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張居正面面觀：他為大明王朝續命五十年，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上）

開啟萬歷中興的張居正，是中國歷朝歷代宰相或首輔中比較特殊的一位，雖說人都是復雜的，不能簡單以好壞而論，但能留名史冊的人物，大都有一個蓋棺論定，是好是壞，是功大過于過，還是過大于功等，大致都有個評判，惟有這個張居正，執掌朝政十年，銳意改革，其推動的變法與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享有同等地位，后人說他為大明王朝續命五十年，但就是這么一個位極人臣，能力超群的人，竟然也是譽滿天下，謗滿天下，譽之者謂之苦心孤詣、宵衣旰食，以一己之力挽大明王朝于狂瀾既倒之際；謗之者謂之肆意妄為、品行低下、貪權斂財，恨不得剝其皮食其肉。

對歷史人物的臧否，角度不同，立場不同，觀點便不同，圍繞著張居正，也有不少的故事、傳說，其厚黑權謀之術，雖說看起來很痛快，但畢竟杜撰居多。這篇小文不作解讀，不論是非，只為眾友呈現發生在張居正身上，或張居正所做的幾件事實，大家自有判斷。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以進士出身被選為庶吉士。

所謂庶吉士，意思就是在新科進士中選取資質優異者入翰林院，觀政學習，以備官選。這個翰林院其實就是朝廷的儲才之地，所謂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各部尚書、侍郎等都是非翰林出身不能任，而被選為庶吉士，更是被視為是儲相，也就是宰相的預備人才了。

23歲的張居正，由此開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很多人都相信這顆政治新星將會冉冉上升，前途一片大好，但誰也沒想到，張居正自己也未料到，足足過了25年，48歲、年近半百之時，張居正才徹底執掌朝政，以首輔身份，開始將自己的政治理想一點點地推進變為現實。

偉大都是熬出來的，熬不過，便會銷聲匿跡；熬過了，便是一飛騰天。

此時已是嘉靖一朝的中后期了，嘉靖對政務日益淡漠，政局也日益黑暗，嘉靖27年，嚴嵩擔任內閣首輔，獨斷專行，排斥異己。

張居正先是熬了七年，其間只作了一件事，就是在25時歲向朝廷上了一道《時政蔬》，指出嘉靖一朝患有的六種病癥，他希望嘉慶皇帝能勤于朝政，親近賢臣，廣開言路，振作朝綱。寫得很精彩，但無人理會,張居正一片熱誠之心遭到冷遇。

剩下的時間，就是他看著朝廷上的官員如何勾心斗角、爭權奪利。

特別是嚴嵩與徐階二人。

嘉靖29年，在嚴嵩過70歲生日時，張居正專門寫了《壽嚴少師三十韻》一詩，稱贊嚴嵩“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履盛心愈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

張居正與嚴嵩，并非我們想象中的水火不容。嚴嵩雖是奸相，但那時張居正位階低下，與嚴嵩相距太遠，在張居正的心目中，嚴嵩還是個功名顯赫、謹慎小心、值得稱道的長者。

徐階則是張居正任庶吉士時翰林院的掌院學士、后為禮部尚書，算是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

徐階在政治上是嚴嵩的敵手，表面上卻保持和平共處，徐階一系的勢力不斷上書彈劾嚴嵩，而嘉靖對嚴嵩無比信任，嘉靖三十二年，兵部武選 司楊繼盛上書嚴嵩十大罪狀，結果遭廷杖一百，下獄三年；而張居正也逐漸看清了嚴嵩專權跋扈的真面目，他深感自己平生的抱負無法在這種惡濁的環境中實現，于是在嘉靖三十三年，年僅30歲時，便以養病為由告了長假，回到家鄉江陵。

張居正的七年時光，就如此消磨掉了。

三年之后，張居正再入朝廷，雖還是嚴嵩當政，但徐階的勢力逐漸作大，與嚴嵩的斗爭逐漸明朗，嘉靖三十九年，徐階已晉升為太子太師，張居正也升為右春坊右中允，實際職務是國子監司業，相當于國立大學的副校長，而校長，則是大名鼎鼎的高拱，徐階、高拱和張居正，在嚴嵩倒臺之后，三人成為朝廷上的主角，上演了一出精彩大戲。

嘉靖四十一年，嚴嵩終于被御史鄒應龍參倒，徐階成為內閣首輔，徐階安排張居正作了裕王府講官，裕王，即為后來的明穆宗；不久張居正又成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掌管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嘉靖皇帝去世，裕王即位，是為明穆宗，改隆慶年號，張居正晉升為右侍郎，很快便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

徐階與高拱相對立，張居正既是高拱的朋友，又是徐階的門生，只好采取調和立場，徐階作為首輔，勢力比較大，高拱在徐階一系的言官攻擊之下，被迫于隆慶元年五月離職回鄉。

雖說高拱離職了，但高拱曾是明穆宗為裕王時的講官，和穆宗的關系比徐階深厚得多，當高拱被言官彈劾時，穆宗暗示徐階出面講情，但徐階裝聾作啞，再加上徐階經常勸諫穆宗減少游玩，也引起了皇帝左右內侍的厭惡，在穆宗的授意下，戶科左給事中張齊彈劾徐階，說他在嘉靖時明哲保身，曲意奉承嚴嵩，“大節虧久”，不配作首輔，穆宗便罷了徐階的官，打發回了江南老家。

徐階下臺后，內閣首輔是李春芳，次輔是陳以勤，張居正位居第三。不久，張居正做了一件事，他說動穆宗，于隆慶三年召回了高拱，使得高拱成為內閣的實際領袖，不到兩年，李春芳退回內閣，高拱升任首輔。

高拱回來后，對徐階依然心懷不滿，抓住徐階父子在家鄉的一些所謂欺民霸產的劣跡，大做文章，逮捕了徐階的兒子，還企圖沒收徐家田產。

張居正這時看不過去了，他一再致書江南的地方官，為老師徐階講情，有人便散布說張居正收了徐階的兒子三萬兩銀子。

高拱對張居正庇護徐階很是不滿，便拿這傳言來諷刺張居正，張居正聽到從高拱嘴里說出自己受賄，臉色大變，指天發誓否認了此事。

兩人從此產生罅隙，面和心不和了。

隆慶六年，內閣中是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五月二十五日這天，穆宗坐朝，突然嘴歪眼斜，顯然中風，隨后穆宗由內監馮保宣詔，托孤給高拱、張居正、高儀，第二天穆宗逝世，六月初十，六歲的神宗即位，即授馮保為司禮掌印太監。

在明朝政治體制中，司禮掌印太監可以執行“批朱”，即代替皇帝來批奉折，權力非常大。

本來高拱中意的這個崗位人選是孟沖，但馮保的后臺是陳皇后和穆宗的生母李貴妃；而高拱只能是通過六科給事中這些言官不斷上表彈劾馮保，但彈劾的奉折都落到了馮保手中，自然是沒什么效果。

氣得高拱在內閣辦公室中大嚷，皇帝幼小，怎么能治理天下。他的意思是皇帝都被馮保這伙太監架空了，但這話立即傳到馮保耳中，馮保在皇后、貴妃面前不斷挑唆，使皇后、貴妃對高拱產生了不滿。

在高拱與馮保的激烈斗爭中，張居坦然坐觀成敗，他借口暑熱，請假休息了。

高馮二人斗爭很快揭曉，六月十六日，神宗召集大臣，由馮保傳旨，指責大學士高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令其“回籍閑住，不許停留。”

高拱垮臺，張居正此時出面，請求可以允許高拱使用官家驛站，而且親自為高拱送行。

經過25年宦海風波，張居正終于接任首輔，執掌了朝政。

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剛剛繼承帝位的十歲小皇帝明神宗在皇官中接見了張居正，希望他“盡心輔佐”。

張居正感激涕零，當即表示一定“竭盡忠”，以報效君恩，同時申明:“方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

面見之后，張居正又在《謝見疏》中再次表示:自己定“為祖宗謹守成憲，不敢以臆見紛更”。

張居正久有革新變法之企圖，為何此時卻一再強調要“遵守祖宗舊制”呢？這正是作為改革家的張居正的高明之處，他要恪守的祖制，當然不是正德、嘉靖年間弊端百出的制度，而是要革除這些弊端，恢復太祖洪武時期建立的一些制度而且上臺執政伊始，打出這一旗號，有助于減少他推行改革的阻力。

朱元璋創建大明王朝，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孫不得擅改洪武制度。這就使絕大多數官僚士大夫把祖制視為不可變更的“天條”，因此張居正打出守祖制的旗號，正是給自已的改革變法穿上了一層保護衣。

張居正此時思考最多的，是如何穩定局勢，其實就是如何處理他與左右朝廷政局的李太后、馮保以及神宗的關系。

神宗生母李太后，出身寒微，好勝心強，對人對事都十分敏感。張居正剛剛執政，便遇上了確定兩宮尊號的問題。按照舊有的制度，庶出的皇帝應尊嫡母為太后，尊生母為太妃，即使要尊生母為太后，也不能在“太后”之前再加表示尊崇的字眼，以示區別。

張居正如何處理這個棘手的難題呢？他為了滿足李太后的虛榮心，打破陳規，在皇太后之上，各加二字，并示尊崇。他建議神宗尊嫡母陳皇后為仁圣皇太后，尊生母李太妃為慈圣皇太后。兩宮并尊，果然博得了李太后的歡心。

為了加深李太后對自己的信任，張居正還籠絡李太后的父親武清侯李偉。

萬歷五年(1577)，李偉貪污軍餉，引起士兵鼓噪不滿。事發之后，李太后認為此事給她丟了面子，下令嚴懲李偉。張居正親自出面運籌，以李偉當眾接受皇帝訓斥，并保證決不重犯了事。既平息了眾怒，又保全了李太后的面子。

張居正可以保全李偉的體面，卻不允許他干預朝中大政。一次，邊防上的某總督賄賂李偉，想通過他調往京師任職。張居正知道后，一面暗示言官彈劾某總督行賄行為，但又不指明受賄者為何人；一面又以內閣名義擬旨，虛張聲勢地責令言官査實復奏，嚇得李偉不敢多嘴活動。

張居和馮保的關系也處理得十分融洽，馮保要維護宦官的利益，但也不像武宗時宦官劉瑾那樣和朝官搞得很僵，馮保也知道張居正是棟梁之材，因此在張居正當政的十年間，內閣和司禮監沒有什么大的沖突。

萬歷四年(1576)，馮保的侄子、都督馮邦寧在鬧市凌辱百姓，正好碰上了張居正的隨從姚曠，姚曠出面勸阻，馮邦寧不僅不聽，反而撕毀了姚曠的衣帶，張居正知道后，致書馮保，馮保重責馮邦寧四十大板，奪去衣冠，令其一年之內不得參加朝廷的重大活動，以示懲罰。

馮保尊重張居正，張居正也同樣尊敬馮保。他主動要求封賞馮保的子侄，壓制攻擊宦官的朝官，以此來鞏固和馮保的關系，換取馮保的信任，并勸說馮保約束宦官。

張居正和馮保聯盟，確保了內廷對張居正的支持，避免了高拱當政時與內廷對立的那種局面。

對于年少的神宗，張居正則盡力加以教育和輔佐。張居正為神宗親自編選學習材料，如萬歷元年(1573)年初，張居正向神宗進《歷代帝鑒圖說》，就是從歷代帝王的言行中選錄“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繪有一圖，并附有傳記本文和解釋，這可能是最早的看圖說話的教材。萬歷二年年初，張居正又將上一年的講章加以刪改，編成《大學》一冊、《虞書》一冊、《通鑒》四冊呈送神宗，希望他認真閱讀，接受教育。萬歷八年，張居正又讓儒臣從明朝諸帝的《寶訓》、《實錄》中，選錄有關治國安邦的材料，分成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保民等40個門類，作為日講教材。

在張居正的精心安排和督促下，神宗在初政的十年中，始終堅持經筵、日講制度，這不僅使神宗獲得了治國安民的知識，而且也密切了與張居正之間的關系。神宗既把張居正看成輔政重臣，更把他看成循循善誘的師長。直至張居正去世之日止，神宗從不直呼其名，而尊稱他為“元輔張先生”。

張居正還要爭取官僚集團的支持，他只作了六年大學土就升任首輔，并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勢力宗派，他只能妥善處理各派之間的矛盾。

張居正起用了隆慶年間因上書建言或得罪權貴而去職的尚書馬森、侍郎楊巍、僉都御史海瑞等人，取得了一大批官員的支持與合作。在楊博的協助下，張居正迅速調整了中央主要部門的官吏人選。

萬歷元年六月，大學士高儀病逝，內閣中只剩下張居正一人，于是張居正便推薦禮部尚書呂調陽入閣，七月又調抗倭名將、薊遼總督譚綸為兵部尚書；調多年執掌南京翰林院、國子監的前輩陸樹聲為禮部尚書；調王國光為戶部尚書，調王之為刑部尚書。

這王之是張居正的兒女親家，但很有才干，并不與張居正搞人身依附，很得輿論好評。留任的工部尚書朱衡，左都御史葛守禮等也都是當時眾望所歸的人選。經過一番調整，終于形成了以張居正為核心的執政班子。

但是，正當政局逐步穩定的時候，卻發生了王大臣事件。

萬歷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神宗正在乾清宮，忽然看到一個人，神色慌張地闖入，神宗吩附左右把他拿下，一審訊，知道是薊州來的逃兵王大臣，經過東廠的審訊，在王大臣身上搜出了藏著的刀子。

馮保正是東廠的掌門人，他對高拱恨之入骨，想乘機誣陷高拱指使王大臣入宮行刺神宗。張居正意識到如果按馮保的意圖，勢必株連甚廣，興起大獄，造成政局動蕩，在張居正的斡旋下，先是給王大臣灌了一杯生漆酒，致其口不能出聲，這樣他既不能誣陷高拱指使，也不能說出馮保的唆供，最后斬首了事。

此事最終沒有牽連任何一個人，一場大禍消彌于無形。

（明日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