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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嘉（梅林）：張浚隆興北伐及歷史意義（四、五）  劉嘉，網名梅林，重慶人。曾就職于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訪學于日本明治大學，現任職于重慶出版社，著有《張浚大傳》《鯼環閣》等。 （一）得失兩悠悠 隆興北伐，大的目標是收復中原，恢復太祖時代的偉業，然而其具體的戰略計劃又有什么得失呢？ 前面提到辛棄疾到建康向張浚提出了具體的北伐建議，利用水陸兩路，趁著金國重兵屯駐河南陜西的機會，兩路大軍直指山東，聯絡山東河北地區的起義義軍，傳檄河朔諸郡，一舉而破趙舉燕，“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身前身后名”。 鑒于后來隆興北伐的失利和辛棄疾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于是很多人指責張浚剛愎自用，沒有采納辛棄疾的意見才遭致失敗。 然而辛棄疾的計劃，就真的可行嗎？紹興三十二年冬，陳俊卿上疏也主張進攻山東：“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但這里出師山東的目的，是調動陜西河南地區的金軍使中原空虛，同時幫助吳璘，主攻方向還是河南。對此，史浩反駁道：“況淄、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荊、襄為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 張浚雖未采納辛棄疾計劃，卻吸取了他的一部分合理化建議，在福建組建舟師從海上威懾山東半島，遣張子蓋屯兵淮上與之遙相呼應。可惜這個計劃未能實施便遭到史浩的沮擾，最后無疾而終。 張浚的計劃是通過陳俊卿和李顯忠之口說出來的，其重要的出擊方向是河南，第一步奪回汴京，鞏固黃河以南地區。汴京的收復具有象征性意義，這里是北宋的都城，將會極大地振奮士氣和全國民心；第二步是向西發展，奪回陜西，在那里招兵買馬，然后跨過黃河東進，進軍河東（山西）。同時奪回山東，與山東河北的義軍相聯系，夾攻河北，一舉攻克燕京，連同太祖太宗夢想中的燕云十六州一舉克復。 理想很豐滿，但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在軍隊戰力金強宋弱未改變的形勢下，即使達成了第一階段的目標收復汴京，在河南陜西金國兩大重兵集團的夾擊下，誰能保證汴京守得住？ 而在具體的行動中，宋軍人心不齊，各行其是，缺乏全國統一指揮協同作戰的弊病再次顯露無疑。在李顯忠、邵宏淵出兵的時候，西部的吳璘孤軍攻克德順軍后，得不到東部任何的配合，在遭受重大損失后已經被迫撤回河池；兩淮地區的軍事行動，能得到長江中游荊襄地區的軍事配合至關重要。當兩淮出師時，孝宗詔令統率荊襄兵馬的大帥汪澈出兵配合行動，汪澈卻因為不贊同張浚的北伐計劃而按兵不動，而都督江淮東西路兵馬的張浚卻管不了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結果是，只有兩淮一路孤旅出師。當符離師潰以后，汪澈才建議把荊襄的兵馬交張浚指揮，卻已是馬后炮了。 像這樣大規模的國家行動，都敢于不遵號令，自行其事，這樣散漫的組織紀律和執行力，如何指望能夠北伐成功？ （二）不堪負重的財政 如此宏大的戰略設想，需要龐大的經濟實力做后盾。我一直有心了解一下南宋的財政狀況與恢復戰爭之間的關系問題，惜一直未得暇余，那是需要專文來作出研究的。僅憑我掌握的材料，南宋的財政，是無力支持大規模的北伐戰爭的。 旅美華人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善于從財政與稅收等技術的角度來看待中國歷史。他在研究宋代歷史時認為，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的變法，就是企圖以現代金融管制方式來管理國家，而其目的，無非是想借由經濟力量來支援國防軍事，以應付來自遼和西夏的威脅。而到了南宋時期，“開封既已陷落，南宋朝廷的軍需問題極為緊迫。如果此時杭州擁有具實際力量的商業組織，毫無問題的，即會被接收過來，以作軍隊補給之后勤機構。而事實上朝廷只能以增稅和臨時挪用的辦法解決刻下問題，此類權宜之計在短時間內一再出現：所謂'經制錢’者，即為經理節制一路財物之官經手的公費；'月賬錢’為每月公費內強迫節省的余款；'板賬錢’可以說是一種特別賬目，以各種附加混合編成。而事實上這些名目很少實質上的區別，凡是現有的各種稅收，一律按成數另增附加，總數由各地方分攤。行政之收入，例如輸款贖罪，也提高征收；其他有如告狀時之狀貼費和許免證費也類似。這些辦法仍不能供應時，只能以增發紙幣對付……而因其缺乏適當之存積金，其貶值愈來愈甚，因之使民間蹙額，而貨幣貶值也增加政府本身之困難。這也是促成南宋衰亡的一大原因。” 兩宋皆實行募兵制，禁軍、廂軍、屯駐大軍等都實行招募，需要一筆巨大的軍餉開支。它不同于唐代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那是一種兵農合一的制度，平時耕種，戰時自備武器出征，國家可以節約一大筆開銷。宋代政府的軍費支出捉襟見肘，所以紹興初，朝廷大力鼓勵屯駐軍屯田，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一旦戰事大起，宋廷即使舉全國之力也難以持久支撐戰爭費用。反觀金國，實行猛安謀克制度，那是一種軍事和社會組織單位，每300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即3000戶人口，平時放牧生產，戰時自備兵器馬匹出征，其戰爭開銷比南宋的壓力相對要小一些。 建炎年間張浚經略川陜，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用西部的錢糧來支持東部的防御。因此張浚一到川陜，就起用宋代著名理財專家趙開，任命為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主四川財賦，在成都大變酒法，后又變鹽法，印刷紙幣，“時張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知慮于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余。”除了治理川陜的巨大開銷，張浚還向朝廷援助銀錢以助抗戰。即使如此，要支撐起龐大的戰爭開銷亦是不能。富平開戰時，為了準備龐大的后勤保障，“浚又貸民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于道，所在山積。” 紹興十年（1140年）金兀術渝盟，率兵分四路南下，宋廷開始了全面反擊，岳飛、韓世忠、劉锜、張俊、王德、楊沂中等宋將齊上陣，戰火燃遍了江淮地區。當時張浚正在福州任上，作為一個地方官為國事日夜忙碌，其中一項就是為國家籌措資金。十一年（1141年）三月一日，他通過出賣官田、勸誘寺院變易度牒等形式，籌措得銀錢63萬緡全部運送杭州以助軍資。可見這樣的大規模戰爭，財政問題是宋廷難以承受之重，需要地方出賣官田及變賣僧人度牒等方式來籌措資金。客觀地分析，辜且不論當時岳飛有無軍事實力“直搗黃龍”，單是軍需費用就難以支撐他的宏大理想。 隆興北伐時，據周密《齊東野語·符離之師》，“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賊未必滅，民貧先自為盜。必欲取民，臣當丐退。’上為給虛告五百道，且以一年歲幣銀二十五萬兩添給軍費。”據統計，當宋軍攻占宿州時，“時符離府軍中，尚有金三千余兩，銀四萬余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五萬緡，米、豆共糧六萬余石，布袋十七萬條，衣絳、棗、羊、少各一庫，酒三庫。”結果符離兵敗后，“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 農耕經濟時代，一個國家的人口數量與其財政稅收有直接關系，由此我們看到，在隆興和議的討價還價中，宋金雙方一個重要的爭議，就是兩淮地區已經南遷人口的歸屬問題，這也從一個側面窺見到雙方財政的緊張狀況。 由此可見，當時南宋的經濟狀況，很難支持起張浚宏偉的恢復藍圖，這也是南宋北伐戰爭難以取得成效的一個重要方面。戰爭，打來打去，最終拼的是經濟實力。 （三）“帥與將”和“君與臣” 清代史學家趙翼，對隆興北伐有過一段評論：“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剌窩翰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則孝宗為君，張浚為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眾，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將已無在者……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才得靈、虹，至宿輒大潰，于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后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 按趙翼的說法，君主、宰相都銳意進取，形勢對南宋有利，假如當年韓世忠、岳飛、劉锜等紹興年間的名將俱在，自當有所收獲。可惜他們一一都不在了，所倚靠的只有李顯忠、邵宏淵之流，安得不敗？ “有君相而無將帥”，這是趙翼評價符離之潰的核心。假如看看李、邵在戰時的表現，尤其邵宏淵的表現，則不得不相信這也有幾分道理。邵宏淵不說他，單看看張浚所倚恃的李顯忠，身負國仇家恨，作戰勇猛，志向也高遠，可惜他也未能逃離人性的弱點——貪財。 古有言：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其實武官除了不惜死，也需要不愛錢。在攻下宿州城后，李、邵二人及部下分搶財物的吃像已十分難看，而這些分搶得的財物，一多半進了李、邵二人的私囊。師潰被貶后，史書中多次出現了收繳李顯忠、邵宏淵侵吞官銀的記載。有將如此，安能不敗？ 這次符離之敗，其實也僅是此次隆興北伐宋金之間的第一次交手，宋軍之敗也僅僅只有淮西一路，總共才六至八萬人的規模，就整個宋金戰局而言，南宋應該還有機會，關鍵看統治者最后的決心。 對此，辛棄疾在他后來寫給孝宗皇帝的那篇著名的《美芹十論·久任第九》中，向宋孝宗展示了自己的觀點：“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召還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句踐、漢高帝、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因此他提出，希望孝宗任人，應該學習越王勾踐和漢高祖劉邦用人不疑，持之以恒，勾踐之用范蠡，劉邦之用張良，皆是“驟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可惜看看孝宗皇帝后來的表現，其心也早已動搖了。 另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那就是自趙宋立國以來一直對握兵重臣的提防。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得到政權，因此實行重文輕武政策，對手握重兵的權臣特別加以防范。《紹興和約》的簽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南宋初年抵抗金兵那個特殊時代形成的駐屯軍，帶兵將領的部下，多由私家部曲和親信組成，如岳家軍、韓家軍、張家軍等，這些軍事集團一直是趙構的一個心病，通過議和，他逐一削去了那些手握重兵的將領的兵權。 隆興北伐時期，那些重要軍事將領一一辭世，張浚成為那個時代碩果僅存的老臣，想當年他宣撫川陜都督江淮，在宋軍中威望卓著，老部下遍天下，很多親手提拔的人員現在都成為一方大員執掌重兵。例如西部的吳璘，那是張浚宣撫川陜時從軍中破格提拔上來，哥哥吳玠成為涇原軍統制官，弟弟吳璘成為執掌張浚帳前的親兵統領，屬于心腹中的心腹。吳氏兄弟后來皆成為捍衛西部安全的定海神針。隆興北伐前夕，吳璘身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在西部組織了重大會戰；其侄子吳拱（吳玠長子）率軍東戍襄陽，后升任鄂州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成為南宋中部防線的主要軍事統帥，地位相當于紹興初年的岳飛。淮東招撫使李顯忠，屬于先后從金國和西夏國反正過來的將領，在南宋沒有根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張浚受命判建康府沿長江東下，發生了虞允文的“采石磯大捷”，李顯忠接過兵權后駐扎在池州（今安徽池州市），張浚棄舟登岸，首訪了李顯忠的部隊，部隊士氣高漲。以當時張浚在軍中的崇高威望，沒有根基的李顯忠自然而然成為了張浚的親信，在隆興北伐中頗受張浚器重。這樣的將領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如果說銳意進取的年輕的孝宗皇帝一心撲在恢復大業上，那個居住在德壽宮中的太上皇趙構不可能對這一切視而不見，當張浚重新掌握重兵以后，必然對他加以防范，對他的行動加以限制。雖然退居二線，但趙構能量依然強大，一些帶著重要事件回朝的人物，他都要在德壽宮中親自召見。隆興元年冬，盧仲賢帶著金國的議和條件回到臨安，舉朝嘩然，張浚急遣張栻還朝奏請堅拒此條件。張栻回到朝中，趙構就在德壽宮特別召見了張栻，對他說：“'說與卿父：今日國家舉事，須量度民力、國力。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這可視作是趙構對張浚的提醒或警告。有鑒于隆興北伐過程中邵宏淵的離奇表現，這是否有一定趙構的因素在其中？在沒找到確鑿的史實證據之前我不敢妄加揣度，但趙構的存在，無疑在各方面都增加了張浚的困難度。 （一）維護國家統一，是我民族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岳飛曾經填過兩首《滿江紅》，“怒發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這一首可謂是老少咸知；而另外一首，知之者卻少了許多：“遙望中原，荒煙外、許多城郭。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樓龍閣。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嘆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卻歸來、再續漢陽游，騎黃鶴。” “遙望中原”，這一首《滿江紅》形象地道出了當年的形勢，道出了當時的人心所向。在煙塵滾滾的金國鐵騎追逐下，人們扶老攜幼，逃離了世代居住的家園，可是身在溫暖潤澤的南方，南逃的人們及他們的子孫，對北方的故土依然懷有強烈的眷戀。“行在”，皇帝臨時居住的地方，這個詞被安放到了杭州臨安府，它的意思是說，皇帝來到南方巡視渡假，只把這兒當做短暫的逗留，終究還是要回到原本屬于自己的地方。 于是，在國土淪喪，黎民涂炭之際，尤其在主戰派占據上風的時候，同仇亂愾的南宋軍民，把收復中原，重歸故土的希望，化作了北伐陣前的聲聲怒吼，化為了刀光劍影中的拼死博殺。 在岳飛的時代，像他這樣的英雄人物還真是不少，可最終，岳飛超越了所有人，一騎絕塵走向神壇。他其實是一種象征，寄寓了中國人心中美好的大同理想和不屈的民族精神，寄寓了我們這個民族渴望國家統一天下安康的團圓夢想。 隆興北伐，正是這種理想的又一次實踐。 南宋朝廷以北方疆土的支離破碎，換取了南方一隅的短暫和平，然而正是那一紙《紹興和約》，使多少仁人志士的遙望中原，只望到了一個虛無的夢。岳飛屈死在風波亭，劉子羽在“國恨家仇”的呼喊中魂逝五夫里黑沉沉的天空，只有張浚走出來了，他走出了那一堵封閉的高墻，夜雪孤舟，大江一粒，氣吞山河。 “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降。”“衛士見浚復用，至以手加額。”這是消失了24年后，張浚突然出現在將士們面前時他們驚喜的表情。是呵，人們等待得太久了，一次次遙望中原，一次次夢碎北方。張浚不是神，可人們愿意創造一個神，把山河一統天下歸心的理想托付于一個精神載體，把收復中原回歸鄉梓的夢望寄寓在一個現實化身。 就如同后世對岳飛的頂禮膜拜一樣，當時人們對張浚所寄予的厚望，是我們這個民族對國家統一天下太平孜孜不倦的永恒追求。 隆興北伐，再次喚起了一個團圓的夢！ （二）藉由隆興北伐開創的局面，一批能臣走上歷史舞臺 隆興北伐，創造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 自紹興和議后，以秦檜為首的主和勢力長期占據著南宋的政治舞臺中心，這是一支保守的政治勢力，他們雖然在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上有一定成就，但他們聽不進不同意見，對不同政見（尤其是主戰）人士進行人身迫害，屢興大獄，牽連無數，人人自危，中興名相趙鼎被迫害致死，張浚、胡銓等也幾乎不免。更有甚者，由于憎惡張浚，凡是蜀籍人士都遭到排擠不得重用，像蜀中仁壽人虞允文，直到秦檜死后才被高宗召見。除去極端的例子，著名愛國詞人張孝祥的經歷，可以說明秦檜當政時的政治生態。 張孝祥是歷陽（今安徽和縣）人，自幼聰穎好學，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16歲入圍鄉試，被薦為第一名。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張孝祥參加廷試獲第一名，考官事前已定下秦檜之子秦塤為第一，張孝祥第二。高宗閱秦塤的卷子，見上面的話都是平時秦檜所言；而閱張孝祥的試卷，頗覺“詞翰俱美”。于是便把張孝祥提拔為第一名，秦塤只得到第三名。秦檜對此敢怒不敢言，卻已懷恨在心。當他得知張孝祥之父是張祁，而張祁又與胡寅交好，秦檜則一向怨恨胡寅，于是便暗示諫官誣陷張祁有謀反企圖，張孝祥連同其父一起入獄，直到秦檜死后才得免。 這樣的政治生態，在孝宗即位后終于得到改善。紹興三十二年秋，張浚應詔入朝，被委以重任。他首先就舉薦了一批杰出人士，像陳俊卿、唐文若、汪應辰、王大寶、胡銓、張孝祥等，或入幕府，或入朝召對，朝中政治氣候為之一新。 隆興元年十二月，張浚再度被任命為右相。這次為相只有短短5個月，他卻抓住機會，為國家舉薦了一批杰出人才，而且據各人的特長分別擬訂了任職方向。前面已引《張魏公薦士》一文，對此作了詳細記錄：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大寶、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十朋、杜起華“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馮方“可備近臣”；林栗、王侍郎、莫沖“可任臺諫”。 文章最后說：這些人“其后悉為名臣，終孝宗朝不顯用者數人而已”。這其中，陳俊卿、虞允文先后成為孝宗朝的丞相。 這是張浚為國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9個月后，他病逝在致仕的回家途中。 （三）隆興北伐，為南宋爭取到一個相對較好的結果 終南宋一朝，宋廷共與金國簽訂了三次和約，這三次和約的內容，對了解隆興北伐的歷史意義頗有幫助。 表：紹興、隆興、嘉定和議內容比較
通過上表，這三次和議的內容一目了然。比較這三次和議，本質上都是割地納貢，性質上差別不大，但程度上卻有區別。 首先在“正國禮”方面，紹興和議是納貢稱臣，帶有附屬國的意味；隆興和議在這方面有所進步，金與宋的關系由“君臣”關系改為“叔侄”關系。君與臣的關系，等同于父與子的關系，南宋完全淪為金的附屬國，帝王只是“兒皇帝”；叔與侄，距離“兒皇帝”的地位稍有改善；嘉定和議則有所退步，改為了伯與侄的關系。 其次在納貢名稱上，“歲貢”與“歲幣”雖然只有一個字差別，但其內含卻大不相同。一個是臣子向君主進貢，一個是國與國間的援助。隆興北伐，使南宋在國家地位的爭取上大大地前進了一步。 第三在割讓領土方面，一次比一次多。隆興和議恰如《宋史·湯思退傳》所評論的那樣，若是堅持抵抗不動搖，商、秦二州或可避免； 第四是歲幣數額方面，隆興和議是最少的。值得一提的是，嘉定和議簽訂的時間，正是金國遭到蒙古人攻擊節節敗退的時候，抱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心態，金國人大大地敲了南宋一筆。 第五在附加內容方面，隆興和議取得了最好的成果，使北伐過程中張浚所招納的遺民人口得以保全。 客觀來講，以歲幣的方式換取國家的平安，從宋真宗時的澶淵之盟起就開了先例，雖然宋廷以每歲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代價換取了和平，但宋遼雙方約為兄弟之邦，國與國之間是平等關系。所以，仁宗時與西夏訂立慶歷宋夏之盟時就毫無心理負擔，而且大宋每年是以“賜予”的方式給予西夏白銀7萬5千兩、絹15萬3千匹、茶3萬斤，李元昊向宋稱臣。比較起北宋時代的盟約，南宋無疑是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在這三個屈辱的和約中，以隆興和議程度最輕，這無疑是孝宗和張浚等人堅持抵抗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充分說明了一個道理，只有自強不息勇于抗爭，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靠一味地委曲求全，終將自食其果。 隆興北伐，是南宋王朝為數不多的一次主動軍事出擊。這次北伐，是南宋帝國綜合實力的一次大檢驗，檢驗結果證明，無論政治、軍事還是財政，南宋王朝都尚未具備收復中原的能力。然而，通過這次主動的軍事行動，使南宋的主戰力量再次崛起。在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二十多年的統治后，朝野上下，萬馬齊喑，彌漫著一片沉沉暮氣。一個銳意進取的年輕帝王，一個終身以恢復為己任的白發老臣，在一個特殊的時間點上驀然相逢，他們所碰撞出的火花，足以照亮一個時代。雖然最終北伐行動失敗了，但無數的仁人志士卻從中獲得鼓舞，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一大批愛國詩詞作品頗為集中地出現在北伐以后的乾道、淳熙、紹熙時代，陸游、辛棄疾、張孝祥、陳亮、劉過等等一大批愛國詩人詞人，為那個時代唱出了最強音，這就是證明。 張浚去世后，依照他的遺囑，張栻將他歸葬于潭州西部寧鄉西約70千米的楓林鄉溈山之南，今寧鄉市官山鄉官山村，后來他自己也陪葬在父親身邊。張栻守孝期間，開始在城南書院講學，后又成為岳麓書院山長，與朱熹會講于斯，成為了湖湘學派的集大成者。完整經歷了隆興北伐的張栻，自然會將北伐所帶來的這種精神內涵浸潤在其學術中，與他的同志者一起，創立了獨具特色的湖湘文化。敢為天下先，包容與開放、務實而重致用，這些烙印著張浚張栻父子身上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品質，在湖南人中代代相傳，塑造著湖南人的集體人格。 63.《宋史·魏杞傳》卷385 64. 《宋史·魏杞傳》卷385 65.周密《齊東野語·符離之師》 66.《宋史·汪澈傳》卷384：“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荊襄，將分道進討……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克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并領荊襄。” 67.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第十二章“西湖與南宋”。三聯書店2016年2月版。 68.《宋史·趙開傳》卷374 69.《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5：建炎四年七月八日，“戊申……宣撫處置使張浚獻金一萬兩，以上令浚措置財用赴行在故也。” 70.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7 71.《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21：紹興十一年“三月庚子朔，福州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國內。’詔：浚一意體國，誠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72.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6 73.《宋史·孝宗紀一》卷33：隆興元年七月，“丁未，詔征李顯忠侵欺官錢金銀，免籍其家”；隆興二年四月“甲子，以李顯忠侵欺官錢給還諸軍。”五月“辛丑……江西總管邵宏淵責授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仍征其盜用庫錢。” 74.畢沅《續資治通鑒》卷138 75.《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23 76《宋史·虞允文傳》卷383：“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中收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 77. 《宋史·張孝祥傳》卷3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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