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以數字技術為核心的通用信息技術正在全球范圍內推動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深刻影響著價值創造的方式。當前，全球各個行業和企業都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通過利用數字資產，開發新的應用程序，擴展新功能，開拓新思路，以更快、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式探索新的創新領域。 2021年12月12日，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首次在五年規劃中為數字經濟單獨列了一篇，并特別指出到2025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要達到10%。可以說，數字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形態，以及未來經濟發展主要動力，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過去，數字經濟往往被視為一個宏大的概念性詞匯，而缺乏與實體經濟直接的對應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把握數字經濟的進化方向，促進數字經濟向實體化發展，實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價值共生，成為數字經濟突破的關鍵。
事實上，從計算機、智能手機以及網絡技術的普及開始，數字經濟就已經存在。過去數十年，平臺經濟作為數字經濟的主導模式，通過優化供需匹配打開了經濟增長的新路徑。平臺經濟快速發展，使得以平臺經濟為主導的數字經濟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資本也紛紛涌入各大平臺機構。 然而，在平臺經濟推動技術和產業變革朝著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進的同時，其另一面，諸如霸王條款、“二選一”、大數據殺熟、價格歧視等競爭亂象也愈演愈烈。如果任其野蠻生長，不僅危害消費者權益，還會抑制企業創新，推高市場成本，甚至有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平臺經濟的規范和發展問題又因此受到公眾的空前關注。 于是，一段時間以來，有關部門陸續出臺監管舉措，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改革市場監管體制，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特別是針對一些平臺企業存在野蠻生長、不正當競爭行為等突出問題，依法進行查處，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推動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好。這從2021年數字經濟版塊的股價表現就可見一斑。 2021年，數字經濟版塊的股價表現開始與收入增速脫鉤，符合進化方向與監管態勢的行業才能贏得資本市場的認可。比如，電商版塊的營收增速相較2020年顯著提升，但收益率表現則處于末尾，即使在屢創新高的美股前三季度收益率也僅為1.5%，相較之下，2020年收益率則高達78.6%。 以平臺經濟為主的數字經濟遭遇強監管的背后原因并不難理解，雖然以平臺經濟為主的數字經濟通過優化供需匹配打開了經濟增長的新路徑，但如果僅僅是連接既有供需，而不挖掘新需求與改良供應鏈，那么隨著供需匹配基本實現，平臺經濟難以創造出新的增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逐步減弱。 當前，消費者平臺紅利正在逐漸減退，若要發揮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的長期支撐作用，最根本的還是要推動供需曲線向右移動。簡單來說，數字經濟想要實現下一階段發展，重在創造新的需求，并加強供應鏈的管理能力。 畢竟，從本質上來看，數字經濟只是一種市場工具，發展數字經濟是手段，根本目的則是要通過數字經濟的鏈接效應和數字化賦能，激活整個產業，最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只有實體產業才是真正具有強大造血功能的產業，并對經濟的持續繁榮和社會穩定舉足輕重。歸根結底，只有真正讓實體經濟發展起來，產業生態各方才可能共享發展成果。 因此，向第一、二產業滲透是數字經濟進化的必然趨勢。對于此，2021年 6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分類》的出現標志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應關系得以確認。 《分類》中詳細界定了數字經濟分為五大類，包括數字產品制造業、數字產品服務業、數字技術應用業、數字要素驅動業和數字化效率提升業。前四類是數字產業化部分，也是數字經濟的核心產業，而第五類則隸屬于產業數字化，重點體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已經取得一定成就，包括已經初步形成了需要借助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進行賦能再造的共識和意識。在實體經濟領域，我國已經意識到了數字化賦能，借助于信息化、大數據賦能之后能大幅提升效率。比如在管方面，生產制造方面，以及借助于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所實現的無人化工廠，從零部件搬運到生產組裝到質量檢測等全過程的數字化。 并且，截至2020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占GDP比重已達31.2%，占數字經濟比重達到80.9%，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強勁驅動力，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們的實體經濟數字化進展還處于發展的前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各領域融合的深度與廣度還有待提升。 對于實體經濟來說，企業對產品與模式的黏性高，試錯成本高昂，需求難以快速迭代。盡管數字轉型有助于企業提效降費，但考慮一般場景下，改革傳統的企業架構具有高額的隱性成本，且改革成本與企業的成熟穩定性成正比，使得實體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推進并不太順利。 一方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是涉及到組織架構、業務流程、經營管理等各方面的系統工程，大部分企業會面臨如何平衡資金投入與收益、選擇技術平臺、變革商業模式等現實問題，而出現“不敢轉、不會轉、不能轉”的難題。 事實上，我們諸多的企業還處于低附加值的來料加工環節，或者是處于相對低端的制造環節，產品沒有核心定價權，也沒有核心技術優勢，因此所創造的利潤非常微薄，這些微薄的利潤也難以支持數字化改造的投入。要知道，雖然數字化轉型能夠獲得長期的高價值回報，但數字化改造在短期來看則需要比較大的成本投入，而很多的企業就受困于這樣短期的資本開支。 另一方面，由于企業對融合發展與數字化轉型存在認知偏差，很多企業只是在數字經濟發展背景下簡單應用數字技術，對數據的挖掘和利用遠遠跟不上數據爆發式增長的態勢，忽視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價值，缺乏對數字化滲透生產工藝的底層邏輯的了解，而不能滿足企業實際的運營需求。 此外，核心技術實力的提升是推動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支撐力量。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程度的加深，我國在人工智能、云計算、量子通信、大數據等技術領域的應用不斷加快，技術水平持續突破和提升，但一些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應用與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 不論是從數字化的軟件應用，或是智能制造機器人環節的使用，與國際上的企業相比較，我們在經驗、品質、精密、便捷等層面都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我們在數字化產業鏈國產化中，目前的優勢是價格低廉，但品質在一定程度上難以滿足高品質的要求。 比如，在數字技術賦能工業轉型方面，“5G+工業互聯網”融合應用尚處于發展初期，在工業研發設計、制造操作系統、仿真測試等軟件層面的核心技術水平與美國、德國等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對工業上云、工業大數據等領域的應用與自主創新還有待加強。 并且，對于芯片、傳感器、控制器等核心元件的儲備與利用還未擺脫外部依賴，這些都導致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乘數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2021年12月12日，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出到2025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要達到10%。 雖然指標要求看上去并不高，因為數字經濟兩部分中，產業數字化是主要的部分，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經濟核心產業中比重比較小的部分，但相較于“十三五”的要求，則有了明顯的提升——同“十三五”初期相比，數字經濟比重只提高了0.5個百分點。 讓經濟走上高度數字化的道路并不簡單，面對數字經濟向實體化進化的趨勢，需要全面考量國內數字經濟發展的優勢和不足，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充分融合與均衡發展。一方面，是從根本上提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意識，加強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精準扶持力度。 企業作為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參與主體，要充分調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積極主動性，使其從根本上認識到數字化轉型的價值與優勢，自發進行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此外，地方政府應積極利用大數據了解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定位、困難與需求，建立包容普惠的金融扶持機制，及時為企業提供精準化的服務與支持。 如前所述，然數字化轉型能夠獲得長期的高價值回報，但數字化改造在短期來看則需要比較大的成本投入，在這個層面，國家或許可以考慮出臺相應專業的扶持政策。比如對于短期又資本開支困難又有動力投入進行數字化改造的企業，給予專項的數字化改造無擔保的無息信用貸款，并允許以5-10年的周期從利潤中扣除。當然這個工作也面臨著難度，就是如何對這些貸款與項目進行有效的專項監管，以保障這些資金能有效、真實的投入到企業的數字化改造中。 另一方面，要加快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未來產業發展與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科技水平的提升是重中之重。為此，一是要求政府、企業加大對數字領域的基礎技術、共性技術以及智能關鍵系統與軟件的研發投入，大力給予企業致力于研發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術的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吸引更多的企業自主增加對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的投入。 二是集中行業領軍企業與著名科研院所的力量，持續深入探究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在實體經濟各領域場景應用的底層邏輯，加快實現計算機仿真技術、芯片、人工智能基本算法等底層技術以及傳感器、基礎軟件、核心元器件等領域的自主可控，并與政府部門共同推進研發成果的轉化與應用，擺脫技術層面受制于人的局面。 三是不斷深化數字技術在傳統產業研發創新、生產加工、倉儲物流、營銷服務等環節的滲透和應用，探索數字技術與不同細分行業的內在差異化融合路徑，利用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升級，發揮輻射與帶動效應，助力更多的上下游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 在扼制了互聯網平臺的無序擴展之后，實體產業將會迎來真正自主數字化創新發展的機會，而不是在互聯網平臺的壟斷下被迫接受定制方案。不可避免地，數字經濟整體的進化和升級伴隨著微觀個體的陣痛，但數字經濟的發展重心終將聚焦于實體經濟的數字化進化，并且將會迎來長期健康的發展趨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