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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來北京地區及周邊地區發現了很多漢代的縣城遺址、古村落遺址等，漢代城址的發現為探索以薊城為核心通往各縣城的古驛道提供了依據，本文根據這一認識做粗淺的探索。 （1）唐代李泰《括地志》云：“元英、磿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十里寧臺之下，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1】”。 （2）唐代張守節《 史記正義》曰：“燕元英、歷室二宮在幽州薊縣西四十里寧臺之下”。 （3）《光緒順天府志》村鎮（一）載：“宛平縣西四十里山底邨亦曰旁邨（旁村）、北辛安，已（以）上邨在永定河東，舊有寧臺、元英、磿室宮近此。《史記樂毅傳》：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磿室。《括地志》：元英磿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十里寧臺之下”。“ 由元英、磿室在寧臺之下可知，寧臺是一個高臺，另外在其“下”還有在其南的意思，可見元英、磿室在寧臺之南，相距不遠。 在侯仁之先生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中，“寧臺”被標注在石景山區古城、北辛安附近【2】，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磿室”被標注在石景山區古城、北辛安附近，可見關于燕國的寧臺、磿室元英在北京石景山區，已是學術界共識。 磿【lì】室，據《康熙字典》釋“磿”字云：“【史記·樂毅傳】故鼎反乎磿室。【戰國策】作曆室。今作磨室,誤。又史記磿侯程黑,漢表作歷侯。今本亦作磨侯。皆沿寫之誤。”。《秦并六國平話》卷上：“ 汝 篁植於 薊丘 ，故鼎返乎 歷室 。”《史記·樂毅列傳》作“磿室”。裴駰 集解引 徐廣 曰：“磿，曆也。” 磿與曆（歷的繁體字）通，故也稱歷室。《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賈公彥疏：“執綍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磿’也。” “抱磿”的意思是：抱持的版上寫有逝者的名字和送葬時扶靈人的名字。由此可知，磿，就是一塊寫有逝者及扶靈人名字的版。那么，把這塊寫有逝者名字的版供奉在室內，這就是“磿室”，也就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由此可見當時的牌位不止寫“某某神位”，還寫立牌位人的名字，與后來的牌位上只寫“某某神位”不同。 對前期薊城的記載見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水經注》卷十三云： 《金史.河渠志》云：“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夫，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妨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 根據《水經注》的記載，高梁水逕薊城東門內劉靖碑之后又東南流，而這段河道轉折的位置就在今楊莊中區，可見薊城的東門大致就在這里，再以此處當做'東門’的坐標點分別向南和向北測量，這樣薊城東城墻的大致位置就確定了，依據“南北九里東西七里”在衛星圖上測量，薊城的的城墻范圍就顯現出來了，金頂山（一稱瑯山）就在范圍內，恰處于城的西北隅，根據“城內西北隅有薊丘”的記載，金頂山就是薊丘。金頂山由海拔140米、130米、120米的幾個小山丘構成，相對高度在45-65米之間，是向山區過渡的丘陵地帶，在周邊高山的簇擁下，的確稱得上“丘”，不負“薊丘”之名。 唐初詩人陳子昂（661–702年）《 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并序》曰： “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其城池霸跡已蕪沒矣！乃慨然仰嘆：憶昔樂生，鄒子群賢之游盛矣。因登薊丘，作七詩以志之，寄終南盧居士。亦有軒轅之遺跡也”。其《薊丘攬古》詩：“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應龍已不見，牧馬生黃埃。” 黃帝為炎黃部落聯盟的組織者，至春秋后期，“黃帝”稱號已為華夏族共同前進的旗幟，視為共同始祖。故此，古時的人們多在重要地區建筑“軒轅臺”，常常舉行較大的祭祀活動，用以表示對他的崇拜和祈愿得到他的神靈保佑。不管周武王是封黃帝之后于薊還是封帝堯之后于薊，都能說明是封黃帝的后裔于薊，因為史載帝堯也是黃帝之后裔。所以說，位于薊丘上的“軒轅臺”有可能建于周武王封黃帝之后于薊之時，用來祭祀黃帝。 石景山區薊城范圍內有“古城”村的地名，見曲阜魯故城、臨淄齊故城，其城內現今都有古城村，可知“名為古城，必有所本”。而石景山區的古城村之名見于明代史料，可見當時成村的時后這里的確有古城的遺跡。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古城村西還有400米的城墻存在，在農業學大寨時期平毀，位置在今古城西街。城墻的遺存印證了前期薊城的確在石景山區古城一帶。 201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石景山區老古城地下文物埋西藏，其保護范圍是東至古城大街、南至石景山路、西至北辛安路、北至古城西路約1萬平方公里。上個世紀60年代起，隨著城市基本建設，在古城西側（北辛安）多次出土戰國錢幣、夾沙陶罐及漢代彩陶片，還發現一口六角形古井。......【9】。 2016年7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發文公布，石景山區金頂山地下文物埋西藏被列入北京市第五批地下文物埋西藏名單。金頂山地下文物埋西藏位于石景山區蘋果園地區，占地面積：168.1公頃，其保護區范圍分別是，東界：蘋果園大街、西山奧園小區東圍墻、北京市水務局黨校西圍墻；南界：蘋果園南路、金頂南路；西界：金頂北街、金頂街；北界：永定河引水渠南堤。該保護區域內的金頂山上分布有大量漢代磚瓦，金頂山四周曾發現多座高等級明代墓葬，對北京地區漢代和明代考古研究具有較為重要的價值【10】。 可能有人還表示懷疑早期薊城不在石景山區，再說明如下： （1）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白云觀以西發現西晉薊城之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趙其昌先生曾發表《薊城的探索》一文【11】，提出西晉薊城是后期薊城，并不是戰國以來曾作過燕國都城的前期薊城。至于前期薊城的位置應在何處，文中以現有的考古資料為線索，提出了三個地區：京西八寶山以西略北地區（今石景山區古城村一帶）、北京以南外城以西地區、在后期薊城南。 （4）《水經注》記載有一處矛盾的地方，《水經注》卷十三記載：“漯水又東徑廣陽縣故城北。謝承《后漢書》曰：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昔銚期奮戟處也。”。 《水經注》說東漢時期銚期為劉秀逃離薊城而開路是在廣安門的薊城的南門奮戟的，南逃第一站是小廣陽。這使得有的學者堅信漢代時期的薊城是位于廣安門一帶的。 這段記載與“薊縣故城”的歷史沿革沖突，是酈道元《水經注》記載的對還是錯了，到底是如何，這涉及到東漢時的薊城在哪里的問題，下面分析。 劉秀在薊城時為更始二年（24年）《后漢書》云“及王郎起，光武（劉秀）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萎亭”【13】。 劉秀與銚期由薊城出來第一站是小廣陽，出薊城東南馳，說明薊城在小廣陽的北方偏西的位置。小廣陽的位置，考古證明在北京房山區長陽鎮廣陽村，石景山區古城一帶恰處于廣陽村的北方偏西的位置。另外因為小廣陽直線到古城村一帶的薊城之間是半山地，而古城村東南的衙門口到小廣陽之間是平原，古城村的薊城到廣陽村的小廣陽之間有?水相隔，劉秀與銚期出薊城東南行是要經過?水的渡口，當年的渡口當在今處于古城村東南的衙門口一帶，當然?水渡口很多，為何選擇這個渡口，我分析認為“光武（劉秀）取駕南轅”，選擇駕車行走衙門口至廣陽的平原路線可以減少了因道路不平而引起的顛簸。 綜上所述，薊城的大致位置鎖定，金頂山就是薊丘。西周至西晉中期的薊城的確在石景山區古城、金頂山一帶，也就是說漢代時期的薊城就在這里（圖1）。 應當說明的是，上述這個城址范圍只是我經過研究提出的，并不是經過考古發掘出土的前期薊城的實際狀況，所畫的理想化的城址范圍必然會和實際狀況有誤差，只為將來考古發掘提供線索和參考，還是應以將來考古發掘的資料為準。 既然漢代薊城在石景山區，那么西城區（原宣武區）發現密集的漢代陶井又作何解釋呢？
通過研究《水經注》得知，在今北京南站和陶然亭之間有漢初的燕靈王劉建和燕康王劉嘉的陵墓。按漢代規制帝王陵墓附近要有陵邑。陵邑是漢代為守護帝王陵園所置的邑城。諸侯王制仿朝廷，也置奉園民，但不置縣，一般叫做“陵邑”或“園邑”。 《水經注》卷十三：“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后期薊城）中。景明（500年–504年）中，造浮圖建剎，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址磐固，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陵也？?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 ”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伏道，指：暗道，隱秘的通道。是說，從后期薊城內的中部有“暗道”通向城外東南的兩座燕王陵，“暗道”是在北魏景明（500年–504年）中造寶塔和建寺院深挖地基時被發現的，表明“暗道”在當時不為官府所知，說明“暗道”不是北魏時建造，由“陵有伏道”一語，可知“暗道”與西漢的兩座燕王陵是同期工程。與燕王陵同期工程只有陵邑，由此可知“暗道”的南端連接著燕王陵陵園，“暗道”北端連接著燕王陵的園邑。燕靈王劉建（前195年–前181年在位）和燕康王劉嘉（前177年–前151年在位）所處時代為西漢早期，據《北京西郊白云觀遺址》（載1963年第3期《考古》）說：“根據這些出土的遺物推測，這批陶井應當是屬于西漢早期的”說法。由于密集井圈的地點正處于后期薊城中， 從而印證了漢初燕王陵的陵邑位置就在這里，即是說宣武門以南一帶是燕王陵的陵邑所在地【14】。當然，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這些古井分布如此之廣和密集，不可能全部是居民生活所用，必然有相當數量屬于灌溉農田的水井。  圖2（一）薊城南去的驛道 《水經注》卷十三說“世祖（劉秀）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 劉秀與銚期由薊城出來第一站是小廣陽（廣陽城），劉秀在薊城時為更始二年（24年），《后漢書》云“及王郎起，光武（劉秀）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萎亭”。劉秀出薊城之后向東南馳，說明薊城在小廣陽的北方偏西的位置，也表明薊城與廣陽城之間?水的渡口在薊城東南方向。 劉秀與銚期出薊城東南行是要經過?水（古永定河）的渡口，當年的渡口在哪里？ 《水經注》說，?水東逕廣陽故城北，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前期薊城）南（《魏土地記》云“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水）”），又東流與洗馬溝合。通過在今石景山區遠洋山水小區附近發現的被三米厚的河卵石包圍的漢代陶井，說明漢代之后?水（古永定河）在今鷹山北向東北的漢代陶井的位置流過并留下了河卵石【15】，鷹山正處于廣陽故城北，而鷹山到漢代陶井這一河段恰是“?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的?水河段。鷹山正處于薊城正南，那么處于薊城東南的?水渡口當在鷹山的東面。這個渡口在宋遼之際還在使用。到了宋代，在史書中出現了一個叫“安祖寨”的地名。這個地名最早是在元代修《宋書·宋琪傳》中提到的“討伐路途坎坷，可取道太行山麓北進。”“涉涿水（今拒馬河）并大房山，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才及一舍。”“砦”與“寨”同義，指守衛用的柵欄、營壘，可以說安祖寨是一個具有軍事性質的村寨，宋人計劃出安祖寨，討伐遼國是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時的事。安祖砦在今衙門口橋東側，過去還有200多米見方的遺址存在。由“抵桑乾河（?水）出安祖砦”一語可知這個渡口就在安祖砦附近。由示意圖（圖3）可知，這個漢代至宋遼還延用的渡口在今鷹山與衙門口之間。 北京地區的漢代古驛道粗探  圖3 自今石景山區古城一帶薊城的南門向東南經過鷹山與衙門口之間的渡口，繼續向南經過今長辛店–廣陽城（廣陽村）–良鄉（竇店）–涿郡（涿州）–桑邱城（徐水區）一路南下中原。 南去的道路還有分支： 1.廣陽城–陽鄉–方城（固安東南）–平曲（霸州東）–文安（文安西北）… 2。良鄉–西鄉（房山長溝村）–蔡莊–經燕下都（易縣南）向西南方向進去太行山以西地區。 3.陽鄉–易縣（雄縣西北）–阿陵城（任丘東北12里）… 北京地區的漢代古驛道粗探  圖4 （二）薊城東南去的驛道 薊城經古永定河渡口到陰鄉（大興蘆城村）–大廻城（大興大廻城村）–安次（廊坊）–北茨平古城（廊坊北茨平村）–益昌（霸州東）–東平舒（靜海西釣臺村）… 分支： 1.大廻城到雍奴（武清蘭城）–東漢雍奴（武清大宮城村）。 2.安次–泉州（武清城上村） （三）薊城東去的驛道 薊城向東逕今八角村、魯谷村、沙窩村–燕王陵陵邑（宣武門、和平門南）–今高碑店–路城（通州古城村）–無終（天津薊縣）… 分支：路縣–秦代右北平郡城（天津寶坻） （四）薊城東北去的驛道 薊城向東北逕今四季青鎮到海淀區萬泉莊西、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這一帶發現了漢代村落及古道（圖5）），再到大口城（朱房村）–安樂（順義古城村）–狐奴（順義區北小營鎮北府村）–漁陽（懷柔北房鎮梨園莊村）–獷平（密云高嶺鎮石匣村）–奚城（密云田莊村）–滑鹽，通往東北地區… 分支：大口–昌平（昌平上東廓村）–芹城（秦城）–漁陽… 北京地區的漢代古驛道粗探  圖5 （五）薊城西北去的驛道 薊城–今杏石口–今海淀區門頭村、向陽新村–今紅山口、興隆莊、上莊鎮–雙塔（昌平土城村）–軍都（虎峪）（圖6）–居庸關–居庸（延慶）–夷輿（延慶古城村）…  圖6 分支：居庸關–沮陽（懷來大古城村）–且居… 另一條西北去的居庸關的古道，薊城–戾陵邑（模式口）–今軍莊–今寨口–今陽坊–雙塔–居庸關… （注：通過研究《水經注》，得知戾陵在今紅光山，戾陵邑當是在模式口，今有殘石圍墻，宋《太平寰宇記》載萬安山又名垣墻山，萬安山指模式口北的山，山有垣墻故名垣墻山，此模式口圍墻當是戾陵邑圍墻的遺存。） 據說公元前100年蘇武出使匈奴曾走此道。 《宛署雜記》里提到：“思漢嶺,在縣西六十里東山村。蘇武使虜曾過此,故名。”思漢嶺在今小西山東山村北，西側是陽臺山。 在模式口東、金頂山（薊丘）西北山麓古道邊原有碑上村舊有李陵碑、蘇武廟，早年這里有一眼水井，酒店數家。戾陵碑為青石材，四方座，高約2.5米，寬1米，厚0.3米。南面有一間石砌小屋是蘇武廟，供奉蘇武像。（《磨石口傳說》，同心出版社，2015,3,107頁） 這座蘇武廟是北京地區唯一的，為何建于此，因為這里是薊城的北西門內，是蘇武離開薊城的地方，經今軍莊，走小西山與大西山之間的天然孔道經過思漢嶺，直奔居庸關（圖7）。  圖7 1.在今門頭溝區軍莊鎮軍莊村曾經發現戰國墓葬。 2.在今門頭溝區的王平鎮東古巖村東北永定河岸邊的山上發現漢代烽火臺。 3。沿河城古稱三岔村，扼守著幾道山口水口，為“三汊沿河水口”，簡稱沿河口。明嘉靖三十三年設守備，萬歷六年建城堡，始稱沿河城。明萬歷十九年，由山西提刑按察司副使馮子履撰寫的《沿河口修城記》，記載了建城的緣由：“國家以宣云為門戶，以薊為屏，而沿河口當兩鎮之交，東望都邑，西走塞上而通大漠，渾河蕩蕩，襟帶其左，蓋腹心要害處也。”因此朝廷于此修建守御城池。建城的速度很快，“數月告成事”。《沿河城守備府》碑載：“沿河口守備設于嘉靖三十二年，城建于萬歷六年”，“沿河以山為城，以河為池，乃京師咽喉之地”。   圖9 【2】《北京歷史地圖集》政區城市卷，北京出版集團公司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19頁。 【3】李江浙《北京始都年代考》，《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專輯》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編，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3月，第113頁。 【4】1.趙其昌：《薊城的探索》，《北京史研究》（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2.陳平《古都變遷說北京》北京市西城區文史學會編，華藝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5】王春《<魏土地記>成書年代考》，《北京史地民俗》2017年第26期，北京史地民俗學會，2017年9月 【6】 朱祖希：《元代及元代以前北京城市形態與功能演變》，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年。引用：曲英杰：《先秦都城復原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296頁：《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宛平縣薊城下”，曾引《元和志》：“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十門。”曲英杰認為，此條“亦當本于袁山松之《郡國志》，其所記當為漢晉之制，而不為唐制。如此，則可以就見于記載的兩漢魏晉時薊城之制，推知燕薊城之方位”。 【7】關續文《古金口遺址商榷》，《石景山文史資料》第三輯，1990年12月。 【8】劉德泉、李元強、冉連起的《永定河出山口的古代水利工程》，載《北京水利》2000年04期。 【9】來自石景山政府網。 【10】來自石景山新聞網。 【15】陳康《永定河故道上的漢代古井》，《石景山文史資料-16輯》，200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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