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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2年，在今天的安徽，楚國故地的項羽在逃亡的路途上，突然和長江邊上的支流較上了勁，拒絕東渡烏江回歸家園，毅然拔劍自刎，引來后人多少感慨憑吊。 差不多2100多年后，還是在今天的安徽，同樣來自楚國故地的湖北人項英，又一次和江水較上了勁，拒絕北渡長江，會師友軍，堅持要向南開拔，在項羽自刎處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不幸身死，成就了歷史的又一段迷案和悲劇。 在我們讀書時的歷史教材中，他就被提過這么一次，這樣的存在似乎只是為“皖南事變”兄弟鬩于墻的悲劇和蔣光頭的陰險、詭詐、狹隘、窩里橫做一個小小的注腳。但是歷史的確不是這么讀的，如果歷史就是如此的淺薄，中華文明也就稱不上博大精深，以史為鑒也就不會被人津津樂道。這是歷史“九連環”的最后一環，在她之前發生了了很多的事情，需要一環一環的解開。1938年10月，日本人占領武漢、廣州，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這條惡狗，被國力的“狗鏈”所限，盡管看上去還是兇神惡煞，但是實在無力繼續擴大戰果。毛教員天縱英才，早就知道日本人會有這么一天，也在一開始就把自己的部隊如撒豆一般投向了日本人的后方，在華北開枝散葉。蔣介石棋差一著，但在好一番驚惶莫名之后，還是發現了日本人的這個弱點。于是，他把自己的部隊和資源放放在日本人鎖鏈限定的范圍外，擺出了一副不戰、不和、不降的無賴姿態。同時，在江南腹地，日本人夠不到的地方，也學著毛教員的樣子搞了些敵后武裝。至于華北，因為既不是他的“老巢”舊地，也大多是平原，以光頭這么精明的人，自然是懶得搭理。國、共、日三方玩起了“斗地主”。一時半會，誰也打不贏，誰也輸不了。沒想到，1940年8月，彭大將軍突然掀了桌子，投入兵力達105個團，20萬人，搞出了個“百團大戰”。鍛煉部隊，打擊日寇、鼓舞民族士氣，教員舉雙手贊成，所以，他點了頭，彭總有了全權指揮之權。但是，教員沒想到彭總會如此熱切地追求規模和實效，把戰斗的規模搞這么大，采用的也是他一直反對的“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勝利者是不受指責的，教員雖然心里不滿，但是沒有明講出來，只是等著哪天拿出來大家討論一下。“百團大戰”是我黨歷史的一段公案，暫且不表。蔣介石本來是看熱鬧的，卻也看出了門道：這幫土八路三年前改編的時候，花名冊上領餉的不過五萬人，現在怎么突然發展到了20萬？蔣介石要搞的事情有兩樣，一個是給八路軍斷餉，讓八路軍縮編。一個是要把長江沿岸的新四軍往北趕，讓他們滾過黃河去。光頭的用心很清楚，江南一帶，特別是蘇南地區，曾是自己的核心地區，寧可丟給日本人，也不能讓中共在那里做大。“寧與外邦，不與家奴”，他的格局比慈禧大不了多少。至于華北，那是日本人控制的重點地區，讓中共去纏斗吧，自己可以坐山觀虎斗，坐收漁利。在華北，光頭的部隊都跑光了，他愛怎么調遣八路軍就怎么調遣，反正是“王八念經”，八路不聽。新四軍這邊，當時的主力部隊有兩支，一支是在蘇南靠近南京、上海附近的陳（毅）粟（裕）部隊。他們根據中央的指示，向北走到蘇北的黃橋附近，靠近山東的八路軍后，就不走了。然后，蔣介石縱兵來攻，3萬的國軍被7千人的共軍打掉了1.1萬人，狼狽而逃。這一仗叫黃橋之戰。戰后，陳粟的新四軍和北方的八路軍接上了頭，彼此照應，算是有了大后方，實力不斷飆升。此前，蔣介石曾說：“葉、項如甕中之鱉，手到擒來；而陳、粟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如今，陳粟已經魚入大海，光頭回頭看上了還在皖南紋絲不動的葉（挺）項（英）部隊，也就是新四軍軍部及其帶領的部隊。所以，皖南事變后很多人以為新四軍被團滅了，其實是錯了，受到損失的只是軍部的部隊，人數只占當時新四軍總數的四分之一左右。雖然號稱是“葉項”，但是按照我黨“黨指揮槍”的大原則，實際上主事的是項英。
一方面，與陳粟所處的是“淪陷區”，是日本人的后方不同，項英的部隊所在的皖南是國民黨的大后方。這么大一支共產黨的部隊和周圍十幾萬的國軍擠在一塊，想發展有困難，遇到摩擦也不能隨便動手，實在憋屈。還是陳毅有眼光，新四軍初創的時候，他就帶著五百人去了蘇南，在淪陷區活動，跟日本人較勁，部隊越打越大。即使國民黨來攻擊，他也可以光明正大地搞反擊。因為師出有名啊，在日本人的地盤，你國民黨不打日本人，專打中國人是幾個意思？發展好了的陳毅還穿著新軍服，嘚瑟地帶著富余的軍餉來看項英，表面是“炫富”，實際是想刺激項英北渡長江求發展。教員的意思很明白，新四軍軍部的風水可不好，一面是日本人，三面是國民黨的軍隊，住在國民黨的大簸箕里，萬一形勢有變麻煩就大了。蔣介石的意思也很明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你趁早趕緊走，走得越遠越好。如果不走，陳粟在黃橋欠下的債，就得你項英背。如此局面，項英卻始終猶猶豫豫，原地不動吧，不能發展，因為發展了容易引起國民黨的猜忌，破壞了抗日統一戰線。這個項英也不想去，與陳毅不同，項英對中央的領導還有顧慮，他不想北上挨著八路軍，讓中央能夠直接影響、指揮他這點部隊。項英與張國燾不同，他沒有直接要挾中央，而是不想聽中央的。當然，他也沒有那個本事和實力。但是，這也是“軍閥主義”傾向，只是比張國燾的程度輕點而已。所以，1941年延安整風，目標首先是沖著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教條主義的最高代表王明去的，但是張國燾的分裂行徑，百團大戰的問題和皖南事變的錯誤，也得到了整治。只是整風的時候，張國燾已經叛黨投靠了國民黨，項英已經兵敗身亡，王明也是一副不死不活不認賬的地痞德性。
爽直的彭老總問：為什么要把我們調回延安搞整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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