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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伯英:第一位女共產黨員  繆伯英（1899年10月21日—1929年10月），女，湖南長沙人，與丈夫何孟雄兩人同為革命烈士。 1919年7月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學習。1920年初參加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11月，參加了由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女黨員。1922年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1]1925年1月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婦委會書記，省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1927年8月前往上海，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開展地下工作；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 繆伯英是中國共產黨具有較深理論修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干部，而且一直戰斗在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第一線，她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 中文名:繆伯英 身份:革命家、女權活動家 主要成就: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女黨員[2] 別名:繆玉桃 出生日期:1899年10月21日 人物關系(共1人):何孟雄丈夫 視頻百科 ?03:39 繆伯英烈士故居 湖南省名人錄 湖南省長沙市宣傳片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繆伯英1899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長沙縣清泰鄉一個貧苦知識分子家庭。父親繆蕓可受維新運動的影響，主張興辦新學，致力于“教育救國”，尤其重視婦女教育問題。父親的開明意識，給幼時的繆伯英創造了良好的讀書條件，等她稍長即送進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現稻田中學）讀書，希望她長大后成為一名教師，去實現他“教育救國”的夢想。 學習共產主義 ?  繆伯英青春歲月 1919年7月，繆伯英以長沙地區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師范大學前身），踏上了人生旅途新的征程。五四運動后的北京，一派“中西學術爭艷，古今百家爭鳴”的新氣象。當時，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繆伯英進入女高師不久，在北京大學組織的同鄉會上，結識了何孟雄、鄧中夏等一批熱血男兒。為了盡快找到一劑拯救中國的良方，她中斷了女高師的學習，去北大參加活動。在北京大學，她結識了李大釗，并有幸成為李大釗的學生。她多次聆聽李大釗講授《唯物史觀》、《工人的國際運動》、《社會主義》、《女權運動史》等課程，還經常到李大釗處請教各種問題。在李大釗的引導下，繆伯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逐步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女戰士。 1920年3月后不久，繆伯英加入了在李大釗倡導下，北大進步學生鄧中夏、何孟雄等19人發起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  繆伯英（右二） 1920年，繆伯英成為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批團員。11月，當年10月份成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從青年團的優秀分子中吸收了鄧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繆伯英等5人入黨。繆伯英不僅成為中共北方區第一名女黨員，而且是“一大”前全國53名黨員中最早入黨的女黨員。隨著革命實踐活動的增加，繆伯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觀察、研究、分析和思考問題，特別關注婦女的解放。在《家庭與女子》一文中，她發出“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號召女同胞沖決封建羅網，做時代的新女性。[1] 組織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根據黨的指示，繆伯英常到產業工人集中的豐臺、長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莊等地，向工人及家屬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組織工人運動。 1922年2月，她參與組織香港海員罷工北方后援會，從經濟上和輿論上支援香港海員的罷工斗爭。同年夏，繆伯英受黨組織派遣到張家口，領導了京綏鐵路車務工人大罷工，并取得了勝利。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并兼管婦女部工作和《工人周刊》的編輯工作，積極撰稿報道工人運動的情況，啟發工人的覺悟。  繚伯英何孟雄合影 1922年底、1923年初，北京學生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挽蔡驅彭”運動。繆伯英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代表，趕赴武漢，在1923年2月6日召開的武漢各團體代表大會上嚴厲控訴彭允彝的罪行，呼吁社會各界聲援北京學生的驅彭斗爭。在武漢期間，繆伯英還前往湖北女師宣傳革命真理，鼓勵正在開展學生運動的學生堅持斗爭。 1923年2月，震動全國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了。繆伯英與何孟雄、高君宇等人一起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的總罷工。“二七”慘案發生后，繆伯英與幾位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騎河樓編印《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宣傳品，向社會揭露軍閥政府殘害工人的暴行。他們還到長辛店等地組織救護受傷的工人，募捐援助失業工人及其家屬。她冒著生命危險，多次擺脫暗探的跟蹤，把黨組織的溫暖帶給因罷工而被捕的同志，鼓勵他們與敵人斗爭到底。5月1日，北京各團體聯合發起在天安門召開“五一紀念國民大會”，繆伯英代表婦女界發表演講，她列舉了軍閥政府外交無能、內政混亂的種種事實，號召國人改革政治，收回民權。時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的李大釗對繆伯英的工作十分滿意，贊揚她是“宣傳赤化的紅黨”。[1] 領導婦女運動 早在1920年底、1921年初，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就組織了婦女協會，由繆伯英主持。1922年8月，她遵照黨組織的決定，開展黨外聯合戰線工作，并被選為民權運動大同盟的籌備員，負責籌備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推動婦女爭取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權利。不久，她又南下，幫助南京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同盟南京分會。1924年3月，繆伯英擔任中共北方區委婦女部第一任部長，積極領導開展北方區的婦女運動。 1924年6月，張國燾被捕叛變，在獄中供出了繆伯英等一批共產黨員的名單。繆伯英在中共北方區委組織下，轉移到湖南老家。1925年1月，繆伯英來到省會長沙，拜望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師范學校校長徐特立。徐特立當即聘請她擔任女師附小主事(即校長)。不久，她在黨內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管湘區委宣傳工作。區委書記李維漢根據工作需要，安排繆伯英出任湘區委員會婦委書記，領導全省的婦運工作。此時，黨還派她參與湖南省進步婦女團體——省女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繆伯英領導省女界聯合會號召各縣迅速組織女界聯合會，積極開展為婦女和婦女團體爭取權益的斗爭。湖南婦女運動在繆伯英的領導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1925年5月，繼青島發生慘案后，上海又發生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全國各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高潮，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也應運而生。繆伯英，徐特立等被推選為雪恥會的執行委員，領導長沙民眾開展罷工、罷市、罷課及查禁銷毀洋貨的斗爭。為聲援青島、上海罷工工人，長沙女學生還在繆伯英的領導下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女子募捐隊”、“女子糾察隊”。她們沖破封建思想，光著腳板或穿著露腳趾的草鞋，昂首闊步，奔走于大街小巷、車站碼頭，振臂高呼口號。“女子赤足游行”一時成為轟動長沙的新聞。  繆伯英與兒子何重九 1926年1月，繆伯英按照黨的安排，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并去廣州出席了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返回湖南后，繆伯英領導省女界聯合會發起“湖南省紀念三八節大會”。她親自擔任大會主席，并邀請周以栗、陳章甫等著名共產黨員登臺演說，到會群眾數千，盛況空前，極大地擴大了共產黨在湖南的影響。“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再次激起湖南民眾的義憤，繆伯英主持召開“湖南婦女追悼北京死難女烈士大會”，呼吁“全國人民應繼續奮斗，驅除段賊，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民族革命，以慰諸烈士之靈。” 在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前夕，繆伯英積極參加驅趙（恒惕）運動。1926年3月9日，長沙市民3萬余人在教育會坪集會，提出《對湘主張之二十四條》，宣布成立具有政權性質的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繆伯英被公推為三位常委之一。5月，廣東革命政府派葉挺獨立團向湖南進軍，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軍入湘后，繆伯英領導湖南婦女界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北伐部隊。省女界聯合會召開各界婦女團體代表大會，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和慰問隊、紅十字會救護隊，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戰斗。[1] 1926年1月，繆伯英按照黨的安排，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婦女部長，并去廣州出席了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返回湖南后，繆伯英領導省女界聯合會發起“湖南省紀念三八節大會”。她親自擔任大會主席，并邀請周以栗、陳章甫等著名共產黨員登臺演說，到會群眾數千，盛況空前，極大地擴大了共產黨在湖南的影響。“三·一八慘案”的發生，再次激起湖南民眾的義憤，繆伯英主持召開“湖南婦女追悼北京死難女烈士大會”，呼吁“全國人民應繼續奮斗，驅除段賊，廢除不平等條約，實行民族革命，以慰諸烈士之靈。” 在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前夕，繆伯英積極參加驅趙（恒惕）運動。1926年3月9日，長沙市民3萬余人在教育會坪集會，提出《對湘主張之二十四條》，宣布成立具有政權性質的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繆伯英被公推為三位常委之一。5月，廣東革命政府派葉挺獨立團向湖南進軍，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北伐軍入湘后，繆伯英領導湖南婦女界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北伐部隊。省女界聯合會召開各界婦女團體代表大會，成立了女子宣傳隊和慰問隊、紅十字會救護隊，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戰斗。[1] 溘然辭世 1927年“七一五”政變后，潛至上海任中共滬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此期間，以華夏中學物理教師的公開身份，進行地下工作。[3] 由于長期處于危險、艱苦的環境中，再加上清貧的生活，繆伯英的身體每況愈下。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傷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濟醫院，因醫治無效，不幸溘然辭世，年僅30歲。[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追認為革命烈士。[3] 人物貢獻 1920年10月，李大釗等在北大成立中國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繆伯英是最早的青年團員之一。11月間，剛滿21歲的繆伯英，英姿颯爽，意氣風發，作為北京地區惟一的女共產黨員，中國最早的女共產黨員，在黨的創建史上留下了足跡。[4] 繆伯英是北師大黨組織的創始人。1921年秋，以北京女高師和北京高師的黨員為主組成的中共北京西城支部(亦稱北京師范大學支部)成立，繆伯英擔任第一任書記。[5]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后，繆伯英積極投身于群眾運動。1922年下半年繆伯英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女工部的負責人，1923年2月，繆伯英參與領導了京漢鐵路北段的總罷工，在罷工遭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血腥鎮壓后，秘密主持編印了《京漢工人流血記》等宣傳品，揭露軍閥政府殘害工人的暴行。 人物評價 繆伯英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6] 繆伯英是中國共產黨具有較深理論修養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干部，而且一直戰斗在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第一線。[6]繆伯英從“教育救國”到無政府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為革命犧牲了家庭，30年的人生歲月一直在追求“光明的路”。 原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李維漢曾稱贊繆伯英：“誠實樸素，沉著勇敢，能靈活地用公開與秘密、非法與合法相結合的策略。” 早年的繆伯英喜愛接觸新鮮事物，愛思考，以穩重著稱。曾擔任湖南省立女子師范校長的，與繆伯英同窗三載的姜國仁稱在其記憶里，當年的繆伯英不愛打扮，不愛說話，但文章卻寫的極漂亮，有些男孩子的風度。  繆伯英故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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