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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漫長的大型文明史鑄就了獨特的文化底蘊，每一寸國土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一份史料背后都是當年鐵騎逐鹿，黃沙漫天的往事。咱們上次說到河套平原雖然偏居一隅，但是它深度參與到中國古代史中，在眾人皆知的歷史事件中登臺亮相。它是趙胡服騎射征討匈奴奪得的沃土，也是漢匈戰爭持久戰的前哨與魏晉南北民族融合的中心區之一。這些都彰顯了河套平原獨特的戰略地位。但仔細回味一番，似乎有一點陌生：在中國2000年大一統王朝歷史中相比漠南草原的豪邁，西域的起起伏伏，青藏高原的神秘，關中隴右的核心作為，我們似乎找不出一個詞來形容河套平原。河套平原不同于河西走廊，其位于農牧分界線以北，本是游牧民族青睞的肥沃大牧場，但在數千年農耕畜牧民族沖突與民族融合的歷程中，伴隨著水土流失的大開發中，麥苗青青與沙漠化形影相隨，讓這個地區在人地矛盾，農牧矛盾中賦予奇妙色彩。成為唐肅宗稱帝平定安史之亂前的大本營，唐后期在實戰中崛起朔方軍的源泉乃至西夏立國之基石。 讓我帶大家繼續了解這個重要卻常常為人所忽視的歷史盲點，給大家帶來新視角。我相信在閱讀完這篇文章之后，你會有自己的答案。 河套平原簡史的下半段要從唐王朝與突厥的斗爭開始。 唐朝建國就有倚仗突厥的成分。陳寅恪認為隋末中國北部群雄并起，都（形式上）奉突厥為宗主方，與其交好，李淵一人豈能例外?雖然后期唐王朝戰勝了突厥，依舊不能掩蓋起兵時親自寫信與突厥始畢可汗聯系這一事實，就像漢初匈奴往事。畢竟在河套平原簡史（上）末尾我指出了： “一切政權都無力在河套平原乃至陰山南坡構建行之有效的防線，確切的說當時河套是一片不適宜建立防線的牧區。陰山從此對大漠游牧民族洞開，突厥可以自由南下關中，威脅一切定都渭河平原的政權，該問題直到唐太宗滅東突厥方最終解決，歷時百年之久。” 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記載了劉文靜去突厥求援的前因后果，但為尊者諱，不提及高祖稱臣。只有在頡利可汗（突厥一代雄主）敗亡已成定局后，太宗大喜過望說漏嘴，才泄露黑歷史。由于唐王朝最初只是地方割據政權，無暇顧及北方，反倒是突厥頻頻帶著梁師都偽政權南下。【1】隋唐少數民族南下常走漠南(陰山)一高闕一西受降城(建城就是為了阻遏)一靈州一長安這條線路. （武德）九年七月，頡利自率十余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余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并親從，我賜汝玉帛，前后極多，何故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頗有人心，何故全忘大恩，自夸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不許，縶之于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范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 那么河套平原的重要性又一次凸顯出來。河套作為北方游牧民族獲取中原的踏板與補給基地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為了削弱他們，在基本統一后，強有力掌握河套又一次提上議程。 此時河套是突厥所控的草原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廷陀、回紇、拔也古等十余部相繼叛離突厥，引發了突厥內部連鎖反應，唐朝乘機北伐消滅梁師都政權，與河套隔河相望。貞觀四年正月,在寒冬惡劣條件下李靖帶數千精兵從馬邑（是不是很熟悉,漢匈老地方了）出發突襲突厥。首戰告捷后，唐軍持續北擊，不給東突厥政權留喘息空間,直至其滅亡。唐朝把內附各族部落主要安置在河套地區境內，隨著內附部落的增多，唐朝在靈夏兩州間設”六胡州“，將數萬外族安置在此，以本族貴族統治其人民,其中有一個黨項部落叫平夏部。 唐在河套及周邊地區設置的州有豐州（五原縣）；夏州（烏審旗）；宥州（鄂托克旗）等。貞觀十三年“邊境廣事建立由當地部族酋長為都督刺史的羈縻州府”，又設都護府加以領護。水淳元年(682) 突厥貴族阿史那骨咄祿叛唐，建立后突厥汗國，連年侵掠河套地區。此時朝堂亂，武則天尚無心外戰，對后突厥采取了退讓放任的態度，加之不久后河北契丹犯邊，安西吐蕃進攻，更無暇顧及。景龍二年(708)， 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在河套沿黃河外側修筑三大受降城：東（托克托縣）、中（包頭西）、西（烏拉特中旗），以此控制河套。開元二年（714年）遷安北督護府治所于中受降城。天寶元年（742年）改為九原郡，十三年（754年）于九原郡內置天德軍。乾元元年（758年）復為豐州。唐王朝與突厥等民族之間戰事較多，因此行政（軍政）建制單位多有變遷，不多贅述。【2】 708年唐朝乘默啜可汗西征突騎施時遣張仁愿（亶）北拓，且于河套北岸筑三受降城，耗時2個月，并于牛頭朝那山(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西北)以北置烽候眾多。 “仁愿至軍而賊眾已退，乃躡其后，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后渡河。 時突厥默啜盡眾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 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 舊唐書 · 張仁愿傳 》 筑三受降城,占漠南地，嚴重削弱突厥。北拓所得土地用于建城并在周邊軍墾，并因氣候變化開發了大量鹽礦,給予當地駐軍的軍糧供應和經費開支。河套三受降城與周邊軍州形成完整的朔方軍系統:大多靠近天水-寶雞-長安一線的軍事行動，多由朔方、隴右、河西三者相互協調承擔,作為完整體系的朔方鎮,不僅擁有優秀的軍事駐防基礎，還擁有交通便利與經濟地位,足以建國獨立(西夏第0步).至此河套自保有余還能支援周邊的完備防御系統帶.三受降城又先后為所在都護府,軍州首府。唐代也是漢族王朝里唯一沒大建長城的朝代，但三受降城對御邊仍起重要作用。 靈州為首府的朔方節度使下轄軍鎮,機動部隊及其兵馬配置情況《舊唐書-地理志一》記述如下: 朔方節度使，捍御北狄，統經略、豐安、定遠、西受降城、東受降城、安北都護、振武等七軍府。朔方節度使，治靈州，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四千三百疋，衣賜二百萬疋段。經略軍，理靈州城內，管兵二萬七百人，馬三千疋。豐安軍，在靈州西黃河外百八十里，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疋。安遠城，在靈州東北二百里黃河外，管兵七千人，馬三千疋。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安北都護府治，在中受降城黃河北岸，管兵六千人，馬二千疋。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振武軍，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內，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疋。 716年默啜可汗在不斷南侵折騰朔方十幾年后被殺，毗伽繼位,始改善對唐關系。722年張說任節度使并巡邊，剿叛成功后開始裁軍,但加強對邊軍的建設。李浚（后改名李亨,唐肅宗）727年遙領朔方節度使。742年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列重兵于磧口，動員各族進攻后突厥，烏蘇米施可汗逃走。其出兵取突厥右翼，744年大破突厥左翼。自此直至九世紀中葉回鶻敗亡一直未能對唐朝造成大沖擊，因而朔方無戰事.從武則天時代建立的豐安軍到玄宗天寶年間的振武軍，時間前后四帝,近半個世紀。自西向東依次是:豐安軍、經略、定遠、三受降城、振武軍。從空間分布形態來看，七軍鎮沿著黃河由高到低層層布防，共同構成捍衛長安乃至關中河東并州的一條弧形防線.這也就是說，以朔方節度使所轄軍鎮為骨干、依托黃河南北布防的格局，歷時近半個世紀才最終形成。朔方節度使至此躋身天寶十節度使之一，成為擁立肅宗和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力量，唐王朝危難時的庇護所。這是唐王朝生死時速的突破。 十年后安史之亂爆發此時王忠嗣已因與太子（后來的肅宗）李亨關系親密，在幾年前卷入宮廷斗爭，暴死于四十五歲。所幸還有郭子儀：由時任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迅速繼任節度使。其迅速整理朔方軍東進云中，南下河東，以朔方為大后方源源不斷整合諸如突厥、回紇、黨項、吐谷渾及昭武九姓等力量,在種種坎坷中拯救了大唐王朝，但埋下了少數民族聚居的隱患。正如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提及："在李唐最盛之時即玄宗之世，東漢、魏晉、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開始....故民族受其影響，風俗為之轉變...而成為一混雜之胡化區域矣。” 總而述之:朔方節度使轄區東接代北，西達河西,，對切斷吐蕃(青藏高原少數民族政權)與突厥黨項(漠南少數民族政權)的互相溝通(這在明清就是蒙藏互通)具有重要軍政戰略價值,在內附游牧族類反叛不斷的情況下，設立朔方節度使勢在必然，隨之也提升河套地位。因為瘋狂開源節流優化體制機制，充實朔方力量，所以朔方越來越好,歷任節度使政績顯著，大都走上官場發展快車道，朝廷也越來越重視,派更強悍的人來此地為官,治理能力越來越好,實現良性循環:張說裁軍增效，升為中書令，封禪后任右丞相。張仁愿拜相，封韓國公,走上人生巔峰。王忠嗣接過張仁愿守邊數十年功業，在天寶年間就瘋狂在河套各要害點基建技能并且制定往外拓張戰術,使突厥根據地、手上最肥,人口密度最大的河套地成為唐朝北疆重鎮，被牢牢控制。只可惜卷入宮斗不得善終，寶應年間追贈兵部尚書.然后郭子儀副元帥橫空出世,奮六世之余烈的朔方軍外加自身極其強悍的戰略布局與戰術微操讓其力挽狂瀾,成功平叛. 唐朝很少修筑長城，邊防的重心更多發揮節度使主觀能動性，依靠邊軍建設與地區發展,提供充足物資與戰略縱深,滿足野戰大兵團持續機動作戰能力。河套雖為中央控制并以其為血庫，但在晚唐河套依舊以強藩身份干預朝政，被唐中央劇烈打擊。朔方軍在李懷光被逼反之后的螺旋弱化(邊患強則稍 重,邊患緩而狠 削)與中央皇權受強藩掣肘，拿不了河北開刀,只能削弱朔方。寧可削弱帝國柱石，長遠損害國力，也要保證其短期不謀逆，以保李唐江山社稷。憲宗年間因洪災西受降城城南被毀。天德軍防御使上表請修筑而被駁回，此即為例子。 "李懷光咸以勇力，有勞王家，為臣不終，遂行反噬"——《舊唐書·李懷光傳》 安史之亂后唐中央重心的變化和主要矛盾與支撐點重心的轉移是不可逆趨勢。在不斷削藩的過程中潛伏已久的黨項民族勢力漸趨匯合，利用地方管理體系弱化的時間窗口不斷發展。而黨項政權并非從“生蕃”族群身份崛起，而是以地方藩鎮扎根一方，其本身就已經反映九世紀前后劇烈變化格局下地方集團的浮浮沉沉。 “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輿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它之外族有關，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輿某甲外族之關系，其范圍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系，然后三百年間中國輿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黃巢起義時，掌控宥州的拓跋氏黨項族出兵，僖宗賜其首領思恭為“定難節度使”，后被封為夏國公,歷經唐,五代,宋,直至元昊建國前歷代世襲而無改。至此拓跋氏為首的黨項族各部牢牢控制了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有政治地位,也有軍事實力與自主體制,成為事實上的民族地方割據政權(西夏前身)。 唐末五代西北方向吐蕃與正北方向各游牧民族的衰落,一方面中原中央政權的重心由關中逐步挪移到黃河中下游,經濟因素在重心轉移過程中發揮著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重心漸趨的向東北方向轉移。契丹在東北崛起為中原新威脅。隨著各矛盾的激化，各藩鎮坐大，并且為搶地盤混戰不休。夏州政權見風使舵，趁火打劫，在保證五州基本盤經營的情況下，先后與王重榮、李克用、李茂貞等藩鎮發生過戰爭，不斷蠶食擴大地盤，除了被夏州政權切斷與唐中央聯系的河套天德軍，反而因為隔絕獲得了長久和平，直到920年耶律阿保機進攻天德軍城，節度使宋瑤降，遼將其改名為應天軍。后天德軍叛亂，將天德軍軍民遷到大青山下，因遼鞭長莫及，吐出河套大部，將故豐州和天德軍首府都遷至今呼市處，建立西南面招討司。遼西南面招討司據《遼史-地理志》有6座軍州：豐州（天德軍），云內州（開遠軍），寧邊州（鎮西軍），東勝州（武興軍），金肅州和河清軍（每篇文章寫到這一塊的時候，我都無比的想diss脫脫） 當時夏州政權重心在周旋于各政權之間，尚未北顧，直到北宋初年，河套大部處于空白。 982年夏州政權內亂，時任節度使獻城于宋廷，以謀穩固地位，宋朝立即派重兵鎮守，設置行政單位。李繼遷（被元昊追封為西夏太祖）不愿委身，遂叛，并謀取遼的支持與冊封，屢敗屢戰，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瘋狂襲擾，勝則據城，敗則游擊，善用伏擊與欺騙，先復五州舊地，冊封節度使，1002年朔方和靈州被其攻克，西夏國業初定。 西夏守城本領不錯，這個技能點是老傳統了：后唐時趁黨項世代交接，需朝廷冊封之虛，下詔令黨項政權移治延州，意欲釋其兵權，打斷其數百年武裝割據。并由延州節度使派兵五萬圍攻夏州，先禮后兵。因數月久攻不下，后唐軍悻悻而去，夏州政權雖以恭言復后唐朝廷，但儼然獨立王國。成吉思汗死于興慶府的死磕下亦是如此。 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資治通鑒》 西夏瘋狂和大宋打拉鋸戰是雙輸。河西和河套都是帝國邊緣底子薄，當前線基地行，不足以供養持續性戰爭，宋遼與西夏的北線爭奪戰基本不會超出府，麟，豐，綏，府州折氏與種氏作為地方軍功大族成為大宋之光。宋夏之戰凡爾登絞肉機沒區別：大家菜得恰到好處，北宋擠牙膏往前推進，多有反復，消耗了大量國力與時間，一直到哲宗時期都未有大突破（神宗朝的勝利被粉碎），后期北宋內斗葬送前線大好形勢；西夏十分擅長蠶食，自保有余，步步緊逼，例如窟野河，數十年蠶食十余里的土地。但因為資源不足無力大戰，頻繁侵宋的同時還與宋的貢使往來甚密，以求互市貿易，稱“吾之所以連年點集，欲使南朝懼吾，為國人求罷兵耳”；打醬油的遼倒是大兵團作戰，但遼占河套的天德軍遠離統治中心，鞭長莫及，后來專設西南招撫司，轉隸南京府都改變不了這個局面。1044年遼興宗親征，收復河套，渡河南，在鄂爾多斯與元昊主力大戰，十萬精銳損失慘重，而西夏核心區一半在堅壁清野中淪為焦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河套屢遭無意義的戰火。然后我都不想講這些故事，奇奇怪怪的操作看吐了。 此段史反而有一個奇怪的亮點：遼天祚帝1122年首次倉皇出逃至夾山到1125年從天德軍繼續出逃被俘為止，在河套兜兜轉轉，幾次襲擾燕云，故南京府（大同），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但在西夏支持下堅守著河套這片基地，頗有一種歷史重演之感。耶律大石也在此與天祚帝分道揚鑣，率嫡系部隊北上西進重建遼，史稱西遼。 北宋后期真的快滅亡西夏嗎，還是宋史在粉飾？ 西夏趁北宋，遼敗亡揀桃子倒是很開心，奪遼河清軍，金肅軍和宋府州，豐州，與金結盟交好數十年，直至成吉思汗南征，迅速占領河套。 元朝不在國境線上，很穩定。1359年元軍與紅巾軍大戰于豐州府城，至此豐州毀于戰火，居民大量南逃。至此豐州退出歷史舞臺。 明朝河套又成為拉鋸戰的焦點。明朝洪武年間對北元成功的系列軍事勝利之后，為持續防御蒙古各部南下威脅核心區，在長城北邊設立諸多衛所，其中大寧、東勝等幾個衛所為核心節點。成祖時直接棄大寧，東勝節點內遷了（我至今非常迷惑），將河套幾乎無設防的出現在蒙古鐵騎目前。《明史》稱:“天下既定，徒寧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盡割大寧地畀三衛，以償前勞。” 由于明朝北防全面南移，蒙古各部步步南下，直到不斷摸索與明以長城為線南北對峙。隨著時間變化大明對蒙古各部威懾力越來越小，并且伴隨著小冰期的到來，氣候異常導致蒙古人迫切需要補充資源彌補天災損失。在宣德年間，蒙古各部陸續入據河套，并且依此為出發點肆無忌憚的四處襲擾，頻繁地對明朝沿邊打擊，對北部邊防造成巨大威脅。由此明朝朝堂上就有多種角度探討方案的可行性，終選擇暴力對抗：紅鹽池之役”和“韋州之役”是明朝對蒙古為數不多的大勝，使蒙古不得不退出河套，一代人以后才卷土重來，扎根于這片沃土直至今天。從明軍反攻蒙古的時間來看。在季節上明軍一般是在春季花開時節對蒙古作戰，極力避免在嚴冬發生大規模軍事行動。從蒙古“擾邊"的地域來看，河套始終是被攻擊的重點區域，原因包括團結蒙古各部所需要的居中管控便利以及土壤肥沃，適宜半游牧半農，逐步形成王國外。河套平原先后有瓦剌可汗、達延汗、阿拉坦汗、林丹汗蒙古政權。有明一代需要打壓甚至消滅他們，盡可能減少其勢力，控制其對邊鎮的襲擾，費力而不討好。 無論土木堡之變還是庚戌之變，都是河套丟失的延伸惡果而已。 俺答汗發家之地是河套平原，因此他對河套平原開發十分重視，就非常好理解了，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俺答汗模仿元大都筑城，該城竣工后，明廷賜名歸化。屯田與移民實邊發展了河套的經濟，實為利國、利民、利地方之舉，但做不到啊……明王朝有力無心，沒有實現良性循環，俺答汗有心無力，游牧民族統治階級局限性與豐洲灘版升漢族的思緒相互碰撞，外加明中后時期沒有掌握到現今的水利科技，開發難度頗大，其動員機制與體量只能維持半農耕政權。部分學者認為明與北元-蒙古的對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南北朝，但要是很早就有這種二元對立模型，對世界的認知就容易崩塌：現實的歷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錯綜復雜的，而不是本文一句話輕飄飄的帶過，最優解是擱置與明朝對立的想法，選擇向青藏，中亞拓張。而且河套平原作為蒙古文化向青藏高原傳播的中轉站，起到極大溝通作用。詳見明朝“撫藏御蒙”政策研究--以隔斷蒙藏聯系為中心.pdf，它間接影響清朝對西藏局勢的控制。 1627年林丹汗作為最后一代蒙古共主，攻占了俺答汗故地核心城市歸化城。1636年，皇太極消滅林丹汗政權并獲得其部屬擁戴，在法理上相連。由此至清末，河套皆屬清朝疆域。 康熙在滅準戰爭時，曾將歸化城作為重要補給基地，作為前線物資的前線樞紐，河套平原重現煥發出生機，而滅準所獲得商路也是始料未及的，這可就賦予河套平原地區機遇與挑戰，我將在（下）講到河套平原的晉綏化，講述走西口與山西人如何重塑河套平原的。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依，整個河西走廊的歷史都必將圍繞整個中國歷史的全局來審視。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大動亂時代總是考驗著中央對于邊疆地區掌控能力。這已經由河套平原歷史所驗證。而上文加粗“后突厥汗國，連年侵掠河套”說明河西河套不一樣的地方：河西是冰山融水制造的穩定農業帶突出部，兵家必爭的輸血管，更多是各勢力狂風驟雨快刀斬亂麻的大戰惡戰，誰贏就carry全場。吐蕃等少數民族政權對河西走廊的管轄清楚解釋了：“少數民族大多對漢族核心區無法實現長期穩定統治。吐蕃占領河西走廊無法形成完備的賦稅收集系統。它們要么將河西走廊變成牧場，要么就把統治階級變成農業人口。” 河套則是在幾個關鍵節點之外,陽光下無新鮮事,只要主要矛盾不變.正是依托唐王朝中央希望控制東西，南北兩條線相互交織,河套才得以成為戰略重鎮而非停滯于邊疆區之一:只要首都居于關洛，河套就會保持重要戰略地位，而遠離該區域（如定都北京南京）就只是無傷大雅的戰術位。況且河套在晚唐與明都陷入了治安戰的泥沼當中:并不是往常農牧交雜地區的大兵團碰撞,而是不斷的星星之火與反復襲擾.晚唐是節度使邊將與中央,士兵嘩變與軍州的矛盾;明代是豐州版升的民族，階級矛盾混合,這樣的問題就非常錯綜復雜,過于細碎。仔細說就無異于專著,只說一點未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但這可能才是歷史的常態:不斷的抻與磨.韓愈所說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8]正是生動的寫照。 注： 【1】梁師都是河套本地豪族。為隋末地方割據者。聯兵突厥反隋，占據陜北隴東諸郡，稱帝，國號梁，建元“永隆”為期12年：617年（隋大業十三年）-628 年（唐貞觀二年）。稱其為“偽”政權是表達對其多次帶路黨行為，堪比石敬瑭的批判。 【2】各版本區別比相同點還多，這段文字查了四小時，心態爆炸。《唐貞觀四年設置突厥羈縻府州考述》有總結，并參考內蒙古區情網 - 內蒙古自治區志行政區域建制志概述。 《資治通鑒》把朔方節度使成立放在卷212,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十二月，《通鑒》敘事體例是具體月份不明的事件一般會放年末，故其認為是開元九年，但具體哪個月不好說。 《唐會要》寫的是:"開元元年(713) 十月六日敕". 【4】中晚唐與后續時代河套也發生了眾多跌宕起伏的故事,但篇幅有限,詳略得當很棘手 【5】胡鐘達的《明與北元一蒙古關系之探討》和唐玉萍的《明朝對蒙政策述論》都有述及這個觀點。 參考文獻： [1]李文才.朔方節度使與唐代中前期西北邊防——以“安史之亂”前西北地區的戰略協作為中心[J].陜西歷史博物館館刊,2014 [2]葛劍雄.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M].商務印書館，1997， [3]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M].中國地圖出版社, 1982. [4]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M].三聯書店,2014 [5]冊府元龜 [M].中華書局, 1996. [6]脫脫.宋史[Z].北京:中華書局,1977 [7]龔世俊,等.西夏書事校證[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1995 [8]韓愈.韓昌黎集校注(第二版) [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9]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城沿革史[M].商務印書館，2000. [10]王天順.西夏地理研究[M].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11]林榮貴.中國疆域史[M].黑龍江出版社，2007. [12]王天順.西夏地理研究[M].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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