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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憑借春晚小品《不差錢》大火的小沈陽，在參加一檔競演類綜藝節目時，直言不諱的表示—— “小品我放棄了，現在都是喜頭悲尾，我不喜歡”。
不知從何時開始，國內小品就進入了一個怪圈。 前期扔幾個包袱，讓觀眾樂呵一下，接著就開始強行煽清，美其名曰升華主題。 可這樣的結果基本都是觀眾看時尷尬，演員創作時難受。 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弘揚了所謂的“正能量”。
至于那種情節讓人印象深刻，臺詞讓人記憶猶新的優秀小品已經很久都沒出現過了。 相比之下，幾十年前由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吃面條》《胡椒面》《主角和配角》等小品。 即使放到現在仍舊有許多人能夠對上其中的“暗號”。
2016年，有一位網友吃早飯時遇到了一位老大爺。 這名網友看到對方有些眼熟，下意識的就問出“是你把鬼子引到這來的”？ 結果老大爺頭也不抬的回答“是老子我”。
這兩句臺詞出自1990年的春晚小品《主角和配角》，而這位老大爺就是兩位表演者之一的陳佩斯。 后來這名網友把經歷發到了社交平臺上，再次引發了一輪大型“對暗號”現場。
隨著當下優秀小品的匱乏，越來越多的網友開始懷念起當年陳佩斯的表演。 只是陳佩斯在1999年與朱時茂合作完《王爺與郵差》之后，就再也沒有出現在春晚舞臺上。 有人說他陷入跟央視的版權糾紛，最終贏了官司丟了事業，被“封殺了”。 有人說他另起爐灶，重新在話劇方面開啟了事業的第二春。 其實從陳佩斯的成名經歷以及后面“銷聲匿跡”來看，他只是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而且還“站著把錢掙了”。
1954年，陳佩斯出生在長春的一個藝術世家。 父親陳強在當時是一位很知名的演員，被譽為"熒幕5壞蛋"之一。 他最出名的角色就是在《白毛女》中飾演的黃世仁以及在《紅色娘子軍》中飾演的南霸天。
陳佩斯的哥哥陳布達出生時，陳強正隨團在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演出。 為了紀念這次經歷，父親就給哥哥取名“布達”，而小兒子自然就成了“佩斯”。 只是星二代的身份不但沒有給陳佩斯帶來什么福利，反而被其所累。
15歲那年，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陳強作為遠近聞名的藝術家被打成了黑幫，陳佩斯也受到牽連被分配到內蒙古插隊。 那段時間的日子很艱苦。 春天從地窖里扣出長著芽的土豆，撒點鹽煮一煮就算一頓飯。 后來陳佩斯回憶說，那個時候的人像餓鬼一樣，一天到晚就想著吃。
陳佩斯在這里苦熬了4年，從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長成了一張“壞人臉”的大小伙。 之后，陳佩斯在父親的建議下報考了戰友文工團和總政話劇團。 可當時陳強還未被平反，陳佩斯因為“成分問題”被兩家單位拒之門外。 直到1973年，陳佩斯在演員田華的引薦下，考入了八一電影制片廠演員劇團。 不過陳佩斯受到外形限制，接到的都是地痞、流氓、惡棍等相當負面的角色。 陳強看到兒子步入自己的“后塵”，也是苦惱不已。
當時國內剛經過特殊事件的影響，喜劇相關的作品還沒有開始發展。 整個影視劇市場都是千篇一律的嚴肅敘事風格，沉悶而又枯燥。 于是陳佩斯和父親陳強瞄準這個空白市場，共同推出了喜劇片《瞧這一家子》。 這部電影還請來了劉曉慶、方舒等人加盟，就連相聲大師馬季都在片中飾演了一位照相員。 電影上映后反響不錯，獲得了文化部頒發的優秀影片獎。
有了成功案例，陳佩斯趁熱打鐵推出了中國第一個喜劇系列電影“二子系列”。 更重要的是，陳佩斯開創了一種“從小人物視角敘事”的喜劇模式。 通過描述普通人生活中的悲喜來諷刺或贊揚社會中的某些事物。 這種模式后來被國內眾多喜劇片所延用，陳佩斯也成為了中國喜劇史上始祖一般的人物。 如果從現在來看，這種電影好似都是大家司空見慣的東西。 其實在市場上沒出現之前，如何想到這個點，通過什么方式展現出來，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去研究和思考。
走完從零到一的陳佩斯，很快遇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并迎來了大火的機會。 1981年，“濃眉大眼”的朱時茂憑借電影《牧馬人》開始走紅，成為一代人的夢中情人。 兩年后朱時茂被正式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演員劇團，與陳佩斯不期而遇。 當時國內在壓抑多年后，開始流行起相聲、舞蹈、唱歌等各種表演形式。 陳佩斯和朱時茂受到邀請參加第二屆春晚的彩排。
那時在國內有名氣的演員并不多，陳佩斯和朱時茂都是有過作品打開一定知名度的人。 只是受到邀請跟真正能上臺是兩碼事，需要經過一輪輪的審核。 當時還沒有“小品”的概念。 陳佩斯和朱時茂原本平時把這種表演形式用做電影情節的排練。 誰知加入一些笑點之后發現效果很好，就打算以此作為表演作品。
對于這一新出現的表演形式，陳佩斯和朱時茂心里都有些打鼓。 就連春晚導演黃一鶴也有些拿捏不準。 他們一起來到國家體委，趁著運動員彩排休息的時候，朱時茂和陳佩斯就表演了《吃面條》。 結果其中一人笑的趴在了地上，其他人也都笑的很厲害。 但是這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春晚是面向全國老百姓的節目，把氣氛搞得這么“不正經”會不會不太好？
因為我國人口基數太大，一旦有一定比例的人受影響，那都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不穩定性。 所以即使在春晚當天，陳佩斯和朱時茂也不確定自己的節目到底能不能上。
最后導演黃一鶴咬牙說“你們上吧，出了事我來負責。但你們記好了，千萬別說錯話，要是出了重大事故，我就慘了”。 陳佩斯和朱時茂聽到對方說的如此悲壯，深刻感受到了這個機會的來之不易。 上臺之前，導演問兩人節目屬于什么類型。 “小節目，比話劇要壓縮一些，叫小品。” 從此以后，“小品”出現在了春晚舞臺上，并且成了未來幾十年經久不衰的一個表演類目。
那時候的道具遠沒有現在這般豐富，陳佩斯憑借一雙筷子、一個碗就成功演繹出了吃面條的各種細節。 甚至在撈面條時，還特地加上了面條耷拉在碗外的動作，讓人不禁感覺這就是生活中真實出現的樣子。 這些都需要在舞臺外面下苦工，更需要精湛的演技打底。 反觀如今在春晚小品中出現的明星，更多的是說兩句臺詞就完事，換個人演根本不會有什么區別。
細節和生活是陳佩斯與朱時茂小品中的要點，在其他作品中同樣展現的淋漓盡致。 比如《警察與小偷》中，陳佩斯飾演了一名小偷。 當他身穿警服假裝警察，站在外面替同伙放風時，朱時茂這個真警察走了過來。 陳佩斯全身哆哆嗦嗦的立刻轉身就想溜，全程不敢與朱時茂對視。 這個對視其實就是最精彩的細節。
當孩子做錯事時會低頭不敢看父母的眼睛，成人做錯事時同樣會刻意回避別人的眼神。 尤其是一名小偷，本身就心虛，更加沒有底氣去直視一名警察了。 在《演員請就位2》里，辣目洋子出演了《小偷家族》。 李成儒對其整體表現做了肯定，不過著重指出了“直視”的問題—— “基本上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審問時很少會用眼睛直視警察?！?/span>
陳佩斯在多年以前就能注意到這種細節，不得不說他對生活的觀察細致入微。 最重要的是，陳佩斯與朱時茂的小品從來沒有強行煽情、強行升華的問題。 有網友對《警察與小偷》做了三重分析。 第一重是小偷扮演警察遇到了真警察，陷入窘境，沖突有了。 第二重是真假警察聊天對話，明明說的是不同的事卻能剛好對上，笑點有了。 第三重是小偷被真警察忽悠瘸了，給對方指路抓住了同黨，反轉有了。
全程沒有關于正義戰勝邪惡、勿以惡小而為之的說教，但是觀眾該懂的全都懂。 用史航的話來說就是“陳佩斯的小品，很高級”。 如果按照現在的小品套路，那最后可能又變成了小偷講點凄慘身世煽情一波，警察教育他有困難也要走正途，最后小偷鋃鐺入獄結束。 這種捏著觀眾耳朵說教的操作，只能用“he，tui”來形容。
接下來的十幾年，陳佩斯與朱時茂成了春晚的?？?。 他們先后又推出了《羊肉串》、《胡椒面》、《姐夫與小舅子》、《主角與配角》等作品。 即使后來出現了趙本山、黃宏的小品，可陳佩斯與朱時茂的地位仍舊難以被撼動。 不過隨著登臺次數增多，陳佩斯逐漸發現在創作中感受不到快樂了。
陳佩斯喜歡探索新的東西，比如表現手法、搞笑手段、情節套路等。 可在春晚舞臺上，他的一些新奇想法總是會被否決。 比如在1988年排練小品《狗娃與黑妞》時，陳佩斯希望導演可以用單機拍攝，再用蒙太奇的手法實現場景轉換。 這樣的小品不會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氛圍和觀看體驗都會提升很多。 可最后這個想法被否決了。
十年之后，陳佩斯在排練《王爺與郵差》時，再次提出了這個想法。 結果還是被否決了。 對于屢次被否，陳佩斯感覺不理解—— “你明明有著更好的東西，可是對方永遠對你關著門。那些人根本不懂喜劇，可是他們手中握著否定的權力。” 后來演出《王爺與郵差》時，又接連出現了工作人員沒把麥克風安好掉在地上，聲效光碟沒有按計劃播放等問題。 這讓力求每個細節盡善盡美的陳佩斯終于忍不了了。
那兩年，還出現了另外一件大事。 1997年，陳佩斯發現往年在春晚表演的小品，居然被央視旗下的央視國際制成了VCD光盤在市場上售賣。 作為創作者和表演者的陳佩斯、朱時茂，居然對這件事一無所知。 于是兩人拿著光盤找到相關負責人，而對方立刻進行了道歉，還發表了道歉聲明。 誰知兩年后，陳佩斯發現VCD仍舊在售賣，甚至還加上了最近的幾部作品。 這一下，陳佩斯徹底生氣了。
他找到朱時茂將央視國際告上法庭，想要捍衛自己的權利！ 當時這個官司的糾紛其實就在“平臺和內容究竟誰更重要的問題”上。 央視認為自己提供平臺捧紅了陳佩斯和朱時茂，有資格獲得版權。 但陳佩斯他們認為內容創作和表演跟央視無關，售賣光碟屬于侵權行為。 雙方你來我往，進行了激烈辯論。 最后法院判決央視賠償陳佩斯和朱時茂33萬元。
陳佩斯從那之后就沒再登上央視舞臺，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說創作受阻，另一方面多少受到官司的一些影響。 據說陳佩斯后來承包了荒山去種樹，把辛苦攢下的血汗錢投入了新的事業。 當時網絡遠沒有現在這么發達，大家的娛樂方式基本就是看電視，連電影都看的不多。 失去這兩個舞臺的陳佩斯，在綜合考慮之后選擇了有些沒落的話劇行業。
當陳佩斯宣布要進入這一行業時，有好友很不看好的說“不怕賠錢就做吧”。 當時的話劇市場很嚴峻，甚至可以用死氣沉沉來形容。 演出場地基本都處于半廢棄狀態、觀眾很少有看話劇的習慣、相比于買票更多人等著送票...... 陳佩斯此時進入話劇行業完全要從零開始。 可正如小品一般，短短幾年時間，陳佩斯就在話劇行業開辟出了新的道路。
從2001年開始的三年時間里，陳佩斯先后推出了自己的舞臺喜劇三部曲《托兒》《親戚朋友好算帳》《陽臺》。 演出場次加起來多達上千場，地跨全國大中小近百個城市，票房高達上千萬。 其中《陽臺》還推出了四川方言版、普通話版、云南方言版以及上海戲劇學院教學版。 重新闖出一片天的陳佩斯再次引起了春晚的注意。
2004年，春晚導演組想邀請陳佩斯重返春晚舞臺。 他們先是打電話給脾氣較好的朱時茂，想讓對方幫忙勸勸陳佩斯。 誰知陳佩斯當時就在朱時茂旁邊，直接以“我們的演出排滿了，三個月以內沒有時間”拒絕了。 2011年，春晚導演哈文再次向陳佩斯發出邀請，不過毫無意外的還是被拒絕了。 就連有“小鋼炮”之稱的馮小剛，都在2014年向朱時茂打過電話。 只是正如大家所見，陳佩斯和朱時茂并未出現在春晚舞臺上。
對于離開春晚舞臺，陳佩斯曾在一次采訪時表示并不后悔。 一方面作品受限制，表達不出自己想要的東西，另一方面過的很狼狽，見誰都得叫大爺，好似除了創作者，其他人都有說“NO”的權利。
不過陳佩斯并非完全拒絕了央視舞臺。 2021年，央視推出了綜藝節目《金牌喜劇班》，陳佩斯與郭德綱共同擔任首席金牌導師。 讓不少觀眾大呼“爺青回”。
其實從作品深度來說，春晚可能真的容不下陳佩斯的表演。 他的每一個作品，都是從臺詞到動作精心打磨過的。 可在春晚表演之后，又得著急忙慌的準備下一個。 這對于作品的生命力和創作者的精力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后來陳佩斯從話劇中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表演的東西。 他可以放心的打磨作品，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巡演將越加成熟的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 不用再為“明天的作品該如何創作”而焦慮。
對于現在“喜頭悲尾”的小品，陳佩斯在《金牌喜劇班》中直言不諱的表示“特別反感這種所謂光明的尾巴，光明這兩個字用的是一個借口，是我們能力不足的表現”。 陳佩斯做出這樣的評價并非信口開河，從他過去的作品中就能發現他一直追求的是給觀眾最純粹的快樂。 即使受到舞臺限制非要加上一些“教化”的東西，他也會把這些“大道理”融入到作品中。
現在我們看到小品就厭煩，正是因為創作者們總是把這些東西單獨放在結尾，強行煽情一波，“教化”的目的太重了。 從另一個角度講，其實還是創作者不能把這些東西完美的融入到整個作品里，從而自然的表達出來。 但是舞臺大環境又需要如此，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在結尾留下“光明的尾巴”。
在一檔采訪中，陳佩斯和主持人針對“教化”做了探討。 主持人認為作品應該承載著一些功能，去反應社會的一些現象。 但陳佩斯卻認為觀眾真正想要的就只是純粹的歡樂，而非要從作品中學到什么東西，藝術本身就不是為了教化。 即使有一些悲情的東西需要在作品中體現，也應該進一步提煉。 如果提煉的不純，就成了現在看到的這些半瓶子咣當的作品。 這樣的結果就是作品沒有生命力，只剩下了鬧騰和敷衍。
說白了，你既沒有給觀眾帶來歡樂，又滿口都是自己都沒想明白的大道理，誰會記得住呢？ 到這里，也就不難理解陳佩斯為什么堅持離開春晚舞臺而投入到話劇的行業了。 他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表現并愿意投入全部精力的東西。
比較有意思的是，陳佩斯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如果很多年以后大家還記得我，那可太糟糕了，那是后人的不幸。我希望那時候會有比我強十倍、百倍，而且有千百個這樣的人，讓人把我忘了，那是最好的。” 結果這么多年過去，我們不但沒有忘記他，反而越發懷念他。 這究竟是陳佩斯的幸，還是我們的不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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