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仲（公元前723年一645年)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相國，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jīng)濟學(xué)家，哲學(xué)家，政治家，軍事家。是春秋時期最早的法家代表。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一公元前479年4月14日，字仲尼，名丘。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 管仲在好友鮑叔牙的積極推薦下，齊桓公不記前仇，拜管仲為相。管仲提出了尊王攘夷的策略，聯(lián)合中原各諸侯國，共同對抗北方游牧民族對中原的襲擾，并成功阻止楚國北進計劃。除了戎狄入侵之外憂，當時天下還有禮崩樂壞的內(nèi)患。管仲其時，天下諸侯不再尊奉業(yè)已衰微的周王室，而是對外互相攻伐入侵，在內(nèi)紛紛為禍作亂，將禮義規(guī)則踐踏于腳下，導(dǎo)致各國的外交和內(nèi)政都處于嚴重的失序中。而管仲佐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重建秩序，結(jié)束混亂。然而更可貴的在于稱霸的過程中，強大的齊國只是使用了有限而必要的武力，之后就“隱武事，行文道”，使“天下諸侯稱仁焉”。如此不可謂不仁德。 集結(jié)強大的武力消滅了華夏最大的外患，又用最小的內(nèi)耗解決了天下內(nèi)部的混亂。如此豐功偉業(yè)，當然不是“未能對一個已死的國家繼承人保持忠誠”這一不完美的行為所能比擬的，況且如果當時管仲隨召忽“死之”，又如何建此偉業(yè)豐功。故孔子贊賞沒有“自經(jīng)于溝瀆”的管仲，認為其行不需要“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在評價其是否仁者上，孔子的眼光是長遠、全面而實際的，抓其重大仁德而放其較小瑕疵，遂向子路稱贊連連：“其仁也，其仁也。” 因小失大論其禮 孔子又認為管仲是個不知禮法的人，按《論語·八佾》的記載，有人問及，孔子舉了兩例作答，說桓公在宮里修了類似屏風(fēng)的塞門，安放了禮待外君的反坫，管仲就依樣在自己府里弄了一樣的擺設(shè)。對這種有違禮法的行為，孔子嘲諷道：“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連管仲都算知禮之人了，那誰算不知禮的人。 模棱兩可論其德 首先事是模棱兩可之事。孔子直言：“管仲之器小哉。”不知是反感于其“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中對物質(zhì)基礎(chǔ)的強調(diào)，還是厭憎于其治國稱霸中一些為人不齒的手段和策略，但孔子始終沒有給出裁定其器大器小的標準和論據(jù)，而史料中也難尋依據(jù)。在論其不儉時倒是給了兩個例子“官事不攝”和“有三歸”，即說管仲手下官員多不兼職，且其擁有多處房產(chǎn)。從官員任命來看，也許是特殊部門需要專力專為，也許是管仲于公于私安排如此，官員不兼職是否一定導(dǎo)致機構(gòu)臃腫效率低下是有待考量的，而這是否能進一步證明管仲“不儉”更是有待商榷的。從個人生活來看，齊國在管仲的勵精圖治下經(jīng)濟發(fā)達，國富民裕，在整體生活水平很高的前提下，管仲所為正如司馬遷所言：“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很難說是過分的要求。況且依《左傳》所記，桓公曾筑小谷城贈與管仲，一座城池尚能見贈，何況幾處宅院呢。 其實不止這兩件事，就連管仲一生最大的黑點，即未殉前主而事桓公，也容易算成一筆糊涂賬。一來是時殺身盡忠之觀念未成，未能死節(jié)不算丟人；二來管仲早言小白能成，跳槽換主并不突兀；三來放箭伏殺中其衣鉤險些成功，足以報之不算失職。然而召忽高尚，自殺成仁以殉之。對比襯托之下，就令管仲十分尷尬了。  其次人是模棱兩可之人。按《史記·管晏列傳》中所記，管仲曾托鮑叔牙的所謂知己之論，為自己高調(diào)辯護。由內(nèi)容可知，管仲想多分財利就借口“我貧也”，謀事情辦砸就埋怨“時有利不利”，做官數(shù)次被驅(qū)逐就賴賬“我不遇也”，作戰(zhàn)經(jīng)常當逃兵就推脫“我有老母也”等等。這里既有情有可原之處，也可以看出其逐利而虛偽好詭辯的品質(zhì)，即管仲的私德水準既非大奸大惡，也非大圣大賢，而是接近于一個普普通通的正常人。而前文孔子對其仁和禮的評價都是不為正面典型即為反面教材的“標桿式”，對于管仲不上不下的道德水平，想要同樣作出非黑即白的論斷，是難免招人爭議的。 寫在后面 通過對孔子論管仲的分析可以看出，品評歷史人物不僅要全面，更要分清其功過之主次，抓住要點，才能得出較為公允的結(jié)論。而且每個人的所見都難保全面，所思都難保周全，對于有爭議之處應(yīng)當求助史料佐證，然后深入分析。 雖然與歷史公論基本一致，但孔子又不打算完全掩藏自己的態(tài)度和意見。讀罷思畢，一個率真可愛，謙虛之余而又略顯倔強的老夫子之形象躍然書本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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