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構思并以其名字命名的引發爭議的著名實驗–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被人屢屢提起。本文根據現有有關資料將這項實驗的基本情況整理如下,供網友思考。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是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出生于美國紐約市,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先后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紐約城市大學等高校和機構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其主要著作有:《對權力的服從》、《電視與孤僻行為》(與R.肖特蘭合著)、《社會生活中的個體》。 ![]() 1960年,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將前納粹黨衛軍軍官阿道夫·艾希曼從阿根廷綁架回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開始審理艾希曼屠殺猶太人的罪行,最后判處其死刑,于1962年將其處決。在審判過程中,艾希曼對其犯罪的指控一概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為自己辯解。關注并報道這起影響巨大的審判的政治學家、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于艾希曼審判的報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的概念。 ![]() 同樣關注這起審判的米爾格拉姆則思考“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或者說,如果環境條件大體相同,大屠殺有無可能再度發生? 1963年米爾格拉姆在《變態心理學雜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發表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 一文,提出服從性實驗這一概念。米爾格拉姆試圖通過這項實驗測試受測者在面對違背良心的命令時,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基于人性頂住壓力加以拒絕。 ![]() 實驗小組通過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寄出郵遞廣告信等方式招募實驗參與者,實驗地點在耶魯大學舊校區地下室用墻壁隔開的兩個房間里,參與者年齡從20歲至50歲不等,職業有教師、工程師、郵局職員、工人和商人,接受教育的高低程度包括小學畢業生和獲得博士學位者。 ![]() 參與者被實驗人員告知這是一項關于“體罰對于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他將扮演“老師”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由實驗人員假冒的“學生”。 “老師”根據拿到手的“答案卷”對隔壁房間里的“學生”進行提問,如果“學生”答錯了,“老師”就用電擊控制器對“學生”施以電擊懲罰,電擊伏特數會隨著回答錯誤的增加而相應加大。“實驗的最小電壓是15伏特,最大電壓是450伏特。每四個開關為一組,每組下明確標識著'弱電擊’、'中等強度’、'強電擊’、'特強電擊’、'劇烈電擊’、'極劇烈擊%’、'危險電擊’,最后兩個用XX標記。” ![]() “為了使教師知道電擊的真實威力,他們感知了45伏的電壓,這個電壓已經讓他們感到難以忍受了,但是,實驗人員告知他們,這個電壓其實是很輕微的。在隔壁房間里,由實驗人員所假冒的學生打開錄音機,錄音機會搭配著發電機的動作而播放預先錄制的尖叫聲,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也會有更為驚人的尖叫聲。當伏特數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學生會開始敲打墻壁,而在敲打墻壁數次后則會開始抱怨他患有心臟疾病。接下來當伏特數繼續提升一定程度后,學生將會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應。” ![]() 在實驗開始前,米爾格拉姆及其同事都以為只有極個別實驗參與者會狠心對答錯題的“學生”施加殘酷的電擊懲罰,尤其是用最大伏特數懲罰,但實際情況是在第一次實驗中就有60%的參與者使用了最大的450伏特懲罰,“盡管他們都表現出不太舒服”甚至質疑實驗的目的和意義,甚至提出退還報酬,但無人在到達300伏特之前能夠堅持停止繼續參與實驗。 ![]() 1974年,米爾格拉姆在他的文章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中寫道:“在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況時會采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而會愿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于權力者有多么大的服從意愿,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而我們必須盡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 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不是孤立進行的,其他心理學家也進行了一系列類似的實驗,并得出大致相同的實驗結果和結論。這項實驗因其對參與者施加的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在當時就受到了與科學倫理相關的強烈批評與抨擊,米爾格拉姆本人也為此先后丟掉了耶魯和哈佛的教職。但實驗得出的結論揭示了普通人的服從心理與機制,具有相當的準確性,因而產生了很大影響,其成果和結論也留下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需要世人尤其是政治家和學者認真思考。 ![]() 面對權威,出于對自身角色與身份的考慮以及對自身安全的顧慮,有多少人能夠保持獨立思考的能力,又有多少人的理性與良知能夠戰勝來自具有高度權威的權力的反智反人類的命令?顯然,制度對于防范納粹等極端罪惡的組織及罪行的再生與重演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個人的理性與良知。 |
|
來自: 星星點燈2009 > 《邏輯、思維、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