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王夫之的江湖：一片孤心拋荒野 千莖白發(fā)寄先朝

他秉承不承認、不合作、不出仕的三不原則，在南明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弘歷小朝廷消亡之后，即隱居深山，寧可忍受苦寒疲敝之生活，也不接受任何清廷和任何與清廷有來往的人的好處，而是苦研學問，開堂授業(yè)，始終以前朝遺人自居，“故國余魂長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直至暮年，雖然明知無望，但依然將恢復(fù)明朝的希望當作自己高遠的目標。

 “萬心拋卻孤心冷，鏡花開落原無影。”

“莫拋擲一點孤心，苦留得秋容在。”

“久病春難待，孤心老益驕。”

“孤心拼不盡，試一問蒼天。”

…… 

“孤心”，這一清澄、冷寂又帶些許傲然的意像，在晚年王夫之的詩詞中常常出現(xiàn)，以此代稱自己的思想、意志；而在友人劉思肯為他畫像留念時，王夫之揮筆留下題詩：

老覺形容漸不真，鏡中身似夢中身。

憑君寫取千莖雪，猶是先朝未死人。

因年老而相貌變得自己都認不清楚，對鏡一望，猶如夢中一般，請你畫下我頭上的千莖白發(fā)吧，我只是前朝的一個未亡人。

清朝開國以來，強制推行剃發(fā)令，仿滿洲習俗，男子剃光前額，梳起發(fā)辮，不剃發(fā)者殺頭，所謂“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而漢人又有“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的傳統(tǒng)觀念，因而激起了極大的民族矛盾；

王夫之晚年時，已是康熙年間，清朝統(tǒng)治已穩(wěn)，易服剃發(fā)已無特殊含意，而王夫之遠避深山，始終完全保持原有發(fā)型，孤傲地堅持著自己的民族氣節(jié)，最終于1692年“完發(fā)而終”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享年74歲。

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在“天崩地解”、明清更替之際，深研學問，以樸素的唯物主義理念，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掀起了新思潮、新學風，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

除卻各自學問不說，這三位大思想家，都持有民族節(jié)氣，自斷仕途，其中猶以王夫之最甚。

他秉承不承認、不合作、不出仕的三不原則，在南明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弘歷小朝廷消亡之后，即隱居深山，寧可忍受苦寒疲敝之生活，也不接受任何清廷和任何與清廷有來往的人的好處，而是苦研學問，開堂授業(yè)，始終以前朝遺人自居，“故國余魂長縹緲，殘燈絕筆尚崢嶸”，直至暮年，雖然明知無望，但依然將恢復(fù)明朝的希望當作自己高遠的目標。

這種境況，和顧炎武、黃宗羲的命運差別很大。

顧、黃二人也以明遺民自居，不出任清廷任何官職，但二人親戚、子弟、學生中多有出仕清廷之人，且位高權(quán)重，二人也同當時諸多文人、學士乃至官僚多有往來，其學問名聲已聲聞朝野，當然二人也已剃發(fā)以適應(yīng)清廷命令，這樣二人生活自是無憂，他們的著述也流傳很廣。

但王夫之不僅生活困厄，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中多包含清初統(tǒng)治者不能容忍的內(nèi)容與理念，而清初大興文字獄，再加上王夫之不與世人交往，其子弟學生中也沒有一位有勢力的人，這使得王夫之的著作長時間內(nèi)無法刊刻，其著作手稿只是在親屬、朋友和學生中保存，直至清后期，文化專制有所放松，開始有人搜集和刻印王夫之的著作，其精深的思想很快引起世人注目，并且對后世的政治和文化發(fā)展起到了相當大的影響。

1619年，即萬歷四十七年，九月的第一天，湖南衡州回雁峰下王衙坪村，王朝聘的第三兒子出生了，乳名“三三”，此即王夫之。

王家是一個典型的書香門弟，王夫之的父親、叔父和兄長，都是勤于治學，知識豐富，更重要的是，耿介正直，淡泊名利，堅持操守，是王家的最大特點。

王朝聘學問根柢深厚，很年輕時即考中秀才，但前后七次鄉(xiāng)試均未取中，只因他尊崇正宗理學，不肯附議時興之學，直至54歲時取得副榜，被選送京師國子監(jiān)，畢業(yè)后即可授予官職。

但王朝聘不托人情，走門路，更不理睬人家索要賄賂的暗示，結(jié)果只能回家講學為業(yè)，以耕讀之家而為榮。

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也是為人耿介，明朝晚期，王介之的文章享譽一時，只要稍微拜托投靠，謀一官半職很是容易，但王介之清靜自守，不與追逐名利之人為伍，寧肯像父親一樣，歸鄉(xiāng)以教書為生。

王夫之從小熏陶于這樣的家庭，在學問上自不必說，性情上也是耿直不屈，寧折不彎。

王夫之4歲入家族書塾學習，7歲便讀完十三經(jīng)，10歲由父親教授經(jīng)義，即科考的八股文，14歲即中秀才。

王夫之除學習經(jīng)學科考之藝外，還對詩詞、史學非常有興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底子。

王夫之在14歲中秀才后，在鄉(xiāng)試時卻三次連續(xù)落榜，鄉(xiāng)試三年一次，王夫之已是二十出頭的青年了。

而此時大明王朝已經(jīng)增上窮途末路，李自成、張獻忠等農(nóng)民起義聲勢浩大，而東北滿族的后金政權(quán)也于1636年改國號為清，對明王朝虎視眈眈。大明王朝陷入內(nèi)交困的地步。

王夫之既讀圣賢書，又聞窗外事，對世事了如指掌，他和好友組建了“匡社”，匡，匡扶，匡救之意也。他們議論天下形勢，抨擊時弊，憂國憂民。

1642年，王夫之終于考中進士，并與主考官章曠等人結(jié)為好友。當年冬天，王夫之從家鄉(xiāng)出發(fā)赴京參加會試，但李自成義軍進入湖北，張獻忠打入湖南，切斷了王夫之前往北京的道路。

王夫之不知道的是，僅僅兩年后，1644年，明末帝崇禎煤山自縊，大明王朝瓦解；王夫之此時只知道，他多年欲圖通過科舉實現(xiàn)自己輔佐皇帝改良社會的夢想煙消云散了。 

明王朝覆滅，王夫之悲痛不已，避禍于蓮花峰黑沙潭畔，建茅屋名之為“續(xù)夢庵”，又作《悲憤詩》一百韻（已佚），以明心跡。

崇禎自縊后，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但統(tǒng)治者醉生夢死，不以抗清復(fù)明為念，前后僅存一年即告消亡。王夫之聞聽后，又作《續(xù)悲憤詩》，以表達磁懸浮明朝勢力敗落的哀痛，此后，但凡聽得抗清勢力的失敗，王夫之便作悲憤詩。

此時王夫之年27歲，為躲避戰(zhàn)亂，輾轉(zhuǎn)行戲湖南耒陽，此地有杜甫的陵墓，杜甫半生顛沛流離，憂國憂民，王夫之又想到自己境況，不禁感慨萬端，寫成一首律詩，其中有

莫向江湖怨飄泊，人間還有水西流。

之句，表明他對時局并未完全失望，對于國勢的民變不僅僅是哀傷，更要投身到抗清復(fù)明的艱難事業(yè)之中。

南明弘光小朝廷覆滅后，陸續(xù)出現(xiàn)了幾個并峙的南明政權(quán)，但這些明朝宗室建立的政權(quán)互爭正統(tǒng)名分，水火不容，甚至打起內(nèi)戰(zhàn)，而對清軍卻無能為力。

這對于希望抗擊清軍取得成功的王夫之來說，十分痛心，他傷感地寫下了

門前鷂子掠檐過，乳雀還爭越燕窠

譏諷他們在清軍進逼的情況下，竟然還在自相爭奪鳥窩。

1646年十月，明朝著名將領(lǐng)瞿士耜擁立桂王朱由榔建立永歷政權(quán)，這是南明最后一個政權(quán)。

1647年，王夫之家鄉(xiāng)衡州及湖南大部分失陷，他的二兄王參之、叔父王廷聘、父親王朝聘相繼在逃難避居的山中病逝。

此時清朝的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南方各地的抗清起義，形成了一個抗清高潮，在這種形勢下，王夫之與幾個好友組織發(fā)動了衡山起義。

他們將蓮花峰作為活動據(jù)點，串連和集結(jié)群眾，約定舉火為號、共同行動，但他們力量單薄、孤立無援，起義還未正式開始便遭失敗，清軍在當?shù)卮笏巡叮瑺奚藥资恕?/span>

王夫之心有不甘，當年冬天翻山越嶺、日夜兼程趕到了永歷帝所在的廣東肇慶，但永歷朝也是一片腐敗墮落的氣象，王夫之并未受到重視，于是王夫之離開肇慶赴桂林，那里正是瞿士耜管轄的地區(qū)，抗戰(zhàn)氛圍較濃。

王夫之在桂林結(jié)識了方以智，方是明末的大學者，復(fù)社盟主之一，堅決抗清，在學術(shù)上他將西方傳過來的近代科技知識融匯于自己的哲理思想之中，王夫之在與方以智的交往中受到了啟發(fā)，開闊了視野。

王夫之到桂林不久，清軍便突入廣西，逼近桂林，瞿士耜壯烈犧牲。

此時抗清主力是原張獻叫部將、永歷政權(quán)的將軍李定國，李久聞王夫之名聲，力邀他加入軍中，王夫之心情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投身到抗清之中，另一方面又看到弘歷朝廷的自甘墜落，他最后決計以明朝遺民身份而歸隱，并作《章靈賦》：

欲留則不得干凈之土以藏峰，欲住則不忍就竊柄之魁以受命，進退縈回，誰為吾所當崇事者哉！

最后他決定于“人之己窮“之際，寄托于”神或通之“的理想，行于”己所當行” 之事。

這“己所當行”之事，就是通過著述來實現(xiàn)維護并光大華夏民族文化。

1661年冬，弘歷朝在云南昆明滅亡，王夫之又寫《悲憤詩》，并以一己之力著《永歷實錄》一書，使得南明這一段歷史得以保留。

王夫之先是流亡湘南，為避清軍的追捕，曾著瑤服扮作瑤人，輾轉(zhuǎn)流離于荒山野嶺。

即便在流離生活中，王夫之也隨時隨地招收學生，講授課業(yè)。身處這改革換代、山崩地裂一樣的社會大變動，王夫之和許多有志知識分子對社會、人生、歷史等朝進行了反思，王夫之這期間筆耕不綴，寫成《周易外傳》和《老子衍》兩部哲學著作，奠定了他的哲學思想。

1657年初夏，王夫之回到了蓮花峰，在這期間他奮筆著史，不懼清統(tǒng)治者大興文字獄，寫就《永歷實錄》共二十六卷。

多年的奔波勞累，王夫之四十七八歲時便鬢發(fā)漸白。王夫之的政治態(tài)度以及他孜孜不倦地從事于學術(shù)研究，都引起清統(tǒng)治者下層爪牙們的猜疑。

1667年，有人要興文字獄以謀害王夫之兄弟，幸得朋友劉象賢的營救，才排除危難，沒有造成大禍。

1669年，王夫之已經(jīng)51歲。冬季，建了一棟座北朝南的新居，以避風築，取名為“觀生居”。從此，他夏天住在“敗葉廬”，冬天搬入“觀生居”，幾年來習以為常。觀生居的建成，不僅滿足了王夫之冬季避寒的生活需要，也反映出他雖已年逾半百，卻仍保持著旺盛的人生觀念。

在《觀生居銘》這篇短文中，王夫之寫道，

“念我此生，靡后靡先，亭亭斯日，鼎鼎百年。不言之氣、不戰(zhàn)之爭，欲垂以觀維自觀旃”

表達了他的要以個人之力考察整個社會歷史和人生世道的宏大志愿，這就是“觀生”的內(nèi)在涵義。這一年，已出家當和尚的好友方以智屢次來信勸王夫之出家，王夫之都婉言推辭。

1672年春，王夫之好友郭都賢死于文字獄。郭都賢是一個有骨氣、重氣節(jié)的文人學者，博學多才，既善于寫詩作文，又精通書法繪畫，名聲很大。曾削發(fā)為僧，云游各地，因詩中有清統(tǒng)治者忌諱的詞句，被追捕而死于南京承天寺。

就是當了和尚的方以智，也于上年被仇人告發(fā)有反清行為，被清朝政府行文傳訊，在去往廣東受審的途中病重去世。

王夫之一則社會活動很少不引人注目，二則沒有人挾仇告發(fā)，始終未落入清統(tǒng)治者的文網(wǎng)，實屬莫大的幸運。

1675年深秋，王夫之忽起搬家念頭，于是遷往離觀生居二里左右的石船山下，修筑了新的草屋作為居所，取名為湘西草堂。

石船山山嶺上有大石形狀像船，山上光禿棵露、草木稀少，山下土地貧瘠。周圍村莊民俗愚鈍、閉塞落后，用王夫之的話形容就是“曠百世而不知琴書之號”。王夫之故意選取這樣一個地方居住，是要造成避開世事、甘于寂寞的假象，以避免或減少清統(tǒng)治者及其爪牙們對他的猜疑。

石船山成了王夫之的家鄉(xiāng)，直至逝世再未搬遷。因此，學者們就稱王夫之為“船山先生”。至今，“王船山”的稱謂與他“王夫之”的本名同樣流行于世。

吳三桂舉兵叛清之時，湖南成為清軍與叛軍爭奪的重要戰(zhàn)場，王夫之這樣的明朝遺民被嚴密地監(jiān)視。

王夫之居室的窗紙常常被暗探用刀戳破，以便向里窺看。為防寒風，只得重新糊好，但夜間往往又被戳破。對此王夫之十分憤慨，寫了一篇《勘破窗紙者愛書》的短文，揭露和勾畫暗探們的丑態(tài)，以嘻笑怒罵的方式遣責了這種卑劣的行徑。

后來，清朝地方官得知，吳三桂曾派人請王夫之執(zhí)筆寫勸吳三桂當皇帝的“勸進表”，被王夫之嚴辭拒絕，并隨后逃入荒山中躲避，才認定王夫之雖為明朝遺民，不在清朝做官，但也與叛清的吳三桂毫無聯(lián)系，于是逐漸解除了對王夫之的偵緝監(jiān)視。

清衡州知府也派人給王夫之送去布帛和糧米，并請與王夫之相見。王夫之以年邁多病為理由，推辭不見，接受糧米，退還布帛。自此，他與清朝當局的緊張關(guān)系逐消除。

1669年，隱居的王夫之新建一屋名“觀生居”，并題寫對聯(lián)：“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表達了王夫之創(chuàng)建新的理論體系的宏偉志愿，要打開思想理論的新局面。

王夫之一生絕大部分時間是在荒山僻野過著隱居生活，而隱居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是孜孜不倦地進行學術(shù)上的研究與探討。

王夫之從事的學術(shù)研究，與一般學者的讀書治學大有不同，而帶有系統(tǒng)性理論思維的特色，無論是在哲學、歷史，還是其他學問上，思想的深度、廣度都達到了罕見的程度。進行這樣艱深的研究，第一不是為了揚名于世，因為他的著作當時并未刻印流傳，而且有些觸及清政府禁忌，還要保密；第二不能獲利，他的這些著作在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拿出去賣錢。那為什么王夫之會有這樣驚人的治學力?這是因為他在學術(shù)理論建設(shè)方面，具有無比強烈的責任感。

明朝滅亡之后，許多有識之士如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大力提倡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反對空談義理、空談心性，這在扭轉(zhuǎn)學風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從理論上系統(tǒng)地批判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心學，建立起自中國有史以來最成體系的唯物主義學說，這個重擔，是由王夫之完成的。

在王夫之的心目中，他所做的學術(shù)探討和理論研究，是在申明“六經(jīng)”的正理和本義，因此，“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是他整個理論建設(shè)事業(yè)的宣言書。功名不顯、身世坎坷的王夫之對自己為社會、為歷史作出貢獻的能力充滿了自信。他雖然政治抱負得不到施展，學術(shù)成果也不能立即公開于世，但確信

“蒼天使我生中夏，玉函石中金在治”，

認為自己生在中國，要承擔起重大歷史責任，像白玉包在石中、黃金正在治煉那樣總有一天會顯現(xiàn)于世，大放異彩。這種豪邁的氣概、堅定的信念是王夫之在任何艱苦條件下持學術(shù)研究的精神動力。

王夫之處于朝代交替、社會激烈動蕩的時代，實踐經(jīng)驗十分豐富。他又自小積累了深厚的學術(shù)功底，而更重要的是他自隱居之后，絕大部分精力皆用于學術(shù)研究孜孜不倦四十年，稱得起是古代學者中潛心學術(shù)的一名典范。

四十年隱居生活期間，王夫之的重要著作有《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張子正蒙注》《宋論》等，這些還只是王夫之著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其他如論述政治、經(jīng)濟改革問題的《噩夢》、分析佛教法相宗思想體系的《相宗絡(luò)索》、論政治道徳修養(yǎng)問題的《俟解》以及對歷代詩歌的評選等等，都是享譽后世的名著。

王夫之的著作，只要有其中的幾部，就足以在中國思想史占據(jù)重要的地位。而王夫之現(xiàn)存的著述就有一百多種，四百多卷，八百多萬字，在中國思想文化上可謂是重鎮(zhèn)！

王夫之這些思想深刻、數(shù)量宏富的著述，都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寫成的。

他隱居于深山僻野之后，雖然不再顛沛流離，但生活十分貧苦，往往以野菜、廞根作為食物。著書立說，無錢購買紙墨，則需要朋友、學生贈送，有時就將自己的著述贈送給朋友、學生，以報答他們供應(yīng)紙墨的情義。晚年王夫之體弱多病，倍受煎熬，也沒有放棄讀書寫作。“燈光半掩堆書卷，硯滴欲枯注藥瓶”。

康熙后期，隨著專制主義的控制放松，便有人開始搜集和刻印王夫之的著作，從而使王夫之的著作廣泛流行，其精深的思想引起世人注目，并且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相當大的影響。

清朝后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勢力步步地打入中國，中國社會漸漸淪為半殖民地，新的社會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化。而資產(chǎn)階級作為新的社會力量在中國已產(chǎn)生和發(fā)展，在他們掀起的政治改良運動中，應(yīng)用了王夫之的哲學思想作為理論武器，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為了推翻清朝統(tǒng)治，更著力宣傳王夫之反對清朝政權(quán)的民族觀念因此，王夫之的思想和著作對中國進步的政治活動起了推動的作用。

王夫之的思想具有鮮明的批判性，矛頭指向封建的蒙昧主義，力圖打破兩千年來騙人說教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啟人心智，教人分析和思考問題的方法，因此被認為有著早期啟蒙主義思想的性質(zhì)，這是王夫之對中國的一大貢獻。

近代中國的進步力量往往借用王夫之的理論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就是因為他的思想蘊含著一股催人進取的力量。王夫之的學術(shù)成就是多方面的，哲學、歷史學、文學等各方面都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探討。

1672年，王夫之“完發(fā)而終”于石船山下湘西草堂。

他的墓碑題詞為他自己所寫——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劉越石是晉朝的將領(lǐng)劉現(xiàn)(字越石)，一生為晉朝鎮(zhèn)守北方地區(qū)，抵抗外族政權(quán)的侵擾，后來犧牲。張橫渠是宋朝學者張載，人稱橫渠先生，是王夫之佩服的哲學家。

墓碑題詞的大意是，懷抱劉琨那樣正直激憤的心情想為國出力，但沒有那種時機；希望達到張載那樣的學術(shù)水平，而能力不夠，有幸歸于這個土丘(墳?zāi)?，原本是含著憂愁結(jié)束終生的。

這表明王夫之至死有兩件心事，一是驅(qū)除外族統(tǒng)治，二是學術(shù)上作出創(chuàng)樹。

王夫之謙虛地說自己達不到張載的水平，但他的學術(shù)成就絕不在張載之下，他是中國近代學術(shù)史上最耀眼的那顆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