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幾件往事

中共一大的日程安排

1921年7月23日晚8時，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為興業路76號），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會議正式召開。

出席會議的代表，中國方面是13人，分別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山東的王盡美、鄧恩銘，湖南的毛澤東、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陳潭秋，廣東的陳公博，日本的周佛海，陳獨秀指定代表包惠僧。還有兩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

會議共開了9天，第一天（23日）主要是制定議事日程，聽取匯報；第二天（24日）續會，聽取匯報；第三天、第四天（25——26日）休會，由起草委員會制定章程和實際工作計劃；第五至第七天（27——29日），連續討論“章程”；第八天（30日），因租界偵探闖入、警察搜查流會；第九天（31日），討論通過草案，選舉執行機關，閉會。

最后一天（7月31日），是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舉行的。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中央領導機構——中共中央局，陳獨秀以11票當選（劉仁靜的一票投給了李漢俊、陳公博未赴會），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陳獨秀、李大釗未出席大會

陳獨秀、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主要創始人，他們都沒有參加會議，是另有原因的。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源于1920年4月俄共代表團來華的促動。該代表團的領導機構是俄共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一行三人，為27歲的維經斯基和兩名助手，季托夫、謝列勃里亞科夫（主要在朝鮮從事建立共產黨活動，朝鮮名字金萬謙）。隨行翻譯是旅居俄國的山東籍華工楊明齋。維經斯基先到北京，拜會了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李大釗將其介紹給出走上海的陳獨秀。

維經斯基的活動取得了較大效果，按他自己的匯報是與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系，尤其是“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陳獨秀）”成為中心人物，共同進行工作。這就是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成立的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名字，是陳獨秀與李大釗及另一位北京大學教師張申府協商的結果。隨之，陳獨秀籌草“黨綱”，提出以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為革命手段，發起建立上海黨小組，并明確表示反對孫中山的黨魁制，取較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舉一位書記負責聯絡。同時，陳獨秀還具體負責另一個重要事務，就是函約或者直接指導各地黨小組的建立。

1920年底，陳獨秀離開上海去了廣州，接受廣東省長陳炯明的邀約。陳氏準備在廣東建立自治模范省，以大學自治為龍頭改革全省教育，請陳獨秀主持。陳走后，上海黨小組事務交付李達與李漢俊負責。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民族殖民地問題委員會書記馬林到達上海，會同李漢俊與李達，致信各地黨小組成員與會，每人并匯出100大洋的路費。

關于陳獨秀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籌建廣東教育的工作忙是一個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不能認同馬林的包辦會議一切事務的霸道作風。李大釗未能與會，主要是作為領頭人，正在組織北京八所學校教職員罷教活動，爭取解決欠薪問題。

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份與資質

一大代表總共13人，代表當時全國各地50多位黨員。

1. 全部是知識分子

與會者的學歷與職業，是當時社會的中堅力量，清一色的知識分子。其中，職業以自由職業、教員與學生為主；都受過高等教育。

自由職業者，主要是指從事新聞媒體的記者與出版工作的編輯。如李漢俊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后，在上海《星期評論》編輯部擔任主要撰稿人和編輯。李達也是東京帝國大學學生，此時在五四運動結束后設在上海的全國學聯工作，主要是以譯稿為謀生手段。張國燾、劉仁靜都是北京大學的在校學生。

包惠僧畢業于湖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這時是武漢多家報社的記者，是武漢共產黨小組的書記，因為去廣州，就被陳獨秀指派作為特別代表與會。董必武是前清秀才，陳潭秋是武漢高等師范學校的畢業生，這時都是教員。毛澤東是長沙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生，這時在長沙辦自修大學，和出身秀才的何叔衡都是教員。

陳公博已經從北京大學畢業，在廣東法政專門學校任教授。周佛海這時正在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王盡美和鄧恩銘都是學生，王是大學生，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鄧是中學生，在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讀書。

這樣，13位與會代表統計起來，以學歷為視角，有大學學歷的9人，其中4人曾留學日本，分別是李漢俊、李達、董必武、周佛海；4人在國內獲得大學文憑，3人畢業于北京大學，分別是陳公博、張國燾、劉仁靜，只有陳潭秋是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畢業。中師學歷的4人，分別為毛澤東、何叔衡、王盡美、包惠僧；1人為中學生。

2. 出生兩湖地區的多

按出生地區看，一大代表出生在長江流域的占絕大多數，尤其是湖北、湖南兩省，占了一大半。

其中，出生湖北省的有5人：李漢俊（潛江）、劉仁靜（應城）、包惠僧（黃岡）、董必武（紅安）、陳潭秋（黃岡）；湖南省的4人：李達（零陵）、毛澤東（湘潭）、何叔衡（寧鄉）、周佛海（沅陵）。兩湖竟多達9人，十分集中；其中尤以湖北的黃岡地區為甚，有3個人，在13代表中，幾近四分之一。

另外，張國燾是江西萍鄉人，陳公博是廣東南海人，王盡美是山東莒縣人，鄧恩銘是貴州荔波人。

從籍貫和出生地分析，一大代表的主要構成還集中在長江地區，這與陳獨秀的個人活動特點密切相關，也與《新青年》雜志的發行區域密切相關。

3. 二十多歲的青年學生多

按年齡劃分，這一年40歲以上者1人，45歲的何叔衡；30歲以上的4人，分別是35歲的董必武，31歲的李漢俊、李達、陳公博；20歲以上的7人，分別是毛澤東28歲、包惠僧27歲、陳潭秋26歲、張國燾24歲、周佛海24歲、王盡美23歲，鄧恩銘20歲。還有19歲的劉仁靜。都是青年俊才。

4. 文科學歷占絕大多數

國內大學教育始于晚清的教育改革，這時已有氣象，成為國內教育的龍頭，也是人才成才的主要途徑。有趣的是，與會代表的本科專業理科、文科學系大致各占半數。

李漢俊25歲時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學校（后改稱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程學科，3年后結業，后在國內擔任武昌高等師范（武漢大學前身）的社會學教授，講授唯物史觀、社會學史等課程；李達也是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生（采礦冶金系），后以左派經濟學研究名世；董必武畢業于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學專科；周佛海與李達同一年考取該校，入經濟科。3位北京大學學生，陳公博讀的是哲學系，張國燾是理學院，劉仁靜是外語系，陳潭秋則是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英語部；4位師范生，毛澤東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何叔衡是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王盡美是濟南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包惠僧在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后，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旁聽了1年，參加了五四運動。

5. 陳獨秀是“建黨樞紐”

中共一大選舉沒有出席會議的陳獨秀為書記，陳獨秀的確是眾望所歸。從這13位代表與陳獨秀的關系來看，陳擔當了引路人的角色，當之無愧。

李漢俊是因為擔任《星期評論》雜志的編輯工作，結識了該雜志的靈魂人物陳獨秀（雜志編輯是戴季陶、沈玄廬），從而成為上海黨小組的成員；李達是《新青年》雜志的熱心讀者與作者，與陳獨秀結識后主編《共產黨》月刊，成為上海黨小組的核心成員。這一時期上海黨小組的活躍人物還有戴季陶、施存統、陳望道、俞秀松、沈玄廬等人。

因為擔任過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關系，陳獨秀算得上這一時期北京大學學生的共同老師，作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陳獨秀無疑能為北大學生臉上添光增彩。張國燾在李大釗引導下參加北京黨小組后，來到上海直接接受陳的指導；陳公博是在陳獨秀致信要求下，與譚平山、譚植棠等組建了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劉仁靜是在李大釗直接領導下參加北京黨小組的，主要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北京黨小組的其他重要成員還有羅章龍、黃凌霜、張太雷等人。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打工”期間，與陳獨秀有一面之緣，后經常與陳通信，毛親赴上海兩次與陳會面，陳指示毛澤東在長沙組黨，何叔衡是其中主要成員；董必武是與友人劉伯垂等一起成立武漢黨小組，劉是陳獨秀的朋友之一，先參加了上海黨小組，陳潭秋、包惠僧是武漢黨小組的主要成員。王盡美與鄧恩銘是濟南黨小組的成員，濟南黨小組的發起人是當時山東的名流王樂平，王樂平也是陳獨秀的朋友之一，陳曾委托他在濟南組黨。周佛海則是去日本留學、返國途中與陳獨秀結識，由陳委托在東京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