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秘之問：信任的“紐帶”緣何斷裂？

董事會秘書作為公司治理事務的執行官，作為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全體董事會成員依法履職的服務者，董秘有責任從獨立董事和上市公司兩個角度思考，如何做到充分和有效溝通、維護雙方的信任關系，如何發現并消除彼此的顧慮與誤會，把不信任的風險在早期消滅，真正在上市公司建立起良性的治理生態

文/王志剛

因北大法學教授、公司獨立董事對2021年年報投出反對票，引發交易所詢問、輿情紛擾、股價大跌，“萊寶高科獨董事件”成為繼獨立董事辭職潮之后，A股市場在新法治環境下又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公司治理熱點事件。

基于上市公司披露的一系列公告，我們能看清萊寶高科獨立董事蔣大興教授對公司財務數據產生疑問、求證未果、辭職不成到公開反對的過程。作為負責公司三會事務、信息披露和證券事務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董事會秘書在這一事件中是非常關鍵的角色。各公司中，董事會秘書的定位與職權差異極大，我們不能說董事會秘書對于“萊寶高科獨董事件”的發生與否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通過復盤這一事件，我們卻能發現在A股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通病。

態度決定一切。毫無疑問，一位領取公司津貼的外部專家，卻向審計機構提出對公司財務數據如何審核、如何確保真實性的要求，里里外外透露出對公司財務數據的不信任。這種情況下，董事會秘書以及董秘的領導——公司董事長，以何種態度來面對獨立董事，可能是這一事件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提出異議的獨立董事仍然是公司董事而非外部監督者。從2022年1月24日獨立董事向審計機構發出《特別關注函》要求核查財務數據那一刻起，對萊寶高科董秘、董事長、管理層而言，蔣大興教授或許就只是一位獨立的外部監督者，而非公司董事會的一名成員了。3月30日萊寶高科《關于董事對公司2021年年度報告的書面確認意見的說明公告》中，董秘以“公事公辦”的態度、依據監管規定來應對“生事”的獨立董事的各種關切與要求，似乎已忘記了獨立董事本應是自己的服務對象。見諸媒體的公司證券部人員言論是，“獨立董事的權力不能無限放大，否則工作流程很容易無法開展?！痹噯柺裁床攀巧鲜泄惊毝穆穆?？難道蔣教授這樣較真、有理有據有方法地對審計機構提出《特別關注函》的是濫用權利，做“花瓶”、凡事都同意的才是正常履職？

董事會秘書要尊重獨立董事的獨立判斷和工作方式，即使董秘和董事長并不認同獨董的某些觀點，即使獨董的履職會增加工作量和溝通難度，公司都應當坦然承受，因為這是上市公司管理體系本應承受的管理壓力和管理成本。正如伏爾泰所言，“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我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睂τ谡f“No”的獨立董事，董事會秘書首先要從心理上接受，再從職責上去配合其依法依規履職。萊寶高科董秘和公司管理層如果尊重蔣教授的獨立意見，就不會讓獨董獨自去面對會計師，也不會根據監管規定簡單拒絕獨董聘請會計師的提議。從萊寶高科獨董事件中，我們只看到了蔣教授作為獨立董事的“獨立”，而沒有看到其身為上市公司董事會一員的集體力量。

積極作為的獨立董事更體現公司治理水平，更應得到董秘的尊重和支持。獨立董事制度作為業經資本市場驗證和認可的公司治理制度，在中國上市公司中未能全面發揮出作用和價值，與獨立董事甘作“花瓶”、不積極作為有重要關系。隨著ESG長期投資理念漸成資本市場的主流，投資者越來越關注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職業背景與實際作用。一家公司的獨董能為中小投資者維護權益，能在公司內部發揮制衡與監督公司大股東、實控人和管理層的作用，投資者自然給予其穩健治理的溢價，而對獨董不作為、甚至沆瀣一氣的公司則會以腳投票了。蔣教授是公司法和證券法專家，擁有這樣一位獨立董事本身就為上市公司治理加分，蔣獨董在實際履職中認真負責、不走過場更是得到業內認同。無論蔣教授是因為對公司財務數據的疑問，還是受康美藥業案獨董天價賠償或最高法證券虛假陳述賠償案司法解釋的影響，當獨立董事以書面方式要求年度審計機構核實公司業務與財務實際情況，從客觀上來講都是一種積極的履職。萊寶高科董秘和公司其他領導本應高度重視蔣教授所關注的問題，通過良好、有效的溝通交流，化解獨董和各方對公司利潤、現金流、存貨數據變化的疑問，留下一個認真獨董與坦誠公司互動的治理經驗，而不是獨董在被忽視或拒絕后、憤而反對和辭職留下的一地雞毛。

在4月6日深交所“互動易”萊寶高科就投資者關于獨董事件詢問的回復中，董秘請投資者“理性客觀看待公司2021年年度報告的投票結果”，除一名獨立董事無法保證年報真實、準確、完整外，其他的11名董事、監事和高管均已書面保證！董秘對于異議獨董如此態度，真不知其所謂“積極傳播公司的未來發展和長期投資價值”如何實現。

根據證監會《上市公司獨立董事規則》第六章“獨立董事履職保障”第二十四條規定，“為了保證獨立董事有效行使職權，上市公司應當為獨立董事履行職責提供所必需的工作條件。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應積極為獨立董事履行職責提供協助，如介紹情況、提供材料等，定期通報公司運營情況，必要時可組織獨立董事實地考察?！睆娜R寶高科發布的公告來看，自蔣獨董向審計機構發出《特別關注函》以來，公司董秘的做法很難說是“積極協助獨董履職”。

董秘應協調各方及時、積極、直接回應獨立董事的關注。蔣教授基于疫情影響、海外業務等實際情況，于1月24日就營收核實、存貨盤點等向審計機構提出特別關注的要求，但2月13日審計項目組的第一次回復只是非?；\統、概括地描述了審計程序，而不是對問題直接、明確的回應和說明，在獨董向公司財務總監和董事長表達不滿、向董秘提議招標選聘新任審計機構之后，3月20日審計機構發送了第二次回復，雖然補充了部分信息，但獨董關注的核心問題（如存貨盤點）仍未做直接回應和說明。從公開信息來看，在這一交流過程中，作為年報組織者的董事會秘書似乎并未介入獨董與相關各方的溝通。

萊寶高科《獨立董事年報工作制度》規定，“公司財務負責人應在為公司提供年報審計的注冊會計師進場審計前，向獨立董事提交本年度審計工作安排及其他相關資料”，“公司指定董事會秘書負責協調獨立董事與公司管理層的溝通，積極為獨立董事在年報編制過程中履行職責創造必要的條件?！睆墓九兜哪陥笃陂g各方溝通情況來看，1月14日審計機構向獨立董事發送年度審計工作的郵件、1月25日萊寶高科召開各方參加的審計溝通會，1月27日審計機構人員發送年度審計的時間計劃及安排溝通的簽字頁。而事實上，萊寶高科的年度審計是2021年11月23日開始預審，2022年1月4日正式審計，公司董秘并沒有按照制度的規定，協調好財務總監和審計機構，在進場審計前向獨立董事提供年度審計工作安排和其他相關資料。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獨立董事所關注的財務核查問題難以得到審計機構的積極響應，因為會計師根本沒有時間與精力再去做一次更高要求的存貨盤點或收入核查。而且審計機構人員的兩次回復，部分問題答非所問，公司董秘和財務總監都沒有關注回復是否解決了獨董的疑問和顧慮。作為直接負責接口的董秘更像是置身事外，沒有就此事與蔣教授進行任何溝通與確認，這樣的溝通結果直接引發獨立董事對審計機構能否勤勉盡責和公正審計的深度懷疑，進一步激化了事件各方的矛盾。

董秘應組織財務、業務領導和部門，幫助獨立董事了解公司實情。萊寶高科獨董對年報無法保證真實準確完整，雖然直接誘因是對審計機構工作態度的質疑，但蔣獨董產生疑問的數據背后還是對公司2021年經營數據較往年發生較大變化的不解。在萊寶高科獨董事件中，我們看到獨董蔣教授采取了函告審計機構關注、向公司財務總監和董事長投訴會計師、詢問審計委員會主任等各種方法，想得到一個公司財務數據真實可靠的保證，但我們看不到公司針對獨董所提問題認真研究，安排財務與業務的領導進行匯報與舉證，來消除獨董的疑慮。

頗有意思的是，公司在4月6日回復交易所對公司年報的問詢函的公告中，從多個方面對近三年凈利潤與經營活動凈現金流的差異、銷售回款的合理性、營業收入確認、存貨及跌價準備計提的合理性、外幣性貨幣資金增長、前五大客戶及客戶集中度等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并請年審會計師等中介機構進行核查并發表了相應的核查意見。公司可以在一周之內，對交易所提出的涵蓋蔣大興獨董所提問題的12個問題做出全面的回復，卻無法在兩個月里對獨董特別關注的問題安排一次正式交流！

我們看到的是萊寶高科董秘拒絕了蔣獨董招標選聘新審計機構的提議，拒絕了蔣獨董聘請會計師協助其審閱年報的提議，卻看不到董秘協助獨董與公司管理層進行深度交流，看不到董秘安排獨董考察公司產品與存貨情況。我們只能認為，作為年報溝通交流接口人的董秘在這個階段是缺位的。

董秘應關注公司治理事項的動態，并及時積極作為化解治理風險。應該說，從1月24日獨董發出《特別關注函》，公司董秘就應意識到這是個公司治理與信息披露方面的緊急且重要的任務，應該及時向董事長匯報相關問題，與財務總監、審計委員會主任、審計機構等協調，從解決蔣獨董關注的幾個問題入手，既保證獨立董事履職，免除其職業風險，又保證年報披露質量，消除外部對財務數據變化的疑問。董秘和財務總監一方面要保證審計機構回復的質量，跟進溝通結果和獨董反饋意見，另一方面還要做好年報相應部分內容的充分披露。

令人遺憾的是，審計機構天健會計師事務所的程序性回復引發了蔣獨董相當程度的不滿，而董秘在沒有確定蔣獨董認可天健回復的情況下，又貿然發來續聘天健的提案，于是在一系列不合拍之后，蔣獨董選擇向公司書面辭職。

對資本市場而言，獨立董事在任期內的辭職是一個負面信息，而獨董在年報披露前辭職，則更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重大減分項。董秘首先要做到與獨董持續的良好溝通，避免出現在敏感時期的突然辭職。就萊寶高科獨董事件而言，蔣教授的突然請辭是在其特別關注事項未得到重視和解決的情況下，為避免職業風險和法律責任而作出的選擇。這種選擇對蔣獨董是風險解除，但對于萊寶高科卻是風險爆發，而且蔣獨董的風險僅僅是認知不確定的或然風險，但獨董在年報披露前突然辭職和對年報的反對投票，卻必然引出對于萊寶高科年報的質疑，這是資本市場實實在在的大風險。

在2021年11月蔣獨董行使異議權后，公司本可以就“與蔣獨董是否繼續合作” “公司董事會是否提前換屆”等作出明確決策，不知何故公司并沒有任何動作。在董秘收到蔣獨董的《辭職報告》時，只能按照規定告知因辭職導致獨董人數低于法定人數而“辭而不退”，蔣獨董只好撤回辭呈，被迫選擇“公開反對”的下策。這個“雙輸”的被動局面，本可以通過在獨董異議的前期做出有效應對來避免，也可以通過將年報延至4月底披露來避免，給獨董和會計師的專項審計溝通與合作創造條件，給獨董與公司管理層坦誠交流消除誤解贏得機會，給公司董事會提前換屆留出時間。

《道德經》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比R寶高科獨董事件實質是獨立董事與上市公司之間信任不足而發生的。獨立董事是公司董事會提名、得到公司大股東和實控人認可的專家，獨立董事也是基于對公司的認可和對公司管理層、大股東的信任才擔任這一職務。在經過近五年任職后，是什么原因導致獨立董事對公司投下了不信任票，個中原因局外人無從得知。但我們知道的是，董事會秘書作為公司治理事務的執行官，作為包括獨立董事在內的全體董事會成員依法履職的服務者，董秘有責任從獨立董事和上市公司兩個角度思考，如何做到充分和有效溝通、維護雙方的信任關系，如何發現并消除彼此的顧慮與誤會，把不信任的風險在早期消滅，真正在上市公司建立起良性的治理生態。此誠非易事，但唯其如斯，才能防患于未然，才能共建信任與良治的通途。

作者系北京上市公司協會董秘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