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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三代王都，目前唯一被確認的王都是位于今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夏、周二代王都之所以難以被確認，各有其復雜的原因。夏文化的探索，目前遭遇的困難比較多；相對來說，確認周都的條件目前比較充足。  周原遺址位置示意圖 當今學術界提出的周代王都地點主要聚焦在三處：一處是位于關中平原西部的周原遺址，一處是位于西安市西南郊的豐鎬遺址，還有一處是位于河南洛陽瀍河兩岸的西周遺址。以上三處遺址，學者根據對傳統文獻的理解，目標主要集中在豐鎬地區和洛陽地區。而從考古情況看，周原遺址則擁有絕對優勢。周原遺址主要分布在寶雞扶風、岐山兩縣境內，總面積達30多平方公里，擁有岐山鳳雛、扶風云塘-齊鎮、扶風召陳三大基址建筑群，發現了九座王級大墓，擁有面積超過500萬平方的巨型都邑，出土了數千件青銅器，擁有發達的水網系統。而豐鎬遺址總面積不到20平方公里，洛陽的西周遺址面積則為6平方公里，均不能與周原遺址相比。  周原是周族的龍興之地 總的來看，目前學界利用金文材料的研究雖然比較多，但由于受文獻困擾，使得有一些問題變得異常復雜。其原因就在于傳世文獻往往受到后世的修飾，而今天我們并不清楚這種修飾出現在什么地方。因此，本文試著單純利用金文材料，來對周代王都問題進行一下分析。 筆者主要利用的資料是“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主要方法是通過對含有“周”、“宗周”、“成周”、“（王）在成周”等關鍵詞的銘文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現在，筆者先把相關統計數據列在下面：  西周青銅器分布圖 （一）根據筆者的檢索，目前已經公布的含銘文的西周青銅器共計6944件，其中有出土地點信息的不足3000件。在這不到3000件青銅器中，陜西為1238件，河南為485件，山西為382件，山東為265件，湖北186件，北京為90件，其他省份均較少，此不具。可見，陜西擁有含銘文西周青銅器數量比河南、山西、山東三省的總和還要多，處于絕對的壟斷地位。 （二）周人興起之地為“周”，其國稱“周邦”或“有周”。筆者統計到含“周”字銘文的西周青銅器共有290件，其中有出土地點信息的，陜西為109件，河南為12件，北京為7件，山西為6件，遼寧、山東、內蒙古各1件。陜西仍然處于絕對的壟斷地位。  周厲王用器?簋（陜西扶風法門鎮出土） （三）含“宗周”銘文的48件，其中有出土地點信息的，陜西為22件，河南為6件，北京為2件，山西為2件。陜西仍然處于壟斷地位。 （四）含“成周”銘文的共101件，其中有出土地點信息的，陜西為23件，河南為11件，北京為4件，山西為6件，遼寧為1件。陜西仍處于絕對優勢。 （五）西周王都究竟在哪里，關鍵的一個指標，還是要看周王在哪里的活動最多。據此，筆者以“王在”為關鍵詞進行了統計，結果發現含“王在”銘文的西周青銅器共238件，其中有出土地點信息的，陜西為99件，河南為3件，山西為2件，湖北為1件，山東為1件，內蒙古為1件。陜西仍然處于絕對的壟斷地位。僅據這一點便可知，在以”成周“為西周王都之稱的前提下，把洛邑視為西周的“成周”的傳統觀點已然不攻自破。  有“宅茲中國”銘的何尊（寶雞賈村出土） （六）熟悉西周金文的朋友知道，西周時期含“王在宗周”、“王在成周”、“王在周”銘文的青銅器比較多。目前，學界普遍認為西周時期的“成周”在洛邑，而筆者的研究結果發現是在周原（見《西周“中國”在寶雞》一文，鏈接： 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出，無論是金文中的“王在周”、“王在宗周”，還是“王在成周”，都是以陜西關中平原為中心的。以洛邑為西周之“成周”，其說并不可信。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點，筆者又對出土于洛陽含“成周”的青銅器進行檢查，結果發現多件均含有“殷成周”的字樣，比如1929年出土于洛陽馬坡的作冊申卣銘文說：
 作冊申卣（洛陽出土） “殷成周”的意思，就是到成周進行覲見。因此，作冊申卣銘文的意思就是：明保到成周進行朝見的這一年，明公賜給了作冊申鬯酒、海貝。作冊申贊揚明公的美德，于是鑄造了這件青銅卣。關于“明保殷成周”這件事情，同出于1929年洛陽馬坡的令方尊、令方彝有更詳細的記載。作冊令方尊銘文說：
 令方彝（圖源；中國青銅器全集5：131） 關于這條銘文的釋讀，過去學者們普遍的解釋是，周王于八月甲申在關中平原的周城任命明保為卿事寮，十月，明保在洛邑成周上任，然后于次日在京宮、康宮進行祭祀。完成后，又到周王處祭拜。按這一理解，至少有四點講不通： 第一，八月甲申，周王在關中平原的周城任命明保為卿事寮。十月癸未（甲申后第60日）明保在成周上任。那就意味著從關中平原到洛邑單程需要兩個月。這是否說得通？ 按《史記》記載，公元前279年，秦昭王與趙惠文王相約于澠池相會。 趙王臨行時，廉頗說，按路程計算，大王往返不超過三十日。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趙都邯鄲至澠池約360公里，往返一月，則日行約25公里，這與現代學者研究得到的結果基本吻合。從周原至洛邑從渭河進入黃河而下，從周原經渭河進入黃河，再到盟津登岸至洛邑，行程約500公里。由此可知，從周原至洛邑單程約為20日，按令方尊的記載，八月甲申至十月癸未為60日，已足夠一個往返而有盈余。 第二，按過往學者的解釋，那就意味著明保上任時周王也在洛邑，這帶來的問題是：周王需要和明保一同上任嗎？ 第三，按過往學者的解釋，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為什么明保在上任后才去祭祀祖先、隨后再配置僚屬？這在制度和程序上是否合理？ 第四，更大的問題是，按傳統的解釋，必然推出一個觀點：那就是洛邑也有康宮等大量西周宗廟，但洛邑考古從1952年開始至今已有70年，卻至今沒有發現天子級別的宗廟建筑基址，也沒有發現天子級別的宮殿建筑基址，甚至如上文所見，連有關周天子活動紀錄青銅器也極為缺乏。 實際上，以上這些解釋，學者們在一些關鍵語句中還存在重大分歧。如“公令誕同卿事寮”一句，郭沫若、唐蘭、陳夢家的解釋就截然不同。郭沫若認為誕字應讀為“出”，意思是周公讓明保出任卿事寮。陳夢家認為是個人名，把這句理解為周公明保召集眾卿在一起。唐蘭讀為“造”，解釋為以作冊令為同僚來輔佐自己。  令方尊（洛陽馬坡出土） 反之，按筆者的理解，令方尊銘文則可作如下釋讀（采用意譯，并做適當補充）：
顯然，這一釋讀可以更合理地消除上述四個問題。由此，我們也可以指出，洛陽出土的令方尊、令方彝以及作冊申卣等含有“成周”銘文的青銅器其實恰好證明洛邑不是西周時期的成周。同時，令方尊也證明了一點，康宮與成周非常近。而在大量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康宮均與“周”聯系而罕與“成周”聯系，又據應侯視工鐘銘文可知，周與成周絕不相同。因此，筆者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指出，成周只是周城內部的一個區域。 當前學術界普遍以洛邑為成周作為研究前提，結果就出現了這樣奇怪的觀點，認為西周有三個王都，即成周洛邑、宗周豐鎬和歧周周原，并認為三個地方都有周人的大量宗廟。顯然，這在考古材料上是找不到證據的，我們也看不到這方面的文獻依據；同時，康宮不見于東周王室所鑄的青銅器，也可以說明洛陽并不存在西周時期的宗廟、宮室。 洛陽出土的墓葬以及青銅器銘文（洛陽出土的青銅器以含父乙、父癸、父乙先等具有殷商遺裔特征稱謂的青銅器為大宗）均表明，這里生活著大量的殷商遺民，這與《尚書》、《書序》等文獻所說的遷殷頑于洛邑的說法吻合。而綜合各方面資料來看，如上文所論，當時駐扎在洛邑對這些殷商遺民進行管理的西周貴族應該就是周公家族。這不但從《洛誥》上能找到證據，出土的金文材料也表明洛邑與周公家族關系密切。比如上面令方尊、令方彝中的明保就屬于周公家族。同時，出土于洛邑的沈子它簋中有“周公宗”一詞，這個周公宗也應即令方彝中的“周公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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