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所見仿古紋飾試析

東周青銅器經歷了從典型的周文化風格向列國風格發展的過程。大體而言，春秋早期階段延續了西周晚期以來的銅器風格；到春秋中期階段，銅器的形制、紋飾乃至鑄造方式都產生了明顯的變化，銅器造型愈加規整，開始出現耳、足分鑄的現象，同時各個地區之間的差異也進一步拉大；到春秋晚期階段，形成了秦、楚、晉系等列國風格青銅器。晉系青銅器是列國銅器中的典型代表，除了造型具有自身特征外，在紋飾上也有自己的突出特征。除了大量的蟠螭紋、蟠虺紋外，在山西侯馬鑄銅作坊遺址及其產品上可以見到一組具有古老淵源的紋飾，這些紋飾在銅器上再次出現，反映出設計和制作這些陶范的工匠，曾經仔細觀摩、學習當時見到的流傳下來的商代和西周銅器。分析這些資料，對于認識晉系青銅器部分紋飾的淵源及其出現的背景等問題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

“晉系青銅器”概念的提出與侯馬鑄銅遺址的發現有直接關系，除了日漸豐富的考古資料反映出銅器造型精美、工藝水平高之外，鑄銅遺址中還見有一組帶有古老紋飾的范模，這些資料在《侯馬鑄銅遺址》[1]和《侯馬陶范藝術》[2]兩書中均有報道。多位研究者曾指出，這一組范模帶有仿古的味道[3]。這些范模按照仿古紋飾及其變異程度，可以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全然模仿晚商至西周早期的紋飾，一類是仿制的紋飾出現了一些變異。

完全照搬晚商至西周早期紋飾的范模，有一組細密云雷紋襯地的夔紋范和模。《侯馬鑄銅遺址》發表有6塊范，即ⅡT41H94∶1，ⅡT9F30∶33、90，ⅡT18H42∶11、10、12（圖一∶1、3~6）；1塊模，即ⅡT12③∶5。《侯馬陶范藝術》一書中，又公布了另外一些陶范，分別出自ⅡT50H139（圖一∶2）、ⅡT90H150等單位。上述范模上有三類紋飾，第Ⅰ類是帶耳夔紋，第Ⅱ類是細長身夔紋，第Ⅲ類是鉤喙夔紋，其中ⅡT41H94∶1陶范上清晰可見帶耳夔紋與細長身夔紋的組合紋飾。

《侯馬鑄銅遺址》還著錄有一塊牛角紋范（ⅡT13H35∶9），雖然陶范已殘損，但清晰可見主體紋飾為牛首，牛角和牛耳凹陷較深，下有云雷紋襯地（圖一∶7）。相應的，這塊陶范鑄造出的銅器，牛角及牛耳會凸起，這與晚商至西周早期的浮雕型三層花紋飾很接近。

上述陶范上的紋飾，在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銅器上均可以找到十分接近的紋飾，只是多數銅器上僅帶有上述一兩種紋飾。為了節約篇幅，這里僅舉出同時帶有上述多種紋飾、年代相當于商代晚期的三件銅卣[4]，分別是陜西岐山賀家、廣西武鳴勉嶺出土的銅卣，以及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一件銅卣。賀家出土銅卣，提梁、圈足飾第Ⅱ類細長身夔紋，蓋沿飾第Ⅲ類鉤喙夔紋（圖二）[5]；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銅卣，蓋沿飾第Ⅰ類帶耳夔紋，圈足飾第Ⅲ類鉤喙夔紋（圖三）[6]；勉嶺出土銅卣，蓋沿、頸部飾第Ⅲ類鉤喙夔紋，圈足飾第Ⅰ類帶耳夔紋，蓋面及腹部飾牛角獸面紋，牛角略微凸起（圖四）[7]，紋飾風格與上述牛角紋范（ⅡT13H35∶9）相似。這些線索說明，侯馬鑄銅遺址中所見的這類春秋晚期的陶范，模仿了十分久遠的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銅器紋飾。

除了相對嚴謹地模仿晚商至西周早期紋飾的范模外，在侯馬鑄銅遺址還可以看到這樣一些范模，盡管也模仿了早期的紋飾，但出現了明顯的變異。這些范模上的紋飾有一種分解的獸面紋，但是主體紋飾非常纖細。如ⅡT12③出土的一塊范，同樣紋飾的模還見于ⅡT81H126（圖一∶8）以及ⅡT13H35、ⅡT96H470等遺跡單位中。這些陶范模的年代，也相當于春秋晚期階段。

                              二

上述帶有復古紋飾的陶范模較為碎小，鑄造的器類不清楚，加之沒有發現春秋晚期帶有這種紋飾的銅器，上述陶范模一直沒有引起大家的關注。最近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M3011出土一對高達50厘米的夔紋壺（圖五），共存的銅器有鼎13件（其中兩套列鼎各5件）、簠2件、方座豆3件、蓋豆2件、素面壺2件、鑒1件、镈鐘13件、甬鐘13件等，該墓的年代相當于春秋晚期[8]。這對銅壺的整體造型與太原金勝村M674、M673出土銅壺及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銅壺都十分接近（圖六∶1~3）[9]。但其紋飾與同出的器物以及上述形制相近的銅壺完全不同，而與上述侯馬鑄銅遺址發現的范模紋飾一致。

這對銅壺的器身除了口部和下腹的三角形紋飾外，其他部位的紋飾雖然繁復，但只有三種紋飾，而且與侯馬鑄銅遺址所見陶范上的仿古紋飾契合，分別是帶耳夔紋（Ⅰ）、細長身夔紋（Ⅱ）和鉤喙夔紋（Ⅲ）。口部及下腹的三角紋，是一種變形的分解式獸面紋，這種紋飾的構圖也與侯馬鑄銅遺址ⅡT81H126出土陶模上的紋飾相近，只是為了更好地與器物造型匹配，將分解的獸面紋做成了三角形。這組分解式獸面紋應該模仿了西周早期流行的同類紋飾，只是紋飾線條纖細，不像西周早期的分解式獸面紋那樣線條較粗（圖七∶1）。由于這些紋飾與上述侯馬鑄銅遺址發現的陶范模相似，報道中已指出從整體造型、紋飾風格乃至紋飾布局來看，這對銅壺應是侯馬鑄銅作坊的產品[10]。這是很正確的認識。

需要說明的是，陶寺北M3011出土銅壺器蓋的蓮瓣上飾有一類三角形蕉葉紋，這種紋飾在春秋晚期十分少見，可能是模仿了晚商至西周早期銅觚上常見的蕉葉紋。早期的這類蕉葉紋，有一些帶有雙目，有一些做了減省（圖七∶2~5）。器蓋口部的顧首夔紋以及作為器蓋卡扣的四個牛首也與晚商至西周早期的紋飾相近（圖七∶6）。

綜上所述，陶寺北M3011出土的這對銅壺，在整體造型上具有典型的晉系銅壺的特征，周身裝飾的紋飾淵源古老，應該是侯馬鑄銅作坊的工匠模仿晚商至西周早期階段的紋飾并重新設計、生產的結果。

                             三

侯馬鑄銅遺址不僅見有上述仿古紋飾，其實大家熟知的夔龍夔鳳獸面紋的出現也與侯馬鑄銅作坊的工匠重拾舊傳統并融合當時流行的裝飾紋樣有關。

獸面紋至遲在二里崗時期已經成為銅器上的主要裝飾紋樣，西周中期鳳鳥紋興起之后，這類紋飾就退出了舞臺。侯馬鑄銅作坊興起之后，獸面紋的重新出現和流行，顯然也是對晚商至西周早期獸面紋傳統的重新繼承。只是這一時期銅器的裝飾紋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重新流行的獸面紋添加了很多當時流行的元素，如增加與獸面紋纏繞在一起的夔龍紋或夔鳳紋，風格與同時期的其他紋飾相似，因而并不突兀。這種重新出現的獸面紋，是侯馬鑄銅作坊參考當時所見的晚商至西周早期銅器紋飾而重新設計的紋飾。這類紋飾分布也比較有規律，一般布置在比較寬大的紋飾帶上，顯得紋飾重點突出。這種廣泛使用大獸面紋的做法，在其他系銅器上尚未見到。

侯馬鑄銅遺址所見的這些獸面紋，分別與夔龍紋或夔鳳紋纏繞，或者與這兩種紋飾共同交織在一起（圖八∶1）。雖然細部變化比較多，但主體紋飾幾乎是固定的。學者曾經做過一幅這種紋飾的分解圖，將夔龍紋和夔鳳紋拆解之后，中央則是一個獸面紋（圖八∶2）[11]。

上述大獸面紋常裝飾在鑒、壺、鐘、镈等體形較大的器物上，多裝飾在鑒與壺腹部中央及鐘與镈的舞部和鼓部。考古發掘及傳世的此類器物，有太原金勝村M251出土4件銅鑒[12]、太原金勝村M674出土銅壺（圖六∶1）、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銅壺（圖六∶2）、太原金勝村M251出土镈鐘[13]、陜縣后川M2040出土镈鐘[14]、汲縣三彪鎮M1出土兩套镈鐘[15]等，甬鐘鼓部也多裝飾這類獸面紋，這里不再舉例。

上述帶有這種紋飾的器物中，有一些現象值得關注。如金勝村M251中，四件夔鳳紋鑒腹部的獸面紋朝向不一致，其中至少有一件腹部獸面紋朝上（圖九），這顯然是在合范的過程中，把整圈陶范誤置的結果[16]。另外，金勝村M674出土的銅壺（圖一○），腹部所飾的大獸面紋并未與壺的中線對應[17]。這種現象說明，在長時間制作和使用條帶狀紋飾的過程中，即便存在中軸對稱的獸面紋，但在合范時并未刻意將獸面紋放置在器物中線位置上。仔細觀察陶寺北M3011出土的夔紋壺，腹部最下一周細長身夔紋的方向顯然是放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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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紋飾朝向放反及紋飾中軸不在器物中線上的現象，在商代和西周青銅器上幾乎不存在。這種現象表明，侯馬鑄銅作坊依據古老的紋飾新設計出的這些紋飾，和商代、西周的紋飾相比，內涵已經發生了重要的改變，更多的是一種裝飾紋樣，所以在組合陶范的過程中，并不十分注重紋飾的朝向以及擺放是否對稱等問題。

                              四

侯馬鑄銅遺址中所見的仿古紋飾以及銅器上裝飾的這類紋飾，與晚商至西周早期的同類紋飾非常接近。因此可以推知，最初設計這類陶模的工匠，應當見過并反復觀摩過這些紋飾。那么，他們觀摩的裝飾這些紋飾的器物來自哪里？是偶然所得，還是來自世家顯貴？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歷史上偶然發現銅器的事件，最著名的當屬漢武帝時在汾陰后土祠旁發現銅鼎，并因此將年號改為“元鼎”[18]。因而不排除此類紋飾是侯馬鑄銅作坊的工匠，依據晉國貴族偶然所得的西周早期器物的紋飾而設計出來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鑄銅作坊的工匠直接參考、模仿晉國公室提供的樣本。周代世家顯貴擁有累代積累的銅器，這在考古發現的窖藏中已得到證實。在周原扶風莊白一號窖藏中，發現有微史家族旂、豐、墻、連續四代人的器物，年代大致相當于昭王至厲王時期；此外還有年代更早的商尊、商卣，年代大致相當于成康時期[19]。另外，在陜西臨潼西段遺址發現有一組銅器，包括成王時期的利簋、西周晚期的銅壺和王盉、春秋中期的陳侯簋等[20]。這些發現多少能說明，周代的世家顯貴有累世保存前代器物的傳統。

周代是世家貴族政治，這些世家的地位會隨著政治勢力的變遷而發生變化。晉國最大的世家顯貴當然就是晉國公室。晉國在周初成王時期立國后，盡管也曾多次發生宗室內亂，但流傳下來的宗廟祭器不至于毀壞殆盡。在春秋晚期階段，晉國公室可能仍保有從周初流傳下來的器物。這樣晉國公室控制的作坊，在重新規劃和設計銅器紋飾時，可能就以公室保留的早期器物為藍本，供作坊的工匠仔細觀摩學習，如此方能設計出形神兼備的數世紀之前流行的紋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