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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鳴謙】 洛陽劫難的記錄 安史叛軍由幽州起釁，戰火遍及整個中原地帶，包括長安、洛陽兩京。 相比長安，洛陽因為位居天下之中，成為兵家必奪之要地。唐軍與叛軍頻頻在此展開拉鋸，因此洛陽受創最巨。 天寶十四年（755）十二月十二日，安祿山攻取洛陽。第二年元旦，即自稱雄武皇帝，國號大燕，定都洛陽，年號圣武。 至德二年（757）正月，叛軍發生內亂，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死。為收復兩京，唐肅宗向回紇求援借兵，許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 唐軍和回紇軍九月二十七日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安慶緒逃往鄴城。 回紇依照前約將要搶掠長安，太子李豫勸止說，如若屠殺長安百姓，洛陽百姓將會死守，以此為理由，將劫掠地點由長安改成了洛陽。《資治通鑒》記載較詳：
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叛亂再起，洛陽再次陷落。叛軍盤踞 3年后，寶應元年（762），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唐軍再次依靠回紇兵收復洛陽，次年安史之亂徹底平定。 經安史亂兵和回紇兵的數度劫掠、摧毀，洛陽人口銳減，李庾《東都賦》有記錄：
深究安史之亂的禍亂根源，實由唐玄宗在天寶年間施政昏聵、剛愎自用造成。行政一味交托權相李林甫，而邊鎮則一味信用番將，無所節制。它造成的動蕩和毀壞，比之西晉“永嘉之亂”更為嚴重。自李唐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前后已承平140年，安史之亂與晉末北方少數民族南下不同，性質屬于帝國內亂。正因為猝不及防，所以對唐人造成的心理震動尤為劇烈。 李白、杜甫的詩歌創作，都可以安史之亂為節點分為前后期。這是時代大事件對文學創作造成的直接影響。 安史之亂就李白人生與創作的尾聲段落，他在洛陽收復的一個月后去世，終止了他的洛陽書寫；而洛陽對杜甫具有故鄉的意義，歸洛之思成了他后期創作的一個旋律主題。杜甫晚年的偉大篇章，很多都以洛陽作為地理空間的指向與感情寄托的所在。因為結合了自身與家族、國家的命運，飽含了深摯的感情分量，在杜甫心目中，洛陽的重要程度要遠超過西京長安。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藩鎮之患 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國運由盛轉衰，并引發了后續的連鎖反應。 一是周邊地緣環境的惡化。 為平定內亂，唐廷“盡征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國靖難”，將原來駐防在西北地區的精銳部隊內調，由此造成了邊疆防御空虛。廣德元年（763）九月，安史之亂剛被平定，代宗剛剛登基，吐蕃就趁虛進犯，連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占據河西、隴右，還突入長安 15 天。此次入侵雖被擊退，卻開啟了唐藩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拉鋸戰。 吐蕃、羌戎的崛起和東進，也使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被阻斷，安西三鎮抵抗多年，到唐德宗貞元六年（790）相繼陷落。 二是未能徹底剿除安史余黨在河朔的勢力，尾大不掉而形成藩鎮割據。綏靖政策下，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張忠志據成德，李懷仙據幽州，皆領節度使之職，任由其繼續控制河北地區，致使 “河北三鎮”重又坐大。其后如淄青李正己、宣武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也都擁兵自重，又形成東南割據。 中唐至晚唐，洛陽因為距離各藩鎮較近，東部一帶的叛亂此起彼伏，戰事頻仍。 元和十二年（817）至元和十四年，先是裴度、李愬大敗吳元濟淮西軍，過后又攻滅據守平盧、淄青的李師道，兩河之間復為王土。此后，洛陽作為商業經濟樞紐的地位得到恢復。雖然皇帝再無巡幸之事，洛陽政治地位明顯下降，但眾多被排擠出長安的官員分司來到洛陽營造私園的同時，彼此詩文唱和不斷，亦讓洛陽在武則天朝位居“天下神都”的一個世紀后，再度迎來了一次小型的文藝復興。以下我們談論韓愈、孟郊、賈島、盧仝、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商隱時，會發現很多這方面的材料。
影視劇中的武則天形象 到晚唐時，藩鎮割據復熾，洛陽因處于“四戰之地”再起硝煙。 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黃巢相繼起兵。廣明元年（880），黃巢攻克洛陽。同年，“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焚掠市肆”；中和四年（884），“秦宗權命將出兵，寇掠鄰道，孫儒陷東都，所至屠鵝焚蕩，殆無孑遺”。 其后孫儒、李罕之、張全義各系軍閥相互交爭，洛陽重陷于戰火之中，“野無遺稈”，“寂無雞犬之音”。到張全義出任河南尹時，洛陽已是“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四野俱無耕者”。 在晚唐五代初，歷史再度輪回，銅駝再次埋于荊棘。 轉型意識的特征 不同于“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因為是帝國內部的崩解，亂后對國族心理意識的影響極為深遠。這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關系。 一個是政治上強調“尊王攘夷”，強化儒學為唯一合法性的道統。這是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范疇，此處不展開。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同時出現的文化保守傾向。 我們常說李唐王朝是融有少數民族（主要是鮮卑）血統和文化的一個雜糅型政權。安史之亂以前數百年的確運行的是這樣胡漢并存的體制。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總趨勢是民族大融合，隨著南北政權的統一，社會觀念漸漸匯于包容與混同。這是文明體的螺旋上升。 但這個進程被安史之亂打斷了。 進入中唐以后，譬如對待胡族、胡風的態度就與盛唐完全相反，出現了一系列的反撥調整。在經歷了安史之亂的李白、杜甫的筆下，已可發現明顯的“胡”與“漢”的對峙傾向，而在中唐詩人的詩文中，類似的措辭和表達更是頻頻出現，這說明華夷分立的觀念已成為時代主流。 由此，中唐過后的文化思潮就出現了不同方向的演變。 首先，就是對初唐流行的胡服、胡風的諷刺撻伐。《新唐書》 “車服志”的記載比較典型，梳理了唐代婦人服飾的變化趨勢：
最后一段將安史之亂的緣由歸結于婦人著胡服，認為是“服妖”。這當然是偏狹的妄談，沒有什么邏輯性。不過，這卻是亂平之后唐人（官方和民間）的普遍看法。
唐騎馬女傭，圖自《唐詩洛陽記》。 中唐時，元稹和白居易聯手，以消除政治積弊為目的，提倡新樂府，就曾掀起過批判胡旋舞的熱潮。元稹作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胡旋女》，直指天寶末年的胡亂與胡女胡旋舞的關系（這是多么跳脫離奇的聯想）：
還有白居易，他也作有一篇《胡旋女》：
白居易是批判胡旋舞的首倡者還是應和者，已不可知了。他這首詩比元稹詩揭露得更深。善跳胡旋舞的那兩個人即安祿山和楊貴妃，一個“迷君眼”，一個“惑君心”，仿佛事先預謀好的對舞搭檔，白居易認定他們為罪魁禍首，唯獨不批判那個糊涂昏庸的君王。從最后第二聯“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來看，到元和時，胡旋舞仍然流行，無法徹底禁絕。
莫高窟第220窟(初唐)壁畫，一些學者將之視為胡旋舞。 其次，在排斥胡風胡俗的同時，激進者進一步將之擴大化，進而開始排斥已經輸入中土數百年的佛教，斥為“胡人之教”。“排佛”由此成為風潮，代表人物有唐肅宗時的張鎬，唐憲宗時的韓愈，唐武宗朝的李德裕、杜牧，唐宣宗時的孫樵等。 關于排佛，引領“古文運動”的韓愈表達得很直接。元和十四年（819），韓愈有上呈唐憲宗的《論佛骨表》，又作有諷刺僧侶的詩《贈譯經僧》：
這首詩如同唐代的口水詩，幾乎全用俚俗口語，尾聯“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就是以他為代表的排佛者的心聲，將佛教看成了異己冗余之物，極欲排除摒棄。 再次，是帶有濃重的文化保守色彩的“古文運動”。 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倡導者們，以重樹儒學道統為旨歸，在文化上竭力排除所有外來異端，這些冠以“復古”之名的主張獲得了中唐社會士人（尤其是中低層寒士）的響應與支持。其表面是一場文學運動，背后卻涌動著社會思想風潮的激烈碰撞。 針對古文運動的深層背景，引用兩位學者的見解作參考。 一位是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在《中國文學入門》一書中對古文運動的生成機制有簡潔扼要的評語：
另一位是陳寅恪先生，其在《論韓愈》一文中剖析得更為精確：
韓愈自然是思想上的提倡者和激進者，而陳寅恪先生未提及的李德裕等朝中干臣雖然與古文運動關涉較少，卻是后來實際推助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實施者。事實上，類似中唐這樣的“斥蠻夷、排佛教、樹道統”的思潮，在后世也屢有重興和再現，比如宋代理學、明代心學的形成，也都可以歸結到這條延長線上來理解。 由有二：一是身在洛陽，更能引發強烈的歷史感懷；二是分司官任內，較有閑暇來撰寫賦文。 李庾生年比韓愈要晚，從他寫成的《兩都賦》的內容主旨來看，也可歸入中唐“古文運動”的脈絡中。 本文摘編自《唐詩洛陽記：千年古都的文學史話》——
《唐詩洛陽記：千年古都的文學史話》書影 作者：馬鳴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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