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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之一，曾與李大釗、陳獨秀齊名，是中共三大創始人之一；他曾是毛主席的“頂頭上司”，是周總理與朱老總的入黨介紹人，還推薦了總理到黃埔軍校當政治部主任。可如今，他的名字卻很少有人知道。 他就是張申府。  30年代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期的張申府 1917年，張申府在北京大學做助教期間，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后來三人聯手創辦《新青年》雜志副刊《每周評論》，由張申府出任總編輯。 張申府在北大教數學和邏輯學，對羅素、羅曼·羅蘭素有研究。他晚年回憶，曾在3年內讀完了有關羅素的所有著作、論文，報刊，25歲即已成為羅素專家，是中國研究羅素的第一人，錢鐘書等名家對張申府極為崇拜。 羅素曾給朋友寫信稱：“中國的張申府先生，比我還了解我的著作。” 1920年，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魏經斯基接受委派，到中國尋找合適的人選創建中國的黨組織。在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下，魏經斯基與李大釗、張申府見了面，隨后又在上海與陳獨秀見了面。 當年8月，陳獨秀給李大釗和張申府寫信稱，“創黨之事”只有你與守常（李大釗）可談。 三人經過商議，一致同意將黨的組織命名為中國共產黨。 1920年9月，李大釗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基層組織。 10月，中共第二個基層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成立，張申府是成員之一。  1919年張申府（右一）與李大釗（左二） 建國初期，毛主席與章士釗談到了張申府的工作安排問題時，主席說：“他是我的'頂頭上司’啊……” 1918年8月，毛主席到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此時，張申府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編目股股長，還曾兩次代李大釗做過圖書館主任。 毛主席當時在圖書館的工作是管理“日報閱覽室”，兼做一些雜務。有一段時間，主席要將謄寫好的圖書書目交給張申府核準。不料一次出了差錯，張申府看后很不高興，將謄寫好的書目重重甩給主席，讓他重抄。 后來主席提起這段經歷時風趣地說，“張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難看”。 1920年底，張申府與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劉清揚一起去了法國。劉清揚與周總理、鄧穎超等人同是覺悟社社員，彼此比較熟悉。 赴法前夕，陳獨秀與張申府上海見面，請他在巴黎創建共產主義小組。 赴法途中，張申府向劉清揚詳細介紹了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并介紹她加入小組。1921年春，二人一起介紹周總理加入了共產主義小組。 中共中央組織部于1985年確認，周總理在巴黎加入共產主義小組的時間，就是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間。因此，張申府、劉清揚就是總理的入黨介紹人。  1921年部分覺悟社成員，左三為周總理 1962年3月，周總理對張申府、劉清揚表示感謝： “1920年我在法國，對費邊主義產生過興趣，但很快就拋棄了。我感謝張申府、劉清揚，是他們兩人介紹我入黨的。” 費邊主義者崇尚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漸進主義，排斥各種激進的社會革命，希望能溫和地實現社會公平，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結合起來服務于社會。 費邊主義在當時的中國顯然行不通，因此，溫文爾雅的周總理對費邊主義產生過興趣，但理性又讓他很快將其放棄，轉而相信了馬克思主義。 1922年11月，朱德老總與孫炳文從法國馬賽輾轉到達巴黎，從一位中國商人口中知道有個旅歐少年共產黨，知道了它的負責人叫周恩來。隨后，二人前往德國柏林見到了周總理，表達了對中國共產黨的向往。 總理對二人的執著深感欽佩，把他們的情況向張申府作了介紹。幾天后，張申府與二人作了深入交談，發展他們成為秘密黨員。 1923年，張申府經俄國回到中國。彼時蔣介石向孫中山軟磨硬泡，得到了與張太雷等人到俄國考察的機會。 在俄國，張申府經人介紹與蔣介石相識。張申府對蔣的軍事才干表示欽佩，但對蔣本人并無好感。  1922年張申府在德國 二人第二次打交道是在1924年。 當年2月6日，廣州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成立，蔣介石任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他“蔣委員長”的稱呼由此而來。 參與創建的有幾名蘇聯軍事顧問，這些顧問有講德語的，有講英語的，而張申府通曉德語、英語和法語，遂被邀請來擔任蔣介石的德語翻譯。 黃埔軍校一期招生時，蔣介石委派張申府負責口試題、筆試監考和閱卷。 由于才能出眾，工作認真，張申府得到了蔣介石和廖仲愷的信任，不久，孫中山任命張申府為陸軍軍官學校首批考官，并擔任政治部副主任。 蔣介石當時指定了17名教官，張申府是唯一一名共產黨員，成為黃埔軍校中共第一人。 在這期間，他做了一件對中共產生重大影響的事：把周總理介紹到黃埔軍校，并推他走上了政治舞臺。 張申府自己回憶說，他開了一張15人的名單，交給負責實際工作的廖仲愷。名單上有周恩來、周佛海等人，而周恩來是名單上的第一人。  1923年在柏林：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 張申府向廖仲愷及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說，周恩來才華出眾，但是個窮學生，希望能匯些路費給他。廖、戴二人表示沒問題。后來張申府把情況寫信告訴了在法國的總理，總理回信表示同意。 總理于8月初來到廣州，11月接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由此開啟了他個人的軍事生涯，創立了黃埔軍校中共“紅色黃埔系”，成為中共軍事工作的奠基人。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張申府沒有像李大釗那樣英年早逝，也沒有像陳獨秀那樣被開除出黨，其從光輝到黯淡的一生，皆由他自己錯誤的選擇造成的。 張申府晚年回憶，自己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有兩件： 一是1925年意氣用事，退出了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 二是在內戰即將結束的1948年，發表了不合時宜的《呼吁和平》一文。  張申府與家人 他退黨的過程是這樣的：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會議討論黨的綱領時，張申府反對與國民黨結盟，與張太雷、蔡和森等人吵了起來。僵持之下，張申府負氣離開，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張申府走出會場時，周總理在外面攔住他，表示贊同他的觀點，但請他不要退黨。后來趙世炎、李大釗也勸過他。 但張申府性格執拗，他說，“這是我的脾性，寧折不彎……這或者是我的缺點”“我很快就離開，而周恩來留了下來……他是彎而不折的……” 退黨之后，他輾轉于暨南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多所學校，以教學與翻譯著述為生。 1931年，清華大學聘請張申府為哲學系教授，金岳霖、馮友蘭、鄧以哲幾位大師并稱清華哲學系“四大金剛”。  1920年在北京中央公園與李大釗等人合影 張申府看人頗準。 他感覺與蔣介石無法相處，于1924年6月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職務，并說蔣介石剛愎自用，不可共事，不可靠。 在錢鐘書還是20出頭的學生時，張申府就寫文章稱“錢鐘書與我的兄弟張岱年并為國寶”。 幾十年后，被他稱為“國寶”的二人均成為著名學者，足見其有先見之明。 1936年1月，張申府被推選為北平文化界救國會（民盟前身）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執行委員，后又擔任華北各界救國會負責人，在北平教育界極具影響力。 30年代初，張申府參與鄧演達、黃琪翔等人創辦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為該黨的創建打下了基礎。  1948年，在中國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張申府寫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力挺蔣介石，認為他發動內戰是剿匪，國共雙方應該立刻停止戰爭，還中國以和平。 文章一經刊出，引起極大反響。 民盟認為他“反人民反民主”，將他從民盟開除。《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痛斥叛徒張申府的賣身投靠”。隨后，劉清揚也登報聲明與張申府離婚。 張申府的政治生命至此終結。 新中國成立后，在周總理等人的努力下，張申府被安排到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80年代曾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6年，張申府去世，享年93歲，僅次于羅章龍和劉仁靜，是中共建黨領導人中活得最久的人之一。  1975年的張申府 張申府是一位極有才華的學者，有出色的組織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如果不是性格執拗，意氣脫黨，他的名字會如李大釗、陳獨秀那樣廣為人知，甚至名垂青史。 但他能預見到蔣介石不可靠、錢鐘書、張岱年是“國寶”的那雙眼睛，卻沒有看到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只有共產黨的勝利才能真正給中國人民帶來和平。 所謂性格決定命運，他錯誤的選擇因性格而起，也因性格造成政治生命的終結。好在歷史沒有忘記他曾為我黨的創立作出過重要貢獻，讓我們今天還能記住這種曾被“遺忘”了的黨的創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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