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知識點梳理（六）——新詩（一）

（4）新月派提倡“規范化”，標志著新詩的藝術探求進入了更為自覺的階段。這里要著重了解“理性節制情感”的美學原則和形式格律化主張。所謂“理性”是指藝術上克制，并非一般所說的詩的哲理化，其目標是要糾正“五四”新詩中濫用的直抒胸臆和極端的感傷主義，轉為將主觀情愫客觀對象化，追求詩的蘊藉含蓄和非個人化傾向。這一點，可以通過分析聞一多的《口供》等作品來加深理解。與此相關的是“和諧”與“均齊”的詩美追求，和以“三美”為標準的“新詩格律化”主張。此為本章重點，也是難點。在掌握其有關知識的同時，最好能深入思考新月派的詩學主張為何可以理解為是“在新詩和舊詩之間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橋梁”，并在經過新詩運動激烈反傳統并立住腳跟之后，重新與中國詩傳統的主流（尤其是唐詩宋詞）取得銜接與聯系。

    （5）評述聞一多與徐志摩的詩作。關于聞詩，應細讀《憶菊》、《發現》、《一句話》和《死水》等名作，不止于一般地用愛國主義去解釋，還應看到中西文學沖突所引起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若再深入一步，也可以探討“東方主義”文化觀與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現代感受，是如何復雜地交織涌現于聞一多詩中的。學習中注意體味聞詩的矛盾張力與沉郁的風格，及其試驗“新詩格律”的得失。對徐志摩其人其詩，可稱為“古典理想的現代重構”。他的活潑瀟灑個性，不羈的才華，以及對愛、美與自由的熱烈追求，形成了詩歌中特有的飛動飄逸的風格。對徐詩要注意運用直觀的把握，即在閱讀中整體感受其情緒和韻味，和那相應的節奏詩律。不妨選讀《雪花的快樂》、《再別康橋》等名作，認真朗讀和品味。徐志摩是新月派前期與后期的重鎮，其在30年代的創作情況可以合并于此討論。此外，可以細讀朱湘的代表作《采蓮曲》，對這一性格焦躁、詩風卻有“東方的靜的美麗”和古典美的詩人，也有大致的了解。

    （6）這一節的知識點有三個：一是純詩的概念，1926年穆木天在《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指出，詩應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維與表現方式，強調暗示與朦朧。另一詩人王獨清則提倡詩中感覺的表達。他們的意見代表了當時對新詩“非格律”化的不滿與反撥。二是李金發的象征派詩。可舉出《棄婦》等作品，進行細讀評析。此為難點，可以參照“評論節錄”中的有關賞析文。把握這一類詩的關鍵，是抓住“多遠取喻”，即發現事物之間的“新關系”，以及意象跳躍、暗示和感官呈像等手法。借此還可以對詩壇常有爭議的“朦朧”“晦澀”的一路詩歌有所理解。三是“早期象征詩派”，除了解李金發等的創作和上述有關詩論，還應從“又一次歷史的反撥”角度去理解這一詩派的文學史地位。在推進新詩藝術探求方面，新月派探索新詩格律，李金發等人則注重東西方詩的溝通，都傾向“貴族化”（純詩化）一路。

    （7）對蔣光慈為代表的早期無產階級詩歌可作一般知識性了解，知道其顯示了新詩流變的一個方向。作為“五四”新文學的“急先鋒”，新詩在與傳統的“斷裂”方面，在挑戰一般讀者的審美期待方面，可能表現得最為突出。這也使它一直處在爭議當中，尤其是針對早期白話詩的批評，在文學史上一直沒有中斷。一種常見的觀點是，早期白話詩的價值只表現在工具的革命上，對詩歌審美價值的忽略，則構成了它的歷史缺陷，對古典詩歌的激烈拒斥，更是造成了新詩的內在危機。直到20世紀90年代，還有學者撰文指出，正是因為“五四”新文學倡導者在變革語言的同時，忽視了對傳統詩歌的繼承，新詩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這些批評有各自的出發點，不一定全面、準確，但的確為我們留下了討論的空間。除了掌握新詩第一個十年的基本線索之外，還可以嘗試思考新詩的獨特性和歷史得失，在打破舊體詩的形式規范之后，它是怎樣尋找自己的詩美，又面對怎樣的歷史困境，它的偏激背后又有怎樣的歷史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