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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詩歌的精神內核之一，是對人的特定存在問題的超越思考。這種思考必然使詩歌與文化、社會、政治、歷史、哲學建立起新的維度，呈現人自身的存在意義。當代詩歌的自覺或無能，就是缺乏對存在問題的體驗和多維度的觀照，往往以感覺、潛意識代替對存在意義的追問，缺乏澄明、清澈的思考、內省、陳述。成熟詩人標志之一，就是可以準確審視、觀照對“明確無誤事物”，將其轉化為一種成熟的智慧。四川詩人劉澤球就是其中之一。 劉澤球在個人早期詩論《面具、虛偽的手——關于嚴肅寫作與時代生存關系的一次討論》中，表現出了對人自身被現代文明無限“工具化”，出現“非人”存在境遇的擔憂。他認為，人自身為了祛除外界帶來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而被迫戴上了各種“面具”：“工廠是工業的面具，商品是商業的面具”，延伸到人的新處境——人是各種面具的可怕復合。人的存在境遇始終處于各種沖突、對立中，詩歌寫作的價值正在于艱難的抉擇與復雜的證實、呈現，使自己置身于存在的意義鏈條之中。 在四川《存在》詩刊寫作群體看來，劉澤球的寫作可以命名為“存在”的內驅動力寫作——寫作的非尋求狀態，一切從個體自有生命的小天體及小宇宙時間中去領會、體證與之對應的外部世界。“在克制中追思，強大的內在精神力量足以解構和重建新的精神尺度，并把它上升到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心靈之境。”（陶春語）。即使面對作為人的存在物——語言也進行事實、秩序上的糾偏、修正，甚至認知顛覆，以便重新確認與激活詩歌。 劉澤球的詩歌寫作實踐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長詩寫作。傳統意義上的長詩，往往沉溺于宏大的敘事，關照的是個人命運或者生活變遷，并具有清晰的結構，有著體積龐大的形式感，卻缺乏內在的擴張、轉化，主題處在了晦暗、荒誕與精確清晰之間而變得模糊不清，這不僅是因為語言技巧的缺失，更是對處理深刻主題能力的欠缺。劉澤球創作長詩的初衷，可以看做是打破詩歌在體積、長度、容量等等方面的限制，也可以看做是對超越技巧、超越文體意識的嘗試，以增加主題寫作的強度和銳度，不斷潛入、生發、解釋、演繹、建構、推進，打破了語言自身對于意義闡發的捆綁，與日常生活情境的重重隔閡，保持詩歌寫作的精確性和純度，具有“前所未有的包容性和擴展性。” 其中，《水泥廠》《賭局》《龍井村的西緒弗斯》等等長詩完全可以作為劉澤球的寫作范本進行分析，這些長詩已經成為經典性寫作。 《水泥廠》是一部奇異的長詩，它的結構，融敘事、想象、抒情于一爐，全詩建立在一種“水泥廠”現代工業文明情境中，對人的生存發展過程中的宏觀把握的基礎上。進入詩的敘述時，詩句的推進處處以微觀的具象和意象闡發。語言敘事中從水泥廠的環境觸發的感受，延伸到父親的矽肺疾病，呼吸，水泥廠建筑本身的意義“水泥，不再是水和泥的混合”，是經過了“碎骨的煉獄”。人自身作為生命體，同樣無法逃脫“帶血的命運”，“身體里遲早要來的衰老”和水泥相同的結局——“有著一樣分解的顆粒。”第三節的關注點直接回到了人自身，敘述水泥廠中的工人在離開廠區之后，依然是“水泥廠”所控制，即使卸掉了“磨鈍的工具”，“水泥也將灌注進各個器官的墻基”。“水泥廠”的工廠特性，使得個體的個性被湮沒，“頭頂硬質披肩的工人/卸下磨鈍的工具/從鐘表般循環的轟鳴中/離開廠區/那些聲音 仍將跟隨他。”“水泥廠”迫使每個人被貶抑、損耗，人即使離開了工廠，身體、精神依然被工廠異化，原本有力的生命個體經過了“水泥廠”式的現代工業的重構，自我被工業文明打破和重塑：“石塊在埋葬了童年時代的深山/低聲地抽泣/迫使他轉身回到床上/這一夜 同其余的夜晚一樣漫長/也一樣孤寂不堪。”工業化的過程造就了各種新的生存處境，使得現代社會中的生命個體被抹去了個性，個體的生命尊嚴不斷被貶抑。無孔不入的工業文明已經嚴重侵蝕了人自身的存在，彌漫性的“人的異化”不斷稀釋、肢解、抽空了人的自身意識，人的意識的稀薄，已經無法證實人自身的存在，“一樣孤寂不安”人自身的歸屬又在哪里？ 劉澤球表示了一種迷惑或者對人自身陷入存在困境的無力感——“一切有形的都將歸于無形”，“水泥廠”所代表的現代文明無限割裂了文明與人自身的聯系，即使文明的重新進化，“升到了雅典的高度”，“每一座城都將經歷第二次毀滅。”人自身受制于自身的創造中，人與文明的關系表明：人是一切存在的繼承者和領受者，始終處于不斷地沖突、對立之中。當“水泥廠”的現實帶入感超越了意象，水泥廠自身的各種涵義、對人的影響疊加、建構、挖掘出來，“水泥廠”成了連接現代文明發展與生命個體的復合體，其豐富復雜的多變性，成為關注的“象征物”了。 詩人在密不透風的、高密度詞語的推進中，平衡著宏觀把握與微觀敘述，將人的各種存在狀態撕裂、解剖，以復雜的語義關系打破 語言對于抒寫的控制，以致于形成一種非公開性的語言隱喻系統，不斷跳躍、聯想、闡發、分析、挖掘、背棄，自我意識能夠在自在的語言保障下，架設起語言的“天梯”穿梭在萬物并存的構成狀態中，寫出“水泥廠”不同側面的互為映射產生的微妙變化，產生了互為闡釋與補充的效果，每一個小節之間生發出無數繁復的意義鏈條，將對人的存在狀態的認知開辟出一條新的認知途徑。人的“存在”本身需要領會、體證與之對應的外部世界，在清晰的敘述中解構和重建新的精神尺度，并把它上升到一種不可重復的意識活動，重新確認與激活詩歌作為詞語創造本質活動的最終歸宿，將詩歌寫作從日常的抒情、敘事解脫出來。
在另一首長詩巨作《賭局》中，劉澤球繼續著自己龐大的寫作野心，嘗試將個人日常經驗聚焦在生存的自由、創造，讓生命的真相得以顯現、澄明。這是一種試驗，借助長詩特有的包容度和信息量，不斷拓展、破解、解碼、重構人類普遍命運的存在迷思。在“賭局”的“小宇宙”中籠罩著各種“自我”，這些形象又低迴于“眾生”，由此，管窺流淌于“賭局”之中的思想意涵成了一次智趣的行程。凸現出對生命的內在困境——即人的存在的困境的超越性認識，這種超越本質上就是人性的超越。 詩人長期生活在四川，川地風行的打麻將對于詩人并不陌生，麻將獨有的符號象征系統更適合詩人的“存在”主題寫作，將“打麻 將”這一日常生活事件進行經驗、哲思的糅雜，并以敘述、抒情、反諷等表現技法，以一種奇混生的同時狀態并立于同一空間，模糊了主客相對的現實界限，模糊了生存經驗與原初經驗，將形形色色的欲望碎片、種種艱險與不測吸納入“賭局”這一欲望的復合體中，將“打麻將”這樣充滿哲學思辨的構成人自身的“存在”困局。 《賭局》這首長詩最早寫于2002年，經過了劉澤球多次的修改。筆者在2002年的“北大新青年”論壇讀到了《賭局》最初的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的《賭局》寫作中，詩人將牌局的四人的方位分別定義為“青龍、白虎、朱雀 、玄武”，青龍代表東方（左方）、白虎代表西方（右方）、朱雀代表南方（前方）、玄武代表北方（后方），并試圖引入傳統五行文化，所謂青龍為木、白虎為金、朱雀為火、玄武為水，從中引入神話、傳說等等考據、典故，以便于從容地旁征博引，為長詩增加自由度，無限發揮歷史文化的意義，天馬行空地想象。然而，劉澤球最終卻放棄了這一概念，將“打麻將”還原到了日常生活與歷史文化的現實語境中，四個打牌者的身份更為日常——莊家、上家、對家、下家。這種角色定位與位置安排，更像是類似巴洛克復調音樂的“賦格”——一種對位、遁走、追問的創作意識，這正是劉澤球作品中一以貫之的思維模式，將寫作主題無限交織補充、自我撞擊、引向深層的討論與挖掘，在由高密度的語言逐層深入的嚴密思辨下，整合了虛與實、古與今的普遍存在境遇，以此超越現實的抽象，遠觀現實對人的影響，發現其中的共性，對于錯落、迷離、未知的“賭局”情境進行裁切與聚合，由自由驅逐了束范，營造造設歷史意象的個人場域。 長詩《賭局》從午時的第一幕“開局”開始，就引入了4名暗喻身份的打牌者，猶如糾纏在漫天飛舞的情節、結構中的小說人物。A是賭術研究者（位置：莊家）指向了職業賭客，與情欲魔法師、辦公室幽靈、陌生流亡客遙遙相對，他們的現實身份更像是曖昧的女子、公務員、路人甲式的牌搭子。一眾賭客起手碼牌、砌牌，方方正正的麻將牌圍起了一片疆域，牌桌被詩人視為了“工地”，“帝國的戰爭”的神圣疆域。詩人從“賭局”的空間意義，將歷史與地理、文化重新統攝在精心建構的新空間里，極力維持一個虛擬時空的空間。每一個打牌者在“賭局”方位直接變為了在虛擬空間的排序——“莫斯科”“伊甸園”“泰山”“希臘”。這些被精心挑選出來的的地理名詞具有了十分明確的歷史、文化的能指，如一個個獨立的麻將牌，經過了與打牌者身份的文化代碼互相映襯、匹配的排列組合，譬如“情欲魔法師”與“伊甸園”的對應，借此表達在自行建構的虛擬空間中，處在不同歷史、文化空間中，人類文明所遭遇的具有普遍性的成功或者失敗的意義，相互對比、碰撞出不同的“存在”境遇。這更像是一種存在的“悖論”：無論來自哪個文化背景的打牌者，都將在無法逃離的“賭局”中遇到自己熟悉的文化記憶，再次面臨文化、歷史的成功或者失敗。“打麻將”這一中國人的文化行為，最終演變成了所有人類無法逃脫的命運。 在這首長詩的“第二幕”——“壘局”中，詩人發力的重點放在打牌者性別身份的闡釋，從中衍生、討論了性別在身體、欲望等等在“賭局”中的各種投射。在促狹、逼仄的打牌室中，女性身體被還原到了具有某種日常，局促的空間使得女性身體的身份被一再放大，成為了“被億萬偽道士、清教徒手指之箭攻陷的罪惡之城”，變成了性的隱喻，女性身體還被放置在希臘、雅典和東方國度的歷史文化場景中，從身體迸發的情欲中解讀東西方文化對女性身體趨同的認識。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在敘述時引入了“金蘋果”的意象與典故——四只眼中噴火的餓靈/在進行一場蹺蹺板式的角逐/誰失誤/誰就失足、跌出/遠遠離開中心的金蘋果。在希臘神話中，金蘋果是愛情之果和智慧之果。而“蘋果”一詞在拉丁文中是malum，恰好和“惡”一詞的拼寫相同，只不過前者的a讀長音，后者的a讀短音。隨著公元5世紀哲羅姆翻譯的通俗拉丁文譯本《新舊約全書》面世，蘋果便逐漸成了禁果的唯一候選者，成了能讓人明辨是非的智慧之果。 由身體引發的欲望，使得歷史成了“身體的歷史”，在剝離了“女人固執的錯誤”與歷史軌跡變化之間的聯系之后，傳達出人自身如何將身體一次次重塑為欲望，借助身體恢復了作為生命體的生物活性之后，如何又通過身體敘述重新闡釋歷史、文化，進而制造出新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感，或者在歷史敘述、文化建構的過程中，大批量制造作者曾經強調的——新的“面具”，使得不同歷史、文化情景中的人具有了某種“共同的悲劇命運”。 在《賭局》第三幕——“僵局”。詩人從打牌室的空間寫起，或許由于主題寫作的慣性，對于身體主題的迷戀，詩人從麻將室內的煙霧繚繞、污濁的空氣，再次引申出身體的新境遇—“喪失呼吸的能力、機器結構的肺”。不過，作者并沒有停留在身體的敘述中，而是從出牌者之間的關系折射出更為繁復、細膩的行為互動，將打牌者的不同個人經驗相互重疊、交叉，讓打牌者各自的經驗主動納入《賭局》的整體意義，并持續到第四幕“混局”、第五幕“殘局”。即將轉入最終篇章——第六幕《結局》之時，劉澤球插入了“賭局的象征（或譜系）”，并標明內容摘自《賭經》）。詳細分為了“筒字牌”（母性象征），“條字牌（父性象征）”，“萬字牌（變化象征）”，“文字牌（人界象征）”，開啟了象征與隱喻之間的符號轉換，以聯想、暗示、推理等將麻將牌的牌面意義翻轉，映射、覆蓋了文本象征、隱喻的語境系統，加深了象征與隱喻對于認識世界的意義。而一旦剝離了這種特殊的語境系統，整個詩歌文本意義也將崩塌了。有鑒于此，作者再次回到4名打牌者的身份設定，將文本主題還給了作為精神生命而存在的生命個體——“人”’，讓人自身一次次反復訴說，將包裹在自我意識內外的迷離、無明層層剝離，不同身份的賭客的意識在自我敞開、蜿蜒徘徊、日漸清晰之際，竟然意外獲得了“集體意識”——“讓我們揮霍時間昂貴的饋贈。”原本互為矛盾、悖論或意義迥異的人物形象經由經驗、玄思糅雜，以一種奇妙混生的共存狀態并立于同一時空，宣告著這個被形形色色各類欲望碎片充滿種種艱險與不測的世界，確實是真假相持、生死相依、難易相成的充滿夢境與覺悟的相互構成的世界。 長詩第六幕的《結局》，繼續加深著這種充滿悖論和矛盾的生命體驗，將各種經驗和景觀焊接為鋒利的刃口，揭示生命個體在不斷的崩解和重生、麻煩和痛苦、模棱兩可和矛盾的困境之中掙扎，保持著存在的狀態的恍惚，偶爾獲得某種神啟——“其終端始終指向虛無”，向著這個時代造成的“存在”空白彌漫過去，成就一種古老的“為了聚會的告別”，生命里的自由與真性最終無處安放。 近一個世紀前，瓦雷里在《純詩——一次演講札記》中的告誡與預見在劉澤球的寫作中得到了某種印證：這類自我燃燒、自我生發的寫作，如同大地上萬物的生長與寂滅，繁縟、鋪陳，奢華而唯美，因為生命能力的燃燒與燭照而燦爛。 2022年2月22日
劉澤球，20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現居四川德陽。著有詩集《洶涌的廣場》《我走進昨日一般的巷子》，曾獲第八屆四川文學獎。民刊《存在詩刊》主要創辦者之一，曾策劃“新世紀十年川渝詩歌大展”，部分作品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和國內發表，入選多種選本。翻譯有默溫和德里克·沃爾科特部分作品。 作者劉均，寧夏作協會員，寧夏作協詩歌學會會員，寫作詩歌、隨筆、樂評等作品，大學期間開始文學創作，寫作詩歌、小說和樂評。樂評作品陸續在《通俗歌曲》《音樂生活報》《口袋音樂》》等音樂報刊上發表。隨筆、詩歌、文學評論等文學作品散見于《黃河文學》《銀川晚報》、《固原日報》、《今晚報》、《中國青年》、《時代人物周刊》、《山東廣播電視報》、《中學生》等報刊。曾出版隨筆集《第一套》（合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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