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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閉幕詞中說，“我們開了一個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這次大會“從團結的目標出發”，是“團結的模范”。從團結的目的出發而形成的歷史共識，又極大地推進了黨內的團結。中共在延安時期通過對黨的歷史問題總結檢視、研究思考，使全黨空前自覺地團結起來，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創造了積極條件。 落腳陜北：需要對革命歷史進行總結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共領導機構內一直存在著錯誤思想，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后期，黨內“左”傾教條主義占據統治地位，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在長征途中又面臨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威脅，致使革命力量損失慘重，黨內思想不夠統一。直到戰略轉移到陜北后，才具備相對安定的環境，才能夠對革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后，中共中央“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被逐漸克服，但是國內革命依舊受聯共政策的影響較大，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歷史與社會現狀都缺乏起碼的了解和認識”，“建議、政策、方針或意見不僅帶有主觀性、片面性，帶有教條主義、公式化的色彩，而且總是擊不中要害、抓不到點子上”。 為了壯大抗日力量，1938年3月，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認為“大量地十百倍地發展黨員，成為目前迫切與嚴重的任務”。隨之而來的是黨員數量的激增，“到1938年底，共產黨員人數已從全國抗戰開始的4萬多發展到50余萬名”。大量農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進入黨內，他們雖然有很高的革命熱情，但是對革命的歷史缺乏客觀認識，容易受到“左”傾思想和“山頭主義”的影響，辨別黨內路線是非問題的能力較弱。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隨后掀起反共高潮。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閉幕上的講話，指出國民黨鼓吹的“一個主義”“一個黨”的謬論應該取消，對付國民黨的“摩擦”，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6月，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認為要汲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針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不斷制造的摩擦，堅持“統一不忘斗爭，斗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廢，但以統一為主，摩而不裂”。中共領導層強調，要從以往國共合作的歷史中吸取教訓，在認清歷史事實的前提下，確立正確的應對策略。 清算歷史：從檢討過去的錯誤中得到經驗教訓 1940年下半年，毛澤東多次與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談論江西時期的問題，提出總結和清算博古等人在江西時期所犯的錯誤，得到了多數領導人的響應，同意就江西時期的領導責任問題進行一次歷史性的總結和討論，在中共七大前給全黨一個交代。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召開了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此次會議規模很大，既包括邊區黨政軍民縣、團級以上干部，還有中央高級學習組全體同志。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主要想做的就是澄清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團結和加強黨的領導，以及方針、政策和策略問題。通過學習和澄清歷史問題，有助于中共七大的參會者掃清思想障礙，為統一大家的思想認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所以毛澤東說“七大實際上從1942年就開始了”。 形成共識：為成功召開中共七大創造了條件 受抗戰形勢影響，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一再推遲。直到1944年2月24日，中共才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七大的準備工作和黨的歷史問題等。1944年9月22日的主席團會議指出：“歷史問題不在七大討論，七中全會討論寫一決議，再由大會通過，七大只搞政策、綱領。七大變成團結的會，一致對外”。 在1945年8月9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凝結全黨智慧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我們黨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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