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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根 1月24日，河北尋親男孩劉學州確認離世。 在他生命的倒數一段時間里，鋪天蓋地的辱罵和詛咒，涌入了劉學州的社交賬戶和個人生活。而起因只不過是——劉學州通過網絡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希望親生父母能夠盡到一定的責任，給自己一個固定的住所。 這個才15歲的河北尋親男孩，在微博發布一條長文遺書，遺書中寫道，他出生時被生父母賣掉，4歲時養父母去世，隨后在讀書期間遭遇欺凌，千方百計踏上尋親之旅后卻屢遭拒絕，因“買房”事件還被母親拉黑、被網友網暴，但自己并未提到買房，只是想要一個家。 然后，在長文遺書發布的當日，凌晨4點過后，劉學州經搶救無效死亡。  人生萬難 把劉學州不長的十五年攤開來，卻是充滿了萬難的人生境況。 劉學州出生時，其生父母未婚，或許是因為存在撫養的困難，而生出遺棄的動機。就這樣，劉學州成為一個被生父母遺棄的小孩。 4歲時，對他不錯的養父母爆炸雙雙身亡。而后，劉學州將姨媽當做母親，但姨媽卻也因婚姻破碎永遠離開了他。 后來，劉學州轉到私立寄宿學校上學，卻在讀書期間受到了校園霸凌，甚至在初中遭到了老師猥褻。那天，劉學州爬上了宿舍樓頂，待到了第二天學校打起床鈴。 生父母的遺棄，養父母的雙亡，同學的霸凌，老師的猥褻，劉學州的童年用“慘烈”來形容都不為過。但即便如此，劉學州依然在各種不幸之中選擇了相信希望，并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了不錯的成績。劉學州微博此前曬出的榮譽證書，就是實打實的力證。并且，平時兼職打工的劉學州，雖然辛苦，但基本也可以供給自己的學習和生活所需。 然而，相信希望的劉學州卻也被希望覆滅。尋親的開始，將一個本對生活抱有希望的十五歲男孩，徹底推向了深淵。 受孫海洋尋子成功與孫卓與家人團聚的故事影響，2021年12月6日，劉學州在網上發布尋親視頻。12月15日，山西臨汾警方通過DNA比對找到了劉學州的親生父親。12月27日，劉學州在石家莊見到了生父丁某 。他的親生父母已離婚多年，分別組建家庭。2022年1月初，劉學州又前往內蒙烏蘭察布與生母見面。 看起來，這已經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可是接下來，風云突變。在劉學州找到其親生父母，表達了想要一個家的想法后，隨即遭到了親生父母的翻臉，并直接指罵劉學州是“想要房子”。1月16日，劉學州發文稱親生母親已將自己的微信拉黑。劉學州的親生父親，則發帖稱劉學州是“人設包裝、賣慘成功、網絡乞丐”。與此同時，劉學州也知道了爸媽將他賣掉換彩禮的事實。 接踵而來的，就是由于媒體集中熱炒所謂的“劉學州逼親生父母買房子”而導致的鋪天蓋地的網絡謾罵。很快，在輿論的發酵下，劉學州就被扣上了“逼生父母買房、威脅離婚”的罪名。 瘋狂的網絡辱罵導致劉學州不得不拍視頻不斷解釋說自己原來的家已經被炸爛了，他只是想有個地方住；因為被質疑學習差，劉學州就要向網友展示自己的榮譽證書，證明自己的努力和價值；甚至在被網暴的過程中，劉學州還不停在網上和媒體、親生父母對線，不停地解釋動機、解釋原因、解釋自己合情合理。 不堪網暴的劉學州甚至還在1月22日晚上8時24分時發帖，列出截圖說明自己遭到了一個團隊的網暴。終于，雖然尋親成功但卻被生母微信拉黑的男孩劉學州在2022年1月24日選擇自殺，于當日凌晨經搶救無效死亡， 一個曾經相信希望、追求希望的人離開了這個世界，因為一個從來未經證實的指控。劉學州決定去死，因為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維護自己的清白。人們終于認識了劉學州，也終于了解到劉學州的故事，只不過，是在劉學州的遺書里——而人們認識一個人的方式，總是這樣殘酷。  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劉學州的故事，很容易讓人們想起2019年膾炙人口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以無差別殺人案開場，后續分別從辯護律師、新聞記者、精神科醫生、病患家屬的視角展開。其中，網絡暴力則貫穿了全程。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多次出現“網絡酸民”，每集片頭更是用網民對于新聞事件的評論拼貼成劇名。比如，第五集，網紅Pinky妹因感情原因自殺，男方被全網攻擊謾罵，這位“渣男”不得不出面澄清，分手原因在Pinky妹。死者被不斷消費，感情受到全網檢視，隱私蕩然無存。 第七集，為殺人犯辯護的律師惡評如潮，他的妻子也在FaceBook頁面被恐嚇，即使當事人不在意，鍵盤正義的使者們帶來的傷害卻蔓延到了其親朋好友身上；而后半部分，被貼上模仿殺人犯標簽報道的小孩，在現實中則是校園欺凌的受害者，并患有精神障礙，非客觀的報道引發的網絡暴力又讓當事母子走上絕路。 網絡暴力的危害性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由于網絡暴力能針對當事人的名譽、權益與精神造成損害，而且它已經打破了道德底線，往往也伴隨著侵權行為和違法犯罪行為。因此，網絡暴力的受害者往往也會遭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輕則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干擾，重則因此而產生抑郁甚至自殺。 要知道，不論網絡暴力的對象是誰，其行為是否符合道德甚至是法律，網絡暴力都是一種超出能量的社會懲罰，以網絡輿論為形式，卻飽含群體的攻擊性言論和行為。網絡暴力事件的強大沖擊力，可以將網絡社會中的暴力引申到現實社會中，由虛擬轉為現實最極端的表現，就是誘發犯罪案件。 尤其是當人肉搜索興起后，當事人很容易受到對應于網絡社會民眾的現實攻擊。這就容易造成對當事人隱私權的侵犯：網絡暴力事件中通過人肉搜索獲得當事人的相關信息，進行隱私權的侵犯；而在網絡事件本身失實的情況下，也會對當事人的名譽和人格權造成侵害。 比如，不久前才發生的“女子取快遞遭誹謗案”，被害人谷小雨遭遇誹謗后，不僅遭受大量網友不堪入目的評論，“戰火”還蔓延到線下，導致她被公司勸退、處于抑郁狀態、找工作被拒、遭遇“社會性死亡”。 另一方面，網絡暴力會破壞公共話語空間和公共討論秩序，理性的聲音陷入自我反思和自我審查，將變得越來越沉默。事實上，當前，看似連接一切的網絡，其實正逐漸切斷人類所有的聯系，人類間的隔閡越來越厚，情感的高墻越來越高，曾經被人們珍視的“情感”正被“利益”取代。 每一次輿論事件的發生都被網絡背后的力量加以利用，成為公眾輿論漩渦的一個又一個熱點。在網絡時代中，為了熱度的一眾媒體，甚至連死亡的價值都要榨取，這不僅是情感的淪陷，也是道德的不幸。 劉學州去世，再次給人們敲響了警鐘。無良媒體和網絡暴力加速了悲劇的發生。當那些媒體發出文章之時，又是否真正地調查過事實真相，僅憑一面之詞就開始大肆傳播，直接觸發了網絡暴力的發生，而洶涌而來的網絡暴力又將真相埋葬了網絡中。最終這些都落到了一個15歲的孩子的肩上，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網暴世界里保持批判性思維 無疑，當前的我們已然置身這個更為復雜、更具風險的世界。但風險自有它的積聚進程，危機也有其演化規律。 網絡暴力的發生是多重因素交疊共振的結果：數字媒體平臺具有內在的互動性，而人類也天生好辯。正如格雷厄姆所言：“反對往往比贊同更能刺激人。”再加上商業化運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數量龐大的“網絡推手”，為非理性網絡輿論推波助瀾，最終導致了網絡暴力在互聯網時代的愈演愈烈。 但即便如此，政府、社會和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依然能夠有所行動。事實上，在我國，政府無疑是具有最強實力和最多資源的組織系統。在應對網絡暴力問題方面，理應發揮主導功能。比如，加強網絡輿情的研判與引導工作，并建立和完善對網絡運營商的規范制度，防止風險信息異變。 一方面，要注重梳理網民訴求，分析網絡熱點，以監測網絡輿情發展態勢，建立高度協調的快速反應機制。在查明真相、澄清事實、反饋信息等方面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并以詳盡的信息、準確的用詞引導網絡言論，防止信息扭曲。  另一方面，要強調行業自律，并監督運營商承擔起信息傳播過程中“把關人”的角色，做好信息的搜集、取舍、整合、發布全過程的把關工作。對于利用網絡散布、歪曲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或負有信息監管職責而未盡責的，應根據法律規定，堅決追究其相關責任。 對于社會和社會中的我們來說，則應自覺增強風險防范意識，提高網絡行為素養以應對網絡暴力。批判性思維是一種反思型的思維方式，決定一個人到底應該“信什么”和“做什么”。我們在網上看到的空洞的憤怒，恰恰顯示出我們缺乏真正發人深省的思維。 “信什么”是在信息輸入的場景中，面對大量紛繁復雜的信息，明確自己到底應該相信哪些。這需要明辨真偽是非的能力，由此建立一個獨立的知識和價值體系。“做什么”則是在信息輸出的場景下，基于邏輯和事實去進行決策和推理，而不是基于情感、盲從或對權威的迷信。它導向的是獨立的觀點和行動。 批判性思維，天然指向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它最核心的內容是論證，即拋出一個觀點，需要舉出相應的理由去支持它。也就是說，當我們聽到一個說法或觀點時，不因為它符合某種情緒、某種立場就立即接受，而是要去評價它的論證質量，比如它的前提是否可以接受，它的前提和結論是否相關等。從它的前提中是否可以充分地推出這個結論。 這是評論最萎敗的時代，也是評論最繁茂的時代；這是邏輯滋長豐盛的時代，也是邏輯最空洞的時代。就是在這樣的時代里，我們才更不應該放棄自己所能做的。要知道，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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