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上海沒有俄租界？漢口卻有俄租界？

在我們的傳統(tǒng)印象里，上海的西式建筑比較多，主要原因是西方列強侵入比較早造成的。然而仔細研究上海的建筑會發(fā)現(xiàn)，在上海眾多的建筑中，俄羅斯東正教的教堂并不多。明明上海有著大量的俄國人，為什么很少見到俄羅斯建筑呢？并且上海自開埠以來雖然俄羅斯移民并不少，但沒有俄國租界。相反遠在長江上游的漢口卻有非常大的俄羅斯租界，也存在著大量的俄式建筑，有些建筑比上海的還要早很多。

總體來說，俄羅斯人在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區(qū)比其他僑民要晚得多。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上海主要由英法勢力為主，俄國在上海的勢力較小。那時的俄國看著英法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也是眼熱，于是加大了對華的侵略，也希望籍此分一杯羹。但甲午戰(zhàn)爭以前，俄國的對華貿(mào)易僅有磚茶一項較為重要，于是俄國商人在長江中游的漢口開設了3大洋行，經(jīng)營收購和壓制磚茶的業(yè)務，同時俄國借著這些商業(yè)活動拼命擴展沙俄的影響力。當時的俄商把茶葉然后經(jīng)水路運往天津，再經(jīng)過張家口、庫倫運抵俄國。上海是俄國商人的必經(jīng)之處，但是極少有俄國人定居此處。據(jù)記載，1895年上海有俄僑28人，這28人欲在上海興建東正教堂，被清政府拒絕。為了保護他們的利益，在1896年開設了俄國駐上海領事館。今天，當年的古老建筑仍然為俄國駐上海領事館所使用，是外灘地區(qū)一座規(guī)模較小的建筑物。直到1901《辛丑條約》簽訂后，清政府被迫同意。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俄羅斯正教駐北京傳道團在閘北地區(qū)購地籌建東正教堂。到1905年，大約有350名俄國僑民在上海公共租界定居。1915年有402人，多數(shù)住在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的提籃橋地段（又名匯山，Wayside），住在法租界的只有41人。他們在北河南路距離北火車站不遠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型的東正教堂，稱為主顯堂，這座上海最早的東正教堂后來毀于1932年“一二八”戰(zhàn)火。

在上海人的口中，俄羅斯人往往被稱作“白俄”，其實這和白俄羅斯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僅僅是對居住于上海租界內俄羅斯裔的稱呼，特別是上海法租界中的俄羅斯裔居民。相對于留在國內紅色政權下的“赤俄'，歐美國家把這批流亡者稱為“白俄”，這才是“白俄”稱呼的由來。因早期漢譯之“俄羅斯”、“露西”（Russia）又被譯為“羅宋”（“羅宋湯”便源于此），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在遠東地區(qū)，白俄軍隊得到日本的幫助，堅持抵抗布爾什維克，直到1922年秋天失敗俄國內戰(zhàn)結束。奧斯卡·斯塔爾克將軍率領一支擁有30艘軍艦的龐大艦隊，將近2000難民逃離海參崴，經(jīng)過朝鮮元山，于12月5日駛進吳淞口。雖然到1923年1月艦隊撤往菲律賓，但是有1200名難民獲準登岸，此后又有大批白俄難民逃入中國境內，總數(shù)達7000名的俄國難民經(jīng)過海路陸續(xù)逃亡抵滬，其中不乏貴族、將軍。他們大多數(shù)來自俄國的遠東地區(qū)。1931年，日本占領東北后，大批哈爾濱白俄日益陷入窘境，由于距離和經(jīng)濟原因，他們無法前往巴黎和柏林的俄國社區(qū)，而上海的經(jīng)濟發(fā)展遠遠優(yōu)于哈爾濱，作為自由港又無需簽證或工作許可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大批猶太人也由于同樣的原因前往上海避難），于是紛紛從哈爾濱轉移到上海。到1930年代，上海俄僑總數(shù)為1.5萬到2萬人。1934年，法租界有俄僑8260人。（公共租界1935年有俄僑3017人）。使上海成為除哈爾濱以外一個重要的俄國人聚居地。雖然上海租界是一個相對自由與安全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生存條件還是與白俄難民最初的設想相差甚遠。由于他們不具備在上海這個國際城市謀生的最基本的技能，即掌握英語，無法在外資企業(yè)中得到像樣的職位；又由于不通漢語，也不善于從事體力勞動，無法同中國苦力競爭。這里面大量的俄羅斯貴族本身在俄羅斯時就養(yǎng)尊處優(yōu)，除了跳舞喝酒并無生存的一技之長，有許多俄國難民就依靠妻子或女兒當舞女來維持全家的生計。1935年，國際聯(lián)盟發(fā)現(xiàn)在上海16歲到45歲之間的俄國婦女中，有22%從事賣淫業(yè)。其他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則從事小偷小摸、搶劫等犯罪活動。1929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估計有多達85%的上海外國罪犯都是俄國人。所以這些俄羅斯難民在上海的口碑并不太好，因此滬地流亡的白俄，不論貴族平民，一概被貶稱為“羅宋癟三”。當然也正是因為俄國婦女投身于娛樂業(yè)、舞蹈等，當時的城市指南中經(jīng)常強調上海這座城市的異國情調。許多人尋求成為軍閥、富商、其他外僑的妻子或情婦，詹姆士·艾佛利導演的電影《伯爵夫人》就描繪了這種處境。

雖然整體上這些白俄的情況并不好，但這里面也不乏一些出色的人物。白俄移民中有不少音樂家、舞蹈家和畫家。在他們的帶動下，歌劇、芭蕾舞在上海盛極一時。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樂隊成員大部分都是俄國人。1934年，工部局交響樂隊的45名隊員中，有24名為俄國僑民。還有不少俄僑音樂家任教于中國的最高音樂學府——國立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義勇軍進行曲》的配器阿隆·阿甫夏洛穆夫便是其中之一。其他人找到了鞋匠、售貨員或理發(fā)師的工作。雖然地位較低，經(jīng)歷了許多困難，上海的俄國社區(qū)不僅維持了強大的凝聚力，而且確實開始在經(jīng)濟上和文化上走向繁榮。1949年-1960年期間，大量的白俄又離開了上海，他們大部分人去了美國和澳大利亞，至今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城市還有上海白俄的社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