明所講的萬物一體是以人倫道德為基礎的。如前所述，所謂萬物一體，不僅是儒家，道家及佛教也曾論述過。有人認為西方的一神教也可以說是在論述萬物一體。

但是這些都和儒學的基本精神不同，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儒學以實際學問為宗旨，論述的道理是積極向上的，對人們的社會生活有益的，道家和佛教論述的道則缺乏積極性。

從儒學的角度來講，佛、道是虛學。而且儒學并非只是提倡人倫道德，不是說只要修行德行就萬事大吉了，必須磨煉才能、提高知識技能，才能實現儒學追求的理想社會。

朱子提出“全體大用”的理由也在于此。所謂全體大用，是指從完整的體即“全體”才能生出偉大的作用即“大用”，有“大用”才能得到“全體”。這里講的體是指仁之體，用是指實用，而且體用合一。

朱子提出“全體大用”的意圖是什么呢？他是想說，高高在上、管理百姓的人無論持有多么仁愛的心，如果不能一一窮事物之理，將其技術化、實用化，使其有益于人們的社會生活，那么就不能達到完整的仁體。王陽明在提倡萬物一體之仁時，考慮了知識才能的必要性，可以說和朱子的“全體大用”論的主旨是一致的。

王陽明把堯、舜、禹相傳的心術作為圣學教學的綱領，表明他是以心學為宗旨的。前面已述，王陽明的心學以“致良知”為宗旨，揭示了陸象山讀完《孟子》而領悟的心學的奧秘。

陸象山認為本來心就是天理，因此提出“心即理”。而他的講友朱子批判說陸象山的心學與禪宗的心學相同。朱子認為，人內在的理是心之本體的性，因此提出“性即理”，因為心中難免有不純的東西混入，所以不可以說“心即理”。在朱子看來，如果把心作為天理，那么心中的不純之物也會成為天理，因此需要通過嚴格的修行即“敬”來凈化內心。

但是如果按照朱子所講，就會有心靈受到束縛之嫌。總之，朱子關注心中不純的一面，因此提倡嚴格的心術，主張通過“敬”來凈化它。陸象山正好相反，他著眼于心中純正的一面，提倡要大力發揮它的作用，堅持把它作為學問的根本。《書經·大禹謨》中寫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可以說朱子關注的是人心，而陸象山關注的則是道心。

王陽明繼承了陸象山的心學，提出“致良知”說，自然也是以道心為主。也許是因為這一點，他在引用《書經》中的句子時只引用了“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沒有列舉人心。王陽明是站在以道心為主的立場上不去涉及人心，還是不經意間忘了列舉人心，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王陽明雖然以道心為主，但是在克服欲念方面十分嚴格，因此他在提倡“良知”說以后也不斷強調這一點，在這一段中也有論及這一點。只是，王陽明認為要想克服欲念，最終要依靠良知的作用，這一點不可忘記，否則就會成為朱子學。

關于道心與人心，朱子說：“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朱子的說法看似將人心與道心分開考慮。因此，王陽明批判這是“二心”說，提出心只有一個。朱子采用“二元論”即分析性的說法，是因為他認為道是崇高嚴正的，所以應嚴格面對現實。而王陽明采用“一元論”即統一性的說法，是因為他認為道是富有生命力的。

然而，在提倡“萬物一體”論時，不說五教只說仁的話，恐怕會產生《論語》中說的流弊，即“比而不周”（《論語·為政篇》），“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篇》）。“比而不周”是指不以誠實公平的立場結交朋友，“同而不和”是指表面上附和雷同，卻并不真心協助別人。總之就是與世俗同流，失去主體性與公正性。

因此前面提到，程明道在提倡萬物一體之仁時說：“義、禮、智、信，皆仁也。”因為他認為，有了義、禮、智、信，才會有仁，而仁也是貫穿于義、禮、智、信中的。兩者是一即多、多即一，一理即分殊、分殊即一理的關系。

宋代張橫渠曾在《西銘》中，從物我同氣的立場上論述了以同胞親情為本的“萬物一體”論，結果被人誤解，被人指責說你怎么只講一理不講分殊呢？這樣一來，人們就會忽視日常的個別倫理道德，從而產生危害。萬物一體之仁也是如此，如果不理解這一主旨，就可能遭受類似的誤解。

因此，王陽明在論述萬物一體之仁時，把五教作為其細則，這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提一下五教的內容。也許有人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適用了，例如君臣義、夫婦別等教義。我認為這是一個普遍適合的倫理，只是現實中的具體行為要根據時代發生而改變。因此，這一倫理也必須成為適應時代的東西，但是其根本精神是不變的。關于禮也是如此。禮是社會倫理道德方面最重要的德行之一。近年來，有些西方學者強調禮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在這種情況下，禮如果不根據時代而有所改變，反倒會產生危害。

【原文】

【解析】

當時，在學校里，只是把德育作為教育的主旨。如果有獨特的才能，比如擅長禮樂，或者擅長政治教化，擅長農業，則以德育為基礎，然后在學校里磨煉他的才能。如果雇用了有德之人，那么就讓他終身都在這個職位上，不做替換。任命之人只想著和被任命的人同心同德，共同努力安定百姓的生活，只考慮他的才能是否適合這一職務，不以地位高低評價人，不以工作輕松與否定善惡。而被任命的人也只想著與任命他的人齊心協力，共同致力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如果自己的才能適合這一職業，即便是終生勞累，也不會覺得辛苦，即使從事低微的工作，也不會覺得卑賤。

【補充說明】

這一段首先論述了堯、舜、三代的學校教育，然后講到當時官吏任職的使命，以及職務和身份與評價之間的關系。王陽明說，堯、舜、三代的學校教育以德育，即培養人格為基礎，然后通過智育磨煉其才能。實際上，這是儒家教育的根本。

日本現在是以智育為中心。才能就像刀劍，如果好人拿來用則是救人的劍，壞人拿來用則是殺人的刀。明治以后的日本進入了文明開化的時代，大力吸收歐美文化，但是教育的根本還是德育，即人格的培養。因此，在初中教育階段，將修身課放在首要地位，這是日本教育值得自豪的事情。然而戰敗以后，人們開始蔑視修身，認為這是封建的道德教育，只重視知識才能的培養。不可否認，這是造成當今日本社會不安定的一個原因。

當今的科學文明雖然不免帶來危害，但同時它又為人類生活做出了巨大貢獻。這種正常的發展，是人類所熱切希望的。因此學校教育中就要傳授必要的知識，提升學生的才能。但是，科學文明只是人類使用的工具，無論它多么發達，如果使用的人不具備德行，自然就會產生危害。因此，必須把德育，即人格的培養作為教育的主旨。我們應當傾聽一下王陽明在這一段中的論點。

在這一段的后半部分，王陽明講到了以知足安分為本的“萬物一體”論，也可以說是以禮為本的“萬物一體”論。這也是值得洗耳恭聽的內容。宋代的程伊川和陸象山也曾提出過這樣的“萬物一體”論。《易·履卦象傳》中寫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伊川解釋為：“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我現將這段話簡單解說一下：履卦的卦象是，上面的小卦為乾，即天；下面的小卦為兌，即澤。天在上而澤在下，上下之分很清晰。這才是正確的法則。人履行事務也應當如此。因此，易將這一卦象稱為履。有識之士通過履的卦象辨別上下尊卑，以此安定民心。民心安定，天下才能夠得到治理。在古代，自公卿大夫以下，人們各自的地位與德行一致。因此一生安守自己的職位。如果有德之人處在較低的地位，君主則會主動提升他。履可以說是象征著禮。

如果能夠切實履行禮法，地位高的人不會壓迫地位低的人，地位低的人也不會凌駕于地位高的人之上，做出超越本分的行為。因此上下之分明確，民心安定。這是為政的根本。在古代，修完學業的人受到君主的任命，他會根據自己的學識和德行接受相應的待遇，不會有更多野心。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的人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求分外的回報。因此，世人志向相同，心能夠統一在一起。然而到了后世，下自庶民，上至公卿大夫，都追求尊崇的地位，從事農業、工業、商業的人總是盼望著富裕，世人各自追逐名利，因而天下大亂。這樣一來還有什么辦法呢。總之是因為人們忘記了上下之分，心志分散。因此，有識之士觀看履卦的卦象，立上下之別，使人各安其分，以求安定民心。

陸象山在給包顯道的信中這樣寫道：“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純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托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與包顯道書》）

我現將這段話簡單解說一下：古代的人不追求名聲，不爭勝負，不恃才傲物，不炫耀功勞，一切都以道義為宗旨。道義是天下的公道，也存在于人心，永遠都不會消失。然而如今的人們陷入利欲之中無法自拔，因此靠道義生活的人，其行為雖然和古人相同，其內心則與古人不同。這一點必須弄清楚。如果真正行道義，就會與古人相同。堯舜時代有禹、益、稷、契，他們的功績遍于天下，他們的恩澤及于萬世，卻絲毫沒有自夸。當時的人們口中含著食物，敲著鼓鼓的肚子謳歌太平，用壤（一種用木材做的游戲道具）打拍子唱歌，耕田吃飯，鑿井飲水，雖然過著樸素的生活，卻沒有任何不滿。

王陽明在下一段中詳細論述了程伊川與陸象山的“萬物一體”論。

【原文】

【解析】

當時，世人和睦相處、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彼此就像家人一樣親近。因此才能素質低的人會滿足于農夫、工匠、商人等身份，各自致力于自己的職業，互幫互助地生活，不會奢望更高的地位，不會羨慕更好的境遇。像皋陶、夔、后稷、契那樣優秀的人，各自主動為天下百姓發揮他們的才能，都像在做自己家的事情一樣，有人縫衣做飯、調配物資，有人制作器具，齊心協力，只求可以奉養父母、撫養妻兒。他們只是擔心負責相關工作的人怠惰，因而會加重自己的負擔。后稷努力耕作，雖然不懂得教化百姓，卻不以為恥，他看到契善于教化百姓，就會覺得自己也善于教化。夔掌管音樂，雖然不懂禮法，卻不以為恥，他看到伯夷精通禮法，就會覺得自己也精通禮法。

【補充說明】

這一段講述了堯、舜、三代的世相。人們像家人一樣團結在一起，根據自己的才能從事相應的工作，絲毫沒有分外的野心，因此成就了萬物一體之心，天下從而真正太平。因此，我們根據自己的才能盡職盡責，實際上能夠對理想社會的建設做出巨大貢獻。

有無能力、身份高低、職業貴賤等與人的價值沒有任何關系。各人都有這樣的信念是最好不過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難做到。如果人們遵從我們的萬物一體之心，也許就能把世人的苦樂當作自己的苦樂，根據自己的才能努力工作，然后就可以成就萬物一體之心。

但是人們很難做到這一點，尤其是做到像這段話中所講的那樣，如果他人有優秀的才能，就像自己也有優秀的才能那樣高興，他人為天下建立偉大的功績時，就像自己建立了偉大功績一樣，自己絲毫沒有羨慕之念，這并非易事。

【原文】

【解析】

心學是純粹易懂的。如果一個人完全成就了萬物一體之仁，他就會精神貫通、志氣流通，也就不存在彼此、物我之分。

拿人的身體做比喻，眼睛看、耳朵聽、手持物、腳走路，這樣整個身體才能發揮作用。眼睛不會以聽不到為恥，耳朵聽聲音時眼睛就會望過去。腳不會以不能持物為恥，手要取東西時腳就會走過去。由于身體精氣充實、血液暢通，所以當身體痛癢或呼吸時，內心能夠迅速感應到，有不言而喻的奇妙。

因此，圣學極為簡單易懂，易于奉行，學問的進步、才能的磨煉都很容易。總之，其根本在于恢復人人都認同的本心，知識技能不值一談。

【補充說明】

這一段是對前五段的概括，與第一段首尾呼應，并再次論述了恢復萬物一體之心的重要性，而且運用了耳、目、手、足的比喻，實在是絕妙。關于萬物一體的內涵，再沒有比這更易懂的解說了。由此可以充分理解，萬物一體之心是人生命的根基。

【原文】

【解析】

夏、殷、周三代走向衰落，王道沒落，霸道盛行。孔子、孟子亡故以后，圣人之學不明，邪說橫行。教的人不教圣人之道，學的人不學圣人之道。因此，霸主表面上施行先王之道，暗地里借此滿足自己的私欲。世間流行這種風潮，人們都爭相效仿，圣人之道終被埋沒。人人都效仿霸主，追求國家富強的學說，實施欺壓他國、謀求攻略、顛覆他國的計劃，欺天瞞人，為得一時之利而耍弄權術。像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樣的人，不計其數。長此以往，爭斗劫掠頻繁發生，人們將難以忍受這些災禍。世人最終墮入禽獸夷狄的邪道，就連霸主之道也不能通行了。

【補充說明】

后篇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三代以后圣學的衰退、功利思想的隆盛及其弊害。其后，為了挽救這種狀況，各種學說應運而生，但是沒有奏效，最終只能依靠“良知”說。這才是王陽明所謂的“拔本塞源”論。這一段講述的是，三代衰落，孔、孟故去以后，圣學不明、邪說橫行，外假仁義之名、內主功利的霸道盛行，風靡天下，圣道被堵塞，弄權謀術、以功利主義為宗旨的法家和縱橫家等諸子百家興起，就連霸道也不能施行了。

春秋時代出現了五霸，他們以霸道統一諸侯，對內輔助周王，對外擊退夷狄。到了戰國時代，諸侯各自稱王，為爭奪天下發動戰爭。春秋時代出現了孔子，戰國時代出現了孟子，他們為了圣學的復興東奔西走，以求天下治平，但并未奏效，只好將自己的理想托付給后世之人。

這段文字中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孔、孟二人都主張王道，孟子更是強調這一點。所謂王道，是指王者應當施行的道，即夏、殷、周三王之道。正如《書經·洪范篇》中記述的那樣，是光明正大、無私無欲的治國之道。孟子認為，王道是作為天下之王的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具體一點來說，就是謀求百姓經濟生活的安定、輕刑罰、以德教民。他說，行王道則可以不戰而得天下。

孟子以王道為本，批判霸道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章句上》）按照孟子的觀點，以德使天下歸順便是王道，以力量壓制諸侯，自己當盟主則是霸道。由于孟子提倡王道、抨擊霸道，后世不斷有人爭論“王霸之辯”。

春秋時期出現了五霸，關于五霸具體所指人物，有不同的觀點，但是都將齊桓公和晉文公列入其中。我們閱讀《論語》就會發現，孔子曾論及兩人，并將其比較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憲問篇》）他褒揚齊桓公，貶低晉文公。

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人，便是宰相管仲。然而，如前所述，管仲曾經有過不義之舉，因此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路對管仲的行為產生疑問，認為他違背了仁道，因而請教孔子。

齊國是個大國，齊襄公的時候政治混亂，統治者暴虐無道，鮑叔牙擁戴公子小白（齊襄公的異母弟弟）到了莒。后來，齊襄公被公孫無知殺死。此時，小白的異母兄弟公子糾逃往魯國，召忽和管仲跟隨在側。不久后，公子小白在鮑叔牙的擁戴下回到齊國即位，成為齊桓公。魯國以武力送公子糾回齊，讓其即位，但是被齊桓公的大軍打敗。齊桓公命魯國殺掉公子糾。召忽自殺殉主，而管仲不但沒有為公子糾而死，反而聽從好友鮑叔牙的勸說歸順齊桓公，又助其成就霸業。

管仲的這種投敵叛主的行為讓子貢及子路感到疑惑。孔子對子貢這樣回答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對子路又這樣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上所述，孔子對管仲持褒揚態度。孟子雖然十分了解齊桓公，卻認為他和晉文公相同，施行霸道，因而予以批判。因此，當齊宣王問及齊桓公和晉文公時，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王陽明在這段文字中也將管仲看作霸者，從這一點上講是繼承了孟子的觀點。因此，王陽明也將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劃分得很清楚。可以說，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就是義與利的區別。

關于義與利的區別，孔子曾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篇》）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樣將義與利對立起來。

《孟子》開頭有這樣一段話。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為什么孟子比孔子更重視義與利的對立呢？我想這與時世有很大關系。與孔子時代相比，孟子時代的道義退化得更嚴重，可以說已經墮落于塵埃。

正如“拔本塞源”論的后半部分所記述的那樣，王陽明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功利思想益發熾烈和嚴重。他還指出，這一思想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深深扎根，很難去除。因此，正如前文敘述的那樣，他在討伐賊匪時給門人寫信道：“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提出要徹底清除心中的利欲之念，對這種念頭，要像貓看到老鼠時那樣，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得緊緊的，不能有絲毫的放松。因此，王陽明自然和孟子一樣，嚴格劃分王霸之區別。

然而，孟子的主張似乎有些過于理想化，缺乏現實性。因為孟子提倡王道、抨擊霸道，他的這一思想在戰國時代那樣的動蕩時期沒怎么發揮作用。秦始皇依靠法家學說結束了戰國的動亂。法家排除王道，站在功利主義者的立場上，主張重刑，主張以徹底的專制政治為基礎。

如此想來，有時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現實性。霸道名義上以仁義為宗旨，實際上使用現實的力量，因此更有實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潛在的功利性。主張王霸之別、義利之別的人，可以說是站在嚴肅的倫理主義的立場上。

到了宋代，有更多的儒學家強調倫理主義，提倡區分二者。南宋的朱子可以說是將先賢的學說集大成了。當時還出現了事功學派，事功學派提倡義利一致，主張如果沒有功利，道義只是無用的理論。

前漢董仲舒提倡“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事功學派批判這種道德主義，提倡義利一致、義利雙行。他們是現實型的學派，以實事事功為主旨，認為不在這個前提下提倡的儒學之道在現實中不起作用。事功學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區的葉水心和永康地區的陳龍川，前者開創了永嘉學派，后者開創了永康學派。他們反對劃分王霸之別，然而，他們的事功主義也遭到了朱子的嚴厲批判。

像朱子和王陽明那樣區分王霸和義利，這樣做會不會由于理想高遠而使人墮入空想呢？想到這一點，我就會覺得事功學派更現實、更有實效。然而朱子曾提出救濟饑饉的對策，即著名的社倉法，可見絕不會像老、莊和佛教徒那樣流于清澄脫俗。

王陽明在受命征討叛賊時，先是以仁義安撫他們，對那些負隅頑抗的人，則用比《孫子兵法》還絕妙的作戰策略將他們一舉殲滅，從而建立了大功。從這兩個人的王道論來看，未必會以空想告終。考慮到利欲之念在人性中扎根頗深，如果輕率地提倡義利一致、義利雙行的話，反倒會產生弊害。因為這樣一來，就不容易清掃利欲之念了。

本來儒學就是以實學為本。所謂實學，是指實用的學問，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經世濟民、追求實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頭上求道或者書本中求道，而是通過體認領悟而掌握學問。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學是實學，于是當時大家都開始提倡實學。程子、朱子等從實學的立場上批判漢唐的訓詁記誦之學，稱它是口耳之學，即舌尖上的學問。他們認為老、莊、佛教的學說是虛學，不以經世濟民為要，所以對其予以猛烈抨擊。

從實用學的角度來看，對于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學說，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功利思想席卷了人們，即便是談理想，也要在現實中去實現。如果一概拒絕，就有可能會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樣，羨慕隱于世外、脫俗灑落的境界。而且，對于利、功利、惡，一味強調義、仁義、善并熱切論述，動則拘泥于我執我見，反倒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私立邪見，往往自己還意識不到。

那么，我們最終應該如何考慮義利和王霸的問題呢？

我認為只能是徹底清除私利之念。這樣一來，無論是提倡二者的區別，還是主張二者一致，都不違背儒學的理想。因此，清除私利之念是最重要的。正如王陽明所說，所幸人有良知，磨煉良知并發現它比什么都重要。

【原文】

【解析】

世間的儒學家見此情形，痛心不已，于是搜尋古代圣王的制度文物，收集秦始皇焚燒的經書殘骸，并予以修補。因為他們確實真心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圣人之學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霸道傳播已久，其積弊已經深入人心，即便是賢人、智者，也難免被污染。因此，好不容易了解了圣人之學，將經書修補完好，想要恢復并發揚光大，結果卻只能用于為霸者辯護，最終連圣學的入口都看不到了。

【補充說明】

這一段講述的是，世間的儒學家慨嘆圣學的衰微，努力想挽回并發揚光大，但是由于霸術傳播已久，人們身染功利之積習，最終連圣學入口都看不到了。這里講的世間儒者，其實暗指漢代儒學家。

如前所述，秦始皇憑借以變法自強為本的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結束戰國紛爭，大力革新政治，因此不得不說他功績巨大。然而遺憾的是，他排斥打擊傳統思想文化，焚書坑儒，導致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一時斷絕，不得不說其罪過也巨大。不過有學者指出，秦始皇雖然焚書，但主要焚燒的是地方衙門的書籍，官府的書籍依然保存著，由博士掌管。項羽攻秦時焚燒了其宮室，眾多經書被燒毀。

在這一段文字中，王陽明寫道，漢代儒學家從被焚燒的書籍中收集了“六經”的殘篇，并加以修補，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結果最終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實如何呢？漢代出現了很多儒學家。漢文帝設立《論語》《孟子》等的博士；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比較好學，收集了很多先秦舊書，設立了《毛詩》《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輔佐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立儒學為國教；劉向、劉歆父子致力于整理、校正漢成帝時搜集的古籍。然而，他們大都只是致力于忠實地傳承儒家經典的訓詁，對儒家思想幾乎毫不關心。

西漢的儒學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陸賈、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劉歆等人。陸賈為漢高帝效命，著有《新語》，想要調和孔子與老子的思想，大體還是主張以儒家為本治理國家。《新語》中記述經書格言的內容比較多，幾乎沒有什么新的學說。賈誼為漢文帝效命，著有《新書》，書中記載的是儒家的論點，多少也摻雜了法家的思想，主張以此為政。他曾上疏《治安策》，其文章被譽為古今上奏文中的上乘之作。董仲舒請求漢武帝以儒學為國教，著有《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中記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論，同時也吸收了陰陽五行思想，論述了五行災異。這一“五行災異”說受到當時儒學家的排斥。他所主張的儒學，在原來儒學家提倡的四德即“仁、義、禮、智”的基礎上，加入“信”而為五常。他論述義利之別，明確了王霸之別。因此，后世之人稱贊說，漢儒當中唯有董仲舒是正統。

劉向輔佐了漢元帝與漢成帝，與董仲舒齊名，被譽為西漢的思想巨擘。劉向博學多識，在學術方面，他校正了朝中的先秦古書，并排列其篇章，后來作為中國最早的目錄編纂者而廣為人知，并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劉向以儒學為本，但是也相信陰陽五行說。其子劉歆也博學多識，繼其父之后著書《七略》，為經書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與父親不同，諂媚、聽命于王莽。揚雄也對王莽阿諛奉承，因此被后人當作曲學阿世的學者。不過，揚雄寫的文章流暢華麗，其心思也用在道德仁義上。他著有《方言》《法言》《太玄》等作品。

《方言》收集了各地的方言，《法言》是模仿《論語》所作，《太玄》是模仿《周易》所作，內容都很淺顯。在揚雄的著作中，有些地方的論說是調和了孟子與荀子的學說。狩野直喜先生說，一般漢代的學者都缺乏創造力，只是醉心于古典，致力于模仿。

到了后漢，出現了桓譚、王充等儒學家。桓譚是個廉直的人，不肯聽命于王莽，光武帝即位后，他又出來為官。其著作《新論》，如今已失傳。前漢儒學家大多相信“五行災異”說，桓譚卻認為這是迷信。王充也曾經為官，不久后回鄉潛心研究學問。他不滿足于訓詁之學，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他著有《論衡》，議論痛快淋漓，構想也很新奇。他雖然是個儒學家，卻批判過孔、孟。他還相信宿命，提倡唯物論。

以上介紹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后的學術界狀況，因此王陽明寫道：“圣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于習染。”

【原文】

【解析】

因此，訓詁之學興盛，學者把解釋文字并傳給后世作為名譽；記誦之學興盛，把背誦經書視作博學多識；辭章之學興盛，學者們致力于寫作華麗的文章。這些學問在世間群起并行，其流派數不勝數。打個比方說，大大小小的路有成千上萬條，錯綜復雜，人們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世間的學者如同進入了有各種表演的劇場參觀，說單口相聲的、對口相聲的，舞蹈家、魔術師、雜技演員等從四面八方涌向舞臺，使人應接不暇，因此導致人目眩耳鳴，精神恍惚，不分晝夜地游玩其中，就像忘記了家傳的學業的瘋子一樣。當時的君主也為這些學說所迷惑，心神顛倒，一生致力于寫作毫無用處的虛文，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要這么做。

【補充說明】

這段文字講述的是，漢代以后儒學成為訓詁記誦之學，人們忘記了它本來是實學，因此產生了很大的弊害。世間學者被此學迷惑，完全喪失了心智。王陽明用劇場的比喻巧妙地說明，著實絕妙。

前漢時出現了經學家，《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各自設立博士。博士以一經為專業，不能兼顧其他經書。一經也有眾多流派，從屬某個流派的人，堅守師說并將其傳給弟子。前漢如此重視經學，同時又崇尚道德節義。到了后漢，出現了訓詁之學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受到后世經學家的崇敬。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前代相反，比起經學，世人更重視詩賦，老莊思想及道教比儒學更流行。此時出現了一批注釋經書的學者，如王肅、何晏、王弼、杜預、范寧、皇侃等。他們多少也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但是大多遵守漢代的傳統。葛洪是道教的代表人物，著有《抱樸子》。此時儒學受到了佛教的影響。隋朝出現了王通，他模仿經書著書《文中子》，大致傾向于儒釋道三教一致的思想。王陽明認為，這些學者以及思想家都沒能脫離傳統的功利風習。

到了唐代，孔穎達受唐太宗之命，編著了《五經正義》。此書非常流行，其他注釋書都衰落了。而且科舉之學，即舉業也以這本書為教科書。唐代的科舉分為明經科和進士科，明經科以背誦經典訓詁及注釋為主，進士科考的是詩賦文章。在唐代，考中進士比考中明經更榮耀。概觀漢唐時代，訓詁記誦之學成為儒學的中心。可以說，此時是儒學的衰退時代。

唐代有兩位思想家，韓愈及其弟子李翱，他們是宋代新儒學的先驅。從文藝方面來說，漢代興起了使用華麗詞句的詩賦，到了六朝越發興盛。六朝時，四六駢儷文盛極一時，一直持續到唐朝中期韓愈及柳宗元提出古文復興運動為止。

以上大致敘述了漢代以后的學術變遷，幾乎是百花繚亂。心懷青云之志的年輕學者接觸到這些以后，就像出身鄉村的青年來到繁華的大城市一樣，左顧右盼，被其豪華絢爛迷惑，因而失去自我。不求道于心內而求之于外的人，大致都會這樣吧。王陽明說，道既然在吾心內，學問就必須直截簡易。越是簡易越貼近真正的道，越貼近真正的道越簡易。他晚年想起自己曾經求道于外界，作詩追憶：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示諸生三首》）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原文】

【解析】

偶爾有人發現這種學說空疏虛妄、支離破碎，犯了拘泥于字句的錯誤，他們鼓起勇氣通過實際行動去驗證，最終其行為只是等同于追求富國強兵及功名利達的五霸。如此一來，世人離圣人之學越來越遠，圣人之學益發不明，追求功利的風習愈演愈烈。其間有人被佛教及老、莊學說吸引，然而最終沒能戰勝功利之心。然后有的儒學家想在眾多儒學家的學說中取舍，以求中庸之道，最終卻沒能打破功利的看法。因此，時至今日，功利毒害浸入人的心髓長達千年之久，其習慣已變成本性。

【補充說明】

在這一段文字中，王陽明敘述的是，有人意識到訓詁、記誦、辭章之學的虛妄，想要實踐圣人之學，并有志于將其顯現在事業上，最終卻不能脫離霸者的范疇。于是圣人之學日益不明，功利之習愈演愈烈。其間宋儒提倡性理之學，排斥佛、老的清虛無欲說，議論其危害，然而他們也沒能挽救沉溺于世俗功利的人們。王陽明慨嘆，時至今日，功利之弊給人心帶來的毒害可謂大矣。在漢代以后的歷代帝王中，日本人最為尊敬的便是唐太宗，因為唐太宗在位時出現了著名的“貞觀之治”。《貞觀政要》記錄了這一時期的治政，內容是唐太宗與群臣的問答。這本書很早就傳到了日本，江戶時代時各藩爭相學習，當時的儒學家也用它來給藩主講課。

前文已述，宋代儒學家程、朱及其學派中人，一般都嚴格區別王與霸、義與利。司馬光及葉水心、陳同甫等人稱贊唐太宗及漢高祖的治世之功，將其比作三代之治，不區分王與霸、義與利，反而提倡義利一致、王霸雙行。而朱子對此進行了詳細批判。他認為唐太宗見功利而不知義理，即認為其行為雖然有好的地方，但是在根本上有不對之處，其治政自然與三代之治不同。唐太宗所講的仁義，只是求之于形跡之外，并非心性之內。這首先就是“為利之心”。因此朱子說，贊美其功績的人，是只論功而忘記論德。最后，他斷言：“唐太宗一切假仁借意以行其私。”《貞觀政要集論》的作者戈直，條理清晰地說明了貞觀之治是霸術的理由。

日本崎門派的儒學家論述王霸之真偽，主張劃分區別。我的恩師楠本正繼先生的祖父楠本端山，是平戶藩的儒學家、德川幕府末期主張維新的朱子學者，他批判了在藩立學校講述《貞觀政要》的前輩。

對于這些以心性之學為宗旨的儒學家來說，唐太宗也是施行霸術、追求功利的帝王。

佛、老主張清虛無欲，王陽明認為這對于克服人的功利之念沒什么效果。宋代儒學家強烈抨擊佛、老，認為其學說虛妄不實用。王陽明也批判佛、老，其言辭不如宋儒激烈。他說，如果遵從吾之良知，佛、老的目標也可以達成，多少表明了以儒教為中心的三教一致思想。有的儒學家說，佛、老的清虛無欲有助于心性存養。從這一點來說，也沒必要一概排斥。王陽明也不是不承認這一點，但是他認為，佛、老最終對于克服功利之念沒有效果。

宋儒的心性之學，將一切道之本源求諸心性，提倡心性存養的必要性，應該有助于克服功利之念。但是王陽明認為，宋儒的心性之學還不夠徹底。正如“游騎不歸”那樣，宋儒求道于心外的世界，徘徊而忘記回家。如此一來，王陽明自然會覺得，宋儒的學說對于克服盤踞內心的功利之念沒能充分發揮其力量。于是，正如王陽明在本論最后所講的那樣，面對功利之念，只能拔出自家寶刀，即良知。

【原文】

【解析】

因此，世人互相夸耀知識、攀比權勢、爭利競技、爭奪名聲。一旦進入仕途，掌管財政的人想要兼管軍事司法的權力，掌管禮樂的人想要得到人事權，郡縣的官員想要升遷為更高級別的地方行政官，負責勸諫天子的官員期望宰相要職。當然，想要兼任其他官職，必須具備完成相應職位的能力。如果不精通某方面的理論，就不能獲得這方面的名聲。背誦經書，適合提高其自尊心；知識淵博，適合干壞事；見聞多廣，適合與人爭辯；擅長文章，適合偽裝。于是，就連皋陶、夔、后稷、契都無法兼任的官職，如今的初學者卻想要精通所有理論，窮其技術。只是，他們表面上都說自己是想為天下人做事，其實其本心在于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謀取私利而滿足欲望。

【補充說明】

王陽明在這一段文字中指出，世間有致力于學問的人也只是因為他們想要出人頭地。他尖銳地批評了這一現實，同時列舉了很有說服力的具體內容。這里列舉出來的官員的想法、生活姿態以及對學問的態度，令人不禁佩服王陽明洞察時世的眼力。仔細思考一下王陽明指出的內容，令人遺憾的是，這不僅是他那個時代的狀況，也非常適合描述現代社會，這讓人不由得痛感各界人士深受功利主義風潮的污染，這已成為習性。

為謀求自身的利益或者自己所屬集團組織的利益而使出渾身解數，這種不正之風給世間帶來的毒害難以估量。王陽明警告說，表面上說“自己是為天下、為百姓做事”，實際上卻是想“滿足一己私欲”。我認為應該向王陽明致敬。身處官界、實業界、教育界的人讀到這一段文字，又有幾個人不背流冷汗？現在正是大家端正自己心態的時候。

【原文】

【解析】

唉！以這樣常年的惡習和這樣的心志，去學習這樣的學問，難怪聽了圣人的教誨，會認為是無用的、不合時世的。這樣一來，勢必認為良知不夠充分，圣人之學無用。唉！生于這樣的時代，如何才能求圣人之學？如何才能論圣人之學？生于這樣的時代，有志于學問的人，要面臨多少苦難呢？要受多少拘束，經歷多少風險呢？唉！實在可悲！

所幸人心中的天理永遠不會泯滅，良知的光輝萬古不變，因此，世人聽了我的“拔本塞源”論后便會感動悲傷，如決堤奔流的長江、黃河之水那樣，以勢不可擋之勢憤然而起。除了那些不依靠他人、能夠獨自奮起的豪杰志士之外，我又能期待誰呢？

【補充說明】

這一段可以說是“拔本塞源”論的總論。對于圣人之學的衰落、人心功利的積習，王陽明在這段短文中三次使用“嗚呼”一詞，由此可見他感嘆至深。他將萬世的積弊，歸結為盤踞人心的功利之念，只能佩服他的洞察力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當中，有幾人能如此直截了當地用“功利”二字概括諸惡的根源？實在令人驚嘆。我們必須深思“功利”二字，察知它的危害之大、之深。

同時，王陽明又論述了掃除功利積習、復興圣學的困難。其中，他從歷史的角度敘述了古今有識之士及思想家為了糾正功利之積習、復興圣學所提出的各種學說，又敘述了這些都未能奏效的實情。結果，圣人之學被當作無用的學問、不適合時世的學問，因而自然被忽視掉了。他又論及世間有識之士應該如何應對以及尋求方法途徑何等困難。王陽明這才高呼能夠從根源上洗滌積弊的理念。這一理念便是心之天理，即良知。王陽明說：“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這才是王陽明所要高呼的內容。至此，《拔本塞源論》一文得以首尾呼應。然而，匡正世俗及學術的功利積弊，無疑是極為困難的。因此王陽明在結語處寫道，我只能期待相信自己力量、振奮激昂的豪杰之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