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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父親冥壽120周年而寫 李江 （2022年4月17日于武漢)
李迎希，攝于1950年冬 父親戎馬一生，他從紅軍到八路軍，再到解放軍，基本是騎馬行軍和作戰，到1948年濟南戰役后，才用繳獲的美制吉普代替馬匹。他在馴馬時，常站在遠處呼喚乘馬，乘馬沖過來，他單手一拍馬背，飛身上馬。他過去的警衛員提起他的騎術就贊嘆不已。
父親喜歡使用德制駁殼槍，他說其它手槍只能自衛，沒有戰斗力。抗戰時，部隊經過日軍控制的鐵路線，他所在團負責警戒，他和政治部主任檢查警戒情況，他們沿鐵道走，是夜，伸手幾乎不見五指，對面走來一隊人，開始以為是我方警戒部隊，當看到對面過來的人戴著鋼盔，才發覺是日軍，但已經面對面了，李一把將政治部主任推下路基，但自己已經被日本兵扭住，李奮力一掙，甩脫鬼子，拔出駁殼槍，一梭子掃去，把一隊鬼子打得死傷一片，他也乘機沖了出去。他所在的120師是二方面軍的底子，原來對李不熟悉，后來，很多干部見到李，伸出大拇指，夸“能打”。當然，說“能打”不是單指他單槍制敵這一件事。
本文題名的“匹馬單槍”主要不是講我父親的勇武，而是講他軍旅生涯的一特點：他不像許多將領一生基本在自己的老部隊，如好多人是從四方面軍到129師，再到第二野戰軍，有的是從一方面軍到115師，再到第四野戰軍，等等，是在上下左右都熟悉的環境中成長的。而他一生被調動到多個部隊，每到一個新的環境，都是一人一馬一支駁殼槍，最多帶一個警衛員。
革命者的命不是自己的，為了革命可以隨時獻出一切。父親晚年時說，當年吃過飯，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命吃下頓飯；早上起來，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活著再睡一覺。國防大學教員向華禮曾很感慨地對我說，我軍后來活到和平年代的將領可以稱之為“神”，槍林彈雨幾十年，居然沒被打死，不是神是啥？當然，他們不是神，只是普通人，多是手持大刀長矛起來造反的農民，“將相本無種”。 在父親冥壽120周年之際，想到一些朋友尤其是軍隊子弟的朋友對我父親歷史的好奇。朋友們問我的問題：一，你父親在1948年任山東兵團參謀長，1950年任軍委工兵副司令員，為什么1955年只授予少將軍銜？二，他的三個勛章，只有一個一級，還有兩個是二級，老資格的將軍差不多都是三個一級勛章，他為什么在軍隊評行政級時能評到六級？一般認為，軍銜授得比現職低，一是可能有未查清楚的歷史問題，或者是曾經有重大錯誤和過失。
授銜過程中有這樣一個背景：在中央授銜的計劃中，預定中將不超過200人，但初評時夠資格評中將軍銜的人已經達到200多，評銜委員會打算動員比較年輕的同志主動從中將的范圍中退出。但涉及山頭平衡，有愿意讓的，他的老上級還不一定同意。而李的年紀在將授中將的干部中是偏大的（生于1902年）。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說實話，我也不完全清楚。組織上的決定，我沒有資格評說。我只有一點估計，李在授銜過程中被從中將序列里撤下與有關領導的意見有關，評行政級應該是組織上基于有關情況綜合考慮的結果。我就說說我知道的一些事情吧。
我父親，河南商城人，生于1902年4月17日，1926年參加農會運動，1928年入黨，1929年參加商南起義，以后是戰士，班長，排長，商城游擊隊中隊長，大隊長，1930年編入許繼慎領導的紅一軍32師，任營長，1931年1月鄂豫皖各路紅軍統一整編為紅四軍，時任十師29團營長。這次整編在軍史上是個座標，后來的紅四方面軍是在這個紅四軍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當時任團級干部的人基本上都是黃埔軍校出身或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出身農民或士兵的營長大約只有李迎希和許世友（28團營長）。有的1955年授中將的同志當時還在國軍當兵，尚未投奔紅軍。數月后，李被選派到紅四軍隨營學校學習軍事。李學習畢業后，因根據地要加強地方武裝，他奉調任商光邊獨立團團長，1932 年春任商光邊獨立師副師長（當時該師無師長）。這段時間，許世友升任四軍十二師34團團長。
一個從舊世界出來革命的人，能否在革命斗爭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不僅決定自己的命運，對革命事業也可能產生某種影響。1931年夏，中央派張國燾到鄂豫皖擔任主要領導人。此人稱王稱霸的思想嚴重，1931年秋在陳昌浩的協助下搞出了“改組派”，“第三黨”的冤案和“百雀園慘案”。許繼慎，周維炯等多數師團干部及數千基層干部戰士被錯殺。當時我父親在商光邊獨立團，不在百雀園，因此幸免于難。但他是許繼慎、周維炯培養的干部，還是在1932年5月被上級保衛局以“第三黨”的嫌疑逮捕，準備處決。幸運的是此時由于紅軍干部戰士對肅反中的濫捕濫殺的憤慨很強烈，加上父親的老部隊領導擔保，保衛局的審查使父親的嫌疑被排除，于當年8月釋放。當時正值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國軍衛立煌縱隊在商城一線攻擊強勁，我紅四軍十師在阻擊中傷亡嚴重，上級命商光邊獨立師調一個團增援，父親親帶商城獨立團前往。十師師長王宏坤把該團官兵補充到十師各團，單獨把我父親留在師部當參謀。這件事是父親軍旅生涯的一個轉折點，他從此從部隊主官改變為協助部隊領導工作的參謀人員。這件事與王宏坤個人沒什么關系，估計是上級認為我父親曾是許繼慎部隊的骨干，不肯放手使用。 四方面軍在這次反圍剿失利，只得且戰且退，在突破漫川關后，進入陜西，雖打垮了楊虎城兩個團，但也無力再戰，在翻過秦嶺，大巴山后，乘川軍不備，很快占據了川北的通、南、巴地區，從此建立了川陜根據地。我父親隨十師一路苦戰，再也沒有回到原來的商光邊獨立師。 紅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后，國民黨反動派及還鄉團大肆屠殺和迫害紅軍親屬，父親的家庭原來從他父親以下共12人，被敵人殺害和迫害致死10人，除父親隨紅軍離開以外，只有他的一個六歲的大侄子在山上玩而幸免于難，四歲的小侄子被敵人抓著腿往大石頭上摔打而死，父親的兄長入黨比父親還早，被反動民團抓捕殺害，父親十五歲的弟弟被白匪用梭標捅了9個對穿窟窿而死，白匪還把李家的房子拆毀，使李母被逼自盡。在長征之前，由于各根據地的失敗，凡是老紅軍幾乎家家有這樣的血淚賬。父親到解放后才得知家中被滅門的詳情，這個階級仇恨給他思想上留下的印記是很深的。
沒有被父親帶走的商光邊獨立團于1932年11月編入紅25軍，番號為紅25軍223團，他們留在鄂豫皖戰斗，后來長征，比其他紅軍都早些時間到達陜北。紅25軍在陜北與劉志丹26軍和謝子長27軍合編為紅15軍團，原233團擴編為紅15軍團73師，這個師于1937年秋再和一方軍部隊整編為115師344旅687團，其后成為新四軍3師22團，后來進入東北，原商光邊獨立團在整編中成為東野二縱4師10團，東野南下入關以前的整編中，該團整編為第四野戰軍39軍115師343團，后來39軍入朝作戰，連戰皆捷，被美軍作為利害角色永遠記在了他們的軍史里面了。 周總理曾說，中央派許繼慎到鄂豫皖負責軍事工作，紅四方面軍猛打猛沖的戰斗作風與許繼慎的帶兵特點和指揮風格有很大關系。李迎希帶商光邊獨立團的時間雖只有約一年時間，但那時戰斗頻繁，父親也把猛打猛沖的戰斗作風帶給了商光邊獨立團。
紅四方面軍在川陜擊敗川軍的圍攻，部隊大發展，于1933年秋進行整編，紅四方面軍原四個師擴充為四個軍，十師擴編為新的四軍。新的四軍首任軍長是王宏坤，軍司令部只有幾個人，李迎希為參謀主任，帶領潘炎等幾個參謀做司令部工作。后來有過幾次機構調整，軍司令部設幾個科，李任科長。在1933年秋的這次整編中，許世友升任九軍副軍長兼25師師長，于長征前在王宏坤之后到四軍任軍長。著名的“草原分裂”后，四方面軍南下，張國燾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四方面軍在百丈關戰役中作戰失利，南下時的八萬人馬只剩下四萬多人。四方面軍于1936年4月在川西北的甘孜整編，陳再道取代許世友任四軍軍長。這次整編，軍下轄師，取消了團的編制，師直轄幾個營。四軍司令部設三個科，分別負責作戰，偵察等工作，由李迎希、張才千、錢鈞等三人分任這三個科的科長。當時紅軍的科長屬團職。張和錢都曾擔任過師長，李則一直在四軍司令部當科長。 大體上說，四方面軍的早期是鄂豫皖時期，中期是川陜根據地到長征階段，從甘孜整編到成為八路軍是后期。父親在早期擔任過師職，中期到后期基本是團職。 1955年后，總政的賴傳珠同志代表組織找我父親談話，談授銜和授勛問題。在沒有給我父親授一級八一勛章的問題上，賴的解釋是一級八一勛章的標準是紅軍時期擔任過師職，但不能算主力部隊以外部隊的師職，因為那時非主力部隊的編制很亂，有些軍和師有的兵力較少。就算你當時的商光邊獨立師兵強馬壯，也不能特殊，因為在全軍涉及這個問題的同志不少。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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