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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項英不是不聽中央的指示，他只是不愿意聽毛教員領導下的中央的指示。 項英看不上教員，還曾批評陳毅迷信教員。 陳毅直接地反駁道：“你不信，說明你水平太低”！ 原因很簡單，項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寵兒”，而教員從來都不是。 當年在蘇聯的時候，斯大林曾接見過項英，還送給他一把手槍。 二人似乎還有過比較深入的交談，斯大林告訴他，四川是個好地方，到那里發展是最佳的選擇。 
中國人都讀三國，讀三國的人都知道，四川是割據的好地方。 沒想到，斯大林也知道。 收到偉大統帥的贈槍，已屬殊榮，又有耳提面命的指點，項英對于斯大林和他身后的共產國際不能不發自肺腑的感激和崇拜。 因此在中國，他只想服從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派的代表。 從莫斯科回來之后，項英就成為堅定了“國際派”。由此，他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很高，一度在教員之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31年初，項英作為中央代表團的成員來到蘇區之后，就成為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是朱老總、毛教員，受項英領導。 
這時候就暴露出項英的第一個弱點了，那就是打仗不行。 所以，當年2月，在光頭組織對紅軍第二次圍剿開始時，項英居然突然想起了斯大林的教誨，認為敵我力量懸殊，主張西撤至四川。 本來，蘇區沒見過大世面的指戰員看著他腰里別著的那把槍，還一度把他視為高人，但是這樣的主意一出，項英就“栽”了。 眾所周知，紅軍沒撤，反而是在教員的領導下故技重施，輾轉騰挪，又把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國軍按在地上摩擦得鼻青臉腫。 而項英在給教員當了三個月的一把手后，就默默地“下”來了。但是，在黨內的位置仍然不低，屬于常委級別，而朱老總才是個候補委員。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 項英再次擔負重任，成為留守中央蘇區的一把手（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而赫赫有名的陳老總才是個政府辦公室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 把項英放在這么重要的位置上，王明、博古他們也是有私心的。 那時候，誰也不知道紅軍此行竟然是一去不回頭，所以，還是把蘇區交給自己人放心。 明眼人都知道留在蘇區兇多吉少，但是項英卻敢于臨危受命，不講條件、不怕犧牲，的確值得欽佩。但是，在領導蘇區抗敵的過程中，項英暴露出第二個特點，就是“軸”（一根筋）。誰都知道博古、李德他們是怎么被蔣介石趕走的，不就是“以堡壘對堡壘、以進攻對進攻”的“血拼”戰法么？如今中央走了，項英還繼續折騰著這套戰法，以留守紅軍和地方武裝的1.6萬人，繼續和國軍搞對攻。跟黨內的幾大戰神相比，陳老總打仗算是一般的。但是，畢竟跟過朱老總、毛教員從井岡山一路戰斗過來，時間一長看也看會了。項英躊躇了好久，末了說了一句：“還是給中央發電報請示一下吧！”等中央接到項英他們的請示來電時，遵義會議都開完了。重新掌權的毛教員對此也是又驚、又氣、又無語：突圍、突圍、趕緊突圍！中央的命令收到了，敵人的鐵桶合圍早就完成了。一大批留守中央蘇區的早期中共領導人在據守和突圍的過程中紛紛犧牲。曾任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在突圍過程中被捕后堅持不降，犧牲。和教員一起參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在突圍過程中先是墜崖，然后與敵人繼續搏斗，犧牲。紅軍長征時雖然慘烈，但是干部隊伍好歹保住了。而留守蘇區的戰士犧牲很多，干部隊伍，特別是最高領導層基本被打殘了。項英命大，帶著陳老總等一行幾百人，突圍到了贛粵邊的油山地區打游擊。是的，陳老總是被項英“帶著”走的。在長征前的戰斗中，他胯骨受傷，流膿發炎，行動極為不方便，要么被抬著，要么被扶著一點點向前挪動。項英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眼睛近視，還患有夜盲癥，而部隊行軍往往又在晚上。形象的說法是，這點人馬就像動物一樣活著。白天隱蔽在密林里休息，不敢留下一個腳印，不敢升起一點炊煙。從來不會在一個藏身點連過兩夜，從天黑到天明的這段時間就抓緊時間轉移。一個半盲的一把手扶著一個一瘸一拐的助手，在南方多雨潮濕的夜晚帶著一群近似野人的戰士，在布滿荊棘的密林中漫無目的地摸索前進。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項英既沒有和許多堅持不下去的人一樣叛黨投敵，比如龔楚；也沒有丟下扯后腿的傷員，比如陳老總。也就是這個原因，項英與陳老總成了最緊密的朋友和同志。雖然，新四軍時期，每次陳老總從江北過來皖南看項英，倆人都會因戰略戰術問題發生激烈爭吵。但是，吵歸吵，陳老總還要堅持和項英睡一個屋子，而項英則一邊擰著脖子和陳老總吵架，一邊給他鋪著床鋪。電臺丟了，活動的區域又遠離城鎮，當時的項英他們就像被蒙上眼睛一樣，主力紅軍是否成功轉移，是否有了新的立足點，甚至是否存在，還是像他們這樣被打散圍攻，一切都不得而知。“斷頭今日意如何“、“此頭須向國門懸”、“取義成仁今日事”，陳老總的詩，告訴后人他們那時候對于死亡的感受有多真實和真切。直到1937年，因為國共抗日統一戰線的成立，他們才被人重新找到，請下了山。領導干部最重要的素質是要能定戰略、能指方向，能聚沙成塔，能干大事謀發展。可是，項英作為留守蘇區的最高領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帶著手下這點人馬躲避敵人的搜剿、躲避叛徒的冷槍、躲避野獸的襲擊、躲避疾病的困擾，然后就是等紅軍打回來，等中央發指示。“都三年了，都沒聽見你們吱一聲，你們干什么去了？”下山后的紅軍指戰員痛心疾首地責問項英他們。
經歷了三年的游擊戰，這些留在南方八省的隊伍，雖然依然打著共產黨的旗幟，但長期脫離中央，又沒有任何指示要求，各自為戰，部隊的組織性、紀律性都成問題，成為了“散裝”的共軍。其實，這也好理解，所有的軍人都有天然的反束縛的離心力。就算是一直跟著教員的林帥，在長征的途中不也違反組織規定，密商要彭老總出來取代教員指揮紅軍么？當時，教員忍住性子，只說了一句“你一個娃娃，你懂什么？”這事算是過去了。要不是因為教員格外關照，要不是戰事倥傯，林帥這個原則性錯誤是很難過關的。因此，中央沒有派人，而是從政治地位和革命資歷，特別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的角度出發，繼續任命項英作為新四軍的實際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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