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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消息時我并不感到特別吃驚。去年8月下旬，我在京郊開會，集體合影的時候，習慣性地點燃一支香煙，剛抽幾口，就被孫曉婭發現了。她把我拉到一邊，嗔怪道：你怎么還抽煙？王富仁老師抽成肺癌了你知道不？說到王老師時，她壓低了聲音。我心里“格登”一下，急忙探問王老師病情。她說：王老師是肺癌晚期，情況不大好，正在北京治療。我說：那……王老師現在還抽煙嗎？她說：都成這樣了還敢抽？你也把煙戒了吧。隨后她又叮囑我：王老師生病的事情你可別亂說啊。 孫曉婭是王老師的高足，也是我讀博士時的同學，來自于她的消息是不用懷疑的，但我還是本能地抗拒這種消息，耳邊卻也響起王老師劇烈的咳嗽聲…… 再次聽到王老師的病況是三個月之后。那晚的聚會趙憲章老師唱主角，他從他那篇《懷念與童老師裸泳》說起，講述著他對童老師的認識過程，羅鋼老師則不時矯正著他的看法。或許是因為談到了童老師，羅老師接過話題時就轉到了王老師那里。他說：王富仁是晚期肺癌，但他很樂觀，化療過程中還在看書，氣定神閑。前一陣子我去看他，他一見我就說：你看我垂頭喪氣哭天抹淚了嗎，別以為這個病能嚇倒我！我問羅老師：是不是王老師為給自己壯膽，做給你看的？羅老師說：不是。我覺得他是真不怕…… 在羅老師高亢的敘述中，王老師的那個嚇不倒的身影也變得偉岸起來。據說，許多人是被癌癥嚇死的，而癌癥遇到王老師，是不是會被他的大義凜然嚇得退避三舍？就是那次聚會，我開始寄希望于奇跡的出現。我覺得在這樣一個精神戰士面前，任何疾病都應該懂得規避。 然而，疾病終于還是把王老師擊倒了。5月2日晚，當王老師的辭世突然成為一個“炸群”的重磅消息時，我還算鎮靜，卻依然心存僥幸，于是立刻私信李怡教授，想核實消息真偽，卻久無回音。快零點時他才答復道：我剛從醫院回來，剛才一直在忙碌。這對王老師也是一種解脫。我說：李怡兄節哀！…… 就是從那時起，我與王老師有限的幾次交往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一 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王富仁既是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也是一種精神符號，他與同樣研究魯迅的錢理群先生一道，代表著上個世紀80年代的某種精神氣質。那個年代，我正以特有的方式搜集著屬于自己的《魯迅全集》，自然，魯迅研究者的著作也在我的視線之內。我從劉再復的《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讀起，一直讀到后來林賢治的《魯迅的最后10年》。但如今檢點我的藏書，錢理群先生的有好多本，王老師的卻只有一本：《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而且，這本書還是2010年的新版本。這很可能意味著，整個80年代，我并沒有讀過王老師的書。 但為什么我卻常常會生出了解王老師思想的錯覺呢？是不是80年代我讀過他的文章？或者，是不是即便沒怎么讀過，他的思想已融入到80年代的新啟蒙敘事之中，如同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我們這些后來者一旦在思想解放中接受啟蒙，王老師便總是待在一處思想高地上，等我們上山？所有這些，我現在已無法核實。我能確定的是，在我見到王老師之前，他在我心中已是一種標高，也是北師大的一處思想風景。如果能當面向他請益，那該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這樣的機會忽然就來臨了。1994年10月上旬，我來北京參加“世紀之交：中國當代文學的處境和選擇”研討會。會議期間，有人提議去拜訪王富仁老師，我立刻報名響應。拜訪者中，我記得有陜西師大的李繼凱，北岳文藝出版社的李建華，《太原日報》的安裴智，呂梁高專的郝亦民等，他們都與王老師有過交往，有的甚至過從甚密，只有我是慕名而去。我在《憶念導師童慶炳先生》一文中寫道： 我也夾在這些人中間，想一睹王老師的風采。只是與他們相比，我還多了一層私心雜念：請王老師幫忙打招呼，然后去拜訪童慶炳老師，在考博之前先去他那里報個到。心里是這么想的，但王老師會不會引薦，童老師能不能接見，我卻完全沒譜。因為王老師不認識我，童老師也不了解我（此前我并沒有聯系過童老師，既沒寫過信，也沒打過電話），他們完全有理由把我的請求拒之門外。我把我這個擔心說給同行的朋友，與王老師相熟者說：王老師樂于助人，肯定沒問題。拿不準的人說：那就試試唄。 我們走進了王老師家客廳。 見來者眾，王老師大喜過望。他給我們倒茶水，散香煙，然后就笑哈哈地與我們聊起來。聊的內容如今早已忘得精光，但那個場景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里——幾桿煙槍同時點火，不一會兒屋里就煙霧騰騰了。王老師似乎還覺得不過癮，他又從沙發后邊摸出一包萬寶路，炫富般地嚷嚷：我這兒還有外國煙，來，嘗嘗這個，這個有勁。 終于，我向王老師提出了我的請求。為了得到王老師的理解，我在前面還鋪墊了一番。王老師很爽快，說這個好辦，我馬上給童老師打電話。 電話撥通了，王老師說：我家里來了個考生，想去見見你，你能不能給他一個機會？童老師在那邊回應著什么，王老師連說好，好。 放下電話，王老師給我發布命令：小趙你趕快去。童老師說前一撥客人剛走，后一撥客人要來，現在正好有個空，就20分鐘左右的時間。你趕快下樓，我告訴你樓門號。 現在看來，我那次的拜訪屬于摟草打兔子，動機似不純粹，但實際情況要復雜許多。那時候我還在一所地方院校教書，三年前考博未遂后，正思謀著東山再起，目標基本上鎖定到童老師那里。開會的時候，我心里已在打鼓：好不容易來一趟北京，要不要去見見童老師？能見的話當然好，但北師大我兩眼一抹黑，總不能盲人騎瞎馬，把欄桿拍遍，然后硬著頭皮往他家闖吧。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傳來了將去拜訪王老師的喜訊。王老師是傳說中男神般的人物，能見到王老師，這一趟已不虛此行。但假如能通過王老師“擺渡”到童老師那里，我就成了李光羲，得高唱“勝利的十月永難忘，杯中灑滿幸福淚”了。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若可得兼，果然美不勝收。 許多年之后，我初見童老師的記憶已模糊一片，卻依然能清晰地回想起王老師與我們交談的那個下午。陽光從窗戶透進來，煙霧就更是重巒疊嶂，繚繞得也越發分明。王老師始終笑瞇瞇的，鎖在煙霧中忽隱或現。他邊說邊笑邊抽煙，尼古丁與山東普通話也糅合成一種特殊的味道。我原本以為近朱者赤，王老師也該像照片上的魯迅那樣，面呈冷峻之色，卻沒想到他如此喜興、隨和。在一根接一根給我們發煙抽的過程中，我也徹底放松了。我這個人站沒站相，坐沒坐相，是不是一放松就在他家沙發來了個“葛優躺”，還真是說不好。 童老師去世后，我向已在深圳供職的安裴智核實過這次拜訪。如今，我又向已在上海大學任教的郝亦民（郝雨）詢問此事了。我如此在意這次造訪，是覺得它對于我，顯然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二 直到我考進北師大后，才逐漸意識到中文系盤根錯節，關系復雜，那是當年搞運動留下的后遺癥。而在這種復雜的格局中，王老師與童老師恰恰是屬于“感情深，一口悶”的那種類型。于是我便暗自慶幸，當年自己盲打誤撞，完全是跟著感覺走。假如他們不是鐵哥們而是死對頭，我豈不是又制造了一回人民內部矛盾？ 但讀博三年，我并沒有再去拜訪過王老師。原因很簡單，王老師是個大忙人，本專業的老師學生他都接待不過來，我哪好意思再給他添亂？我只是去聽過他的一次講座。 那是2001年10月16日。想到他氣場強大，聽眾很多，我早早就去那個能放下200多人的階梯教室占了個座位。他講的話題是《魯迅與21世紀的中國人文精神》，卻從古及今，縱橫開闔，時有冷嘲熱諷隔山打牛之語呼嘯而至，臺下頓時掌聲一片。他說：中國從宋代以后就喪失了人文精神，喪失到哪里去了呢？喪失到政治、經濟中去了。他又說：權力是流動的。政治權力像貨幣一樣可以在社會上流通。他還說：魯迅的支柱是立人、愛人。不要以為今天是21世紀，魯迅就過時了。魯迅怎么會過時呢？我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魯迅…… 今天回想起來，我依然覺得那是一次思想的盛宴。王老師的演講是充滿激情的，是生氣灌注的。他從大處著眼，不糾纏于學術細節，卻能把道理講得通透明白，啟人深思，令人感奮。這是80年代的演講風格，或者也可以說，在“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的年代里，王老師依然磨礪著自己的思想鋒芒，絲毫沒讓它蛻化變質。于是我就想，研究魯迅者，尤其是像王老師那樣研究魯迅者，是孤獨的，也是幸福的。因為他還通過學問憂國憂民，所以他孤獨；也因為他居然還沒把學問做成純學術，所以他幸福。王老師曾把他的一本書命名為《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要我說，他就是魯迅文化的守夜人。當學界的一些人士大大咧咧談論著魯迅已過氣，胡適要吃香時，王老師卻選擇了一個如此不合時宜的演講題目。這是堅守，也仿佛是站在世紀之交的風口高聲斷喝：不能走那條路！ 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 然而，這次演講之后不久，就傳來了王老師將被汕頭大學挖走的消息。那時候，我讀研究生時的老師夏之放先生剛從汕大還鄉，選擇了葉落歸根，而王老師卻在同樣的年齡遠走南方。兩相對比，我不好理解。但想到魯迅當年離開北平，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任教，我似乎又釋然了，卻依然有些失落。我覺得北師大不能沒有王富仁，少了他，這個校園的風水就會出現問題。 在王老師南下的十多年里，有關他的故事主要是童老師告訴我們的。童老師說：王富仁是個大煙鬼。他早上醒來，呆在被窩里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抽煙，把自己抽精神了才起床。他煙抽得太厲害，不得不在自己的房間里裝了個排風扇。后來他換了地方，別人要住他的房子可遭殃了。為什么呢？煙味太重。那種味道都鉆到墻里頭去了。為了把煙味去掉，人家先得刮墻皮。童老師還說：王富仁這個人很有思想，他讀書很雜。什么書他都要翻一翻，讀一讀。他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呢？一是他悟性高，另一個就是他讀書多。你們應該向他學習。 那些年里，在北師大主樓那個巨大的頂棚下，偶爾我也會看到一個手夾香煙、與幾位老師邊走邊談的身影。——王老師！我一激靈，也才意識到，繁忙的答辯季又一次到來了。 三 2008年8月下旬，“文學與文學研究的公共性”學術研討會在新疆師范大學舉行，我應邀參加。報到的時候發現王老師也來了，真是有點喜出望外。因在不同的專業，此前開會從來也沒遇到過王老師。他能來，該是像我一樣，也是沖著“我們新疆好地方”的吧。 第一天開會，王老師的發言正好安排在我前面。別人發言時，基本都卡在規定的15分鐘之內，王老師講了半個小時還意猶未盡。但他都講了些什么，內容早已忘卻了，我只是記住了一點感受。于是上網查，發現那次會議有三篇綜述，只有一篇提到了王老師的發言題目：《文學與中國現代社會》。而三位作者也仿佛像約好了似的，概括其他人觀點時濃墨重彩，卻唯獨對王老師的發言或一筆帶過，或只字不提。這也怨不得他們，說實在話，王老師的那次演講并不是十分理想。他是宏大敘事，但觀點似乎又有些落套。至少對于我來說，它的沖擊力與七年前的那次講演相比，已大為減弱。或許是大家都有同感，那天晚上我們幾人跑到外面馬路牙子上就著羊肉串喝啤酒的時候，王老師的發言就成為了議論的話題之一。 但他與我聊天的內容卻記憶猶新。第二天繼續開會，上午茶歇時我坐到了王老師對面。幾句話之后，他就轉到了當下的問題上，說：一個正常的時代往往是文學界充滿了激烈的沖突，但你看看現在，正好反了個：社會沖突不斷，文學界卻一派祥和，這種情況很不正常。這哪里還稱得上和諧，明明是偽和諧嘛。說著這些時，王老師就有了一些不平之氣。我則想起剛剛讀過的一本書，就問王老師：錢理群先生出了本《我的精神自傳》，您讀過嗎？印象怎樣？他寫的可是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困頓史啊。王老師說：我沒讀。我們這代人經歷相似，都是通過自己的感受說話的。用不著讀他的書我就知道他在說什么。 考察開始了。達坂城。吐魯番。葡萄溝。葡萄溝一家民居的葡萄干貨真價實，稍一砍價，便成了100元3公斤。庫爾勒。千佛洞。庫車老城。但塔里木河和胡楊林卻失之交臂。陽霞鎮。孔雀河。托克遜。托克遜的拉條子可真好吃啊，面筋道，肉瓷實，密密麻麻的大肉塊，狀如核桃，不膻不膩。那一頓之后，所有的羊肉都黯然失色。 就是在那幾天里，王老師成了我近距離觀察的對象。他飯量可真大。早餐有包子，我們吃兩三個已志得意滿，他能一口氣吃六個。托克遜那頓拉條子，一大碗已把我打發得溝滿壕平，他居然干掉兩碗。我還注意到，他吃饅頭時不用筷子夾，而是一手拿著一手掰，一塊一塊往嘴里送。見他吃相如此斯文，我就覺得我那種筷子串饅頭又咬又啃的山藥蛋派吃法太老土了。 還有抽煙。都知道王老師煙癮大，往往是車行一小時左右就有人嚷嚷：該停車了，讓王老師下去過把癮。于是我們集體下車，跟著王老師沾個光。在十來八分鐘的時間里，王老師通常要連抽兩三支。香煙點燃時，他第一口往往吸得很深，仿佛要吸到骨頭縫里。煙霧被他吐得斷斷續續的，似乎他在肺里、呼吸道里、嗓子眼里、鼻腔里已層層設卡，要雁過拔毛。有一次，看著王老師快活的樣子，我忍不住問道：您就沒打算控制一下？他嘿嘿一笑，說：我現在是保煙限酒。酒可以控制，煙不能動。 我想起了薩特。薩特也是癮君子，他甚至把抽煙這種行為融入到他的哲學之中了。在他那里，香煙是“虛無”，煙斗是“存在”。當我們點燃一支香煙，大口吸入，再緩緩地把煙霧吐出來的時候，他覺得這是“為了擁有世界而做出的'破壞性的占有行為’。為了能夠占有整個世界，我們將世界'簡化’為單純的火＋煙＋灰燼，甚至簡化為可以吸入到我們的肺中的一團空氣。”王老師同意這種論斷嗎？當然，王老師不抽煙斗。抽煙斗太紳士氣了，估計王老師不喜歡。他應該像魯迅先生那樣，也是常年吸食紙煙的。但如果失去了煙斗這個“存在”，“虛無”又如何附麗？或者，是不是魯迅式的“虛妄”無須“存在”出面？是不是王老師也信奉著“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名言，而那里早已隱藏著煙熏火燎的高級機密？ 也許，王老師確實死于抽煙。但在我看來，當王老師如此執著地、大劑量地、百折不撓地迷戀著煙草時，抽煙之于他已非一般的俗見所能解釋。那是他的生命美學，是他在虛妄中書寫出來的另一種存在哲學。 當最后一站參觀完天山牧場之后，我們坐上了回程的大巴。一上車大家就熱鬧起來了，“三老委員會”決定趁熱打鐵，給這次表現好的同志評獎。獎品嘛，一瓶礦泉水，表現好的一整瓶，表現差的給空瓶。主持人開始發話了：朱大可拍了2500張照片，攝影最多獎給他，大家同意不同意？齊聲吆喝：同——意。主持人又說：朱競被照最多，購物最多，給她兩瓶水怎樣？亞——克——西。最佳唱歌獎給誰呢？大家嚷嚷：《我的太陽》——楊小濱。那趙憲章老師呢？他一路上指點江山，嘰嘰喳喳沒閑著，應該給他評個獎。有人開始控訴：在葡萄溝，他起勁煽動大家買葡萄干，結果他一粒沒買。趙老師應得最佳忽悠獎！大家覺得……還沒說完，大家就笑作一團，鼓掌通過。 主持人忽然嚴肅起來，說：下面我們要揭曉本次考察的最后一個大獎：最佳飯桶獎——王富仁老師。獲獎理由：吃早餐，六個大肉包子，粥一碗奶一杯；吃拉條子，兩大海碗不盡興，又加了兩個羊肉串。王老師是典型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請王老師接受獎品并發表獲獎感言。 在爆笑中，好幾瓶礦泉水舉起來了。王老師起身，嘿嘿樂得合不攏嘴，他接過一瓶水，清清嗓子準備說什么。我急忙舉起相機，摁下了快門。 因為王老師，那一次的歡樂之旅完美落幕。 第二天就要各奔東西了，回到房間之后，王老師忽然拎著一兜東西找過來了：小趙，你看童老師生病了，我暫時也沒時間去看他。這是我在葡萄溝買的葡萄干，我嘗得還不錯，麻煩你幫我帶給童老師，表達我的一點意思。 我心里熱了一下。接過葡萄干的那一瞬間，他們這對老朋友的情誼一下子“實焦”了。 四 2010年2月底，我兒子從學校回來后與我正兒八經地商量起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找個名人，給我們的書作個序？像這本書一樣。 他們忙活的那本書我早有耳聞。那時候，我兒子正在北師大二附中文科實驗班念高中。每到高二，他們都要把自己的作品匯集成書，找地方出版，這已成為一個傳統。只是我沒想到還有作序一事。 他塞過來的書是上一屆的作品集。封面的書名題字“滄浪”出自舒乙之手，打開瞧，序是于丹寫的，名為《青春是一種傳奇》，我就樂了。我說：兒呀，你們想找怎樣的名人作序，作家還是學者？作家的話，莫言、鐵凝、閻連科都是名人，但這些家伙我一個也不認識。學者嘛，我覺得要找關心中學語文教育的資深教授，這樣才壓得住陣，比如，我身邊的童老師就很現成。王富仁老師我還算有點小交情，也可以找。北大的錢理群老師更合適，但我跟他沒交道。你們要是非找他不可，我得拐個彎，抹個角。這樣吧，你和你的同學商量下，給我個目標，我再想辦法。說著這些時，我想起了童老師帶著我們編寫高中語文教材的日子，也想起1999年就買過讀過一本書：《中國語文教育憂思錄》。編者王麗后來成了我們這個編寫組的一員，但此前她就很有能耐。為編這本書，她挨個采訪童、錢、王等諸多名家，一并把他們“捉拿歸案”了。 兒子很快給了我答復，就王富仁王老師。 接受下任務后我才覺得頭皮有點發麻。我與王老師也就是新疆之行才稍稍熟悉起來，僅憑這么點交情，我能求來王老師這篇序嗎？更麻煩的是，我聽說王老師作序非常認真，常常會寫成長篇論文。他的弟子梁鴻曾贈我大作：《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開篇就是王老師的五萬言長序。據她言，讓王老師作序不能著急，通常得等個一年半載。而我這倒霉兒子給我的期限還不到一個月，這么短的時間如何讓他老人家閃展騰挪？還有，據說請王老師作序的人排著長隊，即便他能應承下來，我這么夾塞兒合適嗎？ 忐忑之中，我還是鼓起勇氣，給王老師打了個電話。沒想到他明白我的意思后，很痛快就答應了。兒子回來后聽到喜訊，立刻嬉皮笑臉道：唉吆喂，沒看出你還這么有面子。我正色道：是我有面子嗎？是你們這幫小兔崽子有面子。你們要不是花骨朵，別想讓我求到王老師的序。別廢話了，明天趕快把書稿打印一份，我給他寄過去。 過了些日子，我給王老師打電話。他說書稿的材料收到了，也正琢磨著寫，只是怕寫不好。寫好后是不是寄到文學院？我說：王老師是手寫還是用電腦寫？您不用電子郵件嗎？通過電郵發過來，豈不省事？王老師答復我：用電腦，但不用郵件。這樣吧，到時候我讓學生幫著發送過去。我說：這樣好。寄材料時給您寫了封信，那上面已留有郵箱地址。 但幾天之后，我又接到出版社史編輯電話。她問我序言進展一事，說何杰老師在催她，希望這本書在招生時能派上用場，所以4月必須見書。能不能讓王老師加快進度？我說：求王老師這篇序本來就不容易，這么催他恐怕不大合適吧。她說：王老師給我們上過課，人很好，你不妨試試。我無奈，只好打電話向他說明實情，意思是還得往前趕。王老師說：這幾天因為接待伯克利來的一個學術訪問團，還沒顧上寫。本來我想多寫幾句，談談我對中學語文教育的看法，看來只能長話短說了。這樣吧，我明天上午就寫，不出意外的話，晚上就能發給你。 3月26晚10時許，我等到了王老師寫來的序言：《生命活水汩汩來——北京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2011屆文科實驗班〈文心·問心〉序》，打開讀兩遍，不由得擊節嘆賞：王老師真不愧是對中學語文教育素有思考的“老革命”，在1300字的篇幅里，他把生活、閱讀和寫作的關系拎起來，舉重若輕，既深入淺出，又句句在理。如今，當我重新面對這篇文字時，依然忍不住要從中拿出一段： 為什么生活本身不能構成一個人乃至整個人類的成長形式呢？因為人在生活中總是被動的，形成的只是一個個模糊的印象，并且像黑瞎子掰棒子一樣，撿起一個便必須扔掉另外一個，到頭來剩下的仍然只是最后的那點朦朧的感覺，成不了思想的形式。顯而易見，這就是阿Q到死也沒有自己的思想的原因。一個人要想有思想，至少要對自己生活中的一些模糊的心靈感受和生活印象想一想。這一想，我們的心靈就展開來了，像孔雀展屏一樣，原來我們生活中的任何一個剎那，都是包含著豐富的內容的，都不是空洞無物的。但是，想，往往想不多深，想不多廣，并且常常想得很亂，沒有頭緒，特別是在童年、少年時期，不知應當想什么、怎樣想。要想形成“想”的習慣，想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廣，越來越有意義，有價值，就得寫。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不是想出來的，而是寫出來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寫出來的，只想，是想不這么深、這么廣的。 這是王老師在“只讀不寫容易成書呆子”這一觀點之下形成的妙論。童老師晚年就經常給我們念叨“想與寫”的關系，我對這一話題也興趣頗濃，甚至后來讀葉兆言的小說時還抄錄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很多年前，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有著多年寫作經驗的父親告訴我，寫作就一個字，就是他媽的'寫’。……文章就是用文字將思想的火花固定下來，想得再好，不寫出來都白搭。真正的寫作就跟做愛一樣，要真槍實彈身體力行。”平心而論，這番思考也頗為出彩。但同樣的道理，王老師談得樸素自然，發乎情止乎禮，為什么作家一寫就直逼下三路呢？于是我就有些后怕：幸虧當年作序找到是王老師，如果求的是某位作家，他一“性”趣盎然，我這里可如何收場？ 但是，我像黃世仁一樣逼著王老師在20天左右的時間里交出了一篇好序文，這件事情卻一直讓我心生歉意。如果從容一些，王老師是不是會寫出萬字美文？當然，那樣一來，我除了更加感謝，或許就歉意更濃了。 我無以為報，只能向王老師學習了。去年9月，一位朋友要幫人大附中人文班的一位高材生出書，找我作序，急如星火。那一陣子我特別忙亂，拒之亦未嘗不可。但想到當年求王老師作序的情景，還是應承下了。我把王老師的序文找出來欣賞一番，揣摩一番，然后提神運氣，寫了篇將近3000字的文章：《成長是一門終生的功課》。現在想來，我當時敢大包大攬，除了磨不開面子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向王老師致敬吧。 五 2015年6月中旬，童老師在攀登金山嶺長城時，永遠倒在了下山的途中。辦完喪事開過追思會后，我們決定出版一本懷念童老師的紀念文集，并以“中心”的名義發出了《誠征有關童慶炳先生紀念文章》的邀請函： 學界諸君、文壇同仁： 童慶炳先生于今年6月14日溘然長逝，學界嘆惋，文壇同悲。為承繼先生遺志，抒發緬懷之情，北師大文藝學研究中心擬于今年10月前后出版關于先生的紀念文集。 人云長歌當哭，有待痛定。諸君皆操觚之士，宜將悲傷感念之情宣諸翰墨；我們則在此恭候，期待您的大作翩然而至。 詩文辭賦，眾體皆宜。 截稿日期：2015年7月底 征稿信箱：wenyixue@bnu.edu.cn 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 2015年6月28日 這一邀請函先是掛在“中心”和文學院的網站上，后又通過“中心”掌握的郵箱地址發送給了學界朋友。8月初，調整了一番心情之后，我也準備寫這篇懷念文章了。從何處起筆呢？回憶著與童老師交往的點點滴滴，王老師的那次引薦便闖了進來。一想到王老師，我才意識到壞事了。記得請王老師作序時，王老師并無自己的郵箱，而“中心”保存的也大都是文藝理論界的學者信息。為鄭重其事，我們當時還商量出一份擬邀請作者名單。我急忙去那份名單上瞧，那里也沒有王老師的名字。這意味著他并不知道我們這里的后續動作。 不成。王老師與童老師私交甚好，文集中豈能缺了他的懷念？ 不能再公事公辦了，我決定親自邀請王老師寫文章。 電話打通了，簡單的敘舊之后我開始檢討，說：童老師走得太突然，當時我們這里亂作一團，也沒顧上單獨跟您講，后來網站上有征文邀請函，是不是您也沒見到？王老師說：沒見到。確實沒見過你們那里的通知邀請，童老師去世的消息還是李怡告訴我的。告別儀式我本來是應該去的，但我像童老師一樣，現在的心臟也有毛病了，所以我不敢去現場。我說：那事情過去之后，您能寫篇懷念文章嗎？童老師可是經常在我們面前提起您。他說：懷念文章我暫時也不準備寫，一是現在身體不太好，不像以前寫東西那么快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寫童老師，有兩件事情最值得寫，但又不好寫。 實際上，這次通話并不是十分流暢。在將近20分鐘的時間里，王老師每說幾句，就要咳嗽幾下。因為是在咳嗽中說，說中咳嗽，或是強忍著不咳嗽憋著說，語音在他那里也變得或高或低坑坑洼洼了。談得差不多時，王老師突然又咳嗽起來了，而且似乎還剎不住車。我趕忙問：您咳嗽得這么厲害是不是因為抽煙？他說：不是……咳咳……不是……咳咳咳。我說：那王老師咱們就別再往下說了。 聽筒的那邊傳來一陣更加驚心動魄的咳嗽聲。他似乎要答復我，卻終于還是被咳嗽聲淹沒了。就是在那種長咳不止的轟鳴中，王老師把電話掛斷了。 那是他留在我記憶中最后的聲音。 如今，想起這聲音，我心中依然隱隱作痛。我痛惜于王老師的英年早逝，也痛惜于他記憶中的往事隨風飄散。時光漫漫，本來就“軟埋”了真實的一切。而現在，隨著知情者的相繼離世，歷史也成了一個巨大的黑洞。 聊可自慰的是，他與童老師可以在天國相聚了。那里是一個可以自由言說的世界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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