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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主席在革命戰爭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寫下了大量詩篇。1957年1月12日,他應詩人減克家之請,抄錄他在革命戰爭年代寫下的詩詞18首,在當年出版的《詩刊》創刊號上發表。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刻字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1964年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時出版《毛澤東詩詞》,當年外國文書籍出版社即翻譯出版了英譯本,受到國內外讀者的歡迎。在“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群眾寫信要求郵電部門發行毛澤東手書體詩詞郵票。1966年12月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毛澤東《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手書詩詞,更加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當晚,郵電部郵政總局一位副局長打電話給郵票發行局一位副局長說:“今天報紙上發表了毛主席的詩詞。你們是不是考慮用毛主席親筆寫的詩詞發行套郵票?”這位領導人曾經不同意發行“毛主席語錄”郵票,現在主動提出發行毛澤東詩詞郵票,郵票設計室的同志都很高興。當晚大家即決定:“元旦后設計樣子,擬信稿,給江青同志看,轉請主席選幾首”。1967年3月22日,郵票發行局生產會議討論修訂1967年郵票發行計劃時,即決定“發行《毛主席詩詞手稿》郵票一套12枚”。這12首詩詞,據郵票設計者孫傳哲當年寫的備忘錄證實是“根據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全部主席詩詞手稿12種”確定的。文物出版社從1965年7月至1967年曾先后出版了12首毛澤東詩詞掛圖,郵票設計者即據此選擇這12首,并進行觀摩設計。在1967年5月6日的生產會議上,設計者、設計室主任孫傳哲作了設計說明,決定除已同意原設計的12首詩詞外,增加《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首共為13首,連同毛主席像一幅,全套共為14枚。 從郵票題材內容來看,13首詩詞是毛澤東寫作的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上乘之作。毛澤東的詩詞就體裁形式而言,是使用了傳統的古典格律,就其內容來說,則屬于現代范疇,是用“古典形式”寫作的現代詩詞”。郵票中選用的13首,大部分寫作于革命戰爭年代,小部分寫作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其中寫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反映這一時期以及青年時代革命斗爭生活的有《沁園春·長沙》(1925年)、《菩薩蠻·黃鶴樓》(1927年春)《采桑子·重陽》(1929年10月)、《清平樂·會昌》(1934年夏)、《憶秦娥·婁山關》（1935年2月)、《七律·長征》1935年10月)、《清平樂·六盤山》(1935年10月)、《沁園春·雪》(1936年2月)8首;寫于解放戰爭時期的有《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1949年4月)1首;寫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有《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水調歌頭·游泳》(1956年6月)、《七絕·為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1961年9月9日）、《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4首。
從郵票設計和印制來看,它是忠實于原作,并將原作創造性地展現于方寸之上的優秀郵票。毛澤東不僅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書法家。他的書法氣勢非凡,成為一代毛體書法之偉跡。特別是文7《毛主席詩詞》郵票上的手跡,都是作者在六十年代于書法上達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時期抄錄的,使詩詞與書法相得益彰,達到完美的統一。 設計者孫傳哲為了在方寸上完美地展現毛澤東的偉大藝術作品,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在1967年5月4日郵票發行局生產會議上,曾提出3個問題:一是鑒于有的出版社把毛澤東詩詞經過剪裁拼合,感到很不尊敬,很不嚴肅,故決定在郵票構圖形式上一律按原作縮小,不作更動;二是這套郵票枚數較多,如一時印不出來,可分為兩組發行;三是《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首因文字排列篇幅較長(共29行),構圖形式無法按原作縮小,可否放在下套郵票發行?經大家討論后決定,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12首一次發行,《人民日報》發表的《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一首也同時發行;除《滿江紅》上、下兩闋分作上、下兩排外,其余均按原作縮小構圖;關于孫傳哲匯報中提到的這套郵票第1圖選用毛澤東正在寫作詩詞的照片,大家認為“增強了詩詞的藝術效果,使人感到特別親切”,一致同意。后來有人提出,這幅照片是不是毛澤東在寫作詩詞,搞不太清楚,故在上報時,圖名用作“毛主席像正在寫作詩詞”,在郵電部軍管會發行文件上又改為“毛主席在工作”。實際上這幅照片是毛澤東于1961年在杭州手書古詩詞。據中央檔案館出版的《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一書“出版說明”所言:“毛澤東同志在工作之余,曾憑記憶書寫大量古詩詞”,僅該書選入的即達117首。 為了印制好毛澤東詩詞郵票生產會議決定,第1圖“毛主席在工作”用影寫版套色精印,其他13圖用雕刻版三色套印,并采用白地黑字,體現中國書法特點,合乎原作精神,看起來也穩重大方。但所選毛澤東詩詞長者114個字,短者也有28個字,且字的結構有大小、疏密;筆劃也有長短粗細;筆勢有虛實、動靜,時而一瀉而下,表現淋漓之氣,時而方筆棱錚,表現陽剛之美,如何在雕刻版上盡顯原作風采,實在不易。當時的雕刻版都是手工雕刻,孔紹惠、髙品璋、孫鴻年三位雕刻師兢兢業業,伏案工作,認真對照毛澤東書法的結構特點,運用寬窄、長短粗細深淺等形態各異的點和線,在鋼板上刻制描繪,準確地表現出毛澤東書法的游龍走風。郵票廠工人也克服許多困難,努力提高制版成功率,做到確保質量,按時完成了印制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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