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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仇鹿鳴的關于中晚唐政治與文化研究的斷代史學術著作。 中國傳統，歷史敘事基本都是居于王朝正統觀念下對史學記錄材料進行編纂、有意識擇別、剪裁和構建出有利于當前政治意圖和需要的敘事，這無疑是一種選擇性的記憶。 學習歷史，分析歷史，需要弄清楚短期政治宣傳，與尋找真實緣故、還原當時背景、理清社會互動機制，之間的根本差異。看歷史學歷史之前，搞清楚目的是什么——如果是完成政治指標和任務，那就必須滿足于規定和剪裁過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歷史；如果是搞清楚基本的來龍去脈，想多問個為什么，那么還是得從客觀與還原的角度出發，從基礎事實開始。 安史之亂正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官方歷史敘事，都把安祿山短暫的大燕政權視為反叛，有著鮮明的尊唐貶燕色彩，無非也是為了建構政治的合法性。 天寶九年開始，做了幾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居然在四年內連續改了兩次正統所承——即國祚承繼，原來是北周、隋（北周和隋嚴格來說都是少數民族立國），經李林甫建議，改為繼周、漢正統，李林甫去世后，又經楊國忠建議，改回原制。在那個時代，改變國祚正統乃屬于操作國運的頭等大事，何以會在四年內改來改去？原因大概都在于連續四年間都，都出現了不良的星象。李林甫改制是因為出現了四星聚尾，有政局動蕩之兆，于是改制。改制之后，又出現熒惑守心、日蝕等異象，連既定的封禪大典也因此取消，于是又改。每一次改制，都伴隨著一次宮廷政治的人事變動。 第二次改制之后僅僅一年時間，盛世就突然間變成了漁陽鼙鼓動地來——盛世常常是宣傳中的，但漁陽鼙鼓常常是現實中的。 安祿山的大燕政權實際上在當時的北中國很受支持，否則怎么會一擊之下就讓表面的盛唐遭受滅頂之災？安祿山正是在一幫失意而游走于盛唐政治邊緣的漢族士人的鼎力幫助下，充分利用了天寶九年以來的各種異象，營造出了以燕代唐的革命氛圍，很是能蠱惑人心。 根據近來對晚唐時期的考古發掘，發現北中國諸多那個時期的墓碑或紀念碑文，都沿用了大燕的國號和紀年方式，敘事間也沒有對大燕政權的貶低或對大唐政權的懷念。這與后來遼、金統治下的北中國情況完全不同。自古外族入侵中原，入主中原，都離不開漢族士人的助力——政治宣傳、國祚傳承、建章立制、安撫百姓等等，都需要文士的細致工作。當然，這些士人大多都是失意于上屆王朝或政府的人，游走于官場邊緣，恰逢政局動蕩，投身異族政權，一展身手。這些常常被后世稱為貳臣或漢奸、叛徒的士人，往往說明了一個千古不變的道理——人才從來不缺，缺的是能容人和用人的平臺。 處于危機之中的領導人常常感嘆沒有人才可用，另一方面卻是大量失意人才得不到機會，倒向對手，典型如崇禎。越是說缺人才的時代，越是說缺人才的管理者，反而越說明這個時代，這個管理者自身存在問題。作者從有確證生平的投靠安史政權的貳臣趙驊、王伷個人經歷，來說明人才之向背對于政權角力的影響。王伷出身瑯琊王氏大族，妻子也出身河東裴氏大族，出身顯貴。天寶初年進士及第，當到了支領史，大概相當于縣處級，升遷速度上比較慢。安史之亂后，王伷很快就投靠了安祿山，成為安祿山幕府的核心成員之一。 在安祿山被安慶緒和嚴莊謀殺之后，王伷又再投史思明，成為史思明手下重臣。史思明在大燕政權后期的邙山戰役中，一戰擊潰了唐軍李光弼，形勢一片大好之際，王伷卻又動了反正的心思——其原因很有趣，正因為史思明的強悍，導致剛就位的唐肅宗改變了之前對于貳臣的嚴厲懲罰手段，轉為懷柔，對于反正的貳臣都給予了寬大處理，甚至還委以重任。不久，史思明又被史朝義殺死，政權徹底崩盤，王伷則反正再投回大唐政權。成為安史之亂期間，靠左右逢源之術保全了家人和族人的著名貳臣。 安祿山時期，以胡人為主構成政權的中堅力量。同時他也十分重視對漢族士人、前朝官員的籠絡和使用。到安祿山被弒，史思明則更加偏重對漢族官員的依賴，作為反叛勢力，兩人前后的一致性，歷史上也很少見。 仇鹿鳴指出，從安史偽政權對漢族士人官員的任用，當時普遍存在的違背“忠義”、投靠偽政權的情況——從皇親貴戚到如王伷、李華等中高層官員，以及唐肅宗時期對于這類投靠行為的寬容來看，晚唐以前的中國，“忠君”、“節烈”等觀念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那樣強烈。 實際上，自魏晉以降到隋唐之前，中國大部分時間處于四分五裂狀態，天下一家的觀念遭到了長時間的解構。同時，大唐的強盛氣象也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的開放、寬容的社會氛圍，各族各國移民的往來，帶來了各種各樣的觀念和習慣。因此，大唐氣象之下，人們普遍認為是“先家后國”，國家與君權、夷夏之防并沒有在普通人觀念中處于第一的位置。 甚至于在安史之亂時，即便如顏杲卿這樣的忠烈之士，也對普遍投靠安史政權的行為表示容忍和理解——師敗將奔，去之可也。這并非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而恰恰是大唐強盛和開放的體現。——國家越是強大開放，越是寬容松泛、凸顯個人；國家越是封閉內卷，就越是傾向于對外樹敵、對內緊張。自唐之后，宋代開始，忠君節烈才開始成為意識形態的主題。而宋代，恰恰是古代中國從外向拓展轉變為收縮內卷的開始。這一內卷，就是一千年。 作者系統考察了中唐、安史偽政權、晚唐時期的中國特色政治象征——立碑。碑，確乎是中國古代傳統最顯著的政治和社會建構特征。從墓碑，到紀念碑，到德政碑，到嘉獎碑，到政策碑，石碑文化彰顯了中國自古以來重文的政治傾向——意識形態、政策宣導，都是以成文為終點。將文字刻碑立之，則有將當時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策略延續永久之意。反過來，到了現代，這些碑文就成為了現代人研究和考證歷史的證據。 仇鹿鳴這個本子的獨特性，就在于通篇都有對中晚唐時期各類墓志銘和政治碑文的研讀和分析，可以說是從考古的角度敘述中晚唐的歷史。 實際上，立碑本身也來源于民間行為，即起源于鄉里縣里的長老們為提倡道德教化、嘉獎某人，大家捐資立碑以紀念——想想為什么唐代之前有那么多的碑文。后來發展為德政碑，即對本地離任官員的一種感謝，也算得上是民眾輿論評價。 就是從唐代開始，這種立政治類碑行為逐漸被納入到了政治體系中，成為中央權力的象征——所有立碑行為都需要經過中央審批，象征著中央權力對地方的干預。從唐代之后德政碑的大量出現，也說明了一個問題——自中唐開始，地方官的流動任命逐漸成為定制，中央有意識地限制地方官長期在任，這和審批立碑一樣，都是強化中央對地方控制的手段。 從碑文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央與地方權力互動的演變。比如，到晚唐時期，德政碑又開始減少。這是因為晚唐時期，方鎮的權力又開始強化，中央對方鎮的控制力趨弱。 實際上，方鎮節度使向中央請示立表彰自己的德政碑的情況很多，但中央都未批準，表明晚唐時期的武宗憲宗仍然想堅持“去任請碑”的制度，即只有在地方官離任時才能立碑。但節度使們不僅都不想被調離，甚至都還想父子承繼，因此，就無法與中央達成一致。后來節度使們想出了一個辦法，不再要求立德政碑，而是請求立圣德碑——即彰顯皇帝指導有方，國泰民安，地方人民感到無上光榮，順帶著，也就順帶著表彰了一下節度使們自己。節度使們即通過圣德碑來強化自己統治地方的合法性。德宗時期，由安史時期的田承嗣延續下來的田弘正接任了河朔節度使，由此形成了田家對河北的壟斷局面。不過，由于田弘正非常小心地維護與中央政府的關系，德宗也正要尋覓一個能讓人放心的節度使來作為方鎮制度的表率，因此田弘正的小心，造就了君臣之間的短期信任關系，并且努力促成了晚唐的短暫中興。 田弘正去世后，德宗意圖通過削減其后代的承繼權來達到削減田家在河北權勢的目的。田家總體來講都維持了一個退讓的局面，不過田弘正下屬的劉稹則不滿于中央對地方的剝奪，組織了昭義軍反叛。這一反叛把河朔區域一直以來的正面形象給打破了，中央花費了巨大努力平定了劉稹，卻又只能重新劃分一個新的方鎮來分割河朔，通過制造均勢來維持河朔的和平局面。 其中一個鎮就是著名的魏博。魏博本來就是用于安置安史時期的降將和士兵的地方，所以一直以來是河朔軍力最強悍的方鎮。在平定黃巢反叛的過程中，涌現出了韓簡這么一個毫無忠義之心的節度使，他把魏博牙軍治理成了一支只在乎經濟收益的職業雇傭軍。 魏博牙軍的士兵將領均是父子相襲，世代為兵，其政治取向是經濟自利性和地域性的，也正因為如此，魏博牙軍有著極強的戰斗力。這與后世曾國藩的湘軍有點類似的地方。這是典型的驕兵，很難駕馭，包括韓簡自己也無法駕馭——一旦出現分配不公，或長時間離故土作戰，牙軍就很容易嘩變反叛。魏博牙軍先后兩次嘩變，推翻了韓簡和之后樂氏父子的統治，擁立軍校羅弘信為首。仇鹿鳴即以發掘出來的羅讓碑，考察了魏博與晚唐中央政府的博弈過程。 羅家也和田承嗣一樣，都是從安史偽政權中投降過來的軍人——王國維這樣定性晚唐政治格局：分為兩部，一部是安史之亂時的降將繼續控制藩鎮，一部是中央政府。只不過因云際會，歷史給了羅弘信這么一個機會，他作為一個中下級軍官，居然敢于站出來挑頭——要知道，魏博牙軍已經自發殺掉了三任節度使。 從羅讓碑中，還可以看到羅弘信與另一個節度使朱溫的聯系，正是羅弘信的邀請，朱溫第一次踏上河朔土地，他在支持羅弘信占據魏博的同時，也給自己打開了一扇介入核心政治圈子的門。羅讓隨后把魏博治理成了一個類似田弘正一般的方鎮，既高度獨立，同時又尊唐廷，爭取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同時，他修正了之前節度使過度服從中央的方式，在魏博修筑城池，不再輕易走出魏博，由是維系了羅家對于魏博的統治。 正是這種方鎮與中央的關系，顯示出晚唐在中興之后，在方鎮體制上的軟弱無力。此后晚唐政權始終在嘗試改革方鎮制度，比如推出以文人擔任節度使，武官出任副史的做法。又很快激起新的內亂。因為這只是調整，而非真正的改革，所以，中央政府加強了對節度使的控制，卻導致節度使失去了對方鎮軍隊的節制——到晚唐時期，方鎮變亂已經從之前的政治型變亂，演變成了軍隊追求待遇的經濟型變亂。這種變亂常常是因為節度使站在中央政府一邊造成的。 一直以來，唐代藩鎮與中央關系的研究，都是斷代史研究中的熱門話題。其原因顯見——為中央集權統治在維系中國統一穩定提供佐證。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中國地域跨度大，民族眾多，地域文化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從地域、習俗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分而治之很容易造成分割與獨立。 讓我很驚訝的是，眾口一詞的藩鎮研究中，只有顧炎武一人認為宋、明之后為吸取唐代治理的教訓，而采用的中央集權方式并非最佳選擇。顧炎武是從社會與人的創造力和自治能力角度來探討的——中央集權勢必就是要壓制地方差異與社會活動空間，由此，穩定和統一成為壓倒一切的要求，使得整個國家機器喪失必要的彈性。顧炎武指出，唐代之后，一個獨裁者的失誤或恣意所為，很容易造成國家大面積動蕩和社會失序，就是中央集權制度帶來的問題，他認為這種集權社會表面的穩定性，實際上蘊含著深層次的不穩定性。 這是何等驚人的見解。學術性斷代史著作，就是一個放大鏡，從橫截面看質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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