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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初，關押在全國各地的國民黨高級戰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在管理所的要求下，戰犯們開始寫各自的交罪材料。起初，他們的積極交罪，很大程度上寄望于索取以“氣節”為代價的報酬，例如提前釋放、推后改造、增加享受、減少勞動等諸如此類的念頭。 原國民黨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快人快語，一天，他走到作為學習委員的王耀武面前，說道：“請你向李科長轉告一個意見，要我交罪可以，要我認罪不行。老實說，不要因為雪峰山不會說話，就隨便欺負人！”李科長是功德林專門負責審核他們的交罪材料的，而楊伯濤的意思也很明顯，他自認為是抗戰英雄，而非戰爭罪犯。 1945年春，日寇欲在茍延殘喘之際，作垂死掙扎，他們將目標對準了位于湘西的芷江機場。這座修建于1944年的大型機場，進駐了中、美混合空軍一個團，肩負著對侵華日軍的戰略攻擊。遠程轟炸機B-29的轟炸，使氣焰極為囂張的日軍在湘桂、粵漢鐵路線陷于癱瘓，整個長江航運不能暢通。 1945年初，“飛虎將軍”陳納德坐鎮芷江指揮了對日本本土東京的遠程轟炸，對漢口、南京、九江等地機場碼頭的中程轟炸，對汨羅市日本兵站、岳陽日軍基地等目標的近程轟炸。 特別是2月25日東京遠程轟炸中，一顆復仇的炸彈命中日本皇宮，日本朝野一片嘩然。 日軍深受威脅，視芷江機場為心腹大患，認為必須盡快搗毀方能確保東面的水陸交通。為此，日本人發動了震驚中外的湘西雪峰山戰役。兩個師團的兵力，分別由益陽、長沙、衡陽、東安四路向雪峰山進犯。  中國軍隊奮起抗擊。以陸軍總指揮何應欽為湘西會戰總指揮；以第四方面軍司令王耀武為前敵總指揮，由第四方面軍擔任正面防御；由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策應第四方面軍右翼作戰；原在湘北的第十八軍奉命改歸第四方面軍指揮，到沅陵、辰溪集結，作為第四方面軍的機動兵團；廖耀湘的新六軍為總預備隊，待命芷江以確保芷江機場的絕對安全。參戰的陸軍共計20個師，總兵力20萬人。 楊伯濤，時任第十八軍第十一師師長，率領全副美械裝備的第十一師，按照軍長胡璉的指令，作為第十八軍的先頭部隊，以一日約40公里的行軍速度，趕赴湘西會戰前線。芷江是楊伯濤的家鄉，這次戰斗對楊伯濤來說既是衛國又是保家，為了盡到神圣職責，他決心不避犧牲，奮勇殺敵。第十一師的官兵也群情激奮，斗志高揚，他們相互鼓勵說：“我們一定要保住師長的家鄉，這一仗只能打勝，不能打??！千萬不能讓師長在家鄉人民面前丟臉！” 芷江，正是楊伯濤的家鄉，他出生在這里的一個侗族農民家庭。其父楊宗海是一個老實忠厚的農民， 40歲時病故。 其母劉氏聰明賢惠， 略識文字， 含辛茹苦地將楊伯濤兄弟三人拉扯大。 楊伯濤7歲就幫人放牛、 下田插秧、 鋤草砍柴， 各種農活都干。依靠族人的幫助，他才得以走讀于城內荷花池小學， 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縣城內省立第九聯合中學。 這位農民的后裔，父輩們沒有給他留下一個銅板，卻給他留下一句格言：人不正派，死為下鬼。楊伯濤把這八個字分成兩行，鑲嵌在他的國民黨軍帽徽下的領章之上，走遍人生戰場，自詡常勝將軍。既然是回到老家作戰，楊伯濤自然是抱著十二分的信心，要在這里給予日寇重重一擊。 在攻打右下江的戰場上，集團沖鋒前幾分鐘，一個頭纏繃帶的營長走到他面前：“師長，芷江不是你的老家嗎？等仗打完了，我們到府上好好熱鬧一場，怎么樣？”楊伯濤道：“一言為定，到那時我親手為你們宰豬殺羊！”二十分鐘后，十一師拿下來右下江，可是楊伯濤卻永遠失去了這個營長。  而正是在右下江，正是在楊伯濤手上，還放走了兇殘的日軍，包括一個師團長。當時，蔣介石要開國民黨三中全會，要何應欽飛赴重慶，向大會報告湘西大捷的好消息。如果戰局不結束，報告出去，報上一登，戰爭還在那里打，豈不是一場滑稽戲嗎？為了讓蔣介石的“好戲”如期上演，何應欽向王耀武下達了放走日軍的命令，王耀武又命令楊伯濤執行。 此時，何應欽已經逃去了臺灣，而王耀武卻在功德林。楊伯濤徑直走到他的“戰犯長官”王耀武面前，怒道：“你是日本人的功臣，你是中國人的罪人！” 王耀武站起身，對楊伯濤笑了笑：“我是奉蔣介石的命令，你是奉我的命令，所以蔣介石要負責任，我也要負責任。此事對你來說，沒有什么關系?！?/span> 楊伯濤卻笑不出來，他若有所思地說道：“我當然要負責任，放開口子，最后還是我的命令。如此看來，我們這些人，都是民族的罪人?！?/span> 楊伯濤對王耀武說的話，在這之前，他也對另外一位長官黃維說過。在淮海戰場上，因為失去了一次戰機，他當面對他的兵團司令黃維說：“你是共產黨的功臣，你是國民黨的罪人！” 在那場大戰中，黃維兵團全軍覆滅，也包括楊伯濤任軍長的第十八軍。當解放軍重重包圍時，作為長官的黃維跟胡璉，給各級軍官都發了安眠藥，告誡大家，要奉行蔣介石的諄諄教導，不成功便成仁。但到最后，黃維跟胡璉一人跳上一輛坦克，各自奔走逃亡去了。最后，胡璉僥幸逃脫，黃維因坦克拋錨被俘。 楊伯濤則帶著部下玩命突圍，當他意識到突圍無望時，躍身跳進一條小河，準備以身赴死。然而，當他跳進水里時，卻發現正是冬季枯水時節，河里水很淺，根本就淹不死人。同時，河水冰冷刺骨，將他凍得夠嗆。于是，他又趕緊從河里爬了上來，又摸出腰間佩戴的左輪手槍，發現已經無法使用，同樣因進水而無法使用的，還有那一包安眠藥。  不久，楊伯濤再次遇到一條小河，打算趟過去?？墒牵M河里時，見河里都是爛泥，越陷越深，慌忙又爬起來。就在這時候，解放軍聞聲趕來，將他抓了個正著，當了俘虜。俘虜楊伯濤的人，是華東野戰軍31軍（第13縱隊）第91師步兵271團7連班長。 楊伯濤被關進戰俘營后，對未來產生了悲觀的看法。后來，他在回憶錄中說：“我當時的思想情緒，非常悲觀消極，如同待決之囚，只是茍延時日而已。我常?；诤拊陔p堆集突圍時自殺未遂，抱怨那時沒有徑自去死，今天歧路彷徨，行尸走肉，精神甚為痛苦，每每亡魂喪魄，如有所失。” 原本，楊伯濤是有機會去臺灣的。蔣介石很早就在臺灣為自己備好后路，除了安排親信陳誠治理臺灣外，還安排孫立人在臺灣編練新軍。蔣介石狡兔三窟，但當時國民黨政治形勢已經非常糟糕，征集新兵十分困難，即使有了新兵，訓練更需要較長時間，不能迅速使用。因此，蔣介石把在南京、上海擔任警備的青年軍整編二〇八師、二〇九師全部調往臺灣。 蔣介石命令選拔兩個富有作戰經驗的將領去擔任這兩個師的師長，陳誠作為臺灣軍政長官，自然要推薦自己系統的將領。楊伯濤就在此時被推薦擔任其中一個師長，蔣介石給予了批準。但胡璉卻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免調楊伯濤到青年軍，改升他為整編十一師師長（即十八軍軍長），楊伯濤才留在大陸。 后來在功德林，同為陳誠系統重要將領的邱行湘安慰楊伯濤，留在大陸，哪怕當犯人，也比去臺灣好。共產黨能夠打下大陸，收復臺灣也是遲早的事，所以遲被俘不如早被俘，如果共產黨要釋放戰犯，人生也好做一個安排。 在轉到功德林前，楊伯濤被關押在北京廣安門外的北京解放軍官教導大隊。在教導大隊舉辦的憶苦思甜講座上，從小受苦受累，也給地主家當過放牛娃的楊伯濤，常常聽得落淚。而他也正是因為積極參與改造，常常得到教導大隊的好評。 當抗美援朝的消息傳到教導大隊時，國民黨戰犯中組織了一個美軍戰術研究班。由于楊伯濤曾在十八軍任過美械裝備干部訓練部主任，各師指派干部分期集中到常德培訓，所以他對美軍裝備、武器性能很懂。因此，這個研究班的班長，正是楊伯濤。 班里的成員大部分是陳誠系將領，他們分別是：原國民黨整編六十六師中將師長宋瑞珂、原國民黨第十軍少將軍長覃道善、原國民黨十二兵團中將副司令兼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原國民黨十二兵團中將政治部主任侯吉暉等。 經過集體研究，最后由楊伯濤執筆，由侯吉暉繕寫，完成了一篇六萬余字的軍事資料《關于美軍戰術之研究》。這篇軍事資料，據說毛主席親自看過。教導大隊除了對研究班給予了“你們對人民有功”的贊譽之外，對楊伯濤的文筆也給予了贊賞。 楊伯濤對于抗美援朝的支持，不僅在于提供了寶貴的美軍資料，還在炒干糧的灶臺前，盡情揮灑了自己的汗水。他在灶臺前的形象，跟他被俘時的形象頗為相像，渾身衣服濕透了，滿臉污黑，額前的頭發還在滴水。不同的是，當時在雙堆集的河邊，他是被搜索出來的，而在廣安門的灶臺前，他是自己主動站出來的。 炒干糧的任務完成后，楊伯濤在筆記本上寫了兩首七言絕句，題目就叫《為抗美援朝中國人民志愿軍炒干糧》：
 1949年9月，楊伯濤與其他戰俘一起，被送到位于北京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雖然積極參加改造，但對于讓他認罪，還不是那么服氣，因此他才會找到王耀武，讓他將自己的意見轉告給李科長。 幾天后，李科長走到楊伯濤面前，遞給他一份當天的《人民日報》，映入他眼簾的，是周總理的一份報告。那是總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里面提到：在中國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有過兩次合作關系。在這兩次合作中，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都曾并肩作戰，共同反對帝國主義。 楊伯濤讀了周總理的報告后，情緒發生了重大轉變，他沒有忘記的，共產黨也沒有忘記。事實上，不只是楊伯濤，功德林里的大部分戰犯，都對這個報告感觸良深。在這之前，他們在關于自己的材料上，都只是小心翼翼的講述自己的罪愆，沒有人趕去提及抗戰的輝煌，但在內心，每個人也都心懷憤懣。從那之后，這樣糾結的情感，基本上也就一掃而光了。 而真正讓楊伯濤下定決心要認罪，而不是交罪的，是他們被允許到全國各地參觀后?？吹搅诵轮袊鴤ゴ蟮慕ㄔO后，他如夢初醒，回首往事，叫苦連連：歷史的因素也好，個人的因素也好，窮人不為窮人打江山，反為四大家族流血流汗，縱然一身潔骨、滿腹經綸，又有何面目回見鄉親父老，緬懷守寡多年的母親艱辛清淡的一生？ 誠心的認罪、積極的改造，也讓楊伯濤在1959年成為首批獲特赦的戰犯之一。在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陳長捷、周振強等人面前，楊伯濤顯得有些過于平凡了，他們有蔣介石的侍從副官、地方軍政長官、集團軍司令，而楊伯濤擔任十八軍軍長的日子都不長，即便在黃埔的資歷上，最低的邱行湘跟鄭庭笈也是黃埔五期，而楊伯濤只不過是第七期的小弟。 楊伯濤能夠第一批獲得特赦，所依靠的，只有積極的改造。在特赦大會上，楊伯濤的兒子，正在北京師范大學讀書的楊健華，作為家屬代表上臺講了話。他從新一代的角度，對父親提出忠告：“回家以后，我們要繼續監督爸爸的思想改造。” 對于思想改造，楊伯濤也從未放松。 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總理以及張治中、傅作義、邵力子、章士釗等親切接見了楊伯濤等人。周總理逐一詢問了楊伯濤等人的身體情況及家屬情況。然后又嚴肅地作了講話，講了“政治、思想、實踐、前途”四個方面的問題，使在場人員均受到極大的教育與鼓舞。  根據周總理指示，楊伯濤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擔任文史專員，專門負責由全國各地征集的軍事史料，每年審稿500多萬字。他得到黨和政府的特殊優待，心情舒暢，常把家里也當成辦公室。他除專心收集整理文史資料外，還認真著書寫傳，期間，楊伯濤著有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記解放戰爭蔣軍的覆滅》、《杜聿明將軍》、《陳誠軍事集團紀要》、《楊伯濤回憶錄》等。 1964年國慶時，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署名下請帖，邀請楊伯濤等人參加國慶招待會。楊伯濤雙手捧著這張瑰麗閃光的柬帖驚喜萬分，他把這張柬帖一直珍藏在身邊。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擔任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對臺聯誼會副主任、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祖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委員，全心全意做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工作。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對臺部經常不定期邀請楊伯濤根據政治形勢發表講話，向臺灣軍界、政界等宣傳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 在獲得特赦后，楊伯濤選擇了留在北京，他曾專門回了一趟湖南芷江的老家。自從雪峰山那場大戰后，他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在他離別故鄉的時候，他特意將戰場上獲得的戰利品，一把日本軍官的指揮刀，贈送給他的母校芷江中學。 當時，當他回到闊別十五年的桑梓之地時，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鄉土之情。楊伯濤細心揣測人們的心理，發現家鄉的農民，竟是如此看重他在三年反人民內戰中的表現。既然如此，他就必須表現出他在十年改造中所得到的東西。 所以楊伯濤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卷起褲管下地干活，而生產隊的土廣播，在第三天就號召社員向楊伯濤學習。  這對于楊伯濤來說，無疑是莫大的榮耀。 參考資料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原國民黨將領大陸新生始末》，黃濟人，中國青年出版社 《抗日名將楊伯濤的傳奇人生》，蔣國經，湘潮 《湘西雪峰山抗日名將楊伯濤》，蔣耘，中國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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