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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偉民 第十三章//道路曲折 艱難前行（續2） 不斷升級 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一系列會議，準備對“左”傾冒險剎車時，執行之前的計劃，紅軍并沒有停止行動。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1930年8月下旬，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合并，組成紅一方面軍，共3萬多人，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與中共總前敵委員會書記。 中央要求紅軍再次進攻長沙。剛成立的紅一方面軍兵強馬壯，也是受彭德懷紅三軍團曾經打下長沙的鼓舞，總前委積極貫徹中央精神，決定再次奪取長沙，并要守住它。毛澤東豪氣沖天地說：“占領長沙岳州，進攻武漢九江。” 紅三軍團第一次打長沙后，敵人已調兵遣將，鞏固設防，紅軍已失去進攻長沙的突然性，變成自己并不擅長的正規進攻戰。 8月24日，毛澤東和朱德命令紅軍分三路向長沙推進。抵達長沙近郊后，他們從情報中得知，駐守長沙的國民黨軍隊有6個師又一個旅，共31個團，工事十分堅固。毛澤東本想誘使守軍離開工事，再進行攻擊。但敵人沒有上當，固守不出。要拿下長沙，除了強攻沒有它途。 9月1日，攻打長沙的總攻令下達了。 翌日，大雨如注，紅軍在大雨中發起了進攻，湖南口音的吶喊聲鋪天蓋地，但進攻很快受到了阻擊。 國民黨長沙守軍早有準備，城防陣地前設置了多層防御體系，戰壕與通電的鐵絲網多達9層。沒有重炮的紅軍只能用血肉之軀沖鋒開路。在大雨中，他們前赴后繼地撲向電網，電網上摞滿了死去的紅軍官兵。城防仍然無法突破。 相持了幾天，年輕的紅軍指戰員們急不可耐，紛紛要求強攻殲敵，9月10日，毛澤東、朱德下達了“強攻該敵，奪取城垣”的第二次總攻命令。 戰斗的場面是壯烈的，又是悲慘的！ 這壯烈而悲慘的場面給朱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年后，朱德在陜北用一種深沉的語調，對前來采訪的美國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說：戰士們不顧生死地沖上前去，一批又一批地倒在敵人的炮火之下。他們試圖破壞敵軍工事周圍的電網，視死如歸，觸電而亡的尸體成了堆。紅軍甚至向農民買來大批水牛，在尾巴綁上蘸著煤油燃燒著的棉花，由士兵驅趕著沖向電網。然而，不通人性的水牛漫無目標地橫沖直撞，不僅未能沖開敵人的工事，反而使許多戰士遭殃。這種很可能是從《三國演義》中搬來的戰術，依然未能打開鋼鐵和強大電網構筑起來的防御工事。  紅軍時期的朱德 這時多路國民黨軍增援已至，再戰，紅軍則有被圍殲的危險，總前委不得不決定撤退。9月12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撤圍長沙，轉移到萍鄉、株洲待機的命令。 撤離長沙后，紅一方面軍不顧中央“回攻長沙”的指示，離開敵人軍事力量較強的湖南，回師江西，攻取守敵較少、孤立無援的吉安。 打吉安本來就是2月“陂頭會議”的計劃，只不過后來立三中央命令紅軍打長沙，才打亂了原來的計劃。吉安地處贛江中游，是贛西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打下吉安，使贛西南根據地連成一片，對于發展中央根據地具有重要意義。 在9月24日至28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并未出席會議的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說明在斯大林肯定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做法后，共產國際也開始公開肯定毛澤東的革命方式。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甚至直接建議中共中央任命毛澤東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人稱“喪門星”的李立三，其“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造成了嚴重危害，使剛剛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損失，數百名黨的優秀軍政干部被派往各大城市組織起義而犧牲了。國統區內，許多地方的黨組織因為急于組織暴動，而把原來的有限力量暴露出來，先后有11個省委機關遭受破壞，上海、武漢、南京等城市的黨組織幾乎全部瓦解。紅軍在進攻大城市時也遭到很大損失，賀龍領導的湘鄂西根據地紅二軍團，由15000人銳減至3000多人，縮編為紅3軍，洪湖根據地喪失殆盡；張云逸領導的紅7軍由7000人銳減到2000人，喪失了右江根據地；方志敏在贛東北領導的紅10軍由6000余人銳減到3000人。 李立三被招到莫斯科，接受共產國際的責問，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次又一次檢討，在莫斯科一留便是15年。他還在蘇聯30年代的大肅反中，被誣為日本間諜，坐了3年牢。 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是共產國際10月13日發出的，所以也叫“10月來信”。10月來信將7月決議對李立三的“策略錯誤”升級為“政治路線錯誤”。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線是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并表示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不滿，認為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 無奈，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作為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明確指出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是路線錯誤，而不僅僅是策略錯誤；并承認三中全會在李立三問題上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12月23日中央又發出第九十六號通告，號召全黨堅決執行國際決議，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 本來，在中國革命的許多基本問題上，李立三的觀點同共產國際是一致的，但在對當前革命形勢的估計上，在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問題的認識上，急于求成的李立三卻與共產國際分歧嚴重。如共產國際及遠東局多次指出：中國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中國共產黨正處在“把革命高漲轉變為全國革命爆發的路程上”，只有通過組織群眾、鞏固蘇維埃區域，并擴大其影響，使“全國革命形勢迅速成熟”，才能組織暴動和攻打城市。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能夠指出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而身在中國的李立三對此卻視而不見，確實令人匪夷所思。 還有令共產國際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的狂妄，他不聽共產國際的勸阻，蔑視遠東局。特別是在10月，共產國際得到了遠東局的報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各次會議記錄（向忠發、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員在會上皆有對共產國際極為不恭之語）后，發現李立三竟然沒有把共產國際放在眼里，公然批評共產國際“不了解目前革命發展的形勢”，說什么“忠實于共產國際，遵守紀律是一回事，忠實于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等占領武漢以后，再用另一種方式和國際說話”。甚至提出需要改變共產國際的路線，需要為此同共產國際作堅決的斗爭。尤其是他竟敢“指揮”斯大林，要斯大林放棄經濟建設五年計劃，出兵中國，配合中國工農紅軍的行動，這不能不使斯大林“龍顏”大怒。 李立三對共產國際的批評和把蘇聯卷入戰爭的計劃，被認為是挑戰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權威。所以，當斯大林看到政治局會議紀錄和遠東局的報告后，認定李立三等不執行國際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認識問題和策略問題，而是對國際的藐視和與國際分庭抗禮。為此，斯大林授意共產國際致函中共中央，措辭嚴厲地指責中共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相對立的路線（即立三路線），這就是著名的共產國際“10月來信”。 共產國際之所以發出10月來信，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是共產國際對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主持人瞿秋白并不信任，想把他排斥在中央領導以外。10月來信對三中全會沒有公開評論，但稍后國際東方部《關于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和李立三同志錯誤的報告》，則全盤否定三中全會，指出了三中全會的7條原則錯誤，說三中全會沒有揭發立三路線的實質等等，否定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工作。 二是共產國際想讓在莫斯科培養的、自己信任的王明等留蘇學生上臺，擔任中國黨的領導工作，以便保證“國際路線”的貫徹執行。報告雖然沒說這個意思，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在討論李立三問題時已經表現得很清楚。 共產國際雖然糾正了李立三路線，但不久后一個比立三路線更“左”、更有理論、氣焰更盛的新的“左”傾路線——王明路線又在黨內占了統治地位。此為后話。 越剿越大 江西及其他幾省紅色根據地的迅速擴大，特別是各地紅軍按李立三和中共中央的要求部署攻打大城市的軍事行動，令蔣介石大為震驚。雖然這些行動均被國軍一一瓦解，但也提醒了蔣介石，共產黨紅軍已日益坐大，再不加以剿滅，后患無窮。 1930年10月間，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取得對閻錫山、馮玉祥的勝利后，立即騰出手來，調集兵力，組織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圍剿。 紅一方面軍攻克吉安后，使贛西南根據地連成一片，為中央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業，整個江西革命形勢得到了迅速發展，蔣介石便把圍剿的重點放在贛西南蘇區。 一開始蔣介石并沒有把共產黨的那點紅軍放在眼里，他在柳河東站對自贛援豫的第55師師長譚道源說：“你馬上開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請你幫助詠庵（即魯滌平，時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引者注）負責肅清。”他當時只把江西紅軍當成地方事件，并未放在心上。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根據共產國際關于“蘇維埃中央政府應當直接建立在蘇區里面”的指示，中共中央決定選擇當時最大的贛西南根據地作為蘇維埃中心區，將來臨時中央政府也建立在此區。贛西南根據地因而成為中央根據地。 12月19日，蔣介石調集了11個師約10萬兵力，以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前線總指揮，發動了對江西中央根據地的第1次圍剿。 國軍此次作戰采取“分進合擊，長驅直入”戰術，向袁水兩岸推進，力圖消滅紅一方面軍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流域。 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則以“誘敵深入，積極防御”應對，在12月底1月初的5天內，連續打了龍岡、東韶兩個大勝仗，殲滅國民黨軍1個師，擊潰1個師，活捉了張輝瓚，粉碎了蔣介石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由于輕敵，蔣介石的第一次圍剿被紅軍輕易打破。 他要報一箭之仇！ 1931年4月初，蔣介石派其軍政部長何應欽調集了18個師另3個旅，共20萬兵力，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針，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構成東西800里的弧形戰線，兵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二次圍剿。 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后，中央根據地的領導機構有了變化。中共中央根據斯大林關于“請在蘇區成立有權威的中央局”的指示，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寧都縣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以統一蘇區黨的領導。共產國際遠東局直接參與了蘇區中央局成員名單的醞釀。確定周恩來為中央局書記，在周恩來未到位之前，由項英代理。  蘇區中央局成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1930年11月，項英離開上海，由地下交通護送，經廣東汕頭進入閩粵贛蘇區，1931年1月初抵達寧都縣，與紅一方面軍總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會合。蘇區中央局成員有：周恩來、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等。并成立以項英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同時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朱德兼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和政治部主任。 由于項英剛從上海來不久，又不大懂軍事指揮，缺乏對敵作戰經驗，所以中央根據地的軍事工作實際上仍然由毛澤東、朱德主持。由于總前委的撤銷，毛澤東的實際權力被削弱了。 從5月16日起的半個月中，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仍然采取“誘敵深入，積極防御”的方針，從贛江東岸一直打到閩北山區，橫掃700余里，連續打了富田、白砂、中村、廣昌、建寧5個勝仗，殲敵3萬余人，繳獲各種武器2萬余件和大量軍用物資，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國軍的第二次圍剿。 1944年，朱德在總結第二次反圍剿作戰能夠取得勝利的原因時說： “1931年5月又粉碎了敵人第二次“圍剿”，這次反“圍剿”也打得很好，但這時已經有些不同了，因為項英來了，發生了一些分歧。但錯誤意見未占上風，紅一方面軍仍然由毛主席領導，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勝利。這個勝利，仍然是誘敵深入，集中力量殲滅敵人，依靠群眾，依靠根據地而取得的。” 1931年2月，因在約法等問題上的沖突，蔣介石拘禁胡漢民，由此引起兩廣方面反蔣行動不斷發酵，5月初，兩廣方面連續發出反蔣通電，迫蔣引咎下野。5月28日，由汪精衛牽頭，以非常會議名義成立國民政府，國民黨內爭有演化為武力沖突的趨勢。 在國內政治爭斗中縱橫捭闔的蔣介石，卻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應付兩廣攻勢的同時，軍事上加緊對江西蘇區的圍剿。蔣介石此舉希望獲得一石二鳥之效：大批部隊南調至與廣東接壤的江西，既可參與對紅軍的圍剿，又可防范兩廣部隊北進，還可以保持對廣東的威脅。一旦剿滅紅軍后，乘勝南下，攻打廣東。紅軍繳獲敵人的絕密命令中，也證實蔣介石確有此意。此外，迅速發動新一輪圍剿，制造事端，也可堵住因拘禁胡漢民以來各方的指責，從而擺脫政治上的被動局面。因為國民黨內盡管紛爭不斷，但“剿共”是其共識，粵方在反蔣的同時，也沒有放低“剿共”的聲音，宣稱：“今日我國民革命軍人之最大責任，一曰剿共，二曰討蔣。” 于是，蔣介石在第二次圍剿失敗后不久，便迅速調集30萬人馬，其中蔣的嫡系部隊10萬人，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信重的將領參戰，蔣親任“剿匪”軍總司令，并立下消滅紅軍“當解甲歸田”和“不成功便成仁”的誓言，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圍剿。 1931年7月1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下達了第三次圍剿的總攻令。敵左、右兩翼集團向紅軍集結地迅速推進。不到一個月，各路敵軍深入根據地達70至130公里。占領了中央蘇區幾乎全部縣城和大部地區。 為報復紅軍和蘇區民眾，蔣介石多次下令對蘇區進行“大燒殺”。8月16日，他在給趙觀濤、衛立煌的手令中寫道：“大小各村莊務全燒毀，勿遺。然后移動可也。凡我軍所到之處，為匪化太深，不易防守者，皆可焚毀。” 剛打完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紅軍，還來不及休整，只好倉促迎戰。7月至9月間，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率領下，采取“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轉戰在贛西南和閩西之間，多次跳出敵人重圍，尋機殲敵，特別是8月7日到11日，5天內3戰3捷，殲敵萬余人。9月7日，紅軍一部在太和縣老盤營殲敵1個旅；隨后又在興國縣高興圩殲滅19路軍3000余人；9月15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轉移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一帶，搶先占領有利地形，殲敵3000余人。  在贛南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左）與警衛戰士在一起。 經過近3個月的纏打，蔣介石看到“剿共”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不如保存實力以對付日益尖銳的寧粵沖突，于是逐漸采取收縮戰略。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全國上下民情激憤，給蔣介石停止第三次圍剿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匆匆趕回南京，著手準備應對之策，并從江西抽調部隊加強海防，第三次圍剿也只好草草收場。 其實，此次反圍剿，紅軍也傷亡約6000人，相對于總兵力僅為3萬的紅軍來說，可謂損失慘重。因此，當國軍撤退時，中央局指示：“各部退卻之敵，只以地方武裝擔任追擊，主力則移瑞金整理。” 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是在國民黨內部再一次發生嚴重分裂的背景下進行的。雖然這次分裂沒有演變為寧粵雙方的軍事沖突，但訴諸武力的可能性始終存在。沖突刺激了第3次圍剿的迅速展開，并在早期給國軍造成有利形勢，但也嚴重影響著蔣介石的圍剿決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選擇保存實力。印證了毛澤東當年所論述的，紅軍之存在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國民黨內部的沖突，“因為有了白色政權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經過3次反圍剿戰爭之后，贛南和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了一片，根據地的范圍擴展到21個縣境，面積達5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50萬人，成為中央蘇區的全盛時期。 與此同時，閩浙贛、湘贛、湘鄂贛、鄂豫皖及湘西根據地，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全國紅軍也發展到了10余萬人。 此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見發生了變化。 共產國際執委會在1931年8月26日的決議中指出：今后紅軍將成為革命的主要動力，共產黨的首要任務是進一步加強軍隊建設，發展與鞏固根據地，建立中國的蘇維埃政府，并且在國民黨統治的“白區”把工人與農民組織起來，發動一場聲勢強大的群眾運動，保衛蘇維埃根據地。共產國際11月16日的來信更進一步指出：城市工作要與農村蘇區工作相適應。 顯然，共產國際已經注意到，在中國，必須把革命的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實行土地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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