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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構建這樣一種日常生活的敘事？在文中，作者申明自己在法國啟蒙研究中深深感到因日常生活的缺失而導致對啟蒙的隔膜。為了不讓當下的物質、語言與空間和過去一樣消逝，也為了以本土視野更直接恰當地記錄真實的生活，使當下的闡釋權免于被外人濫用，他以實際的行動參與構建日常生活的敘事。希望這樣一種擺脫了修辭和邏輯的束縛，追求直白簡單的敘事，能為未來展示這個時代豐富的日常性。 （《讀書》2022年5期新刊） 日常生活，作為一個具體與實在的領域，在人類歷史上是宏觀與抽象的對立面，一個可隱匿或無意義的對立面。過去的日常生活已基本消失，當下的日常生活正在消失，未來的日常生活可能也無法免于消失。普通人在當下的日常生活中實踐理想，偉大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樣如此，他們從中感受一個時代的物質、語言與空間狀況，制定政策或提煉方法。在這個時刻之后，這些場景消失不見，像從未出現過一樣。
《佚名照》系列之一（來源：《佚名照》，晉永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日常生活是一種空間性的存在，卻展示了時間的內涵。在當下這個時刻，它是一切，包圍著我們，吸引著我們，但我們不知道它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就像時間一樣。即使在一個類型的日常生活重復出現時，我們無從概括它的特點，也不知道如何使之逃離無限的流動性。但這是一個重要領域，無論對于個體生命維持還是偉大思想的創造，當下的日常生活都是基礎條件。近二十年來，我專注于法國啟蒙研究，希望在西方理論之外構建中國人闡釋這個問題的方式。在這個目的的引領下，我收獲了很多新認識，例如制造啟蒙、現代思想的尋根意識、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起源等。但我也遇到一個難題，即啟蒙時代的日常生活是無法復原的。伏爾泰、盧梭、狄德羅是啟蒙精神的象征，然而支撐他們思考的日常生活已經消失。思想與日常生活的分裂造成了思想的虛擬化。每當一個問題進入日常生活領域，相關分析就會停滯。這意味著我對法國啟蒙的闡釋是有缺陷的，一個無法彌補的缺陷。這個時代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檔案，尤其是作為啟蒙核心區的巴黎，相關資料更多。然而，即使詳細搜集其中的日常信息，我也難以復原這個時代的物質、語言與空間狀況。那時的巴黎綠樹繁茂，但歷史檔案里只剩下幾棵，比如盧梭暈倒后倚著休息的橡樹，因其進入了《懺悔錄》。還有杜伊勒里宮外的一棵橡樹，有人不時獲得宮廷消息，然后在樹下討論，這棵樹進入了他們的回憶錄。這片土地上浮動著幾張桌子和床，以及麻布床單……我們根據常識推測這是一個房間。在真實的歷史中，這的確是一個房間，位于一棟建筑的頂樓。住在這里的年輕人一時貧困，但最終獲得了功名，例如狄德羅，晚年，他在回憶錄中提及這段歲月。在十九世紀的大規模改建中，這棟樓已被拆除，這個房間在文字中變得殘缺不全。
巴黎塞納河邊是啟蒙思想的傳播空間。根據常識判斷，這里應該人來人往，包括書籍零售商、買書人、維持秩序的警察、搜集信息的間諜、蹭書看的流浪漢。他們大聲討論，或竊竊私語。但在歷史檔案里，這個空間也變成了奇異之地。所有的聲音消失了，那些人也消失了。塞納河邊的小路通向亨利四世大街。這是一條造就法國啟蒙思想，甚至現代精神的街道，西南端連接圣日耳曼大街，東北端是巴士底獄。我們走在一片歷史性模糊的大地上：不完整的空間結構、被文字制度刪除的蕓蕓眾生、缺少連續性的交往場景，還有脫離日常生活后游移不定的概念。我們想象著在這個啟蒙精神之都中行走，四處幾乎都是失去了日常邏輯的景觀。一輛馬車在亨利四世大街上疾馳，只有當輪子滾入積水時，它會瞬間出現，然后又謎一樣地消失，因為有人批評它橫沖直撞，濺起的水飛到了行人身上。巴士底獄吸附了大量文字，因其是啟蒙思想管理的象征，但這些文字仍不足以復原這個在革命時代被焚毀的專制象征。日常生活總是難以逃脫消失的機制，歷史檔案中就此出現了一個關于人類生存的空白領域。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此有過疑問：“當時的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在傳統歷史的書本上，人是從來不吃不喝的。”他希望做出改變，并將日常生活視為“歷史研究的基礎領域”。然而，已經消失的日常生活無法補救，當下的日常生活仍在不斷地消失。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人類對于文字的期望有別于日常生活狀態，例如微小、瑣碎等。父母照顧孩子，努力工作，勞累不堪。這是人的生活，無限重復，缺乏奇異。誰會耐心閱讀這類日常記錄？相反，我們更希望在文字中看到斷裂、驚奇或偉大，所以那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場景，例如犯罪、革命、戰爭等，由于異常性而進入文字記錄，有些甚至成為歷史的路標。歷史記憶的不平等機制導致了一個負面后果，即真實歷史與現代敘事是分裂的。本來不重要的變成了重要的，本來受冷落的變成了被人追捧的。曾經高頻率出現的日常詞匯消失殆盡，只有那些進入文字制度的詞匯留存下來，現代人據此撰寫歷史。這是一種漂浮于日常生活之上的歷史，確切地說是一個敘事結構，一個可能讓歷史親歷者感到陌生的敘事結構。這不是虛構，而是在一個時代的物質、語言與空間幾近消失后，現代人對于完整狀態的艱苦復原。但我們無法回避一個問題：由于觀察角度、研究立場和論證方法不同，啟蒙歷史會有很多版本，例如國王的啟蒙、貴族的啟蒙、警察的啟蒙、女人的啟蒙、書商的啟蒙、外鄉人的啟蒙等等。啟蒙時代在其展開的時刻到底是什么樣的，現代人并無共識。
《漫不經心》，英國畫家托馬斯·希非繪于1808年（來源：paul-mellon-centre.ac.uk）對于人類而言，日常生活是最基礎的生存場景，真實、直接、平等。任何人，無論從事什么工作，無論實踐理想時做了多少偽裝，都要無數次地回歸日常生活，并在那一刻恢復本性，感受走路時身體的節奏，以及提著東西時的沉重感。他也會考慮晚上吃什么飯，油鹽醬醋缺了哪樣……這些日常狀態密集、連續或錯亂地出現，對于宏觀敘事而言可有可無，實際上卻維持了生命與思考的連續性。我們在衡量政治理念、經濟策略的效果時，也有必要參考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狀況。如果一個觀念沒有進入日常生活，往往會停留在抽象領域，可以作為邏輯分析的前提，卻難以準確地闡釋時代精神。“偉大的啟蒙”是一個抽象意義的問題。現代精神需要一個根源，西方學者就制造了啟蒙時代。我不是要徹底否定這個時代，而是說他們美化了這個時代，將之塑造成一個美麗的傳說。每當現代精神遇到困境，它就會出現，作為一種批判性的注視，或勸慰性的引領。然而，這是一個脫離了日常生活的思想傳說，西方現代尋根意識也就缺少了實證性。過去的已經無法改變，而對于當下的日常生活，我們可以使之免于徹底消失，主要方法是構建日常生活敘事，將那些本來會被文字制度裁剪的物質、語言與空間變成文本。對于現代人，這是一個敘事鏡像，文字像鏡子一樣映照當下，現代人成為當下日常性的觀看者。對于未來的人，日常敘事為那些穿越時空的思想保留了原生場景，他們借此重現過去，或以實證性的方法反思過去。
《八十年代中學生》系列之一，任曙林攝（來源：《八十年代中學生》，任曙林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日常敘事與博物館有相似的功能：保存一個時代不斷出現、轉而消失的日常景觀，向未來的闡釋學開放。巴黎蓬皮杜中心是日常生活的展示空間，為那些本來會消失的當下之物賦予歷史性的身份。在一個衣柜旁邊，我與看護員有過一次對話：——先生，我有一個問題，這是藝術嗎？ ——啊，又是這個問題，這是藝術。 ——我覺得這不是，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東西。 ——我們把日常的、普通的東西變為藝術，這不是很好的事嗎？
表面上，這是法國文化的霸權，也就是一種定義藝術的權力。他們說什么是藝術，什么就是藝術，不是藝術也是藝術。實質上，這是法國人希望留住當下的樸實愿望，未來的人就會理解這個時代的人是怎樣生活的。就此而言，這又是一個關于時間與存在的深刻愿望。日常敘事是關于當下的寫作。對于現代人而言，這不是一個簡單問題。很多思想家為此付出過努力，但由于缺乏嚴密的邏輯與明晰的因果關系，日常敘事在文字制度中仍舊不是獨立的類型，附屬于文學或哲學，借用這些學科的表述方式，服從于它們的問題意識。
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已經轉向日常生活。巴爾扎克認識到這是人類歷史的空白，據此確定《人間喜劇》的寫作主旨：“書寫那些普遍、日常、隱秘或明顯的事件。”他以百科全書的方式記錄日常生活，將之變成文本。客觀而言，文學對于日常生活的闡釋是最豐富的，盡管存在變形或失真的問題，但日常生活變成了敘事本體。二十世紀末，一種新體裁力求彌補這類缺點，即“當下文學”（littérature immédiate），放棄夸張、虛構的方法，以符合日常生活節奏的語言記錄這個領域的狀況。《魯瓦西快車的乘客》（Les Passagers du Roissy-Express）是一部代表作，馬普羅（F. Maspero）在地鐵里記錄各種聲音、顏色、動作，具體地展示現代人的機械出行方式。在哲學領域，現象學派重視日常生活的意義。胡塞爾創造性地繼承了“我思故我在”的理念。笛卡爾以此維護現代人的獨立，使之不受制于古典權威和神學理論，而胡塞爾思考的是獨立之后要做什么。為了發掘存在的本源問題，他以單數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對待日常生活：“我直接發現物質物在我之前，既充滿了物的性質，又充滿了價值特性，如美與丑、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物質物作為被使用的對象直接地在那兒，擺著書籍的桌子、酒杯、花瓶、鋼琴等。”但胡塞爾很快放棄了這種敘事，回歸深奧的理論。考慮到構建日常敘事的難度，這應該是迫不得已的回歸，因其無法消解文字制度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反差。文字制度重視邏輯、秩序和因果關系，而日常生活是一個不規則、可隱匿、難以預測的領域，各類狀況幾乎都表現為當下的感受，確切地說是個體神經內部的、即時性的感受。所以，文字制度有忽略日常生活的充分理由。在構建日常敘事時，我們可能還會強調邏輯和因果關系的重要性，但這些目的幾乎都有裁剪意圖，是文字制度對日常性的裁剪。這種裁剪會引起一個結果，即日常生活再次被忽視，包括同一時間性里的忽視，即當代人對于當下日常生活的忽視，也包括不同時間性里的忽視，即未來的人不了解這個時代的日常生活。這種忽視在存在與記憶之間制造了一種歷史性的斷裂。
《匈牙利布達佩斯》美國攝影師艾略特·厄威特攝于1964年（來源：monovisions.com）文字制度不想放棄對于邏輯與因果關系的追求，這是日常敘事稀少的原因。所以如果要構建這類敘事，我們首先要接受非邏輯和因果關系稀少的狀態，擺脫文字制度的束縛，勇敢、真誠地記錄。這是一個由博返約的敘事策略：放棄高雅的修辭、復雜的邏輯，以及假設、象征、比喻、渲染、夸張等技巧，回歸簡單直白的敘事。這是一種最古老的文字風格，在古典史詩中達到頂峰，之后慢慢被復雜的修辭學掩蓋。晚年的海德格爾勇敢了一回。在《形而上學導論》中，他用直白的方式構建了一個日常敘事片段：“在大街的那一邊，矗立著理工中學的教學樓……我們能夠觀察到這座大樓的所有方面，從地下室直至頂樓……走廊、樓梯、教室及其設備，我們到處都會發現在者。”在深奧的現象學體系里，這段話看起來很奇妙。在那個時刻，海德格爾變成了普通人，不再是抽象的思想符號。我甚至能想象到他從教學樓旁邊經過，停下來觀看、思考，然后用日常景觀回答現象學的根本問題：“究竟為什么在者在而無反倒不在？這是問題所在。這問題恐怕不是個普普通通的問題。這是所有問題中的首要問題。”這種古老的敘事風格是一種感覺寫作，充分調動人的視覺、聽覺和觸覺機制，從瑣碎、微小、流動的日常景觀中發掘存在的象征。這些象征物是具體的，又是絕對的，因其是自足的，不受制于抽象觀念，反而是抽象觀念的基礎。日常敘事會成為未來闡釋學的根源，穿越時間，向我們的后代展示這個時代的日常性。
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討論梵·高的作品《鞋》（來源：wikiart.org）日常敘事是一個文本學策略，重視被文字制度裁剪的日常性，也是一個時間策略，從“過去—現在”的結構轉向“現在—未來”的結構。除此之外，日常敘事關乎當下的闡釋權。對于被忽視的日常生活而言，這種闡釋權具有啟示性。在文字制度中，它們本來是不可見的，但只要變成敘事，它們就是可見的。這種啟示性制造了一個矛盾：存在是敘事的前提，敘事卻決定著存在的可見性，甚至變成存在的前提，即沒有敘事就不存在。在未來的闡釋學中，這種敘事也就具有了壟斷性。一個日常敘事片段一旦出現，由于本身的稀缺性，在歷史闡釋學中，它可能會獲得不受質疑的權力。中國學術界應該重視關于當下的闡釋權。在世界歷史上，中國問題既深刻又豐富，自中西交往以來一直吸引著西方人。他們不斷記錄中國見聞，由此制造了一個日常敘事類型，即域外游記。這個類型壟斷了那些已經消失的當下的闡釋權，我們只有借助于這類敘事去復原在那個時刻出現的人物、事件與空間。一九七四年，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到中國旅行，之后完成了一個日常生活文本，即《中國行日記》（Carnets de voyage en Chine）。他在中國僅僅生活了二十幾天，面對一個豐富、深刻的歷史—現實知識體，或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或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優越性，他忘記了在未知的深刻面前保持沉默的道理，于是一個東方的奇異世界出現了：“完全沒有時尚可言，零度的衣飾。沒有任何尋求、任何選擇，排斥愛美。”他坐在從南京到洛陽的火車上，看著窗外閃過的景觀，下了一個判斷：“一個沒有皺痕的國度……沒有任何東西在講述歷史。”（羅蘭·巴特：《中國行日記》，懷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他以此描述這條鐵路線，甚至認為整個中國缺乏歷史厚度，單調乏味。羅蘭·巴特沒有理解中國，卻制造了一個奇異的文本。中國是深刻的，這個文本是粗淺的。中國有長時段的歷史，這個文本展示的卻是短時段的日常景觀。他有杰出的想象力與修辭學技藝，卻沒有發掘中國的豐富性，以及這種豐富性的歷史內涵。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生產落后，物資緊缺，生存是最迫切的問題。這是一種表象的單調，而非本質的單調，因為其中隱藏著八億多人對于獨立、富足的渴望。面對這種隱而不顯的豐富性，羅蘭·巴特的分析方法失效了。他不懂漢語，他的符號學理論被懸置起來；他在中國匆匆而行，無法深入日常生活，他的大眾文化理論也被懸置起來。他能做的僅僅是根據域外視野制造一個表象意義的中國。二〇〇九年，這個文本刊行于世，在西方文明停滯和中國進步的對比中，這種奇異性對于中國不再具有沖擊力或傷害性，但對于那些不了解中國的西方人，仍舊會引發誤會或偏見。自十六世紀以來，外國人觀察中國時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觀點，但也無法避免無端的想象。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里，他們往往難以進入深層的日常知識領域。日常性才是一種文化的實踐狀態，也是這種文化對于自身內涵的全面展示。他們對于流動的表象可能會有獨特的理解，但未必能突破時間—空間距離，理解其中的內涵。日常敘事不能停留于表象分析，無論這種停留是時間性、空間性，還是知識性的，因為停留會觸發非實證性的想象力，然后制造虛擬的敘事類型。這是域外視野的缺陷。對過去，我們能做的只是從本土文化角度去審視或批判這類奇異的歷史文本。然而對于當下的日常生活，我們有必要，也有能力創造本土化的敘事類別，即使不能引導域外視野，至少能使之進入一個接受本土化質疑的實證空間，弱化因稀缺而導致的壟斷性。這個工作是緊迫的，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存在都不想受制于那些匆匆而行的外國眼睛。
1994年，牡丹江-長汀次列車，王福春攝（來源：《火車上的中國人》，王福春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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