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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贛邊的三年 一，六、七月事件  在中國革命斗爭史上，1934年的秋季可謂是多事之秋。當時，中央蘇區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頻頻失利，其他一些蘇區包括我們湘鄂贛蘇區亦處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包圍、“進剿”之中。“圍剿”、反“圍剿”，戰火四起。 早些時候，中央曾派陳壽昌、徐彥剛等同志來湘鄂贛工作，但人事方面的局部調整，并未使整個領導層擺脫“左”的錯誤影響，面對十數倍于我之強敵的瘋狂進攻，繼續采用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辦法結果，我紅軍官兵雖英勇作戰，根據地還是一縮再縮。原駐江西境內萬載仙源一帶的湘鄂贛邊區機關和紅軍部隊，被迫北向湘贛邊區的幽居一帶轉移。 仙源的失守，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湘鄂贛蘇區進入更艱苦的三年游擊堅持的前奏。 轉到幽居，喘息未定，當時湘鄂贛省委主要負責同志仍抱住“左”的錯誤指導思想，作出了更為冒險的決策，提出:幽居也不可“居”，應向東開辟奉新、靖安、五梅山等地新區，配合中央蘇區奪取南昌重鎮，實現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計劃。省委機關和紅軍主力第十六師是東進了，剛剛到達修水劃坪、全豐一線不久，即遭國民黨軍隊幾個師的包圍。經紅十六師廣大官兵浴血奮戰，領導機關突出重圍轉移到了鄂東南地區，但該師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團卻在連日掩護突圍的靡戰中蒙受了巨大損失。師長高詠生同志也在西撤途中不幸被捕犧牲。 敵人并未就此罷休。當省委機關和部隊匆匆向南轉移至龍門山區百丈、西塔一帶，國民黨軍第十八師、五十師、六十二師、七十七師等部，又尾追包抄過來。我們在當地無法立足，只得再向湖南境內平江轉移，途中又屢遭敵軍襲擊，省委機關和紅十六師指戰員1000余人大部傷亡失散，隊伍只剩了幾百人僅有的一部電臺也壞了，湘鄂贛省委和所屬紅軍部隊從此中斷了與黨中央的聯系。原先比較大的幾塊根據地，被敵人相繼分割成十幾塊零散的游擊區，其中最大的一塊游擊根據地是平江縣境內的黃金洞地區，方圓也不過五六十里。 這次湘鄂贛邊因“左”的錯誤戰略指揮造成的嚴重失敗，稱之為“六、七月事件”。由此，比中央蘇區提前兩三個月進入了更加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1934年8月，湘鄂贛省委在平江黃金洞的何家垅召開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省委書記陳壽昌、副書記傅秋濤、省軍區司令員兼紅十六師師長徐彥剛.以及涂正坤、鐘期光、劉玉堂、秦化龍、鄧洪、譚啟龍等同志，我也列席了會議。  參加會議的同志心情都很沉重。大家認真總結了邊區斗爭接連失敗的慘痛教訓，尖銳地指出省委在前段時期工作中的錯誤，并批評了少數同志因斗爭暫時失利而對蘇區前途失去信心的脆弱觀念.省委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迅速努力恢復、壯大紅軍主力，保衛并聯系蘇區”。邊區黨政軍主要負責同志對當時的形勢基本統一了認識，頭腦比較冷靜了，故湘鄂贛邊一度工作開展還算順利。 是年10月，省委提出用一個半月時間突擊擴大紅軍的工作計劃。隨即在黃金洞的楊雀坦召開了一次省委會議，因陳壽昌同志不幸犧牲，決定由傅秋濤同志代理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會議還決定，將擴紅工作列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要求湘鄂贛邊全體同志迅速積極行動起來，大力號召、廣泛動員各地群眾參加紅軍，保衛蘇維埃。 正是這個時候，中央主力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踏上了長征之途。紅一方面軍從瑞金、零都、長汀、寧化一帶出發，突破了國民黨軍隊重兵駐守的安遠、信豐間的第一道封鎖線，又連克妝城、桂東、城口等地第二道封鎖線，向郴縣、宜章方向運動前進。由于我們的電臺早在7月份就損壞了，所以大家對于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竟一無所知。當時，我在黃金洞地區擔任湘鄂贛軍區的東南軍分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因腿部第七次負傷未愈，不能從事正常工作，使我得以參加了一項始所未料的新的工作實踐—招兵擴大紅軍(簡稱“擴紅”）。這是我在湘鄂翰三年游擊戰爭時期一段重要經歷，其中頗有些令我難以忘懷的戲劇性遭遇。 二，三次擴紅 第一次，自告奮勇搞擴紅。 深秋的一天，東南特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涂正坤同志找我談話，大意是，上級決定讓我離開黃金洞，去百余里外的平江喻獻區養傷為照顧我的身體，除配一名警衛員和一位司務長負責生活外，還撥給我一匹馬戰爭年代人們的組織觀念都很強，我二話沒說，堅決服從。 赴喻獻的第一天，騎馬順利地跑了幾十里山路，傍晚時分遇到一所紅軍醫院，就準備在那里休息。說來也巧，醫院百十號傷員中有許多是我熟識的同志，其中還有我早年在平湘岳游擊大隊，以及后來在紅十六軍第七師工作時認識的干部和老兵，久別重逢，相互問候，一時有說不完的話。他們還是按習慣稱我“江政委”，也有叫“江書記”的，這是因為我曾一度擔任過湘鄂贛軍區政治部機關黨委書記和紅軍第三總醫院政委. 在與這些熟識同志交談時才知道，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對根據地分割封鎖，派出去搞糧食的同志又遲遲未歸，這所醫院已斷炊兩天了。傷員們說，這兩天大伙已開始吃野菜，天氣漸冷，再拖下去恐怕連野菜充饑也難保。當時根據地財政供給已經很困難，缺衣少食是意料之中的，但百十號傷員，有的已是生命垂危，吃得消再挨餓嗎?我憋得坐不住了，立即找醫院負責人商量，決定將我騎的那匹馬殺掉，以解燃眉之急。那匹馬馱著我走了一整天山路，還未來得及喂上一口草料，就倒下了。我實在不忍心看它咽氣時的情景，禁不住背過身去一一夜幕降臨了，秋風瑟瑟，馬肉煮熟后連湯帶水盛滿了兩只半人高的大木桶，沒有鹽和作料，淡而無味，但饑腸轆轆的餓漢們根本不顧這些，喜滋滋地吞食著熱乎乎的佳肴。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們雖然身殘體弱，卻都是堅強的革命斗士，忍饑受凍的艱難環境，更加錘煉了頑強不屈的鋼鐵意志 警衛員拿著洋瓷碗打算給我也盛些來，被我制止了，心里不是滋味。小伙子生氣了，嚷道“是你叫殺的，你又不肯吃，看你明天怎么趕路理”我說:“不用擔心嘛，腿不方便就撐根棍子慢慢走，總能到喻獻的。” 喻獻區的形勢也很不妙，當地的區鄉干部，以及一些與紅軍有過聯系的人，都已經離開村子躲到附近的山里去了。山腰里搭起了許多小草棚，當地人叫“山棚子”。我們在山里住下不久，因一個姓錢的叛徒告密，引來敵人搜山，險些兒遭難。 敵人襲擊搜山剛結束，有一支紅軍游擊隊從我們那里路過，這支游擊隊是打算去瀏陽一帶打土豪籌款的，帶隊的政委外號叫“直高子”因為我過去同他很熟，所以一見面便扯了起來。他看我也在挖野菜吃，就熱情地說:“渭清同志，你身邊的兩個同志讓我帶去打土豪吧，這樣既可減輕他們區里的負擔，也能解決一下你們目前的生活。”我覺得他這個建議很好，就同意了。“直高子”臨走時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介紹我暫時搬進喻獻區委書記黎光同志的山棚子里去住，托他們幫助照顧我幾天。 一轉眼十天過去了，隨“直高子”游擊隊去瀏陽活動的警衛員與司務長滿載而歸，背回來百十斤大米，還有好幾塊銀元，是用打土豪搞到的稻子，碾成米換的錢，大家著實高興了一陣子 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消極等待只會招致坐以待斃的惡果，只有積極行動起來才會有出路，才能更好地堅持斗爭。我住的山里有人有槍，當地有黨的基層組織和支持擁護紅軍的群眾，為什么不能自已動手來解決眼下的困難呢? 有一天，我和黎光同志的妻子開玩笑說“看你每逢做飯時都為難，總是找不到什么東西下鍋，如果讓我來做你們區的'財政部長’，保管大家有米下鍋，甚至可能有魚有肉吃。”說這番話，是窮則思變的一次情緒流露。那天黎光同志一回來，他妻子就很認真地說，“住在咱家的江政委是個能人啊，你們工作中的困難為什么不找他一起商量商量?說不定請他出面，區里的干部、群眾日子會好過一些。”當時，喻獻區委接受了平江縣委布置的擴紅30人的任務怎么完成，區委和擴紅隊長單甕中正為此事愁眉不展。 區委領導人開會研究后，果真找上門來和我商談工作了。他們懇切地要我為喻獻的財政和擴紅問題出主意、拿辦法。我那時年紀輕，說話膽子大，馬上夸下海口說:“只要給我一個月時間，就能擴充紅軍一個連，不過首先要解決財政困難問題，干部群眾沒飯吃、無衣穿，就無法堅持斗爭嘛1' 當我把具體設想和部署談完后，同志們都興奮起來了，一致支持我的意見，并迫切要求盡快行動。 第二天，我撐著拐棍和區委同志一起分頭行動，一個一個山棚子挨著做工作，說服動員散居在山溝里離隊的原紅軍戰士和群眾參加區游擊隊。我對鄉親們講，只有拿起刀槍打土豪，消滅、瓦解國民黨區、鄉組織和民團，才能堅持蘇區，大家才有飯吃。 經過大家分頭做工作，沒隔多久就動員并集中了近40個人、十幾枝長短槍，加上大刀、長矛，人人手中都有武器了。緊接著便開始進行簡單的軍政訓練，老兵帶新兵，大家情緒都很熱烈，僅個把星期這支隊伍就蠻像樣了我再次體會到，群眾是真正有力量的，關鍵在于如何將他們組織領導好。 這支新招起來的區游擊隊，第一次行動夜襲平江東鄉嘉義市就打開了國民黨的區公所，搞到許多大米、豬肉、粉絲、海帶等吃的東西，還抓了幾個土豪帶回山里。我親自給土豪講明政策，不侮辱其人格。他們原先以為性命難保，看到我們確實講道理，相信不會有生命危險，紛紛表示愿意支持蘇區政府和紅軍錢財，只求早日回家。日后再不敢欺壓百姓你一百，他二百，經一番“自報互評”，最后合計達一千塊銀洋，通知他們家人，按約好地點送上山來.錢一到手，我們立即放人，沒有食言。 對籌來的這筆款子，我們商量了處理方案。我說，目前整個湘鄂贛邊都處于非常困難時期，喻獻區的黨組織和游擊隊同志們，定能顧全革命大局，愿為上級排憂解難，故建議送五百塊銀元給省委機關，送兩百元給平江縣委，我們區里留三百元用作擴大武裝和解決區委供給之用。這個建議順利通過了。當時的那幾百塊大洋，是可以派上不小用場的，因為按當地市價五角錢就能買到一石稻子，扯一尺布也只消角把錢。 那些天，區委的黎光、單甕中等人可高興了，他們急著催問下一步如何擴紅。我說，大家分頭去做這樣幾件事:買布趕制izo套軍服和干糧袋，再買izo副雨傘和膠靴。我們大家齊心合力干，保證區里能搞起一個連的隊伍來。同志們分工去做“后勤”時，我自己也撐著拐棍上了第一線.我們用召開座談會和串門個別談話相結合的方式，找散居在山棚子里離隊的原紅軍戰士和群眾談話，做說服動員工作，大道理、小道理都講。打通思想的工作雖不是萬能的靈丹妙藥，但我始終認為，這是革命隊伍中不可缺少的銳利武器只要善于深入淺出地將道理講清楚，群眾總是通情達理的。 眼看自定的期限快到了，可喜的是夸下的“海口”也如數兌現了。一個月時間，120套嶄新的軍裝被新入伍(或重新歸隊)的戰士們穿上了身，雖各人手中的武器五花八門，但列隊站下來時，也顯得氣勢不凡這支隊伍的素質是比較好的，其中相當部分是重新歸隊的老兵，還有地方干部、黨員和游擊隊員，也有少數新入伍的當地群眾。 這一來，平江縣喻獻區以主動上繳經費和超額四倍完成擴紅任務的工作成績，在湘鄂贛邊根據地傳開了。區委向縣委、省委匯報工作情況時都提到了我，于是，省委的負責同志也知道我了。是時正值1934年歲末，省委決定在黃金 洞召開全省擴紅工作大會時，也通知我去參加可惜因前段時間的勞累，我的腿傷又發作了，沒能去成。 1935年初，省委派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曾國棋，帶著廖立云、徐敏、王桂英等同志來喻獻區找我，通知我和他們一起去平瀏長縣搞擴紅突擊工作，并說省委決定我去擔任該縣擴紅突擊隊副隊長。隊長是廖立云同志。 我在喻獻山區住的時間并不長，但和當地干部、群眾結下的友情卻是深厚的，臨別時都有些依依不舍。 第二次，省委派我去擴紅。 冒著寒風，艱難跋涉百余里路途，我等一行才抵達目的地。長滿絡腮胡子的曾國祺，是工人出身的老同志，當時已是五十出頭的年紀，我雖年紀較輕，但畢竟是個傷員，另外兩位青年女同志也累得吃不消，只有廖立云感覺還好。 該地區位于平江、瀏陽、長沙三縣交界處，故稱平瀏長縣這一帶自國民黨軍隊施行第五次“圍剿”后，逐漸變成了邊緣游擊區，再向外延仲二三十里，就是敵人控制的白色區域，而邊緣區的斗爭往往更艱苦、更復雜。 我們也是在山棚子里，才找到當地縣委機關，見到了縣委書記陳洪同志.曾國祺同志開門見山地向該縣黨政主要負責人講了我們的來意，直接交代了省委布置的具體任務是“在三個月時間內，突擊擴大紅軍一個連”。曾胡子(這是同志們對他的愛稱)說:“你們這個地區，在前不久的一個半月擴紅期間，工作做得不好。依我看，主要是縣委沒有廣泛深入發動干部和群眾，是領導人思想沒有認真切實重視這個工作。為什么平江喻獻一個區就能動員一個連呢?這青年人叫江渭清，搞擴紅突擊是有點經驗的，省委這次派他來具體負責你們的擴紅工作，希望大家很好配合。” 當時決定，五天后即召開一次全縣各區、鄉黨員干部會，廣泛動員，盡快掀起一個擴紅突擊的高潮。我和縣委的同志商量，“是否能集中你們手頭現有的經費，派專人負責先制作幾百套軍裝，相信這批衣服做好了，一定會有人穿的。”縣里同志聽了這話后，看了我一會兒，沒吱聲當然，后來還是按照這個意見辦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仿佛已經有了一種預感，只要領導上態度堅決，善于指導，善于做思想工作，團結和依靠人民群眾，平瀏長縣的擴紅突擊任務有把握超額完成。 在山腰的一個背風處，近兩百人聚在一起，全縣的區、鄉黨員干部大會召開了，其中有許多同志是從很偏遠的山區趕來的。因地處白區邊緣，為保障大家安全，我們在附近的山頭上還安排了F#望誓戒哨，以防敵人趁機襲擊曾國祺同志在會議上首先講了話，在向大家簡單講明來意后，即宣布省委的決定。這位打鐵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做起報告來，很有些鼓動性。他聲音洪亮地說:“省委向湘鄂贛全蘇區提出了重要的戰斗號召，'前線消滅兩團敵人，后方動員兩團新兵;前方飛兵前進，后方跑步擴軍’!同志們，紅十六師正在向前線飛兵前進著，前不久連戰皆勝，現在該是我們平瀏長跑步擴軍的時候了，相信在座各位在這場前方和后方展開的'競賽，中，決不會甘當落后者。我們幾個人就是奉省委之命，來和大家一起跑步擴軍的！” 接下來由我做擴紅動員報告。我講了補充、擴大紅軍主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講了湘鄂贛邊根據地的堅持鞏固與黨領導下的革命武裝斗爭的關系;講了各級地方黨組織及廣大黨員、干部在擴紅運動中應起的作用等等。當我講到根據地的主力部隊紅十六師，為保衛蘇區而戰，前線每天都有人在流血、犧牲時，連自己也抑制不住一股翻涌的激情。 我說:“革命斗爭形勢迫切需要老兵歸隊、新兵入伍，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帶隊參軍、參戰，我們都是堂堂七尺男子，都是黨培養的骨干和積極分子，在根據地存亡的緊要關頭，我們能無動于衷，能置革命利益、置大局于不顧嗎?大家都看得見，我是個傷員，腿被白軍的子彈打殘了，至今也未完全恢復，但前線需要我的話，我現在就報名參軍再上戰場” 話音剛落，會場上就沸騰起來，許多縣、區、鄉干部都嚷著要報名參加紅軍，當場就掀起了一個簽名參軍的熱潮.我又被眼前這熱烈激奮的景況感動了。 在這次會上，我們還提出了具體部署和要求，全縣的各基層黨支部都要保證動員一個班，每個黨小組要確保動員一至兩人參軍;全縣各區委立即成立擴紅突擊領導小組，堅決地不折不扣地完成省委提出的這項“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務”，誓做紅軍主力的堅強后盾。 動員大會開得很成功，曾國祺等同志也非常高興。曾胡子說，我們幾個分分工，同縣委同志一道，盡快深入到區、鄉基層群眾中去，要趁熱打鐵把工作抓起來。我們聽了這話，都笑著說他“三句離不開本行”。因為眾所周知，胡子參加革命前就是個鐵匠。 分工定下來了，我與縣蘇維埃主席去茅田區，廖立云同志與縣委書記陳洪去另一個區。一到茅田我們就召集該區全體干部談話，打通思想，明確任務，討論工作計劃和實施步驟。我還是相信那條經驗:干部帶頭，深入基層，做過細的思想工作，發動群眾，先將小隊伍拉起來進行軍政訓練，以擴大政治影響;打土豪和敵區、鄉公所，以鼓舞士氣，最終達到壯大隊伍，完成并力爭超額完成擴紅指標的目的.說來也怪，才半個多月時間，茅田區就動員到30多個人參加紅軍，迅速組織成了一個武裝排. 當時正值“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時節，可有了這些初步成績，大家心里都熱乎乎的，一個個喜上眉梢。曾胡子召集我們開碰頭會時，各個區擴紅工作進展情況也都報了上來.除去我們茅田區外，其他五六個區已動員到的人也有30余名，這樣全縣合計就有70個人了他聽了匯報后，興高采烈地說，“部隊打仗就講究個首戰勝利，我們的紅十六師元旦那天就打了個大勝仗，這可是個好兆頭啊！“我們這半個來月的工作，也可以說是首戰告捷，同樣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好兆頭。我代表省委(曾是湘鄂贛省委常委之一)祝賀大家，感謝大家！希望同志們還要抓緊時機，乘勝前進，一鼓作氣完成任務，能超額那就更好。依照這樣的進度，我看再有一個月時間，就馬到成功了。 碰頭會上洋溢著愉快的氣氛，只有廖立云同志悶聲不響，因分工由他負責的那個區，還沒有做出什么成績，曾胡子對此事有點惱火。后來他向省委寫了報告，其中提到廖工作不力，建議免其平瀏長擴紅突擊隊隊長一職，提議由江渭清接任擴紅突擊隊隊長。報告由黨的政治交通送往省委，省委和秋濤同志很快就批了“同意”兩個字。 沒多久，曾國祺、廖立云等同志奉召回省委，平瀏長的擴紅工作就全交給縣委和我了。曾胡子這個人工作大刀闊斧，待同志感情卻頗細膩，他臨走時特地向縣委負責同志交代，說“江渭清這個年輕人，是個革命堅決的好同志，他是養傷期間來你們縣幫助工作的，你們一定要照顧好他的身體，支持他的工作。”后來陳洪同志把這些話告訴了我，我深深感到上級黨組織對我的親切關懷。 繼擴紅“首戰告捷”后的第二個月，全縣又動員到了200多個新、老兵;到第三個月，平瀏長縣擴紅突擊的累計總數達到420人，超額三倍多完成了省委下達的任務。 到這時，才覺得我起初的思想還有點保守，因為制成的新軍眼差點兒不夠用。也是到這時，陳洪他們才對我說了“真心話”，他們說我第一天剛到縣里來，八字還未開始畫一撇，半個人影還不見，就提出趕制幾百套軍裝，當時真叫人心里納悶，以為我這個年輕人不是胡亂吹牛，便是好大喜功。實踐的結果，使我們對今后的工作更有勝利信心了。 我回說，這如果也算是功勞的話，那么應該將功勞記在縣委、區委的帳上，且不說我的腿有傷，行動不便，即使我長著三頭六臂，一個人的作用，少數幾個人的作用，總是有限的。更準確地說，這次擴紅的成績應歸功于平瀏長縣的全體干部、黨員和廣大擁護我們黨的群眾，他們才是革命力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真正源泉。 轉眼又到春天，我們駐地周圍，野杜鵑花盛開，山上山下一片火紅。前方不斷傳來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紅十六師主力連連出擊敵人，其中兩戰崇陽高視，俘敵官兵就有四五百人，繳獲了大批武器彈藥。這些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湘鄂贛邊的人民群眾，根據地的形勢開始逐步趨向好轉。 第三次，擔任擴紅突擊總隊長。 1935年4月，省委發來通知，要我去黃金洞參加全省的擴紅工作總結大會。我向省委寫了一封信，說腿傷未愈，行動不便，可否請假。哪知傅秋濤同志看了“告假信”后，急切地對信使說“開這樣的會，渭清同志一定要來參加，我們派擔架也要把他請來.”既然如此，只好趕去參加會議。 省委書記傅秋濤同志在會上講了很多他說，年初省委曾向湘鄂贛邊全黨提出一、二、三月以擴紅為中心，各縣學習了平江縣的經驗，擴紅取得了可喜成績。東南地區八個縣，擴紅總數是1200余名，西北地區各縣也動員了700余人參軍，但相比之下，還要數東南地區的平江做得最好。平瀏長蘇區山大人少，也超額完成了任務我們的主力部隊紅十六師，在頻繁作戰中雖然傷亡不小，但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不僅連續打了許多勝仗，而且又擴大到2500多人擁有一干四五百枝槍為了保障和鞏固勝利，省委現在提出紅五月擴紅沖鋒計劃，爭取六、七月再發展新的勝利。 秋濤同志還說，當前形勢與去年同期相比，已有基本好轉，這次大家認真總結了去年“六、七月事件”的經驗教訓，是非常有益的。我們下一步的工作，要進一步鞏固中心區，恢復邊緣區，還要領導和開展好敵占區的工作，但這些工作與擴紅突擊、補充主力都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因為武裝斗爭的堅持和勝利，是蘇維埃根據地一切工作最基本的保證。最后，秋濤同志說，經省委常委研究決定，任命江渭清同志為湘鄂贛邊擴紅突擊總隊長。 會后，秋濤同志找我談話。我說，涂正坤同志原是擴紅突擊總隊長，我在他領導下工作過，了解他。他有領導能力，工作經驗豐富，前段時期他負責邊區的擴紅突擊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省委這次免了涂正坤同志的總隊長職務，我覺得似乎有些不妥。所以我建議，還是由正坤同志擔任總隊長，我給他當個副手，一定努力協助好他的工作秋濤同志堅決不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涂思想保守，不適宜再擔任這個職務。他叫我大膽地將擔子挑起來。我只好服從組織決定。 1935年的“紅五月沖鋒”，是我參加的第三次擴紅工作。雖然有前面兩次區、縣組織動員擴紅的成功經驗，但對眼下擔任總隊長職務，負責全邊區的擴紅突擊工作，總覺得擔子很重。好在當時各方面條件都比較有利，主力紅軍連連打勝仗，黨政軍民情緒振奮;邊區環境比較穩定，人民群眾更加擁護、信賴黨;加上這次省委擴大會議，統一了大家的思想，“天時、地利、人和”，開展“紅五月沖鋒”，也就有把握多了。 當年湘鄂贛邊區五月擴紅的生動情景，真是令人難以忘懷。許多地方出現了“鑼鼓震天響，標語貼滿墻，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兒郎，昨天拿鋤頭，今日上戰場”的動人場面，很快全邊區就動員到2500多人參加紅軍主力，紅十六師部隊又恢復了三個團(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團)的建制，總兵力擴大到5000余人。個把月時間，部隊人數翻一番，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接著，邊區機關和紅十六師轉移到湘鄂贛三省交界的虹橋、長慶、鐘洞等地整訓。恰在此時，原進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湯恩伯、樊松甫等部，伙同湘鄂贛三省保安團隊，開始向我根據地“進剿”。敵人在西起平江、瀏陽，東至銅鼓、修水、武寧，南起株萍鐵路，北至通山、崇陽的廣大區域內，逐步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到處拉夫派差，構筑碉堡工事，加緊準備向我紅軍主力發起大規模進攻。 但是，對于如此嚴重的敵情，省委和軍區的領導同志卻未能及時察覺，還沉浸在上半年取得的勝利喜悅之中，麻痹松懈情緒導致對來犯之敵失去了應有的警惕記得就在那次整訓期間，我向省委和秋濤同志提過建議。我說，邊區機關和主力部隊集中的時間不宜太長，短時期休整后，應分別轉移，幫助各地區開展工作。國民黨千方百計想消滅我們，要隨時準備應付敵人的突然進攻。我還特意講了一句“長安雖好，卻非久居之地啊籠”秋濤聽后，并沒有采納，大概他覺得我有點太多慮了。 直到敵人的合圍計劃接近完成，邊區黨政軍負責同志才匆忙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應急計劃。 當時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打算先東向修水突圍，去修銅宜奉邊區，爾后侯機南下高安、奉新，打開幾個縣開辟一個新區。這個計劃如果難以實現，那么再沿羅霄山脈入湘贛蘇區。另一個是，如果湘贛蘇區也進不了，就沿通城、崇陽、陽新、鄂城一線迂回，北渡長江赴鄂豫皖之大別山區。如果連這個方案也不能實現，那就再由修水、武寧到贛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一帶打開一個新區。 突圍計劃確定后，本應立即付諸實施，在困境中力爭主動但省委卻在考慮開辟新區所需要的干部問題，花了一個多星期去動員和調集地方干部時間就這樣耽誤了，使自己陷入了被動局面. 就在主力準備突圍前夕，大約是6月中旬，秋濤同志和省委兩名常委集體找我談了一次話。秋濤講，“敵重兵壓境了，眼下形勢非常嚴重，為避敵之鋒芒，邊區機關和紅十六師準備就在這幾天內突圍，轉移到外線活動。省委研究決定派你負責詠生中心縣委的領導工作，并兼管這一地區的地方武裝部隊，和當地同志一起堅持原地斗爭。”他還說，“這次敵人來勢兇猛，我們轉移后，敵人定會重點'清剿’這塊蘇區，所以留下來堅持的同志很可能要更艱苦一些，但省委相信你們是能夠堅持這一地區斗爭的。” 談話后，有幾個很熟悉的戰友曾私下里和我開玩笑，“渭清同志，這可真是'受命于危難之際，啊!”然而，我當時已無這等談笑的雅興了，一門心思只是想著該如何完成好省委交給我們的任務。 6月14日，紅十六師和邊區機關東向修水方面突圍，而我們留下的人則向西稍作了些移動。從此，堅持湘鄂贛邊區的游擊戰爭，又進入了一個更加艱苦的時期。 三，去詠生縣 詠生中心縣委當時下轄詠生、平湘、平通、臨岳四個縣委。所以稱詠生縣，是為紀念高詠生烈士而命名的，該縣位于淚羅江西北地區。 6月突圍之前的那一任縣委書記是鐘秀存，我接替他工作時，縣委組織部長李化玉和宣傳部長黃耀南等都留任未動我一直做部隊工作，這次獨當一面領導一個地區的工作，很多事還得從頭做起。第一步就是召開詠生地區黨政軍負責干部會議，了解情況，討論形勢，統一思想，部署工作。 我在會上講了紅十六師主力轉移去外線作戰，這個地區留給我們堅持，這是省委對我們最大的信任.目前的嚴重形勢是暫時的，經過紅軍主力外線的英勇戰斗，和我們頑強地堅持原地斗爭，困難局面不久就會過去但大家必須對今后工作的艱苦性、斗爭的尖銳性、環境的復雜性，有足夠的認識，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和高度警覺，只有這樣才能順利地堅持到紅軍主力重新打回來。特別是我說的“在思想上作最艱苦的打算，在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這句話，大家很贊成。 大家還討論了下一步工作的具體部署。其中有立即起草并印發(我們當時有臺油印機)告民眾書，講清形勢，穩定民心，號召群眾和我們一起保衛蘇區;兵工廠、被服廠和醫院傷病員立即向山區轉移;除山區外，各地黨政機關與群眾組織轉入半秘密活動;開展鋤奸斗爭，肅清根據地內敵特;繼續動員群眾參加縣獨立營、區游擊隊，擴大地方武裝力量。 中心縣委決定，派一部分干部立即分赴各縣、區基層，傳達這個計劃部署，幫助、督促各地貫徹執行，以積極的姿態來適應形勢的變化。 不久，敵人大批涌進我們活動的區域，游擊根據地環境一天夭惡化。國民黨軍隊到處殺人放火，搜捕黨員、干部，摧殘紅軍家屬，少數不堅定分子開始動搖，有的甚至自首叛變，中心區漸漸縮小。當時，除平江的西鄉與北鄉，其他地區基本上都垮了，原地堅持完全進入游擊狀態。 盡管形勢險惡，大多數同志并沒有喪失信心與勇氣。那時，我們控制的縣、區武裝還有200多人，采用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晝伏夜出，割電線、破公路、打冷槍襲擊敵區、鄉公所，攪得敵人無法安寧。這些活動規模雖小，但對人民群眾影響很大，它傳遞了一個信息:共產黨與當地人民生死相依，蘇維埃沒有垮，紅軍還在戰斗。 11月間，轉入外線作戰的紅十六師遭受許多嚴重挫折后，其中一部又輾轉回到了黃金洞一帶，人數雖然損失過半，但在詠生地區堅持斗爭的同志看到部分主力又殺回來了，仍然是高興的。為了補充主力部隊，詠生縣的獨立營(此時已發展到400余人了)全部加入了紅十六師的第四十七團。 這樣一來，我們自己掌握的地方武裝少了，堅持工作顯得更加困難，活動起來不那么自如了。生活上也常常有一頓沒一頓的，非常艱苦。 到了年底，省委在平瀏山區的辜家洞召開擴大會議，各特委、中心縣委書記都去參加了。在人煙稀少的深山老林里，我又見到了傅秋濤、涂正坤、曾國棋、鄧洪、鐘期光、劉玉堂、譚啟龍等同志。這一年冬天，天氣奇冷，省委機關許多干部身上還穿著夏天突圍時的那套衣服。吃的是野菜、竹筍兌點米煮的稀飯，睡的是茅草山棚，偶爾幾天中能吃上一頓米飯，那就算很不錯的了。  會議期間天公不作美，紛紛揚揚地落了一場大雪，白雪封山后解決生活給養更困難了夜晚我和鐘期光、譚啟龍三個人擠在一個小棚子里，靠烤火取暖還是凍得吃不消。冬日的夜晚總是那么漫長難握，而我們當時連杜甫所說的冰冷似鐵的布裊也搞不到一床.鐘期光同志凍得牙齒上下打顫，渾身瑟瑟發抖，因為他穿的衣服最少，腿上套的還是夏天突圍時我就見過的那條短褲，加之他那時情緒不太好，由師政治部主任降為普通文書，叫人看了更為同情。我雖也只穿三件單衣、兩條單褲，還是從身上脫下一條單褲送給他。他感動地說，“渭清，這才真正叫'雪中送炭”。我就不客氣收下了”所以我的老戰友譚啟龍同志，后來一直夸贊我具有“松柏精神，云水風度”。這雖是過譽之辭，但多少也反映出我們這些老同志之間的深厚階級情誼，是經歷過戰爭和生死考驗的。 1936年春，省委為加強對湘鄂贛邊游擊根據地的領導，重新將整個邊區劃為四個大區，即東北區、東南區、西南區、西北區，每個大區成立一個特委和一個軍分區;同時提出努力創建十個獨立營的擴軍計劃，號召根據地軍民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廣泛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不久，省委機關部分干部與機關警衛隊組成了一支百余人的游擊隊入贛，在萬載、宜豐、高安、分宜一帶活動了兩個月，使隊伍迅速擴大到了近干人，根據地的形勢又開始部分好轉了。 就在這時，我自己遇上了險情，差一點犧牲。已是入夏季節，我帶著詠生中心縣委的財政部長涂玉華和糧食部長周宜高及一個警衛員，一行四人去周坊山區檢查工作。我們還沒有找到區委機關和負責人，就被突然遭遇的一股敵人包圍了。那次的確非常危險，周宜高同志當場犧牲，涂玉華同志負了重傷(后來也犧牲了)，警衛員失蹤，我自己也負了輕傷，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后來幾經周折，還是依靠當地群眾的掩護、幫助，我才得以脫離險境并與區委書記汪兆民接上關系。 我在詠生中心縣委工作的一年零四個月間，再次深刻體會到，革命戰爭每時每刻都不能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只有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才能生存，才有可能戰勝敵人。 1936年10月，游擊堅持整整兩個年頭過去了，在蕭瑟秋風中，我又來到了還是第一次搞擴紅工作的地區—平江縣喻獻，參加省委在該區亂石坪召開的會議，總結去年“六月突圍”的經驗教訓和近半年多來的工作。 四，到西北地區 在喻獻亂石坪會議快要結束時，又出現了一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省委決定再次調動我的工作在向我交代具體任務時，省委負責同志說，湘鄂贛蘇區游擊堅持的形勢依然嚴重，各個地區工作發展情況也很不平衡，其中要數西北地區最為落后。省委認為，西北的局面之所以遲遲打不開，敵人頻繁進攻是一個原因，但主要是那里的領導工作不力，一把手犯有思想右傾的錯誤省委決定派我去西北地區負責黨的特委和省蘇維埃駐西北代表團工作，并兼任軍分區政委。 我明白，省委派我去不僅是接替秦化龍同志的工作，打開西北局面，而且還要組織發動對秦化龍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開展斗爭。說實話，上級無論派我去什么地方工作，我都會無條件服從組織決定，但是要我去批判秦的機會主義，我當時的思想是不太通的，不大同意那種說法。 我宛轉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省委決定我去西北地區工作，我堅決服從，但由我去組織領導反秦的機會主義的斗爭，似乎覺得不夠穩妥，請省委考慮是否可派一名常委同志親赴西北地區，以便更慎重地處理這件事。”這個建議，省委采納了，決定派常委兼宣傳部長謝亦吾同志與我同去。 西北特委機關，當時駐鄂贛邊的九宮山區，我和謝亦吾等同志到達那里時，已是1936年11月初。特委下轄四個中心縣委、若干縣委，都分散在各地堅持，攤子鋪得不小。謝與我商量，打算先召集特委擴大會議，向該地區黨政軍主要負責同志傳達省委決定，爾后再逐步向基層組織傳達在特委擴大會議上，謝亦吾同志代表省委宣布了對我的任命，接著又傳達了批判秦化龍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定，號召大家一起開展對秦的思想斗爭.我則講省委對西北地區全黨寄予很大希望，號召各級黨組織為迅速扭轉和打開這一地區的工作局面，積極行動起來。具體要求是: 各中心縣委、縣委和所轄區、鄉基層黨組織，深入開展對群眾的宣傳工作，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對蘇維埃的信心;各級黨委都要抓武裝，繼續進行擴紅動員工作，各縣都要盡快建立起一支游擊隊;迅速整頓和大力發展黨的組織，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廣泛開展群眾性游擊戰爭，鞏固中心區，擴大邊緣區，并開展白區工作。 當時西北地區的武裝建設工作確實搞得不好，堂堂軍分區，統共才有十幾個兵。我提出要盡快建立軍分區獨立營，各縣要將建立游擊隊的任務放到首要位置，沒有一定的武裝，我們將寸步難行。 這一年的冬天來得很早12月初就下了一場大雪，沒幾天便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當我們從國民黨報紙上得到蔣介石被扣押的消息，干部和群眾高興得跳起來，都為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叫好。也有同志說，“干嘛光扣押?干脆殺掉算了!’’ 后來又聽說蔣介石給放掉了，大家很想不通。記得省蘇維埃政府還發表過一個“討伐張學良私放蔣介石的宣言”我們呆在山溝里，對外界大勢并不清楚，同黨中央又沒有聯系，一度竟把悶氣都出到張學良將軍身上去了，直到幾個月后知道事情的原委，才消除了誤解。 西安事變剛發生的那段時間，國民黨內部好像顯得很亂，連我們駐地周圍據點里的白軍也撤了，保安團、隊也跟著收縮起來。我們以為不知哪里又發生了軍閥混戰。 趁敵混亂撤退之機，西北特委在冷水坪召開干部大會，提出了“恢復蘇區，抗日反蔣，鞏固和發展群眾游擊武裝”的號召，同時開展擴紅突擊動員，有數百人參加紅軍游擊隊，成立了軍分區獨立營，并迅速擴大了邊區。 1937年初春，傅秋濤同志率湘鄂贛軍區主力一部來西北地區活動，決定將我們剛組建的分區獨立營大部編入主力部隊，僅留下四個班給我們。這支主力部隊集訓數天后，由九宮山附近的三界尖下到崇陽縣境，與敵保安第十團遭遇，激戰中許多同志負傷和犧牲。秋濤匆匆將一批傷員托我們照料，他自己又返回平江地區去了。3月間，我們接到上級通知時才知道，省委書記已改由涂正坤同志擔任，秋濤同志改任省蘇維埃主席兼省軍區政委。 是年春夏間，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微妙變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共中央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實現，向國民黨提出了五項要求: (一)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八四)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中共愿意作出四項保證，即:(一)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三)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漢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國民黨。 在2月15日召開的五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含糊地部分接受中共中央提議的團結御侮、共赴國難的“決議案”，國共兩黨在陜甘寧地區的軍事沖突和緩了;但另一方面，國民黨卻又加強了對南方數省紅軍游擊隊的軍事進攻。這種在特殊背景之下產生的“南緊北松”的局面，一直延續到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的一段時間。 國民黨軍隊對湘鄂贛邊西北蘇區根據地的“圍剿”進攻是頻繁的由于敵強我弱，我們在這一地區游擊堅持異常艱苦。但在逆境中，當地黨政軍民仍進行著頑強的斗爭，雖有少數意志薄弱者脫離了革命，甚至有個別人充當了可恥的叛徒，但絕大多數同志是堅決革命的。 我們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利用九宮山區和通城縣山區有四十八洞的復雜地形，與敵人的“清剿”部隊“捉迷藏”，用靈活的游擊戰術襲擊消滅小股之敵，積小勝為大勝。 記得當時張藩同志也率一支部隊來我們西北地區活動過一段時間。 我來西北特委任職不久，謝亦吾同志就離開鄂東南(屬西北特委管轄)返回了省委機關。這時，發生了一件在當時是很新奇的事情。那天上午，在我們駐地對面高山的山頭上，出現了一股國民黨部隊，哨兵來向我們報告后，我們一面吩咐大家立即做好戰斗準備，一面由我們領導自己去前沿觀察。奇怪的是，紅、白兩軍相距不遠，相互發現目標后，對方30余人竟持槍站在原地不動，沒有任何準備向我方進攻的樣子。對峙了好大一會兒，我們決定派人主動去聯絡，原來是國民黨崇陽縣保安團一個排集體起義，來山區尋找紅軍游擊隊接頭的。再進一步了解，那為首的排長和三個班長都是秘密黨員，是我們的同志。這次起義成功，地下黨崇陽縣委的同志做了許多工作。 我們為起義的新同志舉行了歡迎會，表揚他們投奔紅軍、參加革命的正義舉動。不過，我們也客觀地講了蘇區嚴峻的斗爭形勢與困難的生活狀況，使他們對今后一道堅持艱苦游擊斗爭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我們就是有這樣的氣魄，即使是對俘虜，都要做思想工作.特別是對敵方的下級軍官和士兵，向他們宣傳紅軍主張，講清楚道理后，愿留者歡迎，愿走者發路費歡送。國民黨造謠說共產黨“共產共妻”，“殺人放火”，他們實際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共產黨講政策，光明磊落，不謀私利，跟國民黨軍隊完全兩個樣子。所以很多人愿意留下來，放回去的，也是說共產黨好話的多。 我們西北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曾多次下山，襲擊國民黨區、鄉公所，搞武器彈藥，打土豪籌款。只要環境許可，我們總是要召集俘虜講話。我們在講話中指出，當區丁、鄉丁的人，大多數是被逼迫來的，是為了生活出路;當保長、鄉長的人，是上面委派的，有的人也是為形勢所迫，這種處境我們是能理解的。我們彼此是一次生，二次熟，三次四次交個朋友。不要看眼前紅軍、蘇維埃的力量還不大，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將來定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天下，奉勸諸位三思而行、早留后路。 在開展政策攻心的同時，我們注意區別對待，寬大與鎮壓相結合。對那些一貫殘害百姓、作惡多端、非鎮壓不足以平民憤的慣匪、惡霸和其他反革命首惡分子，我們毫不手軟，該殺的殺，以此達到動搖、瓦解敵人的目的是年5月間，湘鄂贛省委根據黨中央倡議的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張，決定成立“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軍委會主席是傅秋濤，委員有涂正坤、鄧洪、劉玉堂、謝乾、鐘期光、譚啟龍、江渭清、明安樓等同志。 我們當時曾以湘鄂贛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向全國發表聲明，公開主張并呼吁國共合作、一致抗日。 省委一方面派專人赴延安和黨中央聯系，請示在關鍵性的歷史轉變時期，應采取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面，要求湘鄂贛邊區各游擊根據地，為與國民黨地方政府或軍隊談判，積極作準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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