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丨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

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

文 / 鄧廣銘

自從進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以來，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他們確實都是我的恩師，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從1946年以后由于國內形勢的變化，我與傅先生雖未再相見，但在他擔任了臺灣大學校長之后，北大的數學系教授江澤涵先生由美返國、繞道臺灣探親時，傅先生還托他傳話給我，說要把他遺留在北平的書籍全部贈送與我（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陸情況之故，當時他已成一個被聲討的人物，其遺存物只應被公家沒收，他本人已無權提出處理意見了），可見，他對我還在念念不忘之中。到1951年1月內，我聞悉傅先生逝世的消息之后，顧不得我應與他劃清界線的大道理，不禁在家中失聲慟哭起來。后幾天，我就接到了陳寅恪先生《讀〈霜紅龕集·望海詩〉感題其后》一詩，知其為悼念傅先生而作，而我卻沒有敢寫追悼傅先生的文字。

今距傅先生的逝世已經四十六年，而今年又正是傅先生的百歲誕辰，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友人逯耀東教授來信告知：要編印一本紀念論文集，并囑我也寫一短文附入。我因不曾寫過悼念傅先生的文章，長期以來一直引為內疚，所以現在極愿遵命趕寫一篇。 

為了寫這篇短文，我把在傅先生逝世以后，海峽兩岸的學人所寫的紀念文字和論述傅先生生平學行的文章，包括不久前才刊出的杜正勝先生的《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系》，盡可能搜集來進行閱讀。閱讀之后，覺得其中有許多篇，例如胡適先生的，李濟先生的，程滄波先生的，寫得既富情感，也舉述了許多前此不為人知的一些事跡，讀后十分感動，也十分受益，覺得我前此對傅先生的生平及其為學為人，所知實在太少。然而也正因如此，我自己卻又覺得很難再找到下筆的余地了。躊躇再三，我決定只就我昔年受業于傅先生的過程中，和其后幫他做些雜事的過程中，對他在治學、治史、治事等方面的方法、議論、態度等等，以及我所獲得的一些感受、體會和啟發，拉雜的加以臚陳，以期能與已有的文章互相印證，或稍作補充。但愿不至與已有的文章出現過多的重復之處就好了。 

當“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在北京轟轟烈烈開展和進行時，作為這一運動的先鋒人物的傅斯年先生的聲名也隨之而震爍一時。那時候，我還正在一個極閉塞、僻陋的村塾中讀四書五經，聽塾師講說高頭講章。盡管如此，我也竟從一位外村來訪的塾師口中聽到了傅斯年的名字，而且說他是北京大學最杰出的學生，是山東人，是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從這時起，傅先生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我的腦海當中?？墒窃诖艘院?，傅先生到英國和德國讀書去了，也沒有再在國內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因此當我在濟南山東第一師范讀書期內，是沒有讀到過傅先生的任何文章的。 

1930年，北京大學剛從作為北平大學的一個學院而獨立出來，蔣夢麟重回北大任校長，胡適任文學院長，我于1931年夏報考北大未被錄取，所以考入一家私立的教會學校輔仁大學。而在這時卻又聽說，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朱希祖先生因采用了某高中教師所編中國近代史作教材，受到了學生的攻擊，因而去職，而由傅先生暫代系主任之職務，這自然更加大了我要考進北大歷史系的吸引力。于是，在1932年我又一次報考北大，而這一次，我終于被北大所錄取，得以成為北大史學系的學生了。 

那時候的課程設置，把中國通史規定為文學院各系新生的共同必修課程。1932—1933學年的中國通史課程，在胡適院長的設計之下，是由歷史系的主持人，先把全年的課時，依時代順序分別安排為若干個專題講授，然后再由歷史系主任按每次的專題，邀請在北京的專家來校講課（據聞此事亦出于傅先生的主張）。其時，北大史學系的系主任，已改由一位擅長于歐洲中古史的陳受頤先生擔任。傅先生雖是蔣夢麟校長所依靠的振興北大的兩位重要人物之一（另一位是胡適先生），而他卻只是在北大作兼任教授，其正式職務乃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當時該所設在北海的靜心齋）。

中國通史第一講定名為“導論”，是要說明設置這一課程的宗旨以及概述一下研究中國歷史的主要方法之類的一些問題，陳受頤決定請傅斯年先生主講，這本應是非常合適的人選，但因陳先生并未向傅先生做詳細的說明，只說某日某時要請他到校向新生談談有關學習中國通史的一些問題，傅先生則理解為只是與史學系的新生開一次座談會，只須即席發言即可，不須作何準備，因而也就沒有作講課的準備。及至被邀請到北大二院大講堂的講臺之后，他看到教室里已滿滿地坐有二百多學生，他既感到大非意料所及，匆忙間真不知從何處講起為好。在此兩小時的課時內，他雖然也論述了有關研究中國歷史的許多問題，然而既極散漫又少條理。剛進入北大的新生們，大多是抱著很高的期望值來聽課，遂在下課之后，不免議論紛紛，表示有些失望，我當時似乎也曾向人說到：“真正是大名之下，其實難副”呀。

是在我進入第二、第三、第四各年級之后，修習的課程較多，對于一些課程的彼此之間能有所比較，然后對傅先生的學問和識見才具有了較多較深的了解和認識。

例如：在我們的必修課程當中有先秦史和秦漢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講授的，他的講授，雖也有其精彩獨到之處，然而他的材料的來源，總是從書本到書本，從正史到雜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開設的先秦史和秦漢史的專題講授兩門課程中，他的講授，卻不但顯示了他對古今中外學術的融會貫通，而且顯示了他對中外有關文獻資料與新舊出土的多種考古資料的融會貫通。他所談及的課題，既多是開創性的，在舊有的史學論著中不曾有人談及的，且多是具有綱領性的，其中包涵了極豐富的內容，都可以分別展開作為個體研究的子目。雖然也有人認為他的講課頭緒紛繁，忽此忽彼，有似脫韁之馬，難以跟蹤（無法記筆記），然而這卻正是其他教授不可企及之處。唯其是開創性的新意之多，通過傅先生的講述，就不但使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而是把由夏朝以至春秋戰國，全都重塑在一個嶄新的氛圍和場景之上了。如他所號召的那樣，他真正做到了“承受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開辟了這些方面的新世界”。杜正勝先生在其大作《從疑古到重建》中，曾有一段文字說，傅先生在北京大學讀書時，

“不是歷史系科班生，赴歐游學也不學歷史。以一個歷史圈外人而能給近代中國的史學帶來震撼性的革命，未免令人嘖嘖稱奇?！?/span>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把傅先生稱為“給近代中國史學帶來震撼性的革命”的人，然而，為傅先生做出這樣的評價和定位，我以為是非常恰當，不可移易的。 

傅先生在北大史學系擔任了一次“史學方法導論”的課程，他所講授的內容，只有極少的一部分寫成講義印發給學生，絕大部分都只是口頭講述過而沒有寫成文本。但不論已經寫出或未曾寫出的，其內容卻與別一教授所講大不相同。在他講過一次之后，恰好又有一位留學德國十多年的先生返國到校，“史學方法導論”便改由他來擔任。他是一位完全依靠德國一位歷史學者所印行一本《歷史研究法》，把它譯為漢語，然后照本宣科的。傅先生所講授的“史學方法導論”卻絕不如此，他提出的一些治史方法，全是他自己在治學、治史實踐中體會得來的，而絕非從某本出版品中照抄來的。

他在德國有三年之久，他的好友陳寅恪先生于時也正在德國，二人且經常就學術問題切磋。當傅先生回國之初，有時自稱是“中國的朗克學派”，其在史學研究方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國史學家的一些影響為無疑；然而傅先生在回國后發表的部分文章當中，在北大史學系“史學方法導論”的課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學即是史料學”這個命題，和他所經常放在嘴邊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歷史學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然而傅先生還不止是在這文章中，在北大的課堂上，經常提出這一命題，高唱這一口號，而且還把他所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貫徹、實踐這一主題和口號的基地。

以下試舉例證說明： 

例證之一：他千方百計、卑躬折節地排除了河南地方的阻撓而完成了史語所考古組對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發掘，（后因日寇侵華戰爭而停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矚目，推動了殷商史的研究、古文字學的研究、古代社會研究等方面的進步，這是他厲行尋找新史料所取得的偉大成績之一。

例證之二：明清兩朝都把其重要政治事件的檔案原件貯存在內閣大庫中，到1921年主管這批檔案的歷史博物館的負責人，只因缺乏經費，便把這批檔案材料裝入八千多麻袋中，出售于一家紙店擬作還魂紙，幸而被羅振玉贖買回來，其后又轉賣于李盛鐸。到史語所正在籌措成立之日，卻又有日本滿鐵公司要向李盛鐸購買這批檔案的傳聞，傅先生又急謀搶救，先后與中山大學當局及胡適、陳寅恪兩先生相商，嗣即致函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終于籌得款項，將其購得，歸史語所進行整理。在史語所遷往臺灣之前，已先后從這批檔案中整理出來大批案卷，輯印為《明清史料》一至四編，共四十冊。其中關于明末農民起義的資料、滿族興起初期與明朝斗爭的史料以及洪承疇、鄭成功、李定國等人的史料，都極為豐富且極有價值，這對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歷史的研究，自必會發生顯著的作用。試想當年若非傅先生積極策劃把這批資料搶先購買，而聽任日本滿鐵公司買去，則今日我們的史學界缺少這批寶貴的原始資料固為極大憾事，而我國家偌大一宗文化遺產竟拱手奉獻給正在謀劃侵吞我國家的寇仇，那就不僅是我們史學界、學術界的一樁絕大恥辱了！

例證之三：1930年，由中外學者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與內蒙接境的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海發現了萬余枚漢代簡牘，運北平后歸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勞干、余遜、沈仲章負責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險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歷經艱險移至天津，急急電告在長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請徐森玉親自去天津與沈相會，要他負責把這兩箱漢簡運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諸多艱難情況下運抵香港，由沈把木簡拍照、剪貼、編號、排比。當我于1939年秋經香港去昆明時，把這批照片帶交傅先生。后即交勞干全部加以考釋，在四川李莊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這批漢簡從北大文研所運出數月之后，周作人出任偽北大文學院長，日本人向他追問漢簡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詢，我答以：“一無所知?！笨梢姡舴巧蛑僬乱猿说臋C智和膽量，及時把這批漢簡轉移出去，則這些國寶定會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給日本人。 

上面關于發掘和使用新史料的敍說，也許顯得過于繁瑣了，但我這樣做的用意，是想借此說明傅斯年先生通過諸如此類的舉措，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后半期直到五十年代終了，在中國歷史學領域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文風。他是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從清初的顧亭林、黃梨洲、乾嘉學派、以至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各流派的造詣和成果，又批判地吸取了歐洲一些科學家、思想家和歷史學者治學、治史的主張和方法，不只是加以貫通，而且有所超越，形成了他的治學、治史的一系列方法和主張，尋找新史料，擴大史料的范圍，擴充研究歷史的工具，則是其最核心的一個問題。

對上述三種史料的發掘、搶救，既體現了傅先生擴充史料范圍的主張，更體現了為實現他的“要把科學的東方學建立在中國”那一志愿的努力。而這個志愿，卻正是他要把中國文、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攀登到國際領先地位的一個弘偉豪邁的志愿，遠非一般拘文陋儒涉想之所能企及。試就安陽殷墟的發掘來說，若照今日最盛行的議論來說，那只是史學研究初級的、低層次的工作，從而認為“史學就是史料學”一說之不可取，豈不是將成為一種笑談嗎！至于有人認為傅先生之所以極力倡導“史學就是史料學”，其意蓋在于排斥唯物主義的歷史理論，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他在《史料與史學》的發刊詞中已作了明確的表態，說道：

“本所同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p>

而在《史學方法導論》的開宗明義處也聲明說：

“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作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翻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p>

這些話，說的都很清楚。不以史觀為“急圖”，當然就是說，史語所的同仁只努力要把從殷墟挖掘出來的各種物品依次予以整理、分類、考釋、說明，進而探明史事原委。在此以后，則不論信奉歷史唯物論或者抱持其他史觀者，全可以加以利用，作出關于殷商史的著述。 

我向傅先生當面請教學術史上的問題，是在讀二年級時到中文系旁聽傅先生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課程。那一課時所講，正是關于西漢后期學者們對于從魯恭王府新發現的幾種古文經是否應立學官問題的爭論。那時錢穆先生已在《燕京學報》上刊出了他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是專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我讀過后很佩服，而傅先生講的卻與錢文不完全吻合。下課以后，我便依據錢文的意見向傅先生提了一些問題。傅先生又把他的意見作了一些申述，意思是讓我不要專信錢先生的一家之言。傅先生回家后向我的同班同學傅樂煥（傅先生的遠房侄子，當時住傅先生家中）說及此事，仍以為我不應專主錢說。其后，在一次聽他講課后，又曾向他表示，最好把他在課堂所講全部寫為講義，印發給我們，這樣既可以解決前人未曾解決的問題，也可以提出一些前人未曾提出的問題。他答復我說：他目前事情實在太忙，不能專門為了你們的方便再來做編寫講稿的事情。通過多次聽傅先生講課和多次與他接觸，愈來愈感到傅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才華的超逸絕倫。 

1935年春我讀三年級時，和同班同學傅樂煥、張公量要為天津《益世報》編一種副刊，名叫《讀書周刊》。該報主編表示，必須有一些教授參加編委方可。于是我們便邀請了胡適、傅斯年、錢穆、孟森、羅常培等先生作編委，并由毛子水先生（當時北大圖書館館長）任主編。從此以后，我與傅先生的接觸才略多了一些，而且從毛子水先生的口中才知道蔣夢麟回北大做校長以后，在重建北大的許多重大問題上，例如聘請教授、添置重大教學儀器設備等，傅先生與胡適先生實是兩位最起作用的人物。

傅先生到北大兼課，其主要目的當然是為了傳授他的學業，培養誘掖后生學子；然他讓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諸人都到北大兼課，則顯然還有另一用意，那就是要選拔一些有培養前途的人進史語所各組做低級研究人員。在我們這年級畢業時，中文系和歷史系就有五、六人被選中，我也忝居其一。只因胡適先生指導我的畢業論文，對我寫的《陳亮傳》比較滿意，已表示要我留校作助教，所以當傅先生要我去史語所時，我即據實以告，并說我的妻子在北平做小學教員，就不想再去南京了（史語所當時已遷南京）。傅先生說，到南京找一小學教員當，想也容易。但最后還是允許我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職了。

陳亮與辛稼軒是好友，兩人的事亦有許多互相牽連之處。當我寫作《陳亮傳》時，找來梁啟超所作《辛稼軒年譜》和梁啟勛所作《稼軒詞疏證》參考，卻全都不能解決問題，于是我就想自己另作一本《稼軒年譜》和《稼軒詞注》。適逢當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報紙上發布通告，號召從事于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可以向該會申報課題申請資助費用。

胡適先生是該會的秘書長，傅先生則是該會的學術評議委員。我于見報之后，去胡先生家詢問我是否可以申請，胡先生問知我要寫作《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注》，便向我說，梁氏弟兄既已寫了年譜和詞注，而梁啟超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你如想另作，必須對他們的成品寫一書評，說明你掌握了更多的材料，能作出更好的成果出來才行。我照此辦理，寫成一篇《辛稼軒年譜和稼軒詞疏證總辯證》，在《國聞周報》上刊出。胡、傅兩先生看到此文之后，都以為寫得不錯，而在清華大學任導師的陳寅恪先生，當時與我尚不相識，竟也對此文大加稱許，并且屢次向人詢問作者為誰。直至問及傅先生，方知我是剛從北大畢業的，是傅先生的學生。此后，我所申請的項目果然得到批準。

傅先生的民族意識極為強烈，陳亮和辛稼軒都是他素所景仰的人，他所能背誦的稼軒詞也很多。當我準備開始我的研究項目時，他在南京幾次寫信給我，要我不要把注釋搞得過于繁瑣，千萬不應做成仇兆鰲《杜詩詳注》那樣，并且勸我把書名定為《箋證》，而不要定為《箋注》，而且不必勉強為之編年。我拿傅先生的信去與胡先生商談，他卻說此事可以完全由我自己決定，傅先生的意見可以參考，卻不必完全遵守。其后，我雖對稼軒詞進行了系年，也未把書名定為《箋證》，但對典故的注釋我卻盡量簡略，只是把與各詞本事有關的人、地、背景等盡量加以考索。及《年譜》與詞的《箋注》完成之后，我拿全稿赴昆明，傅先生稍稍翻閱一下，便寫信向香港的商務印書館推薦。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為日寇攻占，以致未能印行。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經胡先生催問，而以紙張缺乏之故，只能先把《年譜》印出，但其時傅先生已去美國就醫，我寄奉與他的書未必能夠看到；到《辛詞編年箋注》初稿出版之日，則已是先生逝世十六、七年之后了！

在抗日戰爭前，北大文科研究所是由胡適先生做主任的，到北大南遷，與清華、南開合組為西南聯大之后，三校原創立的研究所卻還都分別存在。北大文科所設在昆明云南大學近鄰的靛花巷內，改由傅斯年先生兼任所長，陳寅恪先生也被聘為導師，湯用彤、羅常培等先生也住在那里。

我于1939年完成了我的研究項目，于8月末奉傅先生之召，經上海、香港、海防、河內，于10月上旬抵昆明北大文研所供職。職稱為高級助教，月薪為150元。這時我才與陳寅恪先生初次晤面，但既一同住在靛花巷一棟小樓上，一日三餐也在同一餐桌上，陳先生所講授的隋唐五代史與佛典翻譯文學，我也每次都去旁聽，陳先生每次外出購物訪友，我也都陪同前去。實際上等于做了陳先生的助教。

傅先生和史語所的同仁全住在昆明郊區的龍頭村，并不經常住在靛花巷內。但他每次進城，必到我的房間巡視，查問我這些天讀了什么書，做了什么事，其時《宋會要輯稿》在上海大東書局印行未久（每部二百冊，共印了二百部，定價每部二百元），上海淪陷之后，日本人多有爭購此書者，北圖留在上海者遂決定將大東所存之書全部寄往昆明，并言明對史語所及北大文研所之購買者給予七五折之優待。傅先生以我致力宋史，囑我乘機購買一部，我卻以為，即使是優惠價格，也須用去我一月的全部薪水，因而頗為猶豫。傅先生遂決定由公家墊借書款，然后由我分半年償還。在當時的昆明，實在是無書可讀，在買到此書之后，我倒真正可以寢饋其中了。 

到了1940年夏，日寇飛機對昆明的轟炸十分頻繁，其時陳寅恪先生為準備去英國講學已赴香港。傅先生則為求免于日寇不停息的空襲威脅，想把史語所的全部人員和書籍搬遷到更偏僻的地方，便派人去四川調查訪求，要找一個在地圖上不見其名字的地方，其后落實到南溪縣的李莊，于是從這年的十一月便開始搬遷。傅先生表示，要我也隨同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他向我說：“史語所搬走之后，你留在昆明更無書可讀，有何意義？”

實際的情況也確實如此，當時由各地遷往抗戰后方的一些大學，一律都沒有把圖書隨校搬遷，北大、清華、南開以及南京、武漢等校，無不如此，而獨獨史語所的全部圖書，更不用說那些屬于國寶性質的——從安陽殷墟發掘所得的全部文物和從李盛鐸手中買得的內閣大庫檔案材料了，由于傅先生對歷史資料的高度重視，由于他在運籌、調度、組織等方面之特殊才能，竟能通過百般周折而隨人員把它們完整無缺地搬遷到昆明，成為抗戰大后方唯一完善的圖書資料寶庫。而現在傅先生又設法把它遷往四川李莊，則我留在昆明，確實將無書可讀、無事可做了。因此，我便毫不遲疑地決定隨同史語所遷往李莊。大概是第三批搬運書物的車輛就由我與歷史組的陳架一同作押運人員，在抵達瀘州之后，溯江而上，抵于李莊了。 

李莊是一個濱江的小市鎮，而史語所選定的所址則還在距李莊三華里的山坳中，名叫板栗坳，是張姓人家的幾所宅院。在安頓妥當之后，我被指定在田扁上的一所宅院居住，圖書館也設在這一宅內，使我得到從未有過的方便，可以專心致志、恣意披覽和搜討。所以，我雖然在那里只居住兩年半的時間，而在此期間內，卻能就《宋史》的《職官》《刑法》等志做了一番考證，寫成了初稿，還就王欽若、劉恕等十數人的傳做了考證，還寫了《評周谷城著〈中國通史〉》《〈宋史·職官志〉抉原匡謬》等文，在重慶印行的幾種刊物上刊出。

我的妻女當時還留在北平，亟須把她們接出，而李莊這地方實在太偏遠了，要看重慶的報紙都得在五六天之后，與北平的人來往函件自更煞費時日。我的長兄因在家鄉（山東臨邑）參加敵后抗日的游擊戰爭，于1941年秋為境內通敵的盜匪所殺害，在家鄉的老母的生活也需要照料。因此，到1942年我便商得傅先生的同意，準備到重慶找一工作，以便把妻女設法迎接出來。

在準備離開李莊之際，我便把《〈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初稿再作了一番整理，并寫了《序》和《凡例》，送請傅先生審閱?！犊颊返恼姆爆嵓毸?，他實無暇全看，但看了《序》和《凡例》都覺得滿意，當即向我說，要把這兩篇小文收入《史語所集刊》第十本中刊出（當時正與重慶的商務印書館談妥，要恢復《史語所集刊》的印行，先生并囑我，如此后能在重慶工作，《集刊》第十本的?？惫ぷ饔晌邑撠煟?。及我到了重慶之后，又接先生來函，已決定把《〈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全文收入《集刊》第十本中印行了。這對我實在是一次極大的鼓勵。稍遲，當時移居桂林的陳寅恪先生也寫來一篇對我極加稱許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序》，但未來得及編入《集刊》第十本中。

1941年日寇突襲美國珍珠港之后，日寇日趨滅亡的形勢已出現，然而，國內的戰局卻還在日益困難，陳寅恪先生赴英講學之約已絕無可能實現，而在香港淪入日寇手中之后，他因多次受到日寇以及北平、南京兩偽政權中附逆的民族敗類如錢稻孫等的逼脅，遂急遽逃至廣西桂林。傅先生當時是想把陳先生請到李莊這個僻靜的地點來的，他不但自己寫信給陳先生，也叫我寫信給陳先生，說明此意，陳先生也回信給我，說有很多可能是要來李莊的。但后來成都的燕京大學也發出邀請，那里的生活條件自然遠非李莊所能比，陳先生便到成都去了。 

在此我要附說另一件未能實現的事。當史語所的全班人員和全部文物圖書都已搬運到李莊的時候，“五·四”前后在北大任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在長期坐牢得釋之后，在四十年代前期也正居住在四川江津一個鄧姓人家，主要是為了就醫治病，但還經常地關心時事，有時還發表政論、罵一通斯大林之類的文章。大概是在1942年內，在勸請陳寅恪先生移居李莊的同時，也派了語言組的丁聲樹先生前往江津，企圖把陳獨秀也請到李莊，在那里安心地搞他的文字學?？赡芤蜿惇毿悴⒉桓市闹蒙碛诩拍疄I，重度一番學者生涯，以至邀請者虛此一行。此后也就無人再談論此事了。然而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假如這兩位陳先生都能命駕到李莊，并在那里收徒授業，則當日的李莊小鎮豈不更要平添一幅富有傳奇性的景觀了嗎？

我離開李莊去重慶時，傅先生寫了一封信給朱家驊，要我持信去見他。朱與我相見后，要派我到甘肅的天水去做一所國立中學的校長，我未同意。遂又經一友人介紹，到一家名叫“中國文化服務社”的出版社任編審，主要是主編一種名為《讀書通訊》的刊物，另外還拉了錢穆先生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徐炳昶先生的《先秦史》（書名似不如此，現已記不起來）、勞干先生的《秦漢史》等書，在該社作為專書出版。該社社長劉百閔，也是國民參政會的委員之一，他對傅先生也很敬重。他曾對我說，傅先生每次在會上發言，都精彩動聽，只是他每每出口成章，隨口引用古書語言，恐怕有很多參政員未必聽得懂耳。他特別托我向傅先生要了一部《性命古訓辨證》閱讀。 

傅先生和我自己都不認為“中國文化服務社”是我可以久留之地，當他一次與國民黨中宣部的正副部長張道藩、程滄波會面時，又談及我的工作問題，他們二人都表示可以介紹我到復旦大學去教書。傅先生遂又親自寫了一封信給他們兩人，介紹了我的一些情況，說我不論在教學或在學術研究方面，能力都很強，若在北大、清華可聘做副教授等等。我持函去終宣部，張道藩正外出，與程滄波晤談之后，程未再自己寫信，即把傅先生的原信轉寄復旦大學的章益校長。大概是1943年的五、六月間，復旦大學即來函，聘我為該校史地系副教授，七月初我即到校報到了。后經復旦的一位資深教授告知，章校長是陳立夫派系中人，而傅先生則是朱家驊派系中人，兩派雖形同仇敵，但章校長卻深知傅先生為朱派中最有學問、最有本領的人，所以傅的推薦信最起作用。假如由張道藩或程滄波直接推薦，倒反而可能辦不成。

1944年春，美國政府撥出一筆專款，作為救濟中國的文化教育之用。西南聯大的教授會表示，絕不接受這種嗟來之食，而其他文教機關則均無此表示。復旦大學則經校務會議（？）決定，凡正教授均可領取此項補助，凡副教授均不能領取。我是副教授，當然不能領取。及傅先生知道這一情況之后，遂即致函主管這筆資金的機關，特別為我申請了一份。 

1942年春在重慶舉行了一次全國歷史學家的會議，后方各大學的知名歷史學教授大多出席了，傅先生是會議的主持人之一（我那時還未到復旦史地系教書，當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的資格）。在會議結束后，當時國民黨內主持文化活動的潘公展，宴請了全體出席會議的人員，要請他們為他（潘）所主持的勝利出版社擬定編印的歷代著名人物的傳記各承擔一種。在我的師友中，我得知姚從吾應允撰寫一本《岳飛》，吳晗應允撰寫一本《明太祖》。

出版社的計劃是要在1944年底把這套叢書全部印出的。但姚從吾先生當時不但在西南聯大教課，還是西南聯大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無暇顧及撰寫書稿的事。因而到1944年春，他把此情況通知出版社，出版社便乘傅先生又去重慶開會的機會再去找他，請他代為指定另外的人撰寫此書。傅先生因對我寫的《陳亮傳》還留有印象，當即回答說：“到復旦大學去找鄧廣銘寫。”

當該出版社的總編輯印維廉到復旦找我，說明來意之后，我當即把這一任務應承下來。但遷往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也與其他內遷大學一樣，滬上原校圖書全部未能隨校遷來，北碚復旦圖書館藏書實在不多。我便又通函征得傅先生的同意，于這年暑假再回李莊，去搜集有關岳飛的資料。在李莊共住了三個月，回校后就利用這些資料于1945年初把《岳飛》寫成，向出版社交了稿。到侵華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日，恰恰是這本《岳飛》印成發行之時，此事使我既感高興，又感榮幸，且將永記不忘。

重返李莊搜集岳飛資料時，我在1936年完成的那篇畢業論文《陳亮傳》，直到這時才得在重慶的獨立出版社排印出書，我隨身帶了一本送與傅先生。此書的初稿，在我畢業前夕傅先生就曾在胡先生處翻閱過。但事隔七八年，翻看時的印象可能已經淡忘，在看了這次的印本之后，他卻向我談了述寫陳亮狀元及第那一章，大意似說，我對當時那班參加進士考試的舉子們的思想情況，未免有些鄙薄得過分了。但他對陳亮這位一生奔走呼號、力主抗金的愛國志士，對于我所撰寫的這本《陳亮傳》，基本上還是加以肯定的。傅先生對我在復旦的教學情況也很關心，當我向他匯報說，我擔任的中國通史課程，暑假前只講完唐代，傅先生聽后說，既然是通史，就不應只講到唐代。

在這個暑假之前，當傅先生又去重慶的日子里，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的張自忠將軍的胞弟，經人介紹拜訪了傅先生，要求傅先生能為張自忠將軍寫一篇傳記，以表彰他的忠勇節烈。此事當亦傅先生之極所愿為，故亦應承下來。在看過我的《陳亮傳》印本之后，他又聯想到此事，便提到要我幫他一起撰寫，我當然也很愿意參與此事，所以也毫不遲疑地答應下來。傅先生隨即向我說道，比較難于處理的是張自忠由天津到北平，宋哲元讓位給他，和他幾乎陷入日寇的虎口，以后如何機智地從北平逃出諸事。傅先生說，是否可以參考關公為曹操所擒，困居曹營且為之立功諸事，但也覺得并不切合。在此次的談話中，終未想出適當的處理辦法，我就告辭了，且后來也仍然沒有商談何時動筆寫作的事。 

傅先生是一個對“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也許把“家事”改換為“學術界的事”更恰當些），即使在李莊家中閑居之日，他也是終日考慮這樣那樣的問題，他的腦子無時能感到輕松和消閑。1945年夏，日寇投降，他從此就更成了大忙人，為張自忠寫傳的事，遂致再也無暇顧及了。

我在八十年代看到傅先生于1945年8月17日寫給蔣介石的那封信之前，完全不知道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蔣介石原是想以傅先生任北大校長的。在看過此信之后，對蔣介石當時之舍胡而取傅的原因，也仍然感到莫名其妙。從1945年的秋冬，到1946年的10月傅先生離開北平為止，在此期間內，我與先生相見的機會頗為不少，他對我卻從無一言談及此事。他向我雖曾說過他為何肯做代理校長的事，說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假如別人代理，可能就要設法“轉正”，不再讓胡先生來就任了。

傅先生做了北大代理校長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飛昆明處理因國民黨軍隊殺害一西南聯大學生而引發的一次學潮。在由昆明回到重慶之后，又發表了一次引起轟動的言論，則是：凡是在偽北大任職的教職員，北大復員后，一律不予聘用。在重慶的教育界、學術界，對傅先生的這一主張只不過略有紛紛意見，而在北平偽教育部和偽北大那班偽員們，聞悉之后卻大為騷動不安，由周作人、容庚領頭糾集了一些人，也寫了一封公開信，對傅先生的不用從偽人員的主張大肆攻擊。他們還把這一公開信專函鈔寄傅先生，署名的卻沒有容庚以下諸人，只是周作人一個人。

我當時也正從北碚到重慶看望傅先生，傅先生立即把此信轉與我看，并要我代他寫一回信給周。我看了周的來件后，覺得非常奇怪：他對自己置身漢奸群丑之間達八年之久，在信中并無絲毫懺悔和自怨自艾的表示，而竟然理直氣壯地對傅先生無理取鬧，甚至向傅先生發狂言說，你今日以我為偽，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為偽等等，實在是無恥之尤。傅先生當即痛斥他說，今后即使真有以我為“偽”的，那也是屬于國內黨派斗爭的問題，卻決不會說我做漢奸；而你周作人之為大漢奸，卻是已經刻在恥辱柱上，永世無法改變了。

對于寫回信給周作人一事，我卻表示無力承擔，因為不在淪陷區，對周作人做漢奸期內背叛國家民族的具體罪行，我都不甚了然，無法加以揭露和聲討。周作人的此信后來似乎在重慶的一家報刊上刊出了，至于是否有答復文件，以及如何答復的，我現在都完全記不起來了。此后不久，南京政府把周作人押解到南京去受審，容庚等人大都離北平另謀出路。到傅先生1946年5月抵達北平之日，一些偽員們已作鳥獸散，不能再興風作浪了。 

傅先生在由昆明回到重慶后，就住在重慶，再沒有回到李莊去。他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是為北大各院各系聘請主要的負責人、主要的教授。這時候，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已經決定把抗日戰爭前原有的北平大學撤銷，把該校原設的工、農、醫三院并歸北大，這樣就使原僅文、理、法三院的北京大學，擴大為六個學院了。當時即使文、理、法三院的教學人員也都不齊全，所以，傅先生在那一時期便全力延聘一些知名人士到北大各學院任教學職務。我當時每到傅先生處，他都要我替他寫一些信件，也全都是屬于這類事體的。有一次，傅先生向我說道：

“各學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盡量聘定，因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義者，對人沒有嚴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請，那可能會弄得很糟糕的?！?/p>

當時，朱光潛教授已確定重回北大任英語系主任，他向傅先生推薦楊人楩教授到北大史學系教西洋史，說他教學很行，可是不容易伺候。傅先生對朱說：

“只有北大伺候得了的人到別校未必伺候的了，絕不會有在別校伺候得了的人到北大反而伺候不了的?！?/p>

所以就把楊聘來北大任教了。他向我說，決定要我回北大史學系任教，也與此事相先后。 

復旦大學為遷返上海作準備，全校的課程都在1946年4月下旬結束，我把學生的考卷評閱完畢之后，就去重慶看傅先生，他當時已決定于5月4日飛北平，并即囑北大駐渝辦事人員為我準備飛北平的機票。我是5月7日到北平的，5月8日我到北大校長辦公室去看傅先生，傅先生見我后說：“你來了，很好，我現在實在忙得很，你來了正好幫我的忙。”遂立即招呼工友搬一張桌子到校長辦公室來，作為我的辦公桌。從此以后，各個辦公室的人員便都稱我為“鄧秘書”，其實，傅先生只是聘我回北大史學系教書，并未要我兼作辦公人員，然而我從此即成為一個冒名的“校長室秘書”了。 

傅先生到北平后，所抓緊進行的主要工作，一為各學院的校舍和教職員、男女學生的宿舍，二為辦學的經費，三為繼續聘請教學人員。對校舍、宿舍等事，大概都是與南京政府派來處理敵偽逆產的人員去交涉，而且大都是由他本人或已經來平主管總務的人員去交涉，我所知情形不多。但我似乎覺察到在抗日戰爭以前，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不同，對教職員是不提供宿舍的，全都由他們在各街巷租房居住，因此，負責總務的人對爭取教職員宿舍一事并不積極，認為如由校方提供，以后的麻煩必難以應付。但傅先生看到抗戰期內大家流離失所的情況，認定教職員的宿舍也非由校方全部提供不可，所以，他為了此事所操的心、所費的勞力也特別多。 

北京大學由三個學院擴大為六個學院，此事自然在抗日戰爭后的重建時期為代理校長的傅先生增加了不少麻煩，但在當時，傅先生也必為此而極感高興。就在1946年五、六月內，在20年代的后期曾任北平大學校長的李書華先生，到傅先生家中拜訪，談話之間傅先生向李書華說：

“當年你們想把北大吞并到北平大學去，沒有成功；今天，你們所設的工、農、醫三學院卻都歸并到北大來了?！?/p>

當時有人聞知此事，以為傅先生不免有些自鳴得意，我卻以為這必是因為，當北平大學創建之初，竟把北京大學撤銷，裁并為北平大學所屬的“北大學院”，后經北大師生的復校運動，遂終于又在1929年恢復了北京大學，但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后，傅先生胸中余恨必猶未全消之故。傅先生北大意識之強烈，于此也可見一斑。 

對于籌措經費的事，傅先生主要是仰仗當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傅先生回國之初，即為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的朱家驊延聘為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和中文、歷史兩系的主任，在共事的過程中，兩人成為莫逆之交，終生未變。我曾不止一次替傅先生寫信給朱，每次皆由先生口授，有一次似乎還有比較急躁的話，說如果不蒙以大力解決此事，則弟實無法再留此撐持這一局面云云。朱之對傅，基本上是言聽計從的，所以友情能永恒維持，且愈來愈顯深厚。朱氏為官場中人，凡其屬于純政客性質的行為，亦即要搞些不太磊落正大的舉動時，他也從來不敢去干求傅先生參與。例如他要向蔣介石獻九鼎時，他只敢求顧頡剛先生去撰作銘詞，卻決不敢干求傅先生作。

在朱氏的友人當中，傅先生既直，且諒，且多聞，真乃孔子所謂“益者三友”，而絕非與之同流合污的人。在此，我想附說一段閑話?！逗m日記》曾載，當傅先生在胡先生家與丁文江先生初次相見時，胡先生介紹說：“這就是你當年立志要殺的那個丁文江?！倍讼嘧R不久就成了在學術事業上協力奮進的摯友。但在胡先生說過這句介紹詞，在丁先生別去之后，傅先生卻對胡先生說：“你這玩笑開得太大了！”按實說來，胡先生所開的這個太大的玩笑，還有另一半并未涉及。據毛子水先生親口告我，傅先生留學德國時，在其所發牢騷話中，他立志要殺的兩個人，一為丁文江，另一個則是朱家驊。這大概是因為傅先生當時對此二人全不相識，也全存在一些誤解之故。后來的事實卻證明，倘無朱氏的大力相助，傅先生在回國初年，在其才能、智力、學術思想的發揮等方面，可能完全是另一種情況的。 

傅先生的朋友，有許多人都稱贊傅先生在辦研究所和辦大學時的要東西、要材料和要經費的本領，這在他做代理校長期內也都有具體體現。單就其籌措經費一事來說，我在上文雖說他主要是依靠教育部長朱家驊，這從行政體制上說當然是最正常的辦法，但在此以外，他也仍然采用一些非常規的辦法。

例如1946年6六月蔣介石來北平，有一天約傅先生與他同游文丞相祠，傅先生即乘機向蔣陳說了北大目前所遭遇的某幾項重大財政難關。蔣要他寫一書面報告，以便批示照辦。傅先生返校的當晚，通知我去辦理此事。當由傅先生口授擬定的初稿進行謄清時，我剛寫了開頭的“主席鈞鑒”四字，傅先生覺得寫得不好，便請當時在場的汪敬熙先生寫，汪不肯，傅先生便自己執筆謄寫，但在寫了開頭四字后仍覺得很不滿意，最后仍是由我把全文謄清，第二天送往蔣介石的寓所，由他親自寫出批示，終于使北大渡過了一次大的財政難關。 

傅先生在1946年來北平后，把他的全副身心都撲在北京大學的復員和重建的事業上，在操心和勞力中會使他感到疲累，但同時也會使他感到慰藉。因為這畢竟是為全國的最高學府，為全國文化事業的振興而傾注他的心血，但也因此我雖在此期間內經常侍從在他的身邊，卻再也不能如當年在課堂上聽他講課那樣，或像他在李莊家居時那樣，得以隨時聽到他在學術上的一些卓見，以及在治學方面受他的親切指導了。盡管如此，我卻從他處理學校行政的方面，從他處事接物的方面，看到一個偉大學人恢宏的風度、弘通的見地、敏銳的思想、篤實的踐履，無一不是足以為人師表。 

清初的顧亭林曾為學人定出一個客觀的標準和要求，叫做“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他當時所說的“文”，無非指中國歷代的典籍與文獻。而在今天，則對這個“文”字的內涵和外延全須加以深進和展拓。例如既須包括一些外國語文，還須包括一些近代新興起的學問之類。但是，即使對這個“文”字賦予最近代和最高境界的解釋，傅先生對“博學于文”一語也是當之無愧的。而傅先生的不滿五十五歲的一生，有一些極重要的段落皆處在與文化界或政治上、社會上的腐朽、邪惡、反動勢力的斗爭之中，其高風亮節，證明了他真正具備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操守，稱其為“行己有恥”豈不還是屬于比較低調的評價嗎。

本文原載于《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系，199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