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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尚書·禹貢》曾定為夏書，奉為儒家經典，直至清季，其成書年代幾乎無人提出異議?？涤袨閺恼味窢幮枰霭l，認為出自春秋孔子之手。王國維從文字分析，認為是周初人所作。本世紀20年代開始，以顧頡剛為首的新一代史學家，給傳統經學以極大沖擊，開展了古史之辨，創辦了《禹貢》雜志。他們開始使用了近代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對《禹貢》內容作了超越前人的考釋，對其科學價值作了新的肯定，并將其成書年代由夏代改訂為戰國。此后半個世紀以來，對《禹貢》進行研究的學者中，主張其成書春秋者有之，主張成書于西周者有之，但在史學界影響最大、迄今占主導地位的仍是戰國說。發表于1959年的顧先生所著《禹貢注釋》（下稱《顧注》），可謂新一代禹貢學派的集成之作。《顧注》對不足1200字的《禹貢》作注60000余字，廣征博引，深入淺出。前面還有近8000字的導言，除對《禹貢》內容、研究史及科學價值予以評說外，還論證了《禹貢》成書的背景和年代，認為只可能是公元前3世紀前期的作品，不會更早，也不會再遲。顧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并不曾真有九州這個”制度，因為“夏、商兩代都偏在中國的東部，即黃河中游和濟水流域；直到周族起于西方，才擴大了西邊的部分?？墒侵艹耐蹒苓€只限于渭水下游和黃河中游；那汾水、濟水、汝水、漢水等流域是周王分封諸侯的地方而不是他直接統治的地方；至于比較遠一點的黃河下游和江南一帶，連宗主權的名義也不普及或不存在了。直至春秋、戰國之世，齊國盡向東面開拓，晉、趙、燕諸國齊向北面開拓，秦國向西面開拓，楚國向南面、向東西開拓，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廣，中原人民移徙到邊區的就遠，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國’涌現”?！霸谟碡暲?，東南方只到震澤（即今太湖），南方只到衡山，北方只到恒山，可見作者的地理知識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七國所達到的疆域”。因而，九州說只有到了戰國中期才有出現的可能，是具有先進的大一統理想的作者依戰國諸雄分野而托古假設出來的。此外，顧先生還另列出5點證據作為這個論點的證明：第一，導山章里，既有“內方”又有“外方”。內方山即今湖北鐘祥章山，外方山即今河南登封嵩山，這種內、外完全是由楚國人就防地的距離遠近和節節設防的需要而定出的名詞。第二，《說文》所引的《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今本已將“菏”改為“河”），這菏水是公元前483年吳王夫差為與晉爭霸而開的人工河。第三，“揚”與“越”不但是雙聲，而且意義相同，揚州就是越地，只有在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后，越境才能如《禹貢》所述那樣以淮水為北界。第四，春秋時和西南方民族是沒有什么來往的，只到戰國初年，蜀國才和秦國交通，到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滅蜀，蜀地開始成為秦的郡縣，秦民大量依據，那里的實際情況才為外面所知道。第五，《禹貢》的梁州貢物有鐵和鏤，鏤是“剛”?！爸袊摄~器時代進于鐵器時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戰國，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睆倪@些論點看，顧先生對《禹貢》“九州”背景的分析是從中國文明起源于黃河中游的單元論為出發點的，即燦爛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在黃河中游地區發生、發展起來，而隨著中原人民向四周遷徙，文明之光才輻射于四夷，因此到戰國時代才有可能出現九州那樣范圍的天下。顧先生對傳統史學進行了很有影響的批判，但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卻終未突破傳統的觀念。原因當然有多種，重要的方面在于50年代時，考古學尚未取得足夠的資料去打破中國文明起源于中原單元論的傳統。時至今日，考古學的豐碩成果已為中華史前文化發展道路、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研究打下了全新的堅實的基礎。70年代以來的研究已向傳統的史學觀點提出有力的挑戰，足以使先秦史的研究改觀，并為先秦古籍的整理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在這一新的研究條件下，筆者重讀《禹貢》及《顧注》，小有所得，故對“九州”試作考古學新解，并根據三代文明多元性的實際情況，試窺《禹貢》所載九州風土反映的當時的生態環境，以期有裨于《禹貢》成書條件的了解。 二 黃河、長江流域古文化區系與《禹貢》九州 30多年來，中國已發現史前遺跡7000余處，確定了30多個考古學文化，以14C斷代法測出了數百個史前年代數據，大體建立起中國境內（主要是黃河、長江流域）史前文化發展的時、空框架。公元前6000年左右，黃河流域已存在著定居的農業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大地灣文化以及時間稍晚的北辛文化等。當時已種植了粟、黍，飼養了豬、狗、雞，營造了半地穴式住屋，并有了公共墓地。在南方，不遲于公元前5000年，已存在稻作文化。在浙江余姚河姆渡發現了大量稻谷和用于水田耕作的大量骨耜，并知當時已飼養了豬、狗、水牛，營造了栽柱架板的“干闌式”建筑。黃河、長江流域分別存在著粟作、稻作的發源地，以這中華兩河流域為中心的東亞原始農業文化與西亞、南亞原始文化有明顯的區別，它是本地起源并獨立發展的。 公元前5000—3000年間，黃河、長江流域普遍發展起幾支相對獨立各具特色又互有交往的農業文化，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馬家浜文化甕。這些文化約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進入“龍山文化形成期”，不遲于公元前2500年最終進入“龍山時代”。各地原始文化陶器迅速變得以灰、黑陶三足器、袋足器和圈足器為共同特征，其社會發展大體同步，從而形成了一個松散的龍山文化群體，或稱龍山文化圈。必須申明，這絕不意味著要抹煞或否認各文化區系間的差別。無疑，它們有著不同的來源，不同的個性，分別在不同的經濟領域中取得各自突出的成就；即使在同一文化區系內部也還存在著不同的地方類型，各區系間也還有若干中介類型。值得重視的是，它們之間文化面貌比以前更為接近這一顯而易見的史實。蘇秉琦先生說，大約距今4000-5000年間，“整個中原，甚至南到長江下游發生的大規模大幅度文化面貌的轉變，更發人深思”。筆者理解，這一“轉變”正是指龍山時代的到來，或者說諸龍山文化的形成。龍山文化群體與北方以細石器、壓劃“之”字紋粗陶為突出的特征的諸文化以及與南方以有肩、有段石器、印紋陶為突出特征的諸文化之間的巨大差別更顯而易見。黃河、長江流域龍山時代是文明的奠基期，而龍山文化圈恰恰與《禹貢》九州的范圍大體相當?！额欁ⅰ诽岬剑骸霸谟碡暲铮恐葜慌e出兩、三個名山大川作為分界點，不像后世地方志的列出'四至八到’，所以不容易劃出精密地圖，確定九州的疆界?！边@正反映著一個古老的史實，即歷經千年以上發展而自然形成的歷史文化區，雖各有其中心地區，但并無劃定的邊界，其間存在著相當規模的中介地帶。龍山時代的各歷史文化區的情況亦正如此。 以下，筆者將以《顧注》對九州范圍的判斷為主要依據，對考古學文化中所見各大歷史文化區系與“九州”的對應關系進行粗略分析。 公元前第3000年中、后期黃河上游存在著陜西龍山文化，它主要分布于陜西渭河流域，其向西發展的一支是齊家文化。有人認為，如果它的發現是在確認陜西龍山文化之后，亦可能被命名為“甘肅龍山文化”。但甘肅及青海東部在公元前第3000年后期發展著的是以發達的彩陶為突出特征的半山—馬廠文化，并不屬龍山文化系統。晚于齊家文化的又有辛店、寺洼、卡約等青銅文化。也就是說，公元前2500—1000年前后，黃河上游地區文化面貌比較復雜。目前，考古工作者正以甘、陜交界的涇、渭流域為基地探討先周文化。在周族文化起源問題上，雖多歧議，但周族是在甘、陜地區發展、立國并長期與西戎雜處，卻是公認的。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顧注》：雍州“以秦嶺為南界，以黃河自托克托至潼關南流的一段為東界，西、北界不詳”。大致與陜西龍山—齊家文化的分布區相當。雍州章下附有“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一語。《顧注》：“三國皆稱西戎，所謂西，大致不出陜西、甘肅境，皆當在雍州的疆界內?！边@或許正反映了周族與西戎雜處的情形。 黃河中游的龍山文化，一支為河南龍山文化，主要分布于今河南省境，與《禹貢》之“豫州”相當?！队碡暋罚骸扒G、河惟豫州”?！额欁ⅰ罚骸皬那G山（位于湖北南漳縣西北）而北直到黃河”，即今河南省的大部分河湖北省的北部，喚作豫州。一般認為先商文化應從河南龍山文化的不同類型中去識別。另一支則是70年代在山西襄汾陶寺發掘所確立的陶寺類型。迄今所知它主要分布于晉南臨汾盆地一帶。這是一支高度發達的龍山期文化。在陶寺墓地的大墓中發現了鼉鼓、特磬、朱繪龍紋陶盤等禮器。蘇秉琦先生認為陶寺文化是以華山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區與燕山為代表的北方文化區這“兩大文化區文化會和點上相互撞擊發生裂變形成的一顆新星”。蘇先生所提示的這華山與燕山之間的樞紐地帶大體與《禹貢》“冀州”相當?！额欁ⅰ罚寒敃r的黃河從今山西省的西境（西河），經河南省的北部（南河），沿著太行山轉到河北省的東北境（東河），圍匝三面，像個口袋似的。那時人們稱這塊地方為“兩河之間”，這個區域“喚作冀州”?！凹街莸姆秶笾掠薪裆轿魅?、河北西、北境及河南北部、遼寧西部?！痹谌绱藦V闊的地區內，龍山時代的文化絕非僅陶寺類型一支，還有一些迄今文化面貌雖不十分清楚但卻具有龍山文化基本特征的文化遺存。它們之間的聯系較之與其他地區可能更密切些。廣義地說，華山、燕山之間的“冀州”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舞臺，陶寺文化則是其中最重要、最光彩的一個角色?？脊艑W者正以晉南為基地，試圖突破夏文化的淵源問題。 黃河下游地區已確立的龍山時代遺存為山東龍山文化。它集中分布于泰山周圍，北、東至于渤海、黃海，南達于蘇北淮河故道及皖北一隅，向西抵魯西平原的東緣，與《禹貢》之“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的“青”、“徐”二州地域相合，因為我們也曾稱為“海岱歷史文化區”。這里是夏商時代東夷文化的一個活動中心。 黃河下游另一地區，即《禹貢》：“濟、河惟兗州”。《顧注》根據對《禹貢》所述黃河、濟水河道的考證，認為“兗州”包有河南省東北角、河北省的南部、山東省的西部。這個地區亦屬于龍山文化圈中，在豫北、冀南發現的較多的遺存，曾稱之為“河北龍山文化”。不過，山東德州地區、河北滄州地區因地勢低下，遺址多已湮沒，發現、發掘都不多，其文化面貌及屬性都還不很清楚，是否與豫北、冀南德龍山遺存相同，還是應為獨立的文化區，能否稱之為“河北龍山文化”，尚待更多的發現。 長江下游的龍山時代文化是良渚文化，曾被稱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浙江龍山文化”。它以太湖流域為中心，分布于江、浙一帶。紀仲慶同志說：“寧鎮地區、江北的海安青墩以至淮河南岸的阜寧板湖陸莊等處都發現過良渚文化遺存。皖南一帶情況還不夠了解，而江西清江筑衛城下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對這一地帶產生的明顯影響?！薄队碡暋罚骸盎?、海惟揚州”，《顧注》：“從淮水以南直到東海，跨今蘇、皖兩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東部、河南和湖北的東邊一角，喚作揚州”。可見，良渚文化中心分布區及其明顯的影響所及地區大致與“揚州”相當。紀仲慶同志還明確地提出“就文化性質來說，我認為寧鎮、太湖和江蘇境內江淮之間的新時期時代遺存應屬于同一文化系統”。這一地區“大體上和后來的吳文化東部地區是基本上相一致的”。因此，“揚州”以淮河為北界是早已形成的人文地理區界，而不是公元前473年越滅吳之后，才由太湖地區向北擴張到的北界。 長江中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存，有多種命名，或叫青龍泉三期文化、桂花樹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或叫湖北龍山文化。1982年，何介鈞同志提出新的意見：湖北、湖南及江西西部的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雖各有地方特色，但“文化內涵高度統一”，可統稱為“長江中游龍山文化”。單先進同志更明確指出，湖南中南部衡陽金山嶺遺址“是目前發現的我國龍山文化最南邊的遺址之一。學者們正在這一地區范圍內追溯荊楚文化的淵源。《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薄额欁ⅰ氛J為荊州“包有江、漢、洞庭湖等流域，北起今湖北南漳縣的荊山，南到湖南衡山之南，即今湖北、湖南兩省的大部分和江西省的西部”。正與“長江中游龍山文化”分布區相合。 長江上游迄今還未有確認屬于龍山文化的遺存。不過趙殿增同志認為：四川盆地所發現的史前晚期遺存可分為不同類型，但“它們的文化內涵有不少共同特征”?！斑@種文化分布北達綿陽，南抵長江沿岸，西至漢源，東面深入到湖北宜昌，正是后來巴蜀兩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它們“與中原龍山文化的一些地方類型、二里頭文化等有不少類似之處”，“與湖北宜都紅花套上層文化（即龍山期文化）等有密切聯系”。建議將這一組文化統稱為“早期巴蜀文化”。看來，四川盆地在公元前2000年前也是一個獨立的歷史文化區，但能否歸入龍山文化圈之內，尚難做結論。不過，近年的新發現證明，無論如何在下一個歷史階段上，即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時期，四川盆地已與中原有了密切交往，不遲于商代前期已有了相當水平的邦國青銅文明?！队碡暋罚骸叭A陽、黑水惟梁州?！薄额欁ⅰ氛J為：“梁州北以秦嶺為界，東至華山，西界無可考，南限于長江，即今四川盆地地區”。它與“早期巴蜀文化”分布地域大致相合。 以上對《禹貢》“九州”與公元前2000年前后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時代的考古文化區系對應關系的分析是極其粗略的，在區系劃分問題、文化性質問題上，可能還有不同的見解，存在著重新劃分、重新認識的可能。但總的看來，說《禹貢》“九州”是黃河、長江流域公元前第3000年間已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區系當不致十分謬誤。必須申明的是，筆者絕不因此認為《禹貢》九州就是公元前2000年前龍山時代文化區系的記錄。文化區系的客觀存在是一回事，而全面認識如此廣闊地域中的山川、植被、物質、風土并記錄成書則是另一回事。《禹貢》九州篇成書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文字的出現；二是凌駕于諸文化區系之上的中央王權的出現。因此，《禹貢》只可能是文明時代的產物。文明時代之初的三個時期，由于政治、經濟、軍事諸因素的作用，各文化區系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區界發生著變化，但各區的文化傳統并未立即消失，仍或長或短地延續了一段時期，并以各具特色的成就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最終匯入中國古代文明的巨流中去。其中以晉南、河南、關中為中心的三區發展道路大致相同，先后成為中央王朝的王畿，其間的分野最早融合，成為中國古代文明基地的核心，而其他區系的發展則屬于另一種情況。 關于夏王朝的史跡，先秦古籍中有零星記載，傳說那時已有了文字、歷法、青銅器、戰車及一套國家管理制度，有大禹治水的偉業，還有“執玉帛者萬國”。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如果比較謹慎地看，夏文化的確定仍在探索中，現被泛指為龍山文化的諸遺存中，也許就有屬于夏王朝及夏代邦國的遺存?？脊艑W的收獲還不足以勾勒出“夏有萬邦”的“天下”大勢。但是，通過偃師、鄭州、殷墟的發掘，對商王朝的都市布局與規模、宮殿、王陵的營造，喪葬祭祀制度、甲骨文字、歷法、占卜及高度發達的青銅冶鑄、制作玉器、骨、角、象牙器、漆器、陶器的工藝水平等方面，卻已有了較多的了解。顯而易見，商殷文明遠遠高于河南龍山文化的水平。其間的巨大飛躍，除先商文化本身社會經濟發展這一不言而喻的內因外，還在于商族建立的中央王權，以軍事、政治作紐帶，把早在龍山時代即已自然形成的、松散的中華兩河流域諸文化區系聯結在自己的周圍，以直接或間接地方式，強制或非強制的手段，吸取了各區系大量的文化精華，迅速地豐富、壯大了商殷文明。商殷文明實際上是中華兩河流域初期文明的結晶。關于商殷文明因素的多源問題，早在30年代李濟先生就有所論述：“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出土品中確可指為原始于東方的為：骨卜、龜卜、蠶桑業、文身技術、黑陶、戈、翟、戚、璧、瑗、琮等。確與中亞及西亞有關者為：青銅業、空頭錛等。顯然與南亞有關者為：肩斧、钖、稻、象、水牛等”。50年后的今天，李濟先生的一些具體推論雖得到了修正，如骨卜有其當地的根源，稻、水牛等并非源于南亞而是源于長江流域等，但其多元的結論以及一些具體的見解，如玉器、龜卜源于東方等，則得到考古新發現的有力證明。 商王朝對貢品并非只簡單地享用，而是賦予了更新、更豐富的社會意義，創造出高一層次的文明成果，并推廣、傳播于各區系，促進了各區系文化的發展，加速了中華兩河流域作為一個文明共同體的融合過程。代之而起的西周王朝，則在更高的起點上、更大的范圍內，繼續了這一歷史進程并進一步向前發展。 考古發現證明，與中原夏、商王朝建立的同時，其他各歷史文化區亦分別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或稍晚的時候進入文明時代，先后建立起與（夏）商王朝有直接或間接聯系的奴隸制方國群，各以其原有的文化傳統為主體，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夏）商文化因素而發展起了各具特色的方國文化。不過，這階段的“方國”，無論其性質、組織形式或規模，都不同于戰國時代的七雄“王國”，它們僅僅是最初形成的奴隸制權力中心，具有城邦的性質。即使在同一區系內出現的，也應是方國群。目前已發現的方國遺存，只是為數極為眾多的方國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可看到這些方國文化往往具有的雙重性，即土著文化與（夏）商文化的結合。西起隴東、關中，北自陜北、晉北而達冀北、遼西，東起渤海沿岸至于浙北，南方包括安徽、贛中、湖北、湘中南、三峽及四川盆地、陜南，在如此廣闊的范圍內，到處都發現了含有典型二里崗—小屯文化因素的青銅文化遺存。如晉陜交界處綏德、清澗、保德、柳林、石樓、永和一帶的商時期墓葬及青銅器群，北京平谷劉家河商時期墓葬及青銅器，遼寧喀左北洞一號銅器窖藏，山東益都蘇埠屯、滕縣前掌大殉人墓，江蘇銅山丘灣社祀遺跡，上海馬橋遺址，安徽嘉山、阜南、肥西等地的青銅器，含山孫家崗，江西清江吳城，湖北黃陂盤龍城，湖南石門皂市遺址以及寧鄉等縣多次出土的大批青銅器，四川新繁水觀音遺址、彭縣竹瓦街以及廣漢三星堆銅器埋藏，陜西城固青銅器群以及關中一帶出有青銅器的諸先周文化遺址，這些遺存明白地體現了二里崗—小屯商文化的直接影響。當然，對于不同地區來說，影響程度是不同的。有些地區不僅出有典型的商王朝禮器，甚至在日用陶器上也滲透著商文化的強烈影響，有的或許就是商族的遺存。而有些地區發現其中既有典型的商器，也有具鮮明地方特色的器物，還有兩種因素結合的產物。還有些地方僅僅出土了商式青銅禮器，而陶器卻很少受到商文化影響。根據這些情況，大體可以說上述廣大地區已是商王朝統治者有所了解并能施加影響的地域了。由此似可認為，一個由商王朝為核心的文明共同體已經在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隴東、四川盆地形成了。 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對宗室、功臣的分封，對蠻夷地方政權的承認，正是以商代方國及其文化的存在為前提、為依據的。各諸侯國的統治者帶去了或接受了西周文化，使之與當地原有的方國文化結合，又經歷了同一文化區系內部的團聚過程，形成了周文化大系之下的諸如燕文化、齊魯文化、吳越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各支系。封建邦國及政治中心西移的結果，使政治地圖發生了變化，“周既克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余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由此可見，《禹貢》“九州”不是依戰國諸雄分野而托古假設出來的，恰恰相反，“九州”的存在與變遷倒是戰國諸雄分野的歷史前提和依據。還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周文化各大支系已經向更大范圍開拓和施加自己的影響，更加有力地吸收更大地域的文化精華。也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周文化影響所及已經大大超出了《禹貢》九州的范圍。例如在兩廣地區就發現了具有濃厚“周式”或稱“中原式”風格的鐘、鼎等禮器、兵器，有的則是從春秋時期諸侯國直接輸入的?？傊?，從考古發現分析，《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還僅限于西周早期以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間的“中國”，遠遠未達到戰國時期所能達到的地理知識水平。 以下，筆者將以自己從事山東先秦考古所得的知識，概述海岱歷史文化區和《禹貢》“青”、“徐”二州的關系，以及該區系對古代文化發展的杰出貢獻，從一個側面來說明中國古代文明的多源性和《禹貢》“九州”的真實可信性。 三 海岱歷史文化區與《禹貢》“青”、“徐”二州 山東全省分四個地形區：魯西、北沖積平原區，膠萊平原區、魯中南中山、低山丘陵區和膠東低山丘陵區。魯北平原地區發現的龍山遺址不多。魯西發現的龍山文化遺存大體屬于河南龍山文化系統，應是中原歷史文化區的邊緣部分。其余三區以及皖北一隅、蘇北淮河古道以北的殘丘地帶，則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文化區。簡言之，它以泰山周圍、渤海、黃海、淮河故道為自然界標，故可稱為海岱歷史文化區。該區史前文化發展自成一系：以公元前5300、4300、2500、1900、1600年前后為界，分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這幾個一脈相承的發展階段。但這并不意味著從公元前5000年開始，全區文化面貌就基本一致并整齊地同步發展下來。作為一個內部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的文化區究竟形成于何時，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在這一地區內，至少有三片小區的文化面貌始終存在著差別，時間越早差別越大。這三個小區是以魯中南山地西側湖東平原及南側淮北殘丘地帶為中心的一區、以魯中南山地北側山前平原與東側膠萊平原為中心的一區和膠東半島區。目前所知，北辛文化主要發現于湖東平原與淮北殘丘地帶，其他兩區所發現的同區遺存與北辛文化差別明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在湖東平原與膠萊平原之間共性多些，而與膠東半島差別大些，至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階段上，三小區間仍存在差異，但其間的共性卻明顯地加強。因此，公認的看法是不遲于山東龍山文化階段，海岱地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文化面貌相對一致的歷史文化區已經形成。筆者以為該文化區的形成可早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即公元前3000年前后，整個公元前第3000年間則是它的鼎盛時代。由泰安大汶口墓地和泗水尹家城龍山文化墓葬的情況看，海岱地區社會發展和經濟水平在黃河長江流域諸文化區系中是相當突出的。如在制陶方面，最早使用了輪制技術并最早加以推廣，生產了大量白陶器，這里所特有的蛋殼陶又代表著中國史前制陶業的最高水平；一些器形及制作技術積極向外傳播，如作為其典型文化因素的陶鬶，直接、間接的傳播于黃河上、中游，長江中、下游甚至遠及鄱陽湖—粵北一線，并成為夏商禮器陶盉、銅盉的祖源；一些仿動物造型的容器、豬鬶、狗鬶、龜鬶等也可能是后世“犧尊”的雛形。制作象牙、骨、角器所使用的透雕及鑲嵌綠松石的技術顯然被商文化所繼承；某些獸面紋玉斧、鳥形玉飾和曾被稱為“璇璣”的玉件，從風格上一望而知與商代同類玉器有著源流關系；這一地區金屬工藝出現得也不為遲。夏鼐先生認為，山東史前文化給予二里頭文化影響的因素中可能就有“銅器”一項。他還認為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上的刻符也可能是給予中國中國早期文明以影響的因素。此外，海岱區早已存在的龜靈觀念，以犬為牲、隨葬鱷皮制品以及棺槨并用等厚葬風習似也為商文化所繼承。濟南城子崖、壽光邊線王龍山文化城址的發現，也說明其社會發展程度絕不比中原地區落后，也已處于一個巨大變革的時期。山東龍山文化為古代文明的誕生做出了貢獻，并已具備了王權出現的客觀條件。然而，中國古代第一個“家天下”的王朝是在中原地區出現的。夏、商王朝王朝以中央王國的優勢凌駕于海岱及其他文化區系之上，海岱及其他各區的“進貢”，使中原文化急速地超越了各區的土著文化，并日益嚴重地沖擊、威脅著他們的獨立性、穩定性。當公元前2000年以后進入了岳石文化階段時，昔日海岱文化的光彩在崛起的夏、商文明面前黯然失色了。公元前第2000年中葉，商王朝勢力已東進到海岱區的湖東平原一帶，在濟南大辛莊—泗水尹家城—滕縣官橋一線已發現了一些不晚于二里崗上層的遺址及青銅器。到了商代晚期商文化向東又挺進到膠萊平原西側，最重要的發現有山東益都蘇埠屯、滕縣前掌大兩處商代奴隸主貴族墓地及江蘇銅山丘灣社祀遺跡。在前掌大墓地上可以看到，其墓室、棺槨、殉人、殉犬，隨葬的銅兵器，玉、石、骨、角器，原始瓷器等許多方面都與殷墟中等貴族墓情況基本相同。同時又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如這里有殷墟所不見的一些陶器、銅面具，殷墟少見的以蚌質獸面紋裝飾的木質匾形器等。這說明該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具有雙重來源，應是海岱土著文化與商文化結合的產物。蘇埠屯那種殉人多至48個的奴隸主大墓當亦屬于具有雙重文化來源的商代東土方國文化遺存。至于膠東半島區所發現的與商代同時的遺存，除個別銅器或具有小屯文化的特征外，大量陶器則具有明顯的非商性質，說明商文化的影響尚未深入膠東半島。 上述由考古學所見公元前第2000年間海岱區的大勢，在先秦古籍中也有所反映。《禹貢》中，不僅“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的范圍與考古學所確立的海岱歷史文化區相合，而且其中所記“嵎夷既略，濰淄其道”、“萊夷作牧”和“淮夷蠙珠及魚”，這三個東夷支系的地望也與考古研究所劃分的三個類型小區的情況大致相合。嵎夷當在魯中南山地北側濰水、淄水所流經的山前平原一帶，萊夷當在其東，進貢蠙珠及魚的淮夷當不出今湖東平原及蘇、皖淮北一帶。青、徐二州境內的東夷支系絕不止此三支，但是當以此三者最有勢力，最有影響。這三個主要支系的鼎立之勢一直存在于商、周時代。史籍記載，商朝東土的主要方國有奄和蒲姑，蒲姑以東還有一支強大的萊夷。關于奄之所在，傳統的說法是在曲阜一帶。但經過多次調查，曲阜附近并未發現密集的重要的商代遺址。這種遺址倒是在兗、鄒、滕、徐一帶多所發現。尤其是滕縣前掌大墓葬的規模、內涵和銅山丘灣殺人祭社遺跡，使我們不能不考慮奄的統治中心或許就在曲阜以南滕縣一帶。至于蘇埠屯大墓，已有學者指出可能就是蒲姑君主的陵寢。筆者認為，正是蒲姑與奄這兩個由海岱土著文化與商文化結合所產生的方國文化實體，成為周初齊、魯立國的基礎。那個在齊之東境的非商的萊夷奴隸制地方政權，一直在相對獨立地發展著、頑強地延續著海岱文化傳統，在西周初年還以相當強的實力與齊國相抗衡。其后，從西周到東周，周文化步步東逼，東夷文化便逐步地、最終匯入到歷經三代而日益浩蕩的中國古代文明巨流中去。 綜上所述，已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不管《禹貢》最終成書于哪朝哪代，“九州”部分是有三代史實為依據的。 四 《禹貢》所記九州風土的考古叢考 《禹貢》九州篇不足700字，卻包括有對黃河、長江流域九個區系山川、土壤、植被、物產、手工特產、人文等情況以及中央王國對各州田畝、賦稅、貢品的規定和貢道的記錄。歷代不少名儒為之訓詁字音字義，詮釋章句內涵，但終因其文字古樸，注釋者又囿于所處時代地理知識之不足，故對原著的某些本意及其科學價值未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即使是被顧頡剛先生譽為“具有總結性”的清人胡謂所作《禹貢錐指》亦然。《禹貢注釋》則在更高水平上體現了顧頡剛先生“給禹貢再來一個總結”的愿望。近30年來考古學的發展，又為《禹貢》研究提供了開辟新途徑的可能，其中的一些記載從考證可以得到考古學的證明；另一些語焉不詳、令古人困惑而注疏歧異的內容也能得到合理的、科學的解釋。這里就根據一些考古學研究的成果，對《禹貢》所載一些風土人情試作新解，就正于禹貢學者。 （一）“冀州”章：“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顧注》：“史記夏本記作'鳥夷皮服’。尚書釋文引馬融注：'鳥夷，國’。尚書疏引鄭玄注說'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可見在漢朝時，禹貢本作'鳥夷’，后來因為偽孔安國傳說'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此后遂改作'島夷’，胡謂并以今日本、朝鮮等地指說之，姚明輝禹貢注又指今千島群島即禹貢的島夷，皆遠遠超出了禹貢作者的地理知識以外，不可信。當時的所謂'島夷’是泛指東方邊遠的一種民族，以狩獵為主，衣皮食肉，還不知道耕種”?！绊偈?，山名，所載傳說不一，……大致不出渤海沿岸。……酈道元所說大石如柱形，正是碣石命名所由來，因為這山石如圓柱，又突立在河口，可作航行標幟。或說'夾右碣石入于河’，是島夷入貢的貢道，以碣石在其右，故說'夾右碣石’。” 《顧注》對胡、姚二氏關于島夷所在之說的否定、對碣石的注釋均為筆者所首肯。唯島夷泛指東方邊民一說，似應作別解。筆者以為，不論原著為“島夷”或“鳥夷”，均當主要指渤海海峽之先民。 前已述及，“九州”為龍山時代已自然形成、經三代變遷仍繼續存在的人文地理區系。由碣石逆河水入貢的島夷，當處于龍山文化圈內的渤海灣內。在渤海海峽諸島已發現多處史前遺跡。在筆者曾參與發掘的砣磯島上，公元前2000年前的遺存具有山東龍山文化的典型特征，與山東腹地者面貌基本一致。遼東半島南端及長海諸島的同期遺存，也受到了山東龍山文化的強烈影響。渤海諸島上相當于夏、商時代的遺存，均與山東半島區同期遺存相類。故可以說，渤海島民的文化應屬東夷文化系統。而東夷文化的某些支系是信奉神鳥，或者說是以鳥為圖騰的。這在文化遺物上是有跡可尋的。如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鬶通體作鳥形，鼎足有的作鳥首形，器蓋蓋紐有的作鳥形等，而《左傳·昭公十七年》所記郯子述祖的名言，則是最好的證據：“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摯之立業，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看來，即使《禹貢》原作“鳥夷”，也應指崇拜神鳥之夷，而不是“搏食鳥獸者”。因其入貢取道“冀州”，故附于“冀州”章下。 （二）“兗州”章記“降秋宅土”?！额欁ⅰ氛J為當時黃河下游自河南浚縣而北過安陽，經河北棗強、河間、文安，由今昌黎、樂亭附近之碣石入海。濟水由今山東定陶經鉅野、東平、濟南，順今之小清河河道入海?！额欁ⅰ罚骸皟贾菰诤?、濟兩大水中間，沒有大山，又地勢卑下，當洪水的時候人民都往高地逃避；這一帶的水患平復后，人民又相率定居在平地上了”。“降秋宅土”之語義，歷代注疏大致如此，明確無誤。 筆者在魯西平原及魯中南湖東平原一帶作調查時，注意到有許多“堌堆”遺址與一馬平川的自然地貌甚不協調，曾同菏澤地區的郅田夫、張啟龍同志論及此事。他們根據第一手資料寫成《菏澤地區的堌堆遺存》一文，指出堌堆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先民在同水患斗爭中選地勢較高處靠人力堆筑而成，即所謂“丘”者。其中大多數為龍山和商代遺址，某些有晚期堆積的，屬東周者多系墓葬，漢及以后者多為宗教性、紀念性建筑基址。這一分析是十分有意義的。梁山青堌堆，菏澤安丘堌堆、曹縣莘冢集以及早年在豫東南發掘的造律臺、黑孤堆均如此。與堌堆遺址同時的龍山、商代遺址也有在今地面以下數米處者。如茌平南陳莊龍山居址即在地面下約3米處。這種情況似可說明，筑丘而居與降秋宅土的更替，主要是龍山至商代這一地區先民生活的特點。 ?。ㄈ靶熘荨必暺分杏小坝痤跋牡?，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及魚”5種。歷代學者對“翟”、“桐”、“磬”的解釋，大體相同?！额欁ⅰ罚骸暗允巧斤簦@種雉的羽毛可以用來作車服旌旄的裝飾，又可用為舞飾”；“桐為落葉喬木……是古人做琴瑟的必需材料”；“磬是古代樂器”。至于“淮夷蠙珠及魚”，各家注釋則頗多歧異?！额欁ⅰ罚骸盎匆?，是指淮北的民族”。“蠙即蚌之別名……蠙珠即珍珠”；“鄭玄說：'魚，美魚?！Y記禮器說'三牲魚臘，四海九州之美味’，美魚是用作祭祀的一種乾魚。蔡沈說是指淮、泗所產的白魚；胡謂根據詩經和左傳以及陸璣詩疏說是水中有一種獸名魚，皮可以作車飾，兩種解釋都嫌牽強”。胡謂釋“魚”為一種皮可以為飾的水中獸，不無道理，但胡氏又具體指為一種海產之牛魚，筆者則不敢茍同?！棒~”似為另一種“水中獸”，即兩棲爬行動物揚子鱷。作為貢品，既可以是鱷皮，也可能是鱷皮制的鼓“鼉鼓”。“蠙珠”并非珍珠，而可能是一種用厚殼蚌制成的蚌泡、蚌珠之屬，或由此制成的舞樂禮器?！靶熘荨彼曃迤罚瑧獮橐唤M用于制作舞樂禮器的原材料，或者就是舞樂禮器本身。 甲骨文“鼉”字作鱷形。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館收藏1件銅鼓，鼓面飾仿鱷皮之方形花紋。山西石樓出土1件仿鱷造型的銅觥。殷墟發現過鼉鼓遺跡。山東滕縣商代大墓中亦發現了鱷皮木器遺跡，并與石磬同出于一墓。利用鱷并賦予它一定的社會意義這一文化現象并非始自商代，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大墓中有鼉鼓和石磬共出，山東泗水尹家城龍山大墓亦有鱷皮骨板遺存，而年代最早的鱷皮制品則可追溯于公元前3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對鱷的利用當首先發生于產鱷地區?，F今揚子鱷分布的北限僅及長江下游的有限地段中。但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北緯36°附近卻有揚子鱷的存在。山東兗州王因遺址竟發現了至少分屬于20個個體的揚子鱷殘骨。它們與獸、魚、龜、蚌等的殘骸碎骨一起，被當做庖廚垃圾棄置于灰坑之中，有的被燒黑，可見揚子鱷是當時當地的一種食物來源?！队碡暋酚涊d，在“兗”、“徐”、“豫”州境內，分布著雷夏澤、大野澤、滎澤、菏澤、孟豬澤等巨湖大澤，為鱷魚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可以認為，泰安、泗水、兗州、滕縣各地發現的商代及以前的鱷皮制品是就地取材、當地制作的。揚子鱷遺存的發現還說明，徐州之域除有宜于鱷生存的水域外，還具備了猶如今日之江南的氣候條件。因此，“徐州”以鱷皮或鱷皮制品為貢物是可能的。 “蠙珠”之蠙，似非一般的珠蚌，而應是與一些與揚子鱷需要相同生活環境的淡水厚殼蚌。黃河流域史前及商代遺址里往往發現許多厚殼蚌及蚌質品：鐮、刀、矛、鏃、飾物等等，尤以河南、山東交界處為多。前述王因遺址出土蚌殼多達數十公斤，梁山青堌堆遺址發掘面積僅72平方米，蚌殼亦有十數公斤之多。筆者早已注意到其中以一種殼體甚厚、殼面多瘤的麗蚌最多，其次為殼體較扁平寬大的帆蚌。前者現今僅存在于長江以南，后者適應性較強。地質研究所李云通同志進行鑒定的初步結果，證實了筆者的看法：公元前4000-1000年間這一地區確實存在著一個相當可觀的適應濕熱氣候的以麗蚌屬（Lamprotula）、楔蚌屬（Cuneopsis）和尖峭蚌屬（Acuticosta）為代表的軟體動物組合。這些淡水蚌除供食用外，其中厚殼者又可作蚌質品原料。許多麗蚌的厚殼上有磨割加工的痕跡。商代墓葬中大量的圓形或其他形狀的、有孔無孔的蚌泡、蚌珠、蚌片、蚌飾，即由麗蚌、帆蚌等加工而成。滕縣前掌大墓葬中隨葬有一種有蚌飾的匾形木器。人們把厚殼蚌截磨成眉、眼、鼻、齒等形狀，用它在匾形木器上拼出獸面紋樣。這種器物與石磬放置一處，故可能是一種用于禮儀的舞具。類似的獸面紋樣零件也見于殷墟中，不過數量、尺寸似不及滕縣出土者。由于“徐州”之域既有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以獸面紋為裝飾的文化傳統及鋃嵌工藝傳統，又有取之不盡的蚌材，故可推測，黃河流域可能以“徐州”淮夷制蚌業最發達，工藝最精良。蚌珠、蚌泡及蚌飾禮器為徐州之特種工藝品而用于進貢，是十分可能的。 ?。ㄋ模皳P州”貢品中有“瑤琨”?！额欁ⅰ罚骸罢f文說'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袝枰趺C說，'瑤琨美石次玉者’，則是以瑤琨為一物?！?/p> “揚州”之域在公元前第3000年間為良渚文化分布區。良渚文化的制玉工藝在諸龍山文化中居巔峰地位。在江蘇武進寺墩，吳縣草鞋山、張陵山，上海福泉山，浙江余杭反山等20多處良渚文化墓地上發現了大量大件玉質禮器——璧、琮。寺墩一墓所出璧、琮達57件。璧之最大直徑26厘米，琮之最高者36厘米。經過鑒定者，其原料主要是陽起石、透閃石兩種軟玉，次為一種似玉的美石——岫巖玉，個別為瑪瑙。汪遵國同志認為良渚之璧琮是就地取材的。雖然太湖地區迄今未發現玉石礦，但地礦工作者在探礦、采礦過程中發現過個別標本。汪遵國同志還認為當時制玉工藝中已使用了圓鋸、金屬鉆管和某種固定的琢玉裝置。良渚文化的璧、琮是商代祭天禮地的璧琮的直接來源。張光直先生認為源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宇宙觀和儀式的一項縮影式象征。還有一些國內外學者對良渚玉器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做了專題論述。“揚州”以瑤琨為特產以玉器為貢品由來已久?！队碡暋酚涊d有充分的歷史依據。 （五）“揚州”章記“島夷卉服，厥篚織貝”?！额欁ⅰ罚骸皪u夷，胡謂指今日本，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說'當以琉球、呂宋諸國當之’，即今沖繩島、菲律賓群島等地，恐禹貢時地理觀念尚不致于到此。《定海廳志》引元·吳萊甫甬東山水古跡記說'昌國即禹貢島夷，后屬越曰甬勾’。昌國即今舟山群島之定海，但少根據。”“卉服，孔穎達說即草服，南方居亞熱帶，島民以草編織成衣服?！?/p> 筆者以為，吳萊甫指舟山為島夷所在甚是。《禹貢》“揚州”南界比包有太湖（震澤）附近之蘇南浙北無疑。揚州域內之大島非舟山莫屬。近年在舟山群島之定海、岱山、嵊泗諸縣發現了多處史前遺址。太湖地區出土的古代動物遺骸說明，在新石器時代太湖地區有象群存在。距舟山群島不足100公里的余姚河姆渡遺址也發現了象、犀、紅面猴等遺骨，說明揚州之域曾有過比今日更溫暖的熱帶、亞熱帶氣候期?！皪u夷卉服”應是在這一氣候期內舟山島民的風土記錄。近世臺灣島民中亦有衣椰樹皮、芭蕉葉或以木葉遮蔽下體者，可視為“島夷卉服”之孑遺。 關于“織貝”，歷代注釋多有不同?！额欁ⅰ罚骸班嵭f：'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及織之則成文矣，’今江蘇之'錦緞’，即是由古織貝演進的。偽孔安國以為織是細紵，貝是貝殼……貝殼既非加工精品，何用竹篚盛著一起？以織貝為兩物是錯的?！彼稳肆种嬷队碡暼狻分袇s提出：古人以珠貝為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入篚。林氏之議近是。筆者以為“織貝”為一動賓式合成詞，即指把海貝（或貝制品）串聯組織在一起的一種貢品，具體所指，試作兩種可能的解釋。一種可能是商周時代的通貨，即寶貝科（Cypracidae）和貨貝屬（Monetaria）的貝殼，以繩貫之成串，兩串一朋，是為織貝。貨貝當作通貨始于何時，不詳。在青海樂都柳灣馬廠期墓葬中已隨葬了貨貝及其石質仿制品，可見當時貨貝已具有了某種社會功能。三代時期已用貨貝為通貨，貨貝絕不屬于三代王畿，可能是自遠方交換而來，也可能是由近海之方國進貢而來。九州之內唯揚州有進貢之可能。貨貝產于熱帶、亞熱帶海域的潮間帶中潮區，我國南海及日本海均有分布。舟山群島正處于南海與日本九州、四海沿海的中介海域，黑潮暖流是否影響舟山海域，是否有貨貝出產，筆者尚不清楚。 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則是一種將貝殼制成扁珠，縫綴于麻織物上以為盛裝的貢品。林惠祥先生在其《臺灣番族的原始文化》一書中論及《禹貢》之“織貝”時說：“'織貝’二字，古注多不明瞭，或以為是錦衣，然貝字終不能明。今考番族自古即以貝殼磨成小粒扁圓珠，以為貨幣，并縫綴于麻質之衣服上，以為盛裝之服（所獲一件綴貝珠6萬數千顆），所謂織貝唯此為最近?！薄捌浞ㄏ扔珊０恫墒柏悮ぁ蠖紴樽影藏恵筆者按，即為環紋貨貝【Monotavia（Ornametaria） annulus（Linne）】}——碎為相當之小片，然后一一穿孔，貫以麻線為短串，張于弓上，磨于砥石，使其棱角漸鈍，終而成為扁圓之珠，此種物今不復制，然在古時極盛?！瓰榍蹰L及有力者之所有物?！绷杓兟曄壬概_灣島民此種“織貝”說：“此海洋文化產物之織貝，在中國殷墟有出土，且環太平洋分布?！币来?，“織貝”并非臺灣島民所獨有。舟山群島正值海洋文化圈內，且屬凌氏所指海洋文化之發祥地——華東沿海地區，那么，三代時舟山島民也可能以“織貝”為盛裝，并可能以此為貢品了。至于中國殷墟出土過織貝一說，不詳其所指，若誠如是言，則又得一條考古學證據。 （六）“荊州”章記“九州納钖大龜”?！额欁ⅰ罚骸按簖敿瓷颀?，或稱元龜……古人用龜以卜，這是荊州特產。” 在中國文化史上，龜靈觀念由來已久。公元前4000-3000年間的幾處大汶口文化墓地上發現了可能用于醫、巫的加工龜殼，在河南淅川下王崗、四川巫山大溪、江蘇武進圩墩等地也發現了以龜甲隨葬的現象。古史傳說中夏代已有龜卜。但考古材料現只證明商代后期龜卜始盛，至西周仍不衰。陜西岐山周原發現卜甲甚多，一窖竟出17000余片。龜靈、龜壽觀念至唐、宋仍不絕。但縱觀歷史，龜卜當以三代為盛。命荊州貢大龜或可視為西周以前的史跡。 ?。ㄆ撸傲褐荨薄柏守暛G、鐵、銀、鏤”?！额欁ⅰ罚骸爸袊摄~器時代進于鐵器時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戰國，這是確定不移的事實。禹貢梁州貢物有鐵和鏤，鏤是剛金，即鋼，這更不是虞夏肘代所可有的，那個時代還是石器與陶器并用?！逼裎窗l現任何足以證明西周或更早時期用鐵的鐵證，更無“梁州貢鐵”的證據。但根據考古學的發展來著，卻不能把“中國用鐵始手春秋而盛于戰國”說成是“確定不移的事實”。這一“事實”己發生動搖，并終將被推翻。《顧注》所持觀點顯然來源于50年代以來在中國考古界占主導地位的一種觀點。1984年發表了黃展岳同志新作《試論楚國鐵器》，從中可以看出上述傳統觀點正在修正之中。作者根據近l0年來有關鐵器的四項重要發現（除l項發現于甘肅靈臺春秋早期秦墓中外，其余3項發現于楚地），認為楚國在春秋晚期不但有了塊煉鐵、白口生鐵，而且有了塊煉滲碳鋼；不僅能批量生產小件鐵器，而且能鑄造象鼎之類的大件，認為這些發現是對過去認識的一次沖擊。作者寫道：“帶有普遍性的看法是，早在殷周時代，中國就有高度發達的制陶業和鑄銅業，能夠穩定地獲得1200℃以上的高溫，所以，生鐵和塊煉鐵（熟鐵）有可能是在同一時期內出現的。”“楚國的冶鐵業出現于春秋以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筆者以為，面對著這些新發現，若還認為用鐵始于春秋的話，豈不像復鼐光生對“小屯文化是中國文明的誕生”一說所作的風趣的比喻一樣“未免有點像傳說中的老子，生下來便有了白胡子”了？！中國用鐵之始應早于春秋。實際上中國考古界已存在著另一種觀點?！掇怀桥_西商代遺址》發掘報告的結語中專節論述了關于商代用鐵問題，作者再次肯定了臺西商代層中出土的鐵礦石、鐵渣；并列舉4件刃部嵌鐵的兵器證陰商代對鐵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別是山西靈石銅鉞刃部含鐵8.02%，含鎳僅為極微量，作者認為鐵是經冶煉后鑄入的。據筆者所知安陽殷墟1件壬父鼎的黑銹含鐵l4%。如何看待商代銅器中含鐵的問題，是一個仍需深入探討的問題，是一個需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問題。目前雖無鐵證說西周甚至商代已知煉鐵，更無從證明梁州貢鐵，但不宜斷然否定這種可能，也許會像50年代后期曾以為在西周墓葬中尚未發現過鐵及漆說法終因發現了商代甚至更早的漆器而得以部分修正那樣，日后的發現或可證明公元前1000年之前已知煉鐵，即使史實就是公元前1000年之后方知煉鐵的，也不宜因有“梁州貢鐵”的記載而全盤否定了《禹貢》九州篇的古老及可信性。禹貢成書有一個復雜漫長的過程，并不能排除個別內容為后世編纂者加進。 ?。ò耍扒G州”、“揚州”的貢品中有“齒、革、羽、毛”。傳統的解釋為象牙、犀皮、羽毛、旄牛尾、林之奇認為凡鳥獸之體可以為器飾者皆是。胡謂認為：“象犀孔翠之屬皆出嶺南，故有據此以為今兩廣、云貴、交趾之地本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實非也。蓋諸侯之貢，有獻其土所出者，亦有市取附近之所出以為獻者。”胡謂的這種說法，反映著當時因知識不足所產生的困惑。今日考古收獲已能把前人所不鋰解的現象做出科學的解釋：公元前1000年前的荊揚之域原本就是象犀孔翠之屬的生息地。賈蘭坡、張振標先生合撰《河南浙川縣下王崗遺址中的動物群》一文，公布了極其重要的發現：從下王崗仰韶文化至西周文化層中共發現31種動物，“以它們現在的分布范圍而論，其中有11種動物，如孔雀、獼猴、大熊貓、蘇門犀、亞洲象、麋、水鹿、軸鹿、水牛、蘇門羚和豪豬等是適于溫暖或現今分布更偏南的動物，占35.48%；只有麅的不同亞種現產于歐亞大陸靠北部地區，是比較適應寒冷的動物，僅占全體的3.23%；其余是長江南北均可見到的適應性較強的動物，占全體的61.29%”?！皬奈覀兯姷降母魑幕诘膭游锓N類來分析，給了我們這樣的印象：仰韶文化期的氣溫最為溫暖；屈家嶺文化中期和晚期，氣溫比仰韶文化期有下降趨勢；龍山文化期或比屈家嶺文化中期和晚期又稍回暖；先商和早商時代氣候和龍山文化期相接近，到了西周時代氣溫又有下降的趨勢；”在西周文化層中“未見喜暖的動物”。這一判斷與竺可楨先生根據西安半坡、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所作的推論是近同的。竺先生認為，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動植物資源。竺先生根據《竹書紀年》所載公元前903、897年漢江兩次結冰的記錄和《詩經》中有關的資料認為，公元前11和10世紀，即西周前期，處于寒冷期。河南淅川地處豫、荊二州的中介地帶，其北屬黃河流域，其南屬長江流域。從他們的研究中可知，西周以前黃河流域的氣候條件猶如今日之長江流域，而當時之長江流域猶如今日之嶺南。本文前述太湖地區和浙北寧紹平原所發現的史前象犀等動物遺骸也足以證明這一點。《禹貢》還記載“兗州”貢漆、絲，“豫州”貢漆，北方諸州貢品包裝物為竹篚。漆、竹、桑、蠶雖在今日之黃河流域仍有生存，但其盛產地卻在長江流域。“兗州”中記載“桑土既蠶”一語說明當時兗州的桑蠶業猶如今日之太湖流域以其為主要生業。此外從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的許多仿竹器的陶器上，可以看出竹器在黃河流域曾被大量使用。龍山時代的陶寺大墓中出土了漆器?？脊艑W的發現已能證明，《禹貢》所記載的“九州”生態環境大致相當于公元前第2000年間的情況。 五 《禹貢》九州篇成書年代芻議 如上所述，公元前第3000年間，特別是中、晚期，黃河、長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發生了大規摸、大幅度的社會變革，進入了龍山時代，即進入中國文明的奠基期；所形成的龍山文化群體，或稱龍山文化圈，即中國文明形成的基地。其中大體得以確認的有陜西龍山—齊家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陶寺文化、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游龍山文化幾個文化區系，冀、魯、豫三省交界的平原地帶無疑亦屬龍山文化圈中，但對該區研究不夠；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公元前2000年以前存在的是趙殿增同志所謂“早期巴蜀文化”，不遲于公元前第2000年中期，那里已處于青銅時代，存在著相當發達的城邦文明，并與以二里頭—小屯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區系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公元前第2000年間，以河南、關中（可能還有晉南）為中心的文化區系先后建立凌駕于某他區系之上的中央王國，成為三代京畿之地。中央王國以軍事、政治的紐帶把已經自然形成的中華兩河流域文化圈進一步聯結在自己的周圍，迫使各區進貢其文化精華，并予以消化、提煉，再創造出更高層次的文明成果，從而迅速地發展壯大了自身，并以這些成果“賜予”、傳播至周圍各區，加速了各區文明發展的進程，同時也削弱了它們的獨立性，從而產生了具有雙重來源或多源的（各區之間亦有交往）商代方國文化、周代諸侯國文化。這種進貢與反饋的雙向、多向文化交流形成了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復雜進程。因此，以中華兩河流域為基地的中國古代文明既是多源的，又是以中原為中心的，而《禹貢》九州篇正是三代文明這一雙重特點的產物與記錄。九州篇作者的視角是處于凌駕諸區系之上的中心位置的俯視角，其視野所及之天下正與中華兩河流域文化圈相當，其中，九州分野又與各歷史文化區大體一致。九州篇所記之貢品又反映了各區系對中國文明所做的貢獻。同時也應注意到，作者的地理知識僅及于商末周初中央王朝所知的“天下”，遠遠未能達到戰國時期的水平?！熬胖荨辈皇菓饑鴷r代的托古假設，而有三代史實依據，“九州”的存在與變遷應是戰國諸雄分野的由來之一。 “夏有萬邦”雖未能得到考古學的證明，但已發現的一些公元前2000年前的遺跡卻說明當時已進入了“城邦時期”。九州篇以冀州為九州之首，條條貢道通翼州，冀州之“賦上上錯，田中中”，即土地雖屬第五等，但納賦卻為頭、二等。冀州無貢品，……諸如此類的內容都使筆者不敢斷然否定九州概念源出夏代之可能，考古學已證明商王朝勢力、影響所及已達于“九州”；商代除甲骨刻辭外，必定還有其它的方式書寫文字；九州篇的作者又對商族活動地域及與之關系密切的東土，即豫、兗、青、徐四州記錄最準最詳，如青、徐二州范圍最小、最明確，記載了東夷的三大支系，且貢品均有具體產地。因此九州篇的藍本很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是商人對夏代的追記。當然也有可能是西周初年對夏、商的追記。九州篇藍本的出現不遲于西周初年。王國維因《禹貢》文字古仆而疑為西周作品，辛樹幟做了全面的科學考證而確認《禹貢》成書于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時代，下至穆王為止，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過，現今所讀到的《禹貢》，含九州、導山導水、五服三個篇章，而“九州”與“五服”的內容不僅不相呼應，且大相徑庭。筆者認為“九州篇”是公元前第2000年間的作品，而含有三個部分的《禹貢》倒可能是春戰時期學者修訂、補綴、拼湊，又經后世幾番折騰才成為現今這個樣子的?！熬胖荨被緝热葜爬?、真實，絕不是后人單憑想像所能杜撰出來的。 對九州貢品、物產及所反映的生態環境的研究，更進一步有助于對“九州篇”成書年代的推定。考古學資料已證明荊、揚二州進貢象犀孔翠，豫、兗二州盛產漆竹蠶桑是真實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龍山時代至商代黃河下游地區先民生活的特點；“淮夷蠙珠及魚”可能是指當時“徐州”特產的厚殼蚌制品及鱷魚皮；“島夷卉服”是亞熱帶氣候條件下舟山島民的風土記錄等等，也許有助于說明九州篇是“周漢寒冷期”到來之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間的中華兩河流域人文地理的實錄。 結合考古發現，認真地、科學地研讀先秦古籍，可能為中國文明起源、古代史及古代生態環境的研究找到珍貴史料，這是中國史學、考古學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應當很好地加以利用。 ?。ㄗ髡撸荷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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