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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罪，簡稱“幫信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三個新型網絡犯罪之一，根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有前兩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數據，2021年前三個季度全國起訴幫信罪7.9萬余人，同比上升21.3倍；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數據，2021年1月1日至11月15日人民法院審結幫信案件4.7萬余件。 司法實踐中，幫信罪的適用存在諸多疑難爭議問題，比如主觀明知的范圍，情節嚴重，幫信犯罪認定標準，司法適用誤區等。經過查閱相關資料，本文對相應問題進行了整理，以供學習和辦案之用。 一、關于主觀“明知”問題 明知，是故意犯罪的主觀認識要素和意志要素，要求行為人明確知道自己是在幫助他人實施信息網絡活動犯罪。通說觀點認為，幫信罪的主觀明知不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被幫助對象實施犯罪的具體行為類型，無論是電信詐騙，網絡賭博，還是網絡色情，網絡洗錢，只要具有概括認識即可。概括知道，一般應當認為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有理由認為對方是在實施信息網絡活動犯罪，至于具體實施何種犯罪并不清楚。 幫信罪的主觀明知，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采推定規則，根據《兩高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幫信罪解釋）第十一條的規定，為他人實施犯罪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但是有相反證據的除外： （一）經監管部門告知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監管部門不一定通過專門文書進行告知，甚至未必采用書面告知方式，特別是遇到緊急事件時，監管部門往往通過即時通訊群組、電話、短信、電子郵件等多種方式告知，只要有相關證據可以證明已經告知即可，故未限定告知方式。 （二）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 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為網絡應用提供服務的同時也擔負相關的管理職責，但現實中服務商不可能對所有服務對象進行相關管理。如網站托管服務商一般只負責網站軟硬件環境的建設和維護，對網站內容不予管理，故不能要求服務商主動發現全部違法犯罪行為，但在接到舉報后應當履行法定管理職責。例如，網站托管服務商在接到舉報某服務對象托管的網站為淫穢色情網站后，仍不依法采取關停、刪除、報案等措施，繼續為該網站提供服務的，可以認定其主觀明知。 （三）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 例如，第三方支付平臺從一般的支付活動中收取1.5%的費用，而在有的賭博案件中第三方支付平臺收取超過10%的費用。從這一收費明顯異常情況，可以看出該第三方支付平臺對服務對象從事犯罪活動實際上是“心知肚明”的，故推定其具有主觀明知。 （四）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 實踐中，隨著網絡犯罪案件的分工日益細化，滋生出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活動，如替人開卡，取錢車手，販賣“多卡合一”（銀行卡、電話卡、支付寶賬號、微信賬號、身份證），解凍被支付寶、微信等支付工具安全策略凍結的未實名帳戶等服務；此外，還有專門用于違法犯罪活動的程序、工具，如仿冒銀行、執法部門網站制作釣魚網站。可以說，這些活動或者程序、工具并非社會正常活動所需，而系為違法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的專門服務，故相關從業人員對其服務對象系可能涉嫌犯罪主觀上實際是明知的，故將此種情形推定為主觀明知。 （五）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 實踐中，一些行為人在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中長期使用加密措施或者虛假身份，對于此類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行為，可以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 （六）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 如向他人提供的IP代理技術軟件，能夠隱藏真實IP地址，規避官方調查，經證實，接收電信詐騙被害人資金的銀行賬戶向其轉款支付IP代理技術使用費，以及他人使用該項技術通過比特幣交易轉移詐騙犯罪所得。 （七）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 實踐中還有一些情形可以推斷行為人主觀明知，如取錢人持有多張戶主不同的銀行卡或者多張假身份證，無法說明緣由的，亦可以推定其主觀明知。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以下簡稱電詐意見二）第八條的規定：認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規定的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應當根據行為人收購、出售、出租前述第七條規定的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或者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等的次數、張數、個數，并結合行為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交易對象、與實施信息網絡犯罪的行為人的關系、提供技術支持或者幫助的時間和方式、獲利情況以及行為人的供述等主客觀因素，予以綜合認定。 收購、出售、出租單位銀行結算賬戶、非銀行支付機構單位支付賬戶，或者電信、銀行、網絡支付等行業從業人員利用履行職責或提供服務便利,非法開辦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的，可以認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第（七）項規定的“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但有相反證據的除外。 二、認定幫信罪“情節嚴重”的標準 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需要達到情節嚴重程度，才能構成本罪，刑法關于情節嚴重沒有明確。根據《幫信罪解釋》第十二條的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 （二）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 （三）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 （四）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 （五）二年內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受過行政處罰，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 （六）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七）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但相關數額總計達到前款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 在適用第二款時，應當注意以下三點： 一是此種情形通常適用于被幫助對象人數眾多的情形，而對于僅幫助單個或者少數幾個對象的，還是應當以被幫助對象構成犯罪為入罪前提； 二是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證實被幫助對象實施的行為達到犯罪程度，但經查證確系刑法分則規定的行為的，如果是一般的違法行為，也不能適用這一例外規則； 三是情節嚴重的程度標準更高，此種情形下雖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構成犯罪，但幫助行為本身具有十分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達到獨立刑事懲處的程度。 《電詐意見二》第九條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下列幫助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幫信罪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的“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一）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具有支付結算功能的互聯網賬號密碼、網絡支付接口、網上銀行數字證書5張（個）以上的; （二）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流量卡、物聯網卡20張以上的。 實務標準： （一）《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中“為其犯罪提供幫助”，指上游犯罪達到刑法追訴標準，能夠認定為犯罪。如上游犯罪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則指利用電信網絡技術手段實施詐騙，詐騙公私財物價值三千元以上。如果二年內多次實施未經處理的，詐騙數額累計計算。 （二）《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一）項“三個以上對象”指三個以上沒有明顯關聯的個人或者團伙。 （三）《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二）項“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指通過實施信息網絡犯罪所獲取的資金轉入信用卡的金額在二十萬元以上。行為人利用兩張以上信用卡為電信網絡詐騙進行支付結算的，支付結算金額應當累計計算。 （四）《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四）項“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指從違法犯罪活動中獲取的物質利益，物質利益用于支付犯罪成本的，如購買作案工具、租用場地、交通工具等，計算違法所得時不應扣除該成本。多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共同實施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分別獲取物質利益的，認定違法所得時應當累計計算。 （五）《解釋》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七）項“其他情節嚴重的”包括：當被幫助對象實施的信息網絡犯罪屬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且幫助行為是出租、出售信用卡用于支付結算服務時，信用卡內流水金額，即轉入金額和轉出金額合計超過三十萬元；當被幫助對象實施的信息網絡犯罪屬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且利用被出租、出售的電話卡、信用卡實施的電信網絡詐騙造成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死亡、重傷、精神失常的。 三、幫信犯罪的罪數與競合問題 （一）幫信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收益罪、電詐網絡詐騙罪的關系 幫信行為人的主觀明知通常是概括明知，其并不關心、介意其所提供的銀行卡具體被用于哪個階段，因此，可以按卡的客觀用途來確定其行為性質，即卡被電詐分子用于詐騙過程中接受款項的，行為人屬于事先、事中提供幫助，應按幫信罪或者詐騙罪共犯論處；卡被電詐分子在詐騙既遂后用于分流從被害人處騙來的款項進而取現的，屬于事后幫助，應按掩隱罪論處。 對于明知他人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與之事前通謀，參加詐騙團伙或者與詐騙團伙之間形成較為穩定的配合關系，長期為其提供銀行卡或者轉賬取現，甚至參與利益分成的，可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關于提供多張銀行卡，有的被用于收取款項、有的被用于分流贓款的處理。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出賣了多張銀行卡，無法一一查明銀行卡的最終用途。按照卡的用途，分別按幫信罪、掩隱罪評價行為人的行為性質，進而實行數罪并罰，存在實務操作上的困難。傾向于認為，對此類案件，可以在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指引下，對行為人的行為作出綜合評價，具體而言：綜合卡的數量、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失、行為人獲利多少、有無被處理的前科等主客觀情節，如果全案按幫信罪處理、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已能恰當評價其社會危害性的，可按幫信罪一罪處理；如果按幫信罪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罪責刑明顯不相適應的，可以考慮定掩隱罪或者是詐騙罪的共犯。 四、關于幫信刑事案件的政策把握 對于幫信犯罪，應當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打擊和孤立極少數，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數，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維護國家長治久安。 從嚴對象：一是對犯罪集團中的組織者、指揮者、策劃者和骨干分子，及對境外電詐集團提供幫助者要依法從嚴處理；二是對利用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群體實施犯罪的，要依法從嚴；三是對慣犯要依法從嚴。 從寬對象：對于按照工作指示從事輔助性勞務性工作、參與時間較短、僅領取少量報酬等發揮作用較小的人員依法從寬處理，考慮依法不起訴。對于初犯、偶犯特別是未成年人，比如在校學生違法所得、涉案數額較少，認罪認罰的，也可以考慮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根據最高法刑三庭、最高檢第四檢察廳、公安部刑偵局、《關于深入推進“斷卡”行動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第三條的規定，重點打擊專門從事非法收購、販賣電話卡、信用卡(以下簡稱“兩卡”)活動的犯罪團伙以及與之內外勾結的電信、銀行等行業從業人員。對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學生、老年人等，要以教育、挽救、懲戒、警示為主，善于綜合運用行政處罰、信用懲戒和刑事打擊手段。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論處,到案后主動認罪認罰，積極退贓退賠的，可以依法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 對于事前或事中未與被幫助對象進行通謀，僅單純向被幫助對象提供相關幫助，對被幫助對象后續實施的信息網絡犯罪未實際參與，即使行為人在提供幫助時明知被幫助對象所實施犯罪的具體性質，原則上也不宜以被幫助對象的共同犯罪論處。 其一，從法律層面講，事前或事中沒有與被幫助對象通謀，僅單純向他人實施的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不分享犯罪收益，這與傳統共同犯罪理論中的幫助犯在結構類型上存在很大差異； 其二，從政策層面講，相關司法解釋和指導意見之所以將此類情形規定為共同犯罪，是因為刑法當時尚未設立幫信罪，為了不放縱犯罪分子而不得已為之，在刑法目前已設立幫信罪的情況下，若仍堅持共同犯罪立場，則不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區別對待”精神要求。 因此，應根據犯罪情況的變化，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此種情況適用共同犯罪作出適當限制，以彰顯刑法修法精神。對于幫助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行為人，適用共同犯罪的，宜限于二者有“通謀”的情形；對于主觀上僅具有明知，但，原則上以幫信罪論處為妥。 參考資料： 1.周加海 、喻海松，《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理解與適用 2.李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司法適用誤區》 3.周家海、陳攀、喻海松等，中國刑法學會“實務刑法論壇”關于《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司法適用》的研討發言 4.法律實務參考：“兩卡”“幫信”犯罪的構罪標準、證據標準、明知認定等實務疑難問題全梳理 5.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6.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 7.最高法刑三庭、最高檢第四檢察廳、公安部刑偵局《關于深入推進“斷卡”行動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 8.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 重慶市公安局《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及其關聯犯罪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會議紀要》（渝檢會〔2021〕7 號 202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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