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趙輝）《“夏”問題：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張光直如是說；“對中國考古學而言，夏的存在長期被視為'哥德巴赫猜想’”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如此說。為了破解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關于夏王朝的歷史問題，如今國家集中財政資源、學術資源在河南二里頭考古遺址，以期從考古、文獻史學、測年技術等多學科證據使猜想沖破迷霧，讓夏王朝從傳說邁入信史階段。 作為中國夏商周歷史起始時期的夏王朝，雖然在百年前受到“古史辨”派的質疑與沖擊，讓夏王朝的歷史存在蒙上了一層陰影，但承前啟后的夏商周王朝歷史，因為殷商王朝殷墟遺址的考古發現，夏王朝的歷史真實性也成為中華民族的共識。現在，舉國上下都在期待中國考古學能通過如殷墟遺址般的考古發現，找到夏王朝國都夏虛，一舉證實夏王朝的歷史存在。在中國考古界多年的努力下，河南二里頭考古遺址就這樣被選定為證實夏王朝存在的唯一考古遺址，被中國考古界或一部分考古學者定義為夏朝最后的國都遺址，夏文化研究言必稱“二里頭夏文化”。  因為中國考古學在河南“中原”地區多年窮經皓首的考古研究，在二里頭考古遺址周邊地區先后考古發現了王城崗遺址、二里崗遺址、新砦遺址、偃師商城遺址等。通過對二里頭遺址的碳十四研究，得出了二里頭遺址的大部分地層年代或全部分地層年代屬于3600年前的夏王朝時期，于是，當時的中國考古權威鄒衡，一錘定音地將二里頭遺址的四期全部確定在夏時期，二里頭遺址在一片質疑聲中成為夏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標志性考古遺址。因此，國外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本人）敢斷定：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而不是商朝早期文化。” 如此，依據考古學研究就形成了一個二里頭遺址為夏王朝晚期都城、偃師商城為商王朝早期都城、鄭州商城為商王朝中期都城的夏商王朝的中國考古歷史體系。從商湯代夏的中國文獻典籍記載可知，就產生了一個以偃師商城為中心的商湯氏族部落，武力剿滅六公里外夏王朝最后一位君王夏桀及其王朝軍隊的歷史悖論。這樣的中國夏王朝與商王朝的更迭歷史，還是幅員千里的夏王朝與商王朝的真實歷史嗎？  中國古代文獻《說苑·權謀》記述了商湯伐夏的具體經過：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 “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商湯的謀臣伊尹建議商湯用“阻其貢職”的辦法激怒夏桀，以觀察他是否還有能力動用諸侯兵員。結果惹得夏桀興師問罪“桀怒，起九夷之師”討伐商湯，商湯連忙“謝罪請服，復人貢職”，因此商湯認識到伐夏時機尚未成熟。第二年，商湯又如法炮制，結果夏桀的“九夷之師不起”，“湯乃興師，伐而殘之”。因此，夏王朝因為“九夷之師”不再聽命于夏桀的詔令，夏王朝失去了“九夷之師”的保護而最終導致滅亡。同樣，古本《竹書紀年》載夏王朝后芬“三年，九夷來御”。《廣韻》“御”，“侍也，進也”，表明了九夷人民服從夏王朝、擁護夏王朝、服務夏王朝的歷史事實。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歷史結論：夏王朝是一個存在于“九夷”之地，受到“九夷之師”擁護與全面保衛的王朝；九夷民眾的擁護與軍隊的保衛，決定了夏王朝的興亡。  “九夷”在哪里？是決定夏王朝歷史存在地域的關鍵所在，而且是決定末期夏王朝都城所在地域的關鍵線索。夏王朝時期“九夷”所生活的地理區域，才是研究夏王朝、夏文化的核心地理區域。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雖然沒有考古學家的考古理論高深莫測，但卻表達了一個世間真理，同樣適用于夏商王朝的歷史研究中。在夏、商氏族王朝的更迭歷史過程中，“九夷”氏族部落的擁戴與服從左右了夏氏族王朝與商氏族王朝的興衰。  在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雖然對“九夷”的研究并不受重視，但還是有一些基本觀點：一是認為九夷生活于淮河下游的海岱地區，二是認為九夷氏族生活于淮河中游地區，認為九夷與淮夷有著高度的歷史重合。其中，九夷等同于淮夷，是歷史學者的普遍歷史認知。  如果以“中原中心論”指導下的考古學研究成果“二里頭夏文化”“二里頭夏都說”成立的話，就產生一個歷史怪相：當商湯氏族對夏王朝不恭時，夏后夏桀完全可以在吃早飯前，利用晨練的時間，帶領夏王朝軍隊到六公里外的商湯部落遛一個彎，就可以把商湯部落鏟平。夏桀完全沒必要去征調千里之外的“九夷之師”淮夷軍隊，去討伐近在咫尺的商湯部落。夏桀也是一個勇武之人，對近在咫尺的叛逆者能夠隱忍不發，讓千里之外的“九夷之師”來征討。況且，夏桀對商湯早有防范，《史記·夏本紀》“（夏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如果不是夏桀對商湯氏族享有絕對統治力，恐怕夏桀無權也無力隨意召集商湯方國首領來到夏都，并以刑獄相加。  如果二里頭遺址是夏王朝晚期都城，偃師商城遺址是商王朝早期都城，商湯所帶領的部落軍隊即使是騎著烏龜王八，一夜之間也可以從偃師商城遺址爬到二里頭夏都遺址，對夏后夏桀進行突然軍事襲擊，一舉殲滅夏王朝的軍隊，不給夏桀征調“九夷之師”反抗反擊的機會。商湯也就不會忌諱千里之外的“九夷之師”對夏王朝夏后夏桀的保護與保衛。就如商周之際，周武王帶領軍隊千里奔襲朝歌的商紂王一樣，消滅了商紂王也就結束了殷商王朝的統治。  因此，二里頭考古遺址為夏朝晚期都城、二里頭遺址為夏文化的考古學研究成果，是完全錯誤的，是根本違反中國歷史事實的偽學術，是學術利益壟斷與地方利益壟斷下的產物。只有河南二里頭夏都夏文化考古研究的最終破產，才能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考古學。 大禹治水“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夏之興也以涂山”，大禹在淮河中游的涂山，聯合涂山氏族力量建立了夏王朝；夏王朝最后的夏桀，因為失去了“九夷之師”的保護保衛，失去了淮夷人民的擁護，而導致夏后氏四百七十年的夏王朝滅亡。“夏之興也以涂山”，“夏之亡也以九夷”，夏王朝的興亡皆因“淮夷”“九夷”的擁戴、保衛與拋棄。那么，夏王朝的歷史與文化在哪里更具影響力與傳承性呢？當然只能是“夏之興也以涂山”、“起九夷之師”的淮夷地區。  夏王朝最后的國都，只有位于淮河中游的淮夷地區“九夷”之地，北方的商湯氏族才不能也不敢貿然軍事襲擊夏桀所在的夏都。商湯只有瓦解九夷眾氏族部落對夏王朝的擁護，確定夏王朝失去了“九夷之師”的支持與保護，才能對夏王朝發動軍事攻擊，以取得對夏王朝軍事襲擊的絕對優勢。否則，“九夷之師”隨時對夏王朝都城的支持與擁護，將是商湯氏族軍隊的滅頂之災。因此，位于淮夷“九夷之師”之地、讓“四方來朝”“四方來賀”的四方（湖）古城，才是符合中國歷史文獻所記載的夏朝最后的國都，才是夏文化的龍興之地、興盛之都、傳承之源。 綜上所述，“九夷之師”對夏王朝的保衛，是夏王朝能夠穩定的基礎；淮夷人民對夏王朝的擁護，是夏文化能夠平穩發展的群眾基礎；“九夷”部落地區是夏王朝、夏文化生存的地理資源。只有“中原中心論”與“二里頭夏文化”的最終破產，才能真正迎來中國考古學蓬勃發展的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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