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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第一期 民國時期是中國錢幣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而特殊的階段，這一階段的錢幣學研究具有很多不同于以往的顯著特征，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方面就是錢幣研究組織的出現和錢幣學刊物的誕生。在這一時期，由中國學者所創辦的錢幣研究組織和錢幣學刊物主要包括20年代的古泉學社及其社刊《古泉雜志》、30年代的中國古泉學會及其會刊《古泉學》、40年代的泉幣學社[1]及其社刊《泉幣》三種。根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目前學術界對上述前后兩個錢幣研究組織及其社刊均有專文進行過介紹和探討，而對中國古泉學會及《古泉學》雜志的研究卻只是散見于其他相關的論文當中，并未形成專題性的研究成果，這種狀況既有礙于讀者對中國古泉學會及《古泉學》雜志的全面了解，也不利于學術界對該組織和刊物的深入研究。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將嘗試對中國古泉學會與《古泉學》雜志進行專題性的探討，還請各方專家不吝賜教。
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第二期 一、中國古泉學會 1936年2月23日，由葉恭綽（譽虎）、吳敬恒（稚暉）、丁福保（仲祜）和張乃驥（叔馴）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古泉學會（以下簡稱古泉學會）在上海成立。根據成立大會上所通過的簡章，古泉學會的宗旨是“闡明古泉學識，研究古泉制作，鑒定真贗、辨別時代，啟人好尚之心”。簡章規定“凡有志古泉學者，均得聲請入會，經會員介紹填具志愿書，經理事會通過后，即為本會會員”，“外籍同志經前條手續后，得為本會名譽會員”[2]。學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人、評議員九人、理事五人”，“由每屆會員大會選舉或推定之，連舉得連任”[3]。成立大會選舉丁福保為古泉學會會長，葉恭綽、張乃驥為副會長，評議員包括方若（藥雨）、宣哲（愚公）、鄧實（秋枚）、張晉（絅伯）、程文龍（吳泉）、鄭家相（葭湘）、衛聚賢（懷彬）、張晏孫（季量）和曹銓（衡之）等九人，理事為吳敬恒、簡又文、鄭師許、宗惟恭（禮白）和余洵（大雄）等五人，總干事由楊愷齡擔任[4]，這些人可謂是古泉學會的核心成員。關于學會的經費問題，簡章規定“本會經費由會員自由捐助，經評議會、理事會通過，得征收會費，每員每年至少國幣二元”[5]。
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第三期 總體來看，古泉學會的宗旨與20年代古泉學社的宗旨是極為相似的[6]，即突出強調錢幣研究的具體內容，并將其范圍局限在“古泉”一隅之內，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學者們還沒有徹底擺脫前人將錢幣研究看作是“羽翼史志之一助”[7]或者“消耗雄心之一術”[8]等傳統觀念的束縛，也并未真正將錢幣研究提升到一門學科的高度。而這些看法與40年代泉幣學社所提出的“方今泉幣一門，成為獨立專門科學”[9]，并將“研究古今泉幣，溝通中外學界，交換知識、聯絡同志”[10]作為學社宗旨的宏闊視野相比，其差距還是非常大的。另外，從古泉學會的簡章來看，其對會員準入條件的規定可以說是相當寬松的，這一點則與其他兩個錢幣研究組織的情況比較類似[11]。在學會（社）主要職員及其數量和職責的設定方面：古泉學社設有“理事二人、鑒定員六人、編輯員五人、評議員無定額”[12]；泉幣學社則有“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或二人、評議員若干人、干事二人，辦理本社一切事務”，并設“總編輯一人、編輯四人或六人，辦理刊物編輯事務”[13]。而從前述古泉學會簡章的相應內容來看，其規定與古泉學社相比可謂是各有千秋，例如前者設有統領會務的會長、副會長等職，而后者則有負責刊物事宜的編輯員等；但是若與后來泉幣學社的機構設置較為合理、職責劃分較為明確相比，則古泉學會的不足之處還是十分明顯的。在此附帶說明的是，古泉學會的大多數核心成員都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錢幣學家，其中不少人也是其他兩個組織的重要成員，比如古泉學會的會長丁福保后來又擔任過泉幣學社的社長，副會長張乃驥曾在古泉學社擔任鑒定員、理事之職，后來又在泉幣學社擔任評議員一職，其他如方若、宣哲、鄧實、張晉、程文龍、鄭家相及張晏孫等人，也都分別在古泉學社或泉幣學社擔任過重要職務。最后，在會（社）費問題上，古泉學社和泉幣學社都是按照社員每年繳納社費數額的差異而將其分為不同的類別[14]，但古泉學會則沒有類似的規定。而除了定期繳納的會（社）費之外，由發起人承擔和會（社）員自由捐助的經費，在三個組織的資金來源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第四期 古泉學會在成立之后僅僅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便因抗日戰爭爆發，會員流散各地，導致各項工作無以為繼，被迫終止。在此期間，學會的主要活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每月召開一次研究會，二是成立函授古泉學社，三是編輯和出版《古泉學》雜志。
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第五期 從1936年3月到該年11月，古泉學會每月召開研究會一次，合計共有九次，每次到會人數為10到20人不等（大多是學會的核心成員），其主要內容“除討論會務、交換智識外，會員得攜帶藏品或著述，共同欣賞”[15]。研究會一般都設有特定的學術討論主題：比如5月10日的第三次研究會，其討論主題為“文貝”；8月2日第六次研究會，討論主題為“大朝通寶”；10月11日第八次研究會，討論主題為“新莽十布”等[16]。這些主題有時也會延續到隨后出版的《古泉學》雜志中：比如3、4月份的第一、二次會議討論的主題均為“古泉之重量”，而在6月份出版的《古泉學》第一期中，即有丁福保的《論古泉家不識權度之缺點》一文；在第六次會議討論“大朝通寶”之后，9月份出版的《古泉學》第二期不僅摘錄了翁樹培（宜泉）《古泉匯考》中關于“大朝通寶”的內容，而且還刊載了宣愚公的《大朝通寶續考》一文。與古泉學會的研究會相類似，古泉學社和泉幣學社也都有定期舉行的集體活動。其中古泉學社的章程就規定每月召開常會兩次、展覽會一次，以便欣賞藏品，并討論社務及刊物的編輯出版事宜[17]；泉幣學社則是每周召開泉友談話會一次（后改為每兩周一次），其“會式為自由談話，或傳觀出品，或討論刊物，或研究泉學，或交易泉幣”等等[18]。這些活動的頻次雖然較之上述研究會的頻次更高，但其通常都不設特定的研討主題，筆者以為這種形式似乎不如研究會的做法科學。總而言之，古泉學會每月召開一次的研究會是該組織的一項十分關鍵的常規性活動，這項活動不僅為相關人員的學術交流搭建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同時也為《古泉學》雜志的編輯和出版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成立函授古泉學社是古泉學會后期的一項工作，該社最初是由丁福保所發起的，為此丁氏還撰寫了《函授古泉學社緣起及簡章》一文，刊登在《古泉學》第四期中[19]。根據丁氏所述，函授古泉學社的成立是“以提倡古泉學為目的”，為了便于地處偏僻的學者入門和為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培養古泉學人才，故采用通函教授的方法。簡章規定凡有意加入學社者，只需提交個人詳細履歷即可，“報名費亦不收”；社員主要通過學社郵寄的錢幣拓片等資料來進行學習，“如欲一見真品者，可約定日期鐘點，來社參觀”。另外，簡章還規定“函授期限定為一年”，因為“一年期滿，于古泉之學，必已得其門徑”，此后則“視各人嗜好之淺深、天分之高下而定……故期滿后，亦無通信試驗、及格者給予證書等事”[20]。從以上函授古泉學社簡章的主要內容來看，其總體設計雖然還比較簡單，組織管理也顯得有些松散，但它畢竟可以為許多錢幣研究的初學者提供一個重要的入門階梯，而且其學習形式相對較為靈活，費用成本也不是很高，因此函授古泉學社如果能正常運行數年或更長時間，那么其效果想必也將是十分顯著的。不過可惜的是歷史并沒有為其提供這樣的機會，隨著古泉學會的迅速瓦解，函授古泉學社也變得無所依托，其工作還未全面展開，便不得不草草收場。 二、《古泉學》雜志 《古泉學》雜志是中國古泉學會的會刊，從1936年6月創刊到1937年6月停刊，每季度發行一期，合計共有五期。該雜志的創辦是由于當時存世的錢幣學著作大都無法滿足人們研究和學習的需要，古泉學會“同人等有鑒于此，爰編訂《古泉學》”，希望由此而“藉謀海內學者，互通聲氣，并供本會會員發表之機會，以其研究所得，時時公諸世人”[21]。《古泉學》雜志的原本現已十分罕見，1988年，上海書店曾對原本進行影印，并將第一至五期合訂成書予以出版。 作為古泉學會的會刊，《古泉學》雜志刊登了許多有關學會基本情況和主要動態的關鍵信息，這些信息主要集中在第一期的《弁言》和《本會職員臺銜》，第一至三期的《研究會會訊》，第四、五期的《函授古泉學社緣起及簡章》，以及每一期的《本會簡章》當中，其具體內容筆者在上文中已經多次論及，這些內容也是我們目前了解和研究古泉學會的基本材料和主要依據。另外，《古泉學》雜志的前四期中各有一篇由楊愷齡所撰寫的《例言》，其性質大致類似于現在許多雜志的“本期導讀”，一般是介紹每期雜志的主要內容及其編纂情況，有時也會預告下期內容或發布征稿信息等。最后，《古泉學》雜志的每一期中都刊登了一定數量的廣告，其內容是以推銷丁福保所編的《古泉叢書》為主，另外也有個別出售或者收購古錢的廣告。當然，以上這些篇目并不是《古泉學》的核心內容，該雜志的主體部分乃是其先后刊登的57篇學術性文章。
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 由于《古泉學》創辦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供本會會員發表之機會”，因此在該雜志所刊登的57篇文章當中，其作者為古泉學會會員（尤其是核心成員）的文章占據了很大的比例。根據筆者統計，《古泉學》第一至五期共發表丁福保的文章15篇、鄭家相4篇、楊愷齡2篇、張絅伯2篇、程文龍2篇、宣愚公1篇、衛聚賢1篇、鄭師許1篇、岑子潛1篇、謝瑞齡1篇，合計共30篇，約占全部文章總數的53%，這些文章的作者既是古泉學會的會員，又大都是當時著名的錢幣學家。除此之外，《古泉學》還刊登了陳仁濤、徐寄廎、羅伯昭、戴葆庭、戴葆湘、陳進宦、吳承洛、岑泉盦、金維城、陳進宜等人的文章共14篇，其中如羅伯昭、戴葆庭等也都是當時治學嚴謹的錢幣學名家。另外，《古泉學》雜志又鑒于“前賢未刊稿本，珍罕名貴，尤為難得”[22]等原因，故先后選錄了翁樹培、鮑康（子年）、高煥文、饒登秩、袁克文等人的作品共13篇，而這些作者也同樣是清代或民國時期卓有成就錢幣學家。總之，《古泉學》在選稿時多用當世名家或前代先哲之文章的做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雜志的質量，并使其在很多方面代表了當時國內錢幣學研究的整體水平。
古泉文庫藏書 《古泉學》 從《古泉學》所刊登的文章來源及其性質來看，其中約有22篇文章是從其他文獻中選錄出來的，其余35篇才是獨立的專題性文章。雖然如此，但這畢竟已經超越了《古泉雜志》的文章全部是從他人著作中選錄出來的做法。而從對文章的整體編排來看，《古泉學》不設門類的做法與《泉幣》雜志將其文章分編為“考據”、“撰述”、“雜著”、“出品”、“鑒別”和“通訊”六個欄目相比[23]，其不足之處則是顯而易見的。另外，就《古泉學》所刊文章的基本內容而言，由于該雜志是“以考正典籍、蒐求珍本、研究幣制為主”[24]，所以其中介紹和評述錢幣文獻及錢幣學家的文章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共有26篇，另外31篇則是以研究錢幣實物和錢幣學理論等為主的文章。 以介紹和評述錢幣文獻為主的文章，其性質大都是一些已經成書或者在編著作的序跋和凡例等，也有少數篇章是摘錄原書正文的內容。前者如丁福保的《古錢大辭典自序》、《古泉大辭典例言》、《古泉學大綱緒言》、《吉金所見錄跋》、《欽定錢錄跋》以及《泉貨匯考跋》等，后者包括饒登秩的《古歡齋泉說》、《譜錄》以及金維城的《古泉小辭典摘要》等。其中丁氏的文章后來大都收入了作者編纂的《古錢大辭典》和《古錢學綱要》等著作中，但其具體內容已有不少改動，而通過對這些文章前后面貌的比較，則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相關著作的編纂情況以及丁氏本人的認知變化過程。至于饒登秩等人的文章，由于其相關著作至今仍未正式出版，所以上述刊登在《古泉學》中的內容就顯得彌足珍貴了。除了錢幣文獻之外，對錢幣學家的介紹和研究也是《古泉學》較為關注的一個方面，該雜志的編者曾明確表示：“倘蒙海內古泉專家賜寄自傳或前人小傳，尤深歡迎。”[25]此類文章共有3篇，即楊愷齡的《鮑子年先生略傳》、高煥文的《近世古泉家》（節錄自《癖泉臆說》）和丁福保的《鳳陽府教授倪迂存別傳》。 研究錢幣實物和錢幣學理論等問題的文章，其基本類型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對個別錢幣進行專門介紹或研究的文章，比如羅伯昭的《大齊通寶考》、程文龍的《孫吳大泉五千大泉記》、戴葆湘的《關于平靖勝寶》，以及陳進宜的《遼巡貼千寶錢考》和《元大朝金合錢考》等，此類文章的篇幅一般都比較短小；二是對某一大類或某個時代之錢幣進行專題研究的文章，比如饒登秩的《論鐵錢》、陳仁濤的《綠雪館泉談》[26]，以及鄭家相的《遼錢考》、《半兩之研究》和《五銖錢之研究》等；三是從整體上來探討錢幣學之相關理論問題的文章，比如張絅伯的《何謂泉貨學》、謝瑞齡的《中國古泉學的檢討》、鄭師許的《古泉與藝術》，以及丁福保的《論古泉家不識權度之缺點》等。除了內容和主題方面的區別之外，這些文章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比如羅伯昭的《大齊通寶考》就是一篇考訂詳實、論證嚴密的文章，作者通過對“大齊通寶”錢之形制和文字的仔細考察，并結合諸多文獻對其時相關情形的記載，首次正確地推斷出該錢乃是徐知誥“篡吳位，立國稱帝，國號大齊”時所鑄，從而否定了清人將其定為黃巢所鑄的觀點[27]。再比如張絅伯的《何謂泉貨學》則是一篇視野開闊、卓有創見的理論研究文章，作者認為“以廣義言之，泉貨學與政治、經濟、歷史、地理、古物、社會諸門，息息相關；狹義言之，則已獨立成為專門科學”，欲使“泉貨學得一較完備之書”，“則惟確定綱要，使在同一系統之下，分類研求、分功而作、通力而成”[28]。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鄭家相的《古化沿革及變遷》誤認為“圜金之遞嬗于布化，不但文字可以考據，而形制亦可以推求也”[29]，岑泉盦的《歷代貨幣制度變遷述略》中也有類似的觀點，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顯然是有問題的，但學如積薪、后來居上，這正是學術研究的普遍規律，所以我們既不能以此來苛責前人，也不能因此而忽略甚至抹殺其文章的價值。 結 語 總之，中國古泉學會及《古泉學》雜志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錢幣學研究領域最為突出的代表之一。無論是從學會的基本宗旨、機構設置及其主要活動，還是從雜志的選稿特點及其文章的內容和質量等方面來看，古泉學會與《古泉學》雜志都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其中雖然也有少數不盡人意之處，但這并不影響其在民國三大錢幣研究組織和錢幣學刊物中的承上啟下的特殊作用，也無損其在中國錢幣學發展史上的突出貢獻和重要地位。 [1]“泉幣學社”是其成立初期的名稱，后曾改稱“上海泉幣學社”，復又改為“中國泉幣學社”，本文為方便起見，統一稱為“泉幣學社”。 [2]《本會簡章》，《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57頁。 [3]根據《古泉學》第五期所載1937年5月1日修訂的簡章，評議員改為十七人，理事改為九人。 [4]《本會職員臺銜》，《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56頁。 [5]根據《古泉學》第五期所載1937年5月1日修訂的簡章，規定“本會會員須年納會費國幣三元，以備本會各項開支之用”。 [6]《古泉學社章程》規定，該社是“以闡明古泉學識，訂正舊說、鑒定真贗、辨別時代、參考制作，啟人好尚之心為宗旨”（參見《古泉雜志》第一期，古泉學社發行，1927年）。 [7]（清）趙允懷：《<選青小箋>序》，《中國古錢幣圖譜考釋叢編》，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583頁。 [8]（清）陳萊孝：《歷代鐘官圖經·自敘》，《中國錢幣文獻叢書》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41頁。 [9]張絅伯：《本志發刊詞》，《泉幣》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3頁。 [10]《泉幣學社簡章》，《泉幣》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91頁。 [11]《古泉學社章程》規定“凡有志古泉學者，不分國界，經社員二人以上介紹，均可認為社員”；《泉幣學社簡章》規定“凡贊同本社旨趣，或經社員介紹，或自開履歷，由本社審查合格者，均得為本社社員”。 [12]《古泉學社章程》，《古泉雜志》第一期，古泉學社發行，1927年。 [13]《泉幣學社簡章》，《泉幣》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91頁。 [14]《古泉學社章程》規定其社費“分特別、普通兩種，特別社員每年十二元，普通社員每年六元”；《泉幣學社簡章》規定“本社社費分甲、乙、丙三種：甲種年納社費十二元，為贊助社員；乙種年納社費九元，為特別社員；丙種年納社費六元，為普通社員”，后又改為兩種，即正社員、贊助社員，其每年所納社費金額也屢有更改。 [15]《本會簡章》，《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57頁。 [16]《研究會會訊》，《古泉學》第一、二、三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55，57，54頁。 [17]《古泉學社章程》，《古泉雜志》第一期，古泉學社發行，1927年。 [18]鄭家相：《泉友談話會消息》，《泉幣》第三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60頁。 [19]丁福保：《函授古泉學社緣起及簡章》，《古泉學》第四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44-45頁。 [20]薛艷麗女士在《民國時期的中國泉幣學社》（《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一文中稱：函授古泉學社“函授期限為一年，學習期滿進行考試，予及格者頒發證書”，此種說法不確。另外，該文標題二“主要活動”之下所列舉的“召開研究會”一項，以及文中關于函授古泉學社的內容，均為30年代“中國古泉學會”的主要活動，而作者本文所探討的對象則是40年代的“中國泉幣學社”，二者雖有聯系，但絕對不可等同，所以作者將此兩項內容收入文中，似亦欠妥。 [21]楊愷齡：《弁言》，《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1頁。 [22]《例言》，《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1頁。 [23]《本刊簡章》，《泉幣》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91頁。 [24]楊愷齡：《弁言》，《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1頁。 [25]楊愷齡：《例言》，《古泉學》第二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1頁。 [26]該文章發表于《古泉學》第一期，其“目次”作“雪綠館泉談”。 [27]羅伯昭：《大齊通寶考》，《古泉學》第二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16-17頁。 [28]張絅伯：《何謂泉貨學》，《古泉學》第三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16-24頁。 [29]鄭家相：《古化沿革及變遷》，《古泉學》第一期，上海書店影印合訂本，1988年，第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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