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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豪同志，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要去哪里？有什么事兒不能明天再弄？我是情報組隊長，有什么事兒咱們必須先通氣！” 1930年4月的一天，天色已晚，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候了。上海的一間普通民居內，一個人開始著裝打扮。此時已經是初春，天氣回暖，但是此人仍然穿上了一件大衣，圍上了一條能夠遮住半張臉的大圍脖，頭上還戴了一頂禮帽。他照了照鏡子，整理了一下，準備走出院門。正好就在此時，迎面碰上了一個身材中等，帶著一副寬邊眼鏡的人。那個人略微吃了一驚后，說出了上面那句話。
這兩個人，正要出門的叫做伍豪，正要進門的叫做王庸。熟悉近代史的朋友，一定會熟悉這兩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因為兩個人的真名，一個叫周恩來，是中央特科的總負責人；一個叫陳賡，是中央特科情報組的隊長！ 在聽到同志發問后，正要出門的周恩來說道：“你來得正好！黃第洪這個人你感覺如何？他是黃埔一期，和你也算是同學吧。如今他從蘇聯回來了，想讓我給分配工作。我現在出去，就是要找他談話。” 陳賡搖搖頭，說道：“我覺得你暫時不要去！這個人我知道，在校期間就有貪圖享樂的趨勢，恐怕沒法長久和咱們做同志。我覺得，咱們等等鮑君甫同志的消息吧，讓他從敵人內部調查一下！” 周恩來點點頭。一天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這次行動真是險過剃頭！如果沒有陳賡口中的這位“鮑君甫”的話，會遭遇什么危險難以想象！那么，這位鮑君甫是什么樣的人呢？
鮑君甫本名楊登瀛，是廣東香山人。他十八歲時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畢業后曾經短暫回國參加過學生運動，但是很快又回到日本工作。在這期間，鮑君甫對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情況了解得非常深，被譽為中國人中的“日本通”。 1924年之后，鮑君甫回到國內，參加了五四、五卅兩場運動，徹底投身于大革命之中。在這一過程中，他結識了一個叫楊劍虹的人，兩人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后來楊劍虹投靠了著名的陳立夫，鮑君甫也因此和不少國民黨高層相識。這一時期，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東風加持下，全國的形勢一片大好。 1926年，鮑君甫結識了陳養山。陳養山是共產黨交通員，此前在五卅運動中受傷，此時回到上海，一邊休養一邊開展統戰工作。他早就聽說鮑君甫這位日本通的大名，所以借著工作的機會前來結識。兩個年輕人一見如故，經常在一起談論時局。
和陳養山的接觸，以及多年和國民黨高官的接觸，讓鮑君甫感覺出了兩個政黨的不同。國民黨為了發展自己，對很多方面的勢力都采取妥協的態度。漸漸地一些外界的不好思潮侵入國民黨高層，讓其有了腐化的苗頭。而共產黨的革命是徹底的，所以黨員的人格魅力普遍較高。逐漸的，已經加入了國民黨的鮑君甫，也開始向共產黨方面轉變。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對共產黨人進行了極為嚴厲的打擊！共產黨員的人數，從6萬銳減到1萬。就算是剩下的黨員，也都紛紛轉入地下活動。也就在此時，陳立夫受命組建黨務調查科，也就是中統的前身。鮑君甫因為楊劍虹的關系，出任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也就是國民黨的上海特務人員的首領。 鮑君甫此時非常矛盾。他其實早就看出了國民黨內的黨同伐異和腐化，早就不想同流合污了。但是在當時的那個形勢下，他又如何能擺脫呢？他也早就想過跟著共產黨走，但自己畢竟是個國民黨，共產黨能接納自己嗎？
這一天，突然有人敲響了鮑君甫的家門。他開門一看，正是陳養山！陳養山因為發動農民起義失敗，只能先投奔老朋友來避避風頭。之后的幾天，陳養山就住在鮑君甫家，兩人促膝長談，更堅定了鮑君甫跟共產黨走的決心！他對好友表明了心跡，陳養山權衡之下，把鮑君甫介紹給了黨組織！ 不久之后，鮑君甫就等來了自己的直接領導——中央特科情報科隊長王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陳賡。兩個人做了一次深談，陳賡很贊賞鮑君甫的態度，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陳賡要求他繼續以楊登瀛的名字留在調查科，同時還要盡快想辦法打入淞滬警備司令部，為黨組織提供盡可能多的情報！鮑君甫想到能為共產黨工作，十分興奮，答應了陳賡的一切要求。 后來陳賡將鮑君甫的所有情況上報周恩來。周恩來對這個人極為重視，決定利用組織資源，圍繞鮑君甫打造一個情報中轉平臺。很快，黨組織就在北四川路大德里設立了辦事處，由地下黨連德生擔任保鏢，張紅惠（化名安娥）擔任秘書，專門負責鮑君甫系統的情報中轉！同時，黨組織為了提高鮑君甫的社會地位，特意給他配了一輛小汽車，并且每個月給予互動經費三百塊現大洋。如果出現超支的情況，組織另行補充。這個待遇，在黨組織內部可謂絕無僅有。
為了能讓鮑君甫進一步取得敵人的信任，周恩來和陳賡可謂煞費苦心。他們經常會刻意準備一些文件、標語、革命印刷品之類的東西，然后讓鮑君甫去“繳獲”。更有甚者，還會設置一些專門配合鮑君甫的“假機關單位”以及過時的情報。鮑君甫將這些沒有實際意義的東西報上去當做自己的功績，很快就取得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信任。 有一次，陳賡和鮑君甫聯手，導演了一出將計就計的好戲。當時在上海火車站北站的華界地區，本來就有黨組織的一個宣傳機構。但是后來由于有人告密，致使機構暴露。但是誰也沒想到，接待這個告密者的單位中，也有我們的地下黨員。經過一番緊張的聯絡，地下黨員將消息告訴給了陳賡。陳賡趕緊雙管齊下：一邊讓人將重要的文件轉移走，并將其他的宣傳品全部留下；一邊通知鮑君甫，讓他趕緊向調查科上級舉報。結果可想而知，鮑君甫“又一次發現了共產黨的宣傳機構！”陳立夫對他的信任更深了！ 在從事情報工作的日子里，鮑君甫每天都在辦公室、娛樂場所、大德路辦事處之間穿梭。他會拿著從調查科或者警備司令部帶出來的情報，交給辦事處秘書張紅惠，再由張紅惠歸納整理后交給陳賡。同時，蘇區如果需要什么特別的商品，鮑君甫也會通過自己的關系幫助購買。另外，對于那些被捕的同志，鮑君甫也是想盡辦法進行營救。對于有哪些人當了叛徒之類的消息，鮑君甫更是會第一時間通知陳賡！
1930年4月，黃埔軍校一期畢業生黃第洪從蘇聯返回上海。此人本來是一名共產黨員，也是經由黨組織選派，赴蘇聯學習的。但是由于受不了清苦的生活，他早已有心投降國民黨。他回到上海后，聽說周恩來也在此地，便一邊申請面談，一邊寫了一封給蔣介石的效忠信，說自己可以約出共產黨的情報工作領導人伍豪，希望國民黨配合抓捕。 另一方面，周恩來對黃第洪還是比較熟悉的，也非常信任他。在聽說對方邀請自己見面后，想都沒想就答應了。殊不知，對方已經給自己織起了一張天羅地網！ 這是周恩來情報生涯中，少有的大意之一。這倒不是他太信任黃第洪，以至于失去了警戒的本能，而是因為此時的斗爭形勢太艱苦了。上海的情報工作雖然成績斐然，但是畢竟人手太少，很多敵人的部門中還沒有我們自己的同志。如果能多吸收一個人，便會多一份力量。正因如此，在他看到黃第洪這個熟悉的名字時，才會放松了警惕。 于是，本文開始的那一幕就發生了。周恩來穿好衣服，收拾停當，就準備去見黃第洪。如果這次他真的去了，那后果將不堪設想。所幸的是，陳賡這時候剛好過來。在陳賡的勸說下，周恩來終于答應暫緩見面，先等鮑君甫搞清楚情況再說。
而鮑君甫一方，情況正發生著戲劇性的轉變。原來，蔣介石在接到黃第洪的效忠信后，非常重視，便交代中統大特務徐恩增處理此事。而徐恩增恰恰把接待黃第洪的任務，交給了鮑君甫！這可當真是冤家路窄！鮑君甫在拿到黃第洪的所有材料后，馬上就開車趕赴了陳賡處。他在巷口沒有進去，而是用汽車喇叭打出了信號。陳賡剛剛勸住周恩來，就聽見了鮑君甫的暗號，于是就馬上出去接頭。等他再回到周恩來身邊的時候，手里已經多了一個大信封，里邊全是黃第洪叛變的證據。周恩來看了這些材料后，恨恨地說了一句：“這個叛徒！”然后就安排紅隊行動，除掉了黃第洪！ 鮑君甫憑借著自己的機智和社會關系，博得了中統高層的賞識。陳立夫、徐恩增甚至將和租界巡捕聯絡的工作也交給了他。鮑君甫也利用這一點，結交了巡捕頭目蘭普遜，并多次營救出了深陷租界監獄的共產黨人。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著名的革命家關向應和任弼時。 1931年4月，情況急轉直下。中央特科紅隊隊長顧順章在外出執行任務時，竟然迷戀上了一個女人。為了滿足這個女人的需要，他開始拋頭露面的表演魔術掙錢，結果就被國民黨的情報機關盯上了。不久之后，顧順章被捕了。誰也沒想到，這位號稱特工大師的老革命，竟然極為輕易地就叛變了！顧順章故作姿態，強調自己的情報必須見到蔣介石之后才能透露。并且說在他說話之前，一定不能向南京方面通報。但是特務們為了邀功，當天就將情況電告南京。這一舉動，讓周恩來領導的地下組織有了喘息的機會，因為第一個得到消息的，是地下黨的傳奇特工錢壯飛！
錢壯飛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時間將情況反映給了自己的聯系人李克農。隨著李克農的進一步上報，周恩來迅速行動，在短短的一天時間之內，就將大部分機關轉移，把損失降到了最低。而鮑君甫作為一個外圍情報員，也接到了即將暴露的通知。 對鮑君甫的示警，是陳賡親自去的。當時，陳賡很關切的勸說鮑君甫：“你為我們做了這么多事，一旦被抓了，是十分危險的。如今我們的機關都轉移了，此地實在不宜久留，你還是找個地方躲一躲才是。” 對這件事，鮑君甫的反應卻是十分冷淡的。他自信，以自己和楊劍虹的關系，以及楊劍虹的后臺張道藩的關系，足夠保證自己平安無事。于是他說道：“我哪兒也不會去的，就呆在家里。我就不信，一個初來乍到的顧順章，能斗過葉茂根深的張道藩！”
陳賡見勸不動他，便說道：“你執意不想走，也可以。你不是共產黨員，這一點比較有利。如果顧順章咬你，你就反過來咬他，其他的一句也不要多說！請你放心，日后肯定是我們共產黨得天下，我們不會忘記你的。” 送走陳賡，鮑君甫仍然不慌不忙。結果當天下午，中統行動隊的人就砸開了他的房門，以“告密者”的罪名拘捕了鮑君甫。 不久之后，鮑君甫被關進了南京憲兵司令部。事實上，對他的打擊確實是雷聲大雨點小。他畢竟是陳立夫、張道藩、楊劍虹這一系統上的人，如果坐實了他是共產黨的話，這些的面子上都不好看。所以，鮑君甫在獄中沒有受到嚴刑拷打，反而過得還不錯。不久之后，和他熟識的陳賡也被抓了進來。敵人對待陳賡，可不像對鮑君甫一樣客氣，動輒就是嚴刑拷打。鮑君甫看不下去，便動用關系，給陳賡免去了不少酷刑。陳賡感動地說：“今后，共產黨是一定要得天下的，到那時我們決不會忘記你。” 不久之后，鮑君甫就離開了憲兵監獄。原來當初將他弄進特務機關的張道藩，為了自己的臉面，出面死保鮑君甫。他對陳立夫和蔣介石說：“楊登瀛（既鮑君甫）就是一個情報販子，干事兒就是為了錢，不是大罪。而且，他也沒少給我們做事，還是有功的，應該寬宥。”最后兩位大佬禁不住他的軟磨硬泡，同意釋放鮑君甫。而徐恩增方面，也同樣是一路綠燈。就這樣，鮑君甫被釋放了。但是，特務的核心部門他是呆不了了，只能被安排去反省院當一個副院長。從此以后，鮑君甫脫離了情報工作，也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生活漸漸變得簡單而平淡。
抗日戰爭打響后，國民黨特工總部西遷而走，而鮑君甫則作為一名棄子被留在了南京。他在日本鬼子的鐵蹄下艱難的生存著，花光了所有的積蓄。抗戰結束后，國民黨重返南京，但是誰也想不起來還有鮑君甫這么一個人，他只能是繼續窮困潦倒。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鮑君甫的所有社會關系都斷了，只能是擺起一個小煙攤，辛苦度日。 1951年后，人民政府發布通知，開始登記曾經在國民黨政府任職的人。這次登記，實際上是給那些曾經犯過歷史罪行的人一個自首的機會。鮑君甫此時覺得，自己曾經為共產黨做過事，不應該算國民黨系統的人了，就沒有去登記。結果登記期限一過，他就被抓了起來。畢竟當初那些隱秘戰線的事情，知道的人范圍有限。 在審訊室中，鮑君甫表示，自己曾經在1928年到1931年期間，幫共產黨做過事。并且他還說，陳賡和陳養山可以出面為自己作證。審訊人員為了核實問題，親自找到兩位首長了解情況。陳賡和陳養山這才知道，原來鮑君甫還在人世！他們不但寫了材料，證明鮑君甫確實曾經是我黨的情報人員，還指派地方，為鮑君甫的生活提供保障！
1956年春天，老干部們在北京舉行聚會，陳賡特意指派南京軍區，將鮑君甫接到北京一聚。就這樣，分別了25年的同志們再次聚首！他們回憶起當年的戰斗歲月，感慨良多。后來陳賡、陳養山和安娥共同出面，通知南京市公安局，每個月給鮑君甫提供100元生活費。而安娥更是每一年都會拿出自己的積蓄，為鮑君甫一家添置棉衣！ 1969年，鮑君甫病重住院，眼看著就要不行了。在臨終前，他把孩子們叫到跟前，說道：“我不是特務，也不是叛徒，更不是什么內奸！但我到底算一個什么人，現在自己也說不清楚。但是，周總理是知道我的……。”而已經是新中國總理的周恩來，也確實沒有忘記他。在一次和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的談話中，他提到了很多機密的名字，其中便有鮑君甫。周總理還說了一句很語重心長的話：“一切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你們都要不要忘記他們。” 鮑君甫的一生，確實很難總結和定性。他是中統在上海的特務頭子，但卻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人員！他的生活并不如黨員一般自律，花錢如流水，但卻也能為了營救共產黨人而一擲千金。可不管怎么說，鮑君甫對于中國的解放事業是有功的，他也同樣值得后人的尊敬和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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