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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夏斗寅事變和馬日事變以及武漢政府的反工農活動，標志著革命進入緊急時期。 緊急時期就應該采取緊急手段，一切為了搶救革命。這個時期就應該丟掉顧慮，放手開展農民運動，放手掌握革命部隊。做到這兩點，就可以挽救革命。所謂放手發展，就是不受武漢國民政府的限制。武漢政府能勉強同意的，更好；武漢政府不同意，也要先斬后奏；最終要準備決裂，因為汪精衛等人正在嚴重動搖，遲早要決裂。  然而，斯大林、鮑羅廷、羅易、陳獨秀等這些起決策作用的人，都沒有準備決裂，而采取了一系列退讓方針，依然希望拉住武漢國民政府。 1、來自共產國際的退讓方針1927年5月18日到5月3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八次全會，其中一項重要議題是研究中國革命問題。5月24日，斯大林在全會第十次會議上作了《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講話。全會又作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 斯大林的講話主要有兩點：
斯大林剛剛發表了這個演說，馬日事變的消息傳到莫斯科。  共產國際第八次執委會中國委員會立即加以討論。中國委員會由布哈林、艾爾科勒(陶里亞蒂)和法共的特倫三人組成。 布哈林談了自己對中國形勢的看法。 他說：
布哈林在農民問題上態度轉變之快實在令人吃驚。在昨天以前還一直力主土地革命，在第七次執委會上還狠批中國同志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在第八次執委會上也狠批托洛茨基的反對土地革命。  而一夜之間，一當得知中國農民運動同反動軍人發生磨擦時就立即改變態度。 難怪法共代表特倫一時轉不過彎子來，還堅持說：
布哈林同特倫爭論了很長時間，各自堅持自己的意見。陶里亞蒂沒有插話，據特倫說，陶里亞蒂很為難，因為在觀點上他傾向于特倫，但又不敢不同意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意見。 布哈林覺得事情很難辦，他要求委員會聽聽斯大林的意見，于是打電話請斯大林來。斯大林來了。他同意布哈林的意見，他認為特倫“沒有抓住中國形勢的實質問題”。 2、斯大林何以態度突變?5月24日斯大林剛剛贊揚了中國偉大的土地革命，剛剛強調要依靠武漢政府推動工農運動；事過幾天，斯大林的主張來了個大轉彎。  主要是兩個因素造成的。 第一，形勢的突變。 從前面斯大林同特倫的對話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形勢的逆轉致使斯大林要講點“策略”。而且斯大林很明確，講策略是為了贏得時間，一當形勢許可再進行斗爭。特倫警告斯大林：“策略就只應該是策略”，言外之意是決不能以講策略為借口而放棄斗爭。 第二，過于看重國民黨力量。 這是斯大林的一個老毛病。以前是過于看重蔣介石的勢力，現在是過于看重汪精衛的勢力。以前是遲遲不愿意同蔣介石決裂，導致了“四一二”的突遭襲擊；現在是遲遲不愿意同汪精衛決裂，一切立足于依靠武漢政府，導致革命勢力完全處于無戒備狀態。直到這次會議，斯大林依然相信汪精衛會聽他的話，策略的基點依然是用收縮農民斗爭的辦法以拉住汪精衛。因此，斯大林嘴里說的爭取時間“還有可能加強我們的力量”只是一個空洞的允諾。 據特倫的紀要講，在這次中國委員會爭論之后，斯大林就給鮑羅廷發出指示，退制農民運動。但是緊接著又發出一個電報，撤回前邊的指示，顯然這后一個電報，就是“五月緊急指示”。  特倫的紀要是這樣寫的：
3、我黨領導人應變方針5月13日，南京宣布夏斗寅反共討伐武漢政府之通電，夏軍由宜昌向武漢下駛，宜昌之楊森部隊亦與夏斗寅采取一致行動。5月17日，叛軍已逼近武昌城外的紙坊。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對策，蔡和森同李立三提議葉挺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領粵漢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變，則直由粵漢路取湖南為根據地，再進攻湖北與廣東，以暴力對付暴力。 會上“羅易與秋白同志以為現在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左派關系的問題，只有與左派關系弄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急務便在建立此中心。” 如果中共中央在夏斗寅叛變時就集中一些武力同武漢決裂，以起義占領湖南，似嫌過早。  一是汪精衛、唐生智反共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二是革命的軍事力量尚未集中一起，力量太弱。但是此時就做以暴力對付暴力的準備是必要的，尤其是武力上的準備。然而中央政治局絲毫不做這個準備，而是如羅易、瞿秋白那樣，工作中心依然是調整同國民黨左派的關系問題。一切依賴汪精衛等人去處理。 馬日事變后，鮑羅廷和羅易各有主張，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也各執所見，總之，拿不出一個統一的對策。 正在拿不出定見之時，6月1日，北伐軍唐生智部占領鄭州，汪精衛等國民黨中央主要人物赴鄭州同馮玉祥開會。6月13日汪精衛等返回武漢。在汪精衛等赴鄭州開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過三次會議繼續討論政局及對策。 當時政治局委員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蘇兆征、李立三、周恩來等。政治局常委有陳獨秀、張國燾、李維漢三人。秘書長為周恩來，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6月24日以前蔡和森一直代理秘書長。以后由鄧中夏任秘書長。 4、三次生死攸關的政治局會議汪精衛赴鄭州會議期間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蔡和森均參加，在《黨的機會主義史》中記敘了這三次政治局會議簡況。  第一次政治局會議是討論克復鄭州后的下一步戰略措施問題。蔡和森認為鄭州克復后馮玉祥的反共態度已定，如果武漢部隊、馮玉祥部隊同津浦路上蔣介石部隊共同分頭北伐，那么雙方打到北京之日也就是他們共同反共之時。 蔡和森寫道：
 蔡和森發言指出：
當時蔡和森拿出一份他擬定的湖南、湖北的決議案要求政治局追認，因這兩個決議案已經政治局常委會通過。
蔡和森說，剛好這一天又接到共產國際發來的一個電報“責斥中央對于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指令迅速反攻并解決許克祥，農民自動沒收土地，否則中國革命將一敗涂地。”  羅易看完兩湖決議案之后認為同國際來電相合。這個國際來電，就是“五月緊急指示”。第二天羅易提議要求國民政府討伐朱培德同時中共派50名軍事同志赴江西準備起義推翻朱培德。 蔡和森認為，這時政治局開始有了一點“進攻”的新空氣，湖北省也開始按照上述湖北決議精神“開始宣傳反對反動的國民黨中央。 同時派去大批軍事同志赴湘發展農民起義，推翻許克祥。這些軍事同志去時，中央常委出席說明是要準備對付整個的唐生智的反動之到來。于是中央與國際代表之間，組織一湖南特別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起義。  后來此會開會數次，外國同志將起義計劃改了又改，同時所決定之款項遷延不發，而我們已派去大批軍事同志前去，須要計劃與款項異常之急；最后外國同志聽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報告，認為我們自己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起義為不可能，對于前次所決定之款完全翻臉。于是軍部周恩來同志與羅易大鬧一場，取消此委員會”。 第二次政治局會議依然討論下一步方針。陳獨秀作了一個樂觀的報告，認為張發奎軍隊已自動撤回武漢，唐生智軍隊也繼續撤回武漢，這樣唐、張同馮玉祥共同北伐計劃已不成立，共同解決C.P.（中國共產黨）的危機業已緩和。 羅易接著發言指出：
蔡和森發言表示贊同這個進攻論，說：
任弼時提議要發宣言，于是羅易起草了政綱與宣言。 羅易又提出“驚人”的建議：
鮑羅廷聽到通過上兩項決議案后氣得要死；彭述之聞之到處宣傳中央和湖北省委荒唐，“竟喊出打倒朱培德，討伐朱培德的口號呵!”  譚平山聞之，臭罵羅易左派幼稚病，不懂中國情形。于是群相告走，如大禍將至：“這不是與國民政府決裂么?我們有什么準備，能這樣開玩笑!”“兵工廠罷工來一個屠殺怎樣辦?”“國民政府、唐生智、朱培德、馮玉祥……一律表示反對，我們有何力量抵得他們一個打擊?”“荒唐!”“幼稚!”“發狂!”...... 第三次政治局會議是取消前次政治局會議羅易提議的決議案。蔡和森在會上曾一度堅持，最后還是多數人反對而取消原案。 羅易表示：
于是李立三提議改反抗的示威罷工為歡迎北伐軍凱旋的罷工。關于朱培德的口號也大加修改。
蔡和森認為，政局發展如此地步，應當丟掉對汪精衛和唐生智的幻想，應當立即去做團結湘鄂贛的群眾工作及團結左派的工作，要公開做反汪、反譚、反馮、反唐及朱培德之宣傳。 但是在武漢，當毛澤東等人剛剛作此宣傳時，“譚延闿知道了(因為毛澤東同志等公開宣傳)，大發雷霆，以為這一手來不得”。 在武漢，湖北總工會劉少奇等在街上貼些打倒許克祥及朱培德的標語。
鮑羅廷這時明確提出此后不要再看土地革命，“現在夏斗寅、許克祥、朱培德、馮玉祥一齊叛變，左派與我們的關系千鈞一發，還同他談什么土地革命，談更無益。現在只有東征才能跳出此危機。故一切較高的政綱都待打到南京后再說。” 蔡和森講，此后政治局完全實行的是鮑羅廷的這樣一條路線：我們暫時受些委屈合作東征，渡此難關，待東征成功后“再與他們談別的事情”。只要東征期間汪精衛不反共，我們一切退讓均可以。其實汪精衛、唐生智所要的是東征期間蘇聯的借款，一當把“草”吃足，再行分共。 羅易此時仍主張擴大左派武力，想擴大張發奎的勢力，鮑羅廷堅決反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數人也反對。“以為這個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馬上就要和我們翻臉，何鍵馬上即會起義政變。 但是羅易終不死心，竟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衛。”這是羅易中了“汪毒”，他想拉住汪精衛做左派中心，竟把國際來電和盤托出告知汪精衛。 國際來電內容是：
羅易的這個嚴重錯誤，遭到中央政治局全體的反對，于是共產國際調羅易速離華回去。 關于馬日事變以后緊急時期中共中央的對策，瞿秋白在給“六大”的書面發言中也有詳細的記述。他認為，這一時期是鮑羅廷與中央兩種傾向混合進行，便形成總的革命勢力潰敗的形勢。瞿秋白認為蔣介石叛變后，武漢時局大致有三個急轉時期。 第一是4月中旬至5月21日；第二是5月21日至7月4日；第三是7月4日至7月13日。 第一期，是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工商聯席會議與北伐問題，占領了中央政治局的注意；第二期，是馬變問題(及鄂贛反動勢力高漲)；第三期，是退出國民政府問題。 瞿秋白說，馬日事變后確曾主張進攻，但是這種進攻只是嘴里的空喊，“只在委員會中開會、派人、找錢'。及至江西朱培德“歡送”共產黨，“中央最后一點'進攻’勇氣也完全消失了。 反抗許克祥屠殺的示威運動也變成歡迎唐生智、張發奎班師了”。 這以后，就是東征問題了，對中國共產黨來講，這也是個緩兵之計。羅易反對東征，主張南伐，他親自向汪精衛提議，教他聯絡張發奎，離開唐生智，而以擴充共產黨的軍力為條件。羅易最后的努力沒有結果。 5、新的開始為了挽救革命，共產國際電令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政府，并決定縮小政治局為五人的臨時政治局，他們是張國燾、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和張太雷。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最后階段帶有轉折性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變化。 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的報告中講到：
所謂7月13日宣言，即《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政局宣言》。這個宣言公開譴責了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支持右派軍官屠殺工農群眾的反動政策，公開聲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并號召工人、農民及革命兵士跟著共產黨奮斗到底。 7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明確指出在目前應轉變農民運動總策略。 通告指出：
臨時中央在革命處于危難的關鍵時刻，為轉變黨的路線，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大貢獻。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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