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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與彭德懷二位元帥，同為共和國的“軍界元宿，塞上長城”，他們在革命生涯中都立下了令人稱道的豐功偉績。 然而，由于各自的秉性、文化素養、處世風格不同，在錯綜復雜的戰爭年代，兩人在若干問題上產生了一些分歧與誤會，甚至還發生了一些沖突。 劉伯承年長彭德懷六歲，革命資歷深厚，入黨前已經是享譽國內的川中名將與赫赫“軍神”，后又有“黨內孫吳”之稱。
南昌起義失敗后，劉伯承去了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歸國后，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協助軍委書記周恩來掌管軍事，后到達中央蘇區。 在1932年10月著名的“寧都會議”上，劉伯承僅作為紅軍學校校長列席，但卻以軍事專家的身份，協助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為打倒毛澤東出了一把力。 不久，劉伯承接替葉劍英出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與朱德指揮紅軍應對即將到來的第四次反“圍剿”。 臨時中央對劉伯承的器重，實際上把他作為軍事上洋派代表人物推到了“土洋之爭”的風口浪尖。 此時的劉伯承，懷著一種提高紅軍戰略戰術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紅軍的各種刊物上，發表了一些針對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等人“游擊主義”的理論文章。 批評他們是“一種狹隘守舊的經驗主義戰術”，“一種有害于反'圍剿’革命戰爭的右的傾向”，指斥這種戰術的最大害處就在于不能打正規戰，不能實行大兵團集群作戰。 時任紅三軍團長的彭德懷深為不滿，憤憤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打下去，與國民黨硬對硬地拼，紅軍這點老本就要輸光了，我們在中央蘇區摸索了5年，真是卵子都摸熟了，就他劉伯承行，那是口里說話牙齒不痛?！?/span> 林彪也傾吐出心中的不快：“游擊戰有什么不好！紅軍就是靠游擊戰起家的，從井岡山打到中央蘇區，我們就靠這個拿手好戲?，F在好了，要打正規戰，拿什么與人家相比？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span> 應該說，兩位主將說的都是真心話，他們多年來追隨朱毛對游擊戰爭已經有了深刻領會，從實踐中他們已經領悟到了游擊戰的真諦，因而對劉伯承的文章大為反感。 這件事使彭對劉伯承形成了先入為主的不佳印象。
接下來是反“圍剿”戰爭的進行，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受中央命令攻打南豐。 激戰大半夜，三軍團雖傷亡400多人，犧牲了三師師長彭敖和兩個團長，但戰果不見成效。 這次，彭德懷更是視劉伯承為洋派教條主義的前臺人物。 他跺著腳罵道：“照這樣打下去，我們三軍團的老本都要打光了！么子正規戰、攻堅戰，全是劉伯承在瞎指揮！由著他這樣搞下去，我們打得個鬼贏？！趕快給我撤！” 其實彭德懷并不知道，劉伯承跟周恩來一樣，事先也是不贊同強攻南豐的。 他把自己的看法向任弼時、項英講了，但他們聽不進去。不過，彭德懷對此毫無所知，因而把這一錯誤的戰略指揮，算在了劉伯承的頭上。 戰后，彭德懷批評劉伯承的那些話，傳到了劉的耳里，劉伯承也回了一句：“紅軍本來就存在著游擊主義的現象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這有什么不好的？” 不料此話又被傳播者傳走了樣，容易急躁致怒的彭德懷聽了以后，自然在心里又增加了幾分惱怒。 彭德懷在軍事理念上把劉伯承看成是洋派教條主義的干將，的確是一種不明就里的誤解。 事實上，在攻打南豐受挫和第四次反“圍剿”最終獲勝后，劉伯承也認識到了過去對游擊戰的看法有所偏頗。 他承認中央蘇區之所以接連四次打破敵人“圍剿”，完全來自于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和靈活多變的游擊戰術，不然的話，中央蘇區早就不復存在了。 他的反躬自省是真誠的，因此思想上的轉變也是真切的。 所以，在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中央蘇區成為主宰蘇區軍事指揮的“太上皇”期間，劉伯承對其大打正規戰、攻堅戰的一套持反對態度，在職權范圍內屢屢糾正李德的錯誤部署。 以致于這位洋顧問對他非常惱火，甚至當眾譏笑他，說他還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材生，還是紅軍的總參謀長，水平還不如一個普通參謀！ 事后不久，劉伯承被免掉了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降為紅五軍團參謀長。 遺憾的是，由于一直處于緊張的戰事之中，劉伯承沒能主動找彭德懷交流看法，解釋前嫌，性格倔犟的彭德懷也未能尋機與劉伯承溝通思想，消除隔閡。
隨著抗戰的爆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接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領導。 此時的彭德懷與劉伯承，昔日的上下級關系發生了一次置換：彭出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則出任129師師長。 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彭德懷作為副帥統攬全局于內，劉伯承則作為主將領兵作戰于外，相互間的服從與配合基本上是默契而融洽的。 彭德懷曾多次到129師視察工作，傳達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指示與對敵軍事部署。 1943年9月間，彭德懷與劉伯承奉命從前線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二人曾在山西太谷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相遇后，一路上在和諧的氣氛中相處了八九天。 遺憾的是，由于個性上的殊異，兩人沒有坐下來推心置腹地好好溝通，錯過了相互消除隔閡的最佳時機。 緊接著，又一次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歧見，出現在兩位八路軍主將之間。 事情是由劉伯承的一個報告引發的。 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進行高干整風運動，由劉伯承代表129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作工作報告，對七年來的抗戰加以全面總結。 劉伯承的報告涉及到許多方面，其中一個敏感的問題，是前幾年就在黨內軍內引起爭議的“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是1940年8月至12月，由彭德懷策劃并一手指揮的一個區域與時間跨度很大的戰役。 此戰，八路軍出動105個團40萬兵力，經過3個月的連續艱苦作戰，殲滅日偽4.3萬余人，拔除敵方大據點近300個，破壞了正太、平漢、同蒲等公路、鐵路交通線。 此戰打破了日軍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拖住了日軍向西北、西南進攻的后腿，有力地遏制了投降妥協的逆流，堅定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決心。 劉伯承在肯定百團大戰的功績的同時，也毫不隱諱地指出了其中的缺點。 缺點中，如過早地暴露了我軍實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瘋狂報復，事實上幫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忙，對日軍進攻方向作了錯誤估計而過早發動戰役等等。 并且還提到了指揮上的失誤問題，包括沒有發揮游擊戰與正規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等。 百團大戰期間，劉伯承的129師作為正面作戰的八路軍主力，與其他部隊相比，兵力損失較大，而且有的傷亡是可以避免的。 期間關家垴戰役，就是由于彭德懷一次蠻橫指揮造成了129師不必要的損失。 那是1940年10月30日，129師的6個團在彭德懷嚴令下匯集關家垴，圍殲日寇600來人的岡崎大隊。 日軍火力極其猛烈，壓制了我軍的多次進攻。彭德懷憤怒不已，下令再次強攻。 劉伯承急了，在電話里說：“彭總，不能這樣打，這種攻堅太不值了，到了晚上再收拾他們?！?/span> 彭德懷在電話的另一端則喊道：“不能等，一定要現在拿下來！”劉伯承來火了：“你這是賭氣，蠻干！” 彭德懷聽了也咆哮起來：“拿不下關家垴，我撤你129師的番號！”說罷扔下了電話筒。 劉伯承這時也非常氣憤，淚水都溢出來了：“這個彭德懷，真拿他沒有辦法?！?/span> 在彭德懷的指揮所，副總參謀長左權委婉嚴肅地批評了彭德懷，彭德懷當時后悔不已地說：“打完了仗，我向他請罪去！” 129師后來基本殲滅岡崎大隊，但傷亡也超出了對手。 戰后，彭德懷見到劉伯承時，握著他的雙手滿懷歉疚地說：“伯承兄，小弟向你賠罪了?！?/span> 劉伯承語言有些顫抖地說：“彭總，別這樣說……”戰后，盡管劉伯承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但129師的官兵對彭德懷意見很大。 劉伯承報告中對百團大戰的批評，并不是針對彭德懷的，是對整個晉冀魯豫抗戰工作的總結。而且，劉也對這些問題結合自己作了自我批評。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隨后報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源于在報告中提及百團大戰，具有兩個特殊意義。 一是這是黨內軍內在正規的場合首次對此戰作出批評性評論。 對于百團大戰，當初幾乎所有人都唱過贊歌，毛澤東也曾作了喝采，并以中央軍委的名義給彭德懷發過電報：“百團大戰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斗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百團大戰引起的后續問題相繼暴露出來，因而在黨內軍內形成了頗大的爭議，但這些爭議都是非正式場合的。 劉伯承的報告則是首次在會議上提出意見，其性質當然特殊。 二是劉在報告中提到的游擊戰與運動戰結合不夠的問題，很快地引起了中共主要領導特別是毛澤東的共鳴。 抗戰初期，毛澤東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而彭德懷在這種轉型時期對游擊戰的概念把握得不太準確，對王明提出的“運動戰為主的戰略”沒有加以反對，毛澤東對此是有看法的。 因此，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于彭在游擊戰問題上以及百團大戰的批評，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 百團大戰的爭論給彭德懷帶來了巨大的政治麻煩。 1945年2月至7月，即中央“七大”召開前后，在延安斷斷續續召開了為時43天的“華北工作座談會”。 會議原本是為了總結華北敵后抗戰工作，但由于康生的發難，加之受到中共整風運動中“左”的因素的影響，轉變為一邊倒的對彭德懷的批判會。 會議將批彭的鋒鏑指向“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將彭德懷傳達過王明的講話批評為執行王明路線，將彭的工作失誤批成錯誤路線，將彭與毛澤東工作上的不同意見批為鬧獨立，等等。 甚至一度出現否認一切的極不正?，F象，連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也成了“帶著入股思想投機革命”，“彭得華”的名字，被“上綱”為包含著政治上的狼子野心。 百團大戰更成為批評的焦點?？陀^地講，到了這個時期，對于大戰的批評完全脫離了當時的環境，而是根據后來變化、發展了的情況，以苛求的態度，對以前的事情作出難以服人的攻擊。 如“百團大戰是背著黨中央、毛主席打的”、“大戰的動機不純，意在樹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指揮魯莽、蠻干”等，有的還扣上嚇人的帽子。 歷史上的不少事情，往往需要經過后來時局的發展，才能看得比較真切。華北座談會在百團大戰問題上對彭德懷的批評是有失公道的。 華北座談會雖然對批評彭德懷的那些東西沒有作出正式結論，但這次會議對彭德懷后來的政治生涯起著重要的潛在影響，為彭德懷后來的政治罹難播下了種子。 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個戰役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百團大戰曾經為華北的抗戰局面作出過不可否認的貢獻，到頭來卻被批得一錢不值，還被扣上了無法接受的帽子，性格耿直的彭德懷當然想不通。 因為對百團大戰的批評最初是由劉伯承在公開場合提出來的，盡管以后那些越來越走樣的東西并非劉伯承所講，但彭德懷對劉的不滿是可想而知的。
彭德懷心中的怨氣后來都帶到了朝鮮戰場上。期間，王近山的三兵團60軍180師隸屬于劉伯承的二野，在一次戰役中幾近全軍覆沒。 彭德懷批評王近山時，含沙射影道：“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么會打敗仗？” 再后來的1958年，在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解甲歸田在南京辦軍事學院的劉伯承，在國防部長彭德懷主導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被批，成為了第一個靠邊站的元帥。 當然，那場運動有“中蘇反目”的國際背景與前提存在。實事求是的講，劉伯承的辦學思想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只不過被擴大化而已。 再者，就彭德懷的量級，要批倒另一位元帥也是顯然不夠的，這事全由彭德懷來背鍋，認定是彭德懷官報私仇，也是不客觀的。 唏噓的是，僅僅相隔一年多，彭德懷在廬山那場與反教條主義如出一轍的政治斗爭中，飽受折磨，承受了遠比劉伯承更悲慘的磨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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