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 魯迅與中醫藥的糾葛

雖然從《狂人日記》這樣的小說里，我們便能看出魯迅對中醫的態度，但魯迅明確地表達對中醫的否定，是從《吶喊·自序》始。在這篇自序里，魯迅一開始就敘說了父親當年患病求治的情形。魯迅在四年多的時間里，幾乎每天在當鋪和藥店之間奔波。從家里搜尋些衣服首飾，趕往當鋪，換了點錢后又趕往藥店，為父親買藥。開方的是紹興名醫，用的藥引也十分奇特，諸如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結子的平地木之類，但是，父親的病卻日重一日，終于亡故了。不久，魯迅到南京進了軍事學堂，開始接觸西學，包括西方現代醫學，讀了《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的書，這使得魯迅對中醫發生了深刻的懷疑：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的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①

因為“不自愛”而導致“腎虧”，因為“腎虧”而導致牙痛，這樣的邏輯讓少年魯迅陷入道德的深淵，所以魯迅對中醫理論有切齒痛恨。在寫于1926年10月的《父親的病》中，魯迅表達了對紹興名醫“陳蓮河”的憎惡。這個“陳蓮河”終于用原配蟋蟀一對、平地木十株、敗鼓皮丸一類稀奇古怪的中藥，把魯迅的父親治死了。診金的昂貴、藥物的十分難求，令少年魯迅困窘萬分，也就罷了，然而父親還是痛苦地死了。魯迅便對這“陳蓮河”懷恨在心。死前不久，父親已經無法服藥了。魯迅寫道：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里飛一般抬過；聽說他現在還康健，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么學報，正在和只長于外科的西醫奮斗哩。?

我們知道，這個“陳蓮河”，就是當時的紹興名醫何廉臣。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里說：“魯迅在《朝花夕拾》把他姓名顛倒過來寫作'陳蓮河’”。?我們還知道，魯迅小說《狂人日記》里，大哥請來替“我”看病的醫生，是“何先生”；魯迅小說《明天》里，單四嫂子抱著寶兒去求診的醫生，叫“何小仙”。這些中醫的形象都不好，還都姓何，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在魯迅筆下，何廉臣既迂又愚，還十分貪婪，與人們心目中“庸醫”的形象十分吻合。但見于其他史料中的何廉臣，與魯迅所塑造的形象頗有差別。何廉臣是中國近代中醫史上有一點地位的人物，在一些醫學史資料中，有時還能發現何廉臣的蹤跡。

趙洪鈞在《近代中西醫論爭史》中介紹近代中醫報刊時，首先介紹了《紹興醫藥學報》，而這份刊物正是由何廉臣與裘吉生創辦。據趙著，何廉臣生于1861年，卒于1929年。何廉臣是紹興本地人，自幼讀經書而兼學醫。甲午前后則“棄儒而專習醫”，成為當地名醫。“庚子后，以匯通中西醫，引進西學為己任，曾參與最早的全國中醫團體組織工作，與丁福保、周雪樵、蔡小香等交往甚密。何氏一生治學臨證，著述頗富，曾致力于中醫教材編寫7年，貢獻很多，唯喜用生僻藥品，曾遭魯迅先生之譏。”?丁福保、周雪樵、蔡小香都是其時名聞全國的大中醫，也是受人敬仰的中醫學者。何廉臣能與他們頻繁來往，說明自身也非十分等閑之輩。趙洪鈞說何廉臣喜歡用生僻藥物，不知是自己查考得出的結論，還是直接釆信了魯迅的回憶。

趙洪鈞說，何廉臣、裘吉生于1903年（按：此處時間有誤，《紹興醫藥學報》創辦于1908年）創辦了《紹興醫藥學報》，而這是近代中國存在時間最為長久的中醫刊物。《紹興醫藥學報》在紹興出版至1922年12月。1923年遷往杭州，改名《三三醫報》，由裘吉生主編。《紹興醫藥學報》本來是月刊，遷往杭州改名《三三醫報》后，變為旬刊，每年出版33期。《三三醫報》在杭州出版到1929年。《紹興醫藥學報》在紹興期間，還出版了多種增刊。《紹興醫報大增刊》出版了六期；《紹興醫藥學報星期增刊》出版了158期。何廉臣等人還校訂刊刻古代醫書110種，以叢書名義出版，名曰“紹興醫藥叢書”。何廉臣還與曹炳章合辦了《紹興醫藥月報》《紹興醫藥學報匯編》。《三三醫報》在杭州發行期間，以叢書形式出版了“三三醫書”99種、“讀有用書樓醫書”33種。趙洪鈞指出，《紹興醫藥學報》在紹興發行期間，是中醫界學術交流的主要園地，大多數中醫名家都曾在此刊發表文章。“此時該報的學術水平較高，影響醫界很大。”?

李經緯、鄢良編著的《西學東漸與中國近代醫學思潮》，1990年6月由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此書中也有關于何廉臣的論述。李經緯、鄢良編著的此書，說在清末，當西方醫學進入中國后，中醫界有一種“醫學改良”的思潮。面對西方醫學的沖擊，中醫界開始反省自身的問題，“中國醫學改良”是當時中國醫界十分盛行的主張。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發起成立醫學研究會并創辦《醫學報》，這個《醫學報》是中國第一家中文醫學刊物。1907年，上海著名中醫蔡小香創辦“中國醫學會”。1908年，“紹興著名中醫何廉臣創辦《紹興醫學報》”。《紹興醫學報》在“發刊辭”中說：“其編輯宗旨，于國醫學之足以保存者，則表彰之，于西醫學之足以匯通者則進取之，于中西醫學各有短長處，則比勘而厘訂之，共勷綿力，力謀進步，或亦社會衛生之一助，醫學改良之嚆矢歟！”（引按：著重號為原文所有）李經緯、鄢良編著的書中指出：“《醫學報》和《紹興醫藥學報》是清末影響最大的中文醫學報刊，它們均以改良醫學為宗旨，可見當時醫界思潮之一般。”?

當“醫學改良”成為十分流行的口號時，中國醫學界把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統稱為“腐敗”。醫術上的問題、醫德上的問題以及醫療習慣、制度層面的弊端，都算在“腐敗”范圍內。在《紹興醫藥學報》的“發刊辭”中，何廉臣對醫界之“腐敗”做了這樣的斥責：

吾國醫界之腐敗也，以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廢人，降而學醫，以五色、五味、五運、五行之瞽說奉為名言。物理不解，化學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憑診脈以斷癥，徒誦湯頭之歌訣。一見譫狂幻覺，不知其為神精病之現象而以為鬼神作祟；瘟疫癥痢不知為微菌所傳染，而以為氣數所關。醫者惟以師心自用，病者遂以數盡自甘。甚至靈藥仙方。轉而乞命于土偶，鬼符神咒，得以流毒于人間，種種荒謬，不勝枚舉。?

這番話，是曾科進所說，何廉臣引用以形容中醫界，說明何廉臣是贊同這番話的。這一番對中醫的批評，其尖銳程度，比起魯迅來，毫不遜色。魯迅所痛恨的紹興中醫何廉臣，竟然能夠先于魯迅十幾年如此批評中醫，真是讓人感慨的事情。

從何廉臣后來的表現和業績看，此人似乎并不像魯迅所描述的那樣昏庸、愚昧和貪婪。魯迅說何廉臣辦刊物是為了對抗西醫，也不太合乎實情。不過，何廉臣在紹興的活動，或許從一個側面解釋了魯迅留學回國后對紹興的感情。

魯迅于1909年8月結束在日本的留學回國，先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第二年暑期后回到紹興，任紹興府中學堂監學，相當于教務長。而回到故鄉紹興后，魯迅的感覺可謂差極了。這期間，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頻頻表達對家鄉的不滿，并一再托許壽裳替自己在外面謀事。1910年8月15日，魯迅寫信給其時已到北京的許壽裳，說：“他處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為度。”?魯迅剛剛回到紹興，就又一次想“走異路、逃異地”了。1911年1月2日致許壽裳信中，說：“越中亦迷陽遍地，不可以行”；“越中理事，難于杭州。技倆奇觚，鬼蜮退舍。近讀史數冊，見會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嘆！上自士大夫，下至臺隸，居心卑險，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這就把對紹興的厭惡表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了。1911年3月7日致許壽裳信中，說：“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當較善乎？”?總之是，這期間，魯迅幾乎每封信都托許壽裳為其在外面謀一糊口之差。后來，終于由許壽裳向蔡元培推薦，到了南京，進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

現在沒有可靠的資料證明到底是哪些具體人事令魯迅對紹興的感覺如此惡劣。但何廉臣這些人的春風得意，可能是影響魯迅心情的因素之一部分。何廉臣于1908年創辦《紹興醫藥學報》，很快把刊物辦得極有影響，在全國醫界都有了名氣，自然在地方上十分受人敬仰。魯迅的身份是紹興府中學堂監學，后來又當了紹興師范學堂監督，相當于校長，自然也算是紹興的社會名流，是紹興文化教育界的頭面人物。紹興不大。教育界名流周樹人，自然知曉醫學界名流何廉臣的現狀，偶爾碰面也有可能，而這個正風光著的何廉臣正是當初治死父親的人。魯迅與何廉臣有私仇。在魯迅看來，何廉臣仍然在禍害著像自己父親那樣的病人。所謂迷陽、所謂荊棘，自然包含何廉臣在內；所謂“居心險惡，不可施救”，何廉臣也應該占一份。何廉臣的健在和風光，自然不是魯迅厭惡紹興的全部原因，但僅僅有一個何廉臣在紹興健在著并風光著，就足以讓魯迅生出逃離之心。

偶然翻翻《本草綱目》，不禁想起了這一點。這一部書，是很普通的書，但里面卻含有豐富的寶藏。自然，捕風捉影的記載，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藥品的功用，卻由歷久的經驗，這才能夠知道到這程度，而尤其驚人的是關于毒藥的敘述。我們一向喜歡恭維古圣人，以為藥物是由一個神農皇帝獨自嘗出來的，他曾經一天遇到過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沒有毒死。這種傳說，現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們大抵已經知道一切文物，都是歷來的無名氏所逐漸的造成。建筑，烹飪，漁獵，耕種，無不如此；醫藥也如此。這么一想，這事情可就大起來了：大約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這樣嘗一點，那樣嘗一點，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無效，有的竟吃到了對證的就好起來，于是知道這是對于某一種病痛的藥。這樣地累積下去，乃有草創的紀錄，后來漸成為龐大的書，如《本草綱目》就是。而且這書中的所記，又不獨是中國的，還有阿剌伯人的經驗，有印度人的經驗，則先前所用的犧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