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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夏朝的直接文字資料還沒有被考古發現，甚至就連夏朝的繼任者—商朝的祭祀用文字系統甲骨文中也沒有直接呈現出“夏朝”這個稱呼。 目前已發掘存世的十五萬片甲骨文中，只頻頻提到一個叫“西邑”的地方，據甲骨文釋讀顯示，歷代商王之所以不斷燎祭西邑，原因是擔心西邑的神靈鬼怪作祟謀害商王。為什么西邑會有如此大的能量呢？  直到清華大學在境外搶救回一批戰國楚簡（清華簡）后，在《尹誥》篇中才發現了這樣一句話：“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尹念天之敗西邑夏。” 這也就揭開了甲骨文留下的“西邑”謎團，所謂的“西邑”其實就是“西邑夏”，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夏朝。顯然，商王之所以定期要進行燎祭，是因為夏商之間的滅國恩怨。 清華簡一方面證實了夏朝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卻也帶來一個疑問：夏朝這個稱呼，夏朝人自己是不是也這樣叫？畢竟，清華簡是戰國時期的竹簡，并不是商朝甚至更早以前的文字記載。  而類似的烏龍也的確在歷史上發生過。 比如困擾考古工作者數十年的“曾隨之謎”，就是因為史書頻頻記載一個叫隨國的諸侯國，但考古發現的文物卻屢屢可見以“曾”為名的諸侯國，一度讓人以為湖北隨州一帶同時存在著曾、隨兩個西周封國。 直到曾侯乙墓的發現，人們才弄清了真相，原來曾、隨是一國兩名，也就是曾國人自稱是曾國，但外人卻叫他們隨國。同樣，戰國時期楚國自稱是楚，但秦國卻叫他們荊。 那么夏朝這個朝代名字又是怎么來的呢？  事實上，目前關于“夏朝”這個朝代名的最早記錄，都是來自于周朝建立以后，就連最早記錄大禹治水事跡的出土文物，也是來自西周的青銅器—遂公盨。 而在更早之前，還沒有文字甚至是出土文物明確記載到“夏朝”，甲骨文中雖然有“夏”這個字，但并沒有跟朝代掛鉤，唯一的叫法只有上文提到的“西邑”。 但事實上，考古學里的“夏朝”其實早就已經被發現了。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陽偃師二里頭一帶發現了一種介于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崗文化的一種考古學文化。  中原龍山文化，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堯舜禹所處時代的考古學文化，而二里崗文化則是早商文化。與普通的歷史遺存不同，二里頭文化恢弘的宮殿、青銅禮器群以及文化的分布范圍，都佐證了這里是廣域王權的都城。 這表明，在堯舜禹到商朝之間，的確存在一個影響力舉足輕重的朝代，但這個朝代叫什么，我們不得而知，因為二里頭沒有發現自證材料，商朝的甲骨文也只是叫它“西邑”（意思是位于西邊的國家或都城）。  什么叫自證材料？比如商朝人自稱“大邑商”，這個就叫自證，沒有人比自己更清楚自己應該叫什么了。 所以，問題又回到了原點：目前已知的所有證據表明，“夏朝”這個朝代名來自周朝。 既然甲骨文中沒有記錄，那周朝又是從哪里知道商朝之前的朝代叫“夏朝”的呢？ 第一種可能是周朝時依然能看到夏朝流傳下來的直接文字資料，比如史冊竹簡、陶刻文等等，這些資料顯然比單純祭祀用的甲骨文要內容豐富的多。  第二種可能是周朝硬生生“創造”了“夏”這么一個朝代名。因為，“夏”有大的意思，周朝把商朝之前的那個發達文明，泛稱為“大國”。 事實上周朝并不是第一次這么干。比如“殷商”這個稱呼就是周朝創造的，原因就是商王盤庚遷都于殷，但商朝人自己只會自稱“商”，而不會自稱“殷”。同樣的道理，三國時期劉備陣營的人只會稱自己是大漢，而絕不會稱自己是蜀或蜀漢。  西周建立之初也曾稱自己為“夏”，比如《尚書》說：“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但夏朝國姓是姒，周朝國姓則是姬，周天子顯然不是大禹直系后裔，周朝也不是夏遺民的復辟政權。 那么我們不禁會產生一個疑問，周和夏到底啥關系？為什么周朝要極力宣揚一個與自己間隔了600年之久的前前朝，并以“有夏”自居呢？ 我們很容易想到的一個理由是：法理。  武王伐商屬于“臣弒君”，所以如果周人把自己塑造成夏的后繼者，那么推翻商朝就從叛逆變成了復仇，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不過，這個理由恐怕站不住腳。因為周武王在伐商前曾做《牧誓》，里頭詳細列舉了他率兵攻打商朝的理由：“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俾暴虐于百姓”，絲毫沒提夏朝和夏人。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這還得從陶寺晚期那場大暴動說起。位于晉南的陶寺遺址是文獻記載中堯舜的都城，其絕對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間，在前2300年走向興盛，而到了前1900年左右卻因遭遇暴力入侵，從國都淪為一普通城邑，此時剛好是夏朝建立的時間節點。 考古發現，陶寺晚期時，高等級的王族墓葬遭到嚴重破壞，M22、M28等五座大墓尸骨無存，但隨葬品卻被隨意丟棄，說明破壞者的目的只是為了報復，而不是為了獲得財物。  此外，宮殿和天文觀象建筑均遭故意毀壞，宮城南墻內還發現了屠殺慘象，一位35歲的女性人骨下體插著牛角，頸椎斷裂，臨死前痛苦不堪。 不過，考古發現的陶寺晚期暴動卻有幾點耐人尋味的地方。 首先，入侵者不僅非常熟悉陶寺的墓葬分布、準確位置，而且只破壞早中晚期的高等級的王族墓葬，對普通中下層墓葬則小心翼翼地避開了，這一發現冥冥之中印證了分子人類學的研究結論，陶寺上層人群和中下層人群有著不同的族源。  其次，陶寺晚期暴動發生后，陶寺晚期文化開始出現大量鬲類器物，取代了此前陶寺居民常用的釜灶用具，表明，入侵者隊伍中至少有一支是使用陶鬲的族群。 文獻記載中曾有“禹逼舜”的記載，而陶寺的時間下限剛好承接夏朝的興起，所以，陶寺晚期因暴力導致的衰亡，與大禹脫不開關系。 但夏人并非是使用陶鬲的族群，而陶寺衰落后，也并未被王灣三期文化（早期夏文化）所取代。顯然，大禹還有盟軍。 而大禹的盟軍—負責進攻有虞氏的族群正是周人。 在遷入關中之前，姬周部族的聚居地在山西晉中一帶，而周人也恰恰是使用鬲類器物的族群。周代的史書中也不乏“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后稷放丹朱”等記載，說明，堯舜禹時期，周人的確是晉南變局的參與者，也是陶寺中下層居民的來源之一，屬于被堯舜統治的對象。 不僅如此，史書記載中周和夏的關系也異常密切，早在大禹治水之時，周人就是大禹的重要助手，負責“播奏庶艱食鮮食”。 在大禹建立絕對威權，有意取代舜之時，曾受壓迫的周人與夏后氏建立攻守同盟也就順理成章了。在陶寺遭遇暴力入侵后，姬周部族遷居于有夏氏舊地，這種親密的關系，或許正是周朝力捧夏朝，并以“有夏”自居的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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