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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萬眾矚目的“國家植物園”在北京正式揭牌。
而其中有一個人不能不提，根據最新發現的歷史材料，正是他將建立“國家植物園”的起點提前了整整60年。
坐落于北京植物園櫻桃溝內的水杉林。溝內有一水杉亭，亭側巖壁上刻有胡先骕所作《水杉歌》。1946年，胡先骕與鄭萬鈞發現“活化石”水杉，從此胡先骕便籌劃修建“水杉國家公園”，但直到他逝世后此愿望才得以在北京市植物園內實現
1920-1940年代，近代中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匯集著各個學科的領軍人物。他們在歷屆年會上，為中國科學的發展提出了很多提案。著名植物學家、中國植物分類學奠基人胡先骕（1894-1968）是中央研究院的活躍成員。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中，目前找到了至少9份胡先骕的提案。最新發現的胡先骕于1944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二次年會上提出的“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園案”，是迄今為止最早的建立國家植物園的正式提議。
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園案
理由：植物為農工兩業之主要資源，中國植物種類之豐富，甲于世界，可資利用之植物資源，未經開發者尚不可億計。歐美各國莫不有規模極大之研究所與植物園以從事此項植物之研究與栽培，英國之邱皇家植物園及其各屬地之植物園，咸負研究與栽培經濟植物之責，英屬馬來之橡皮業，錫蘭之茶業等等，皆此等植物學機關有以促成之。美國農部之植物輸入局，亦規模龐大，每年派大批專家至國外探求輸入有經濟價值之植物，無往勿屆。蘇俄亦然，蘇俄為建立北極圈地帶之農業，曾派人至南美安第士高山，覓取特種耐寒之馬鈴薯新種，其所建立之經濟植物研究所，助教多至五千人，其規模之宏大可以想見，甚且有大規模之特種作物研究所，如大豆研究所，搜集試驗吾國產之大豆，多至五千余種。荷屬東印度亦有茶業研究所，橡皮研究所，金雞納研究所等，彼人重視經濟植物研究之精神可以想見。今中央研究院雖立植物研究所，然植物學范圍至為廣大，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兩方面決不能兼顧，故有另立經濟植物研究所之需要。植物園為栽培各項經濟植物之場所，宜擇適當廣大面積之地區設立一中央植物園，并在不同之緯度或高度設立分園，與經濟植物研究所合立或分立皆可。
這份提案的“提案人”是胡先骕，兩位“副署人”是真菌學家戴芳瀾（1893-1973）與動物學家王家楫（1898-1976）。在提案誕生之前的1943年冬，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擬分設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由王家楫和羅宗洛（1898-1978）分別擔任所長。植物研究所擬轄高等植物分類研究室、植物生理研究室和藻類研究室。但胡先骕認為這個規劃沒有給予“經濟植物學”以足夠的重視。
胡先骕在哈佛留學時的照片，攝于1925年。胡先骕為中國植物分類學先驅之一，首次提出建設中國國家植物園的夢想
胡先骕自20世紀20年代起就一直呼吁重視經濟植物。經濟植物是工農業的重要資源，是國家發展的命脈。不僅已被應用的植物資源仍需加深研究，并且作為世界上植物種類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中國還有大量有經濟價值的野生植物資源未被認識。他說：“處在一切都需要科學化的今日，我們對于已利用的經濟植物，應該研究其改良種植的辦法，使其獲得最高效果；對于未利用的經濟植物，應該加以調查和提倡，使民眾的生產能力提高，使國家的富源增加。”可從以下三點入手：“一、提倡采集植物；二、輸入外國有用植物；三、設立大規模之植物園，以輸入試驗國產野生有用之植物。”植物園是培育、保護、研究經濟植物的重鎮。橡膠、茶葉、金雞納等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植物，最早的引種和研究都是在植物園完成的。
胡先骕的提案從國民經濟的角度出發，建議參照歐美蘇等國家的先例，通過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機構及“中央植物園及分園”，來促進我國對經濟植物的重點研究。
建立一個以中央植物園為中心，以各地分園為輔助，兼顧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的國家植物園體系，不僅是胡先骕規劃的抗戰之后中國植物學發展遠景，更是埋藏在胡先骕心中長久的建立中國自己的植物園的夙愿。1923年秋，胡先骕第二次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哈佛大學擁有多位世界植物學權威、大量的中國植物標本和享譽全球的阿諾德樹木園。那時中國人想研究中國植物卻要遠赴異國他鄉，這對胡先骕來說“此亦國恥心徒傷”。他立志學成后要回國創建中國自己的植物園。20世紀20年代的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位于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牙買加平原和羅斯林德爾區，成立于1872年，為北美最古老的公共植物園回國后不久的1926年，胡先骕即設法從國內和國外籌款在南京建設植物園。設想中的植物園選址在南京明孝陵旁，近中山陵。但是，此計劃剛開始運作，就因1926年7月開始的北伐戰爭而被迫放棄1928年10月，胡先骕與秉志在北平創立靜生生物調查所，隨即就開始籌劃建立植物園。1929年，胡先骕前往香港植物園和當時亞洲最大的植物園——爪哇茂物植物園學習建園經驗。1930年10月，胡先骕向靜生所委員會提出在北平西郊的鷲峰建立“西山植物園”的計劃和預算。但是委員會否決了胡先骕的計劃，認為靜生所成立時間不長，而“西山植物園”的計劃過于宏大，應日后再做打算。1928 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時合影。前排左起依次為何琦、秉志、胡先骕、壽振黃；后排左起為沈嘉瑞、馮澄如、唐進。1928 年10 月，胡先骕與秉志在北平創立了近代中國建立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學研究機構靜生生物調查所，為今中國科學院動物和植物研究所前身1931年，胡先骕到江西廬山考察。胡先骕是南昌人， 1917年第一次留美回國后曾擔任江西廬山森林局副局長。此番舊地重游，他不僅對廬山的植物做了詳細的調查，更開始用建設植物園的眼光來審視廬山。他發現，廬山地區雖然經過長年的過度砍伐，植物種類很少，江西全省也“大部分皆呈童赤之象”，但廬山的氣候和土壤條件有利于高山植物的引進和馴化，而廬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地位更有助于吸引公眾，有利于植物園的繁榮和發展。胡先骕（左）與胡適，胡先骕小胡適3歲，兩人在美國留學期間即有交往，雖然彼此觀點有所對立，卻一直保持著友誼1933年1月，胡先骕正式提出在廬山建設植物園。此時，中國北方已經籠罩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之下。胡先骕設想中的廬山不僅是一個植物園，還是在“華北情勢終難樂觀”的情況下，提前為科研機構打下“將來的遷徙基礎”。但胡先骕對日本威脅的遠見并未得到其他人的認可，廬山植物園的建議未被接受。1933年夏天，胡先骕指導盧作孚的西部科學院建立了“西部科學院植物園”。胡先骕感嘆：“作者有意在北平創一植物園，數載于茲，尚無眉目。而在數千里外在作者指導之下植物園，在短期內即可實現，可見在適當領袖人物領導下，百事皆易于成就也。”1933年12月，永不服輸的胡先骕用自身的影響力游說江西省農業局參與建設廬山植物園，多方斡旋，終于獲得各方支持。在艱苦的努力下，“廬山森林植物園”（即今日的廬山植物園）于1934年8月正式成立。這是胡先骕在屢敗屢戰八年之后建成的第一座植物園。廬山植物園，原為1934年8月成立的“廬山森林植物園”，也是胡先骕支持建成的第一座植物園廬山森林植物園以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為典范，目標是建成國際一流科學水準的植物園。胡先骕指派靜生所植物標本館館長、蕨類植物學家秦仁昌（1898-1986）擔任廬山植物園的首任主任。在1934-1938的短短幾年內，白手起家的廬山森林植物園即取得耀眼的成果：與國內外植物學研究機構建立了廣泛的種子交換體系，開展了植物資源調查，收集、栽培植物3100余種；在荒山上開辟了草本植物區、石山植物區、水生植物區等專類園區，以及3幢溫室和面積近11公頃的苗圃區；建立了當時被稱為“東亞惟一完備的標本室”，收藏經濟植物標本5萬余號、蕨類植物標本2萬余號。這些成績使得年輕的廬山森林植物園迅速躋身于世界著名植物園之列。隨著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日軍全面侵華，欣欣向榮的廬山植物園隨即被占，被迫關閉達8年之久（1938-1946）。戰火中的胡先骕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中國植物園夢想。1938年，胡先骕在昆明建立了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隨后把廬山植物園的人員撤到云南，由秦仁昌建立了廬山森林植物園麗江工作站。即使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0年，胡先骕還在籌資為昆明建立植物園。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位于北平的靜生所被日軍占領，靜生所的學術刊物《靜生生物調查所研究匯報》被迫停刊。但是轉移到江西的胡先骕居然在條件極其艱苦的1943年將《匯報》復刊了。他在復刊前言（英文）中寫道：“在這些年中，靜生所全體工作人員如同和平年代一樣，努力地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且與英國皇家園藝協會、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哈佛大學樹木園合作，在云南省各地進行了連續三年植物學和園藝學考察研究。……我們第一部分研究報告的出版，表明了我們的信心，同時也是向持有侵略思想的日本同僚的挑戰。”雖然戰爭仍在繼續，但此時的胡先骕已經在思考抗戰勝利后中國植物學的發展策略。回顧二十年的篳路藍縷，胡先骕越發認識到中國要強大，必須大力發展生物學：“生物學研究規模之大，必須十百倍于今日，方能對于建國有偉大之貢獻。……設立中央生物調查所、中央植物園、中央昆蟲研究所、中央經濟研究所，皆為以后科學建國之要圖。”1944年3月，胡先骕在中研院評議會年會上正式提交了“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園案”。1944年12月，“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園案”被送往農林部辦理。1945年1月，農林部函復中研院：“委員長亥佳侍秘電略聞'凡政府所辦若干工作事關百年大計，非短時期內所能完成……均應酌為停止留待戰后辦理’。”（《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年會總干事及秘書報告》，1946年10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此案雖引起了國民政府重視，但中央植物園乃國家百年大計，花費極巨，只有等到戰后從長計議。提案由此擱置。對于夢想受挫，胡先骕早已習慣。1946年，胡先骕與鄭萬鈞發現“活化石”水杉，轟動國際科學界，胡先骕又開始考慮建立“水杉國家公園”。1948年4月29日，胡先骕致函植物學家蔣英：“教育部正發動建立水杉國家公園，并將組織國家公園顧問委員會。……廣東如能建立羅浮山國家公園，亦大佳事；而在廣西則可建立陽朔國家公園。”同日，胡先骕致任鴻雋函中提及自己已將擬好的水杉國家公園方案寄給教育部部長杭立武，“果成，則亦中國學術史上一重要事也。”最終，因時局動蕩與建設經費不足，水杉國家公園建立之事沒有了下文。這是胡先骕距離實現“國家植物園夢”最近的一次。但是，胡先骕的中國植物園之夢已經在眾多年輕的植物學人的心中播下了種子。其中最突出的是陳封懷（1900-1993）、蔡希陶（1911-1981）和俞德浚（1908-1986）。陳封懷是靜生所研究員，被胡先骕派往英國愛丁堡專習植物園造園及高山花卉報春花的分類，回國后在廬山森林植物園開辟了培育高山花卉所需的巖石園，并于1946-1953年擔任廬山植物園主任。陳封懷從廬山起步，在1949年之后先后規劃并主持了武漢植物園、華南植物園等，被譽為新中國的“植物園之父”。1932年，胡先骕對年僅21歲的靜生所實習生蔡希陶委以重任，派往云南進行熱帶植物采集。蔡希陶日后長期扎根云南，成長為著名的熱帶植物學家，并于1959年于西雙版納建立了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而跟隨胡先骕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俞德浚則成為日后北京植物園的主政之人。廬山植物園內三老墓，為三位創始人胡先骕（中）、秦仁昌（右）、陳封懷（左）安葬地，西側緊鄰陳寅恪墓。新中國成立后，靜生生物調查所與北平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國科學院植物分類研究所，胡先骕任研究員。1950年1月，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擬建立全國性植物標本館，并在北京建設植物園。1955年正式在北京香山掛牌成立“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1956年3月20日，中科院第10次院務常務會議同意與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合作建設植物園。同年5月，中國科學院、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合作上報國務院，申請籌建北京植物園。1957年，北京植物園規劃設計委員會成立，由俞德浚任首任主任。設計委員會將植物園分為兩大區，“南植”以科學研究和專業參觀為主，“北植”供群眾參觀與教學實習。但到了1960年，國家經濟困難，建設專款被凍結，建園工作停頓。1962年，胡先骕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上，胡先骕繼續推動植物園體系建設，“植物園是一項重要的科學事業。一般大國都有幾個著名的植物園。中國科學院先后接辦了并新創了幾個植物園，在這方面是有一定成績的。但按全國一盤棋的計劃，還是應該按地區添設幾個植物園的，尤其是四川。現在云南建立有兩個植物園，還擬建一個高山植物園，這是值得稱道的。但號稱'天府之國’而植物又極豐富的四川，卻一個植物園都沒有建立。科學院的生物部應該重視這事，擬定計劃由西南分院或地方政府盡速在四川建立一個植物園，同時也應該在其他省份建立植物園。”（《如何充分發揮中國科學院學部的作用》，1962）1968年胡先骕去世，未能看到國家植物園之夢的實現。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植物園迎來新的生機。1987年，北京市植物園正式對外開放。北方最大的水杉林蔥蘢聳立于園內櫻桃溝。溝內有一水杉亭，亭側巖壁上刻有胡先骕的名作《水杉歌》。“瑯函寶笈正問世，東風佇看壓西風”，這是中國老一代植物學家的學術自信，也昭示著后輩植物學家前赴后繼發展中國植物園事業的決心。北京植物園園門風景。1955年正式在北京香山掛牌成立“中國科學院北京植物園”，但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87年北京市植物園才正式對外開放1992年，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召開，中國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承諾保護瀕臨滅絕的植物和動物，最大限度地保護地球物種多樣性。2003年12月26日，侯仁之、陳俊愉、王文采等地理、園林規劃、植物分類的11位院士聯名給中央寫信，提出恢復建設國家植物園。王文采也是胡先骕的弟子，經胡先骕推薦進入中科院植物所工作，一生碩果累累。王文采接過胡先骕手中的接力棒，成為推動建立國家植物園的“追夢人”之一。院士們在信中寫道：“作為世界植物寶庫的中國，理應建立一座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國家植物園，以全面搜集和展示中國豐富的植物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并開展科普教育，提高國民素質。”2021年底，國務院批復同意將在北京依托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植物園的現有資源，統籌建設首個具有“中國特色、世界一流、萬物和諧”的國家植物園。這意味著凝結無數中國植物學家科學理想與愛國情懷的國家植物園體系指日可待，中國之聲將唱響世界之林。此時，距1925年胡先骕在哈佛大學發愿建立中國自己的植物園已近百年，距胡先骕1944年正式提交“設立經濟植物研究所及中央植物園案”過去了78年。經過幾代中國植物學家的不懈努力，“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的國家植物園夢想終將實現。胡先骕所作《水杉歌》，在結尾處有“瑯函寶笈正問世，東風佇看壓西風”之句，寄托了以胡先骕為代表的中國植物學家努力奮進，希望中國植物學科能有“東風佇看壓西風”的自信與豪情（本文得到徐自豪、胡曉江、馬金雙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謝；本文題圖來自國家植物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