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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嫣婧 縱觀中國近代思想的系譜，無論是傳統(tǒng)的士大夫還是新文化運動之后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總是在做同樣一件事，就是在思想體系中尋求政治上的出路，尋求國家民族的強盛。他們對于統(tǒng)治中國數(shù)千年文化思想的儒家學說宿命般的依賴，在西方全面侵華背景下對于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錯雜情感，以及面對國家命途時所表現(xiàn)出的對思想和學術問題的惶惑心理，無不蘊藉了一代代學人對知識、思想和世界的不懈追問。王汎森教授以近代歷史語境為基礎，將這個“系譜”切分三個階段，起于清朝道光年，貫穿整個新文化運動和現(xiàn)代中國的三十年。 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與梁啟超率同數(shù)千名舉人聯(lián)名上書清光緒皇帝，要求革新體制，后“百日維新”失敗，康梁逃亡海外。時隔16年，孫中山以“三民主義”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統(tǒng)治。大概連康梁都想不到，君主立憲的夢想尚未實現(xiàn)，皇帝就被趕下了臺。中國近代史的革新速度快得讓人難以置信，這個封建主義大國竟然如此瘋狂，改革的面目朝夕可變，可是內在的肌理骨骼是否也在跟著頻繁地新陳代謝？《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正是試圖通過梳理變革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變化，來探究變革內部肌理的隱秘活動。 人們普遍認為，是兩次鴉片戰(zhàn)爭敲醒了沉睡的中國人，完全暴露了腐朽的封建主義統(tǒng)治下衰微的國力。其實，如果以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狀況來審視這個問題的話，我們可能會對這種“腐朽”和“衰微”有更深一些的認識?？梢哉f，最先隱約意識到統(tǒng)治階層意識形態(tài)式微的就是當時那些不認同大為興盛的考證學的士大夫們。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的第一部分《舊典范的危機》中例舉了從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到汪士鐸的《乙丙日記》等一系列文人著作，用來闡明在當時僅從訓詁角度來理解儒家思想的治學方法已經(jīng)完全不能滿足“經(jīng)世”之用，清儒之學的路子越走越窄，所做的研究越來越瑣碎，也越來越脫離現(xiàn)實的趨勢。 一種思想無論在哪一朝哪一世，都必須具備它的時代性，當世的學人們應不斷給它注入新鮮的血液才能保證其對于時代的價值。于是，以方東樹為首的士大夫紛紛提出恢復“宋學”的主張，認為朱熹的治學理念最能起到為當世服務的作用，也最能體現(xiàn)儒學精神對于從修身到治國的闡釋。 從考證學回溯到宋朝理學，很難簡單地說這就是一個進步，儒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后世對它的“運用”可以涉及到方方面面，但無非是把它工具化，這在宋儒的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強烈。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成為治世治國的根本準則，這不是沒有偏頗的，但總好過于將儒學本身邊緣化，讓它在字詞句讀之間失掉生命力。清人親近宋儒，批判考證學之于現(xiàn)實世界的無力，可能是拯救儒學，也是拯救現(xiàn)世最后的掙扎了吧。 宋學的回歸在汪士鐸等人來看已足夠困難，何奈西方列強的長驅直入又讓還沒有做好準備的中國人不得不更急迫地重新整理自己的救國思路。歷史的記憶與現(xiàn)世的危機交織在一起的結果是什么？清末民初的一代學人， 他們的身份從士大夫轉變?yōu)樾率街R分子， 隨著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消亡，這些留洋歸國穿著西服的學者們似乎更是從里到外翻了一遍新。 可是，無論是最初的“康梁”還是后來的章太炎、蔡元培、胡適，他們的思想始終還是在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中搖擺不定。章太炎領導的“國粹運動”，視圖以恢復先秦百家爭鳴的自由開放來反對漢以后獨尊儒術的思想霸權。在這里，傳統(tǒng)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而是對儒家思想的特指。當我們把儒學的桂冠摘除，仍將它放到“諸子百家”中去，讓其成為眾多思想流派中的一員而非統(tǒng)帥時，那么儒學幾千年來對于政權統(tǒng)治者和士大夫們的意義是否就一筆勾銷了？其實章太炎的“國粹運動”是存在廣泛現(xiàn)實基礎的，彼時的封建統(tǒng)治已不復存在，而新政權的建立又伴隨著錯綜復雜的各種矛盾爭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基不穩(wěn)，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軍閥割據(jù)連年混戰(zhàn)的局面和兩千多年前禮崩樂壞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什么區(qū)別？同樣是新舊體制青黃不接的交替時段，同樣是各種思想碰撞交融的思想活躍期，章太炎提倡“國粹”，是新瓶裝舊酒，看似復古， 實則卻是徹底的反古（學）。 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國粹就是反古，就意味著激烈的斗爭，也就預示著革命。對于中國學者而言，學術的意義在于經(jīng)世，當革命的激情與學術的激情碰撞時，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章太炎既是國學大師，又是一名革命者的雙重身份了。 當思想的革命進一步推進，當學人們已不滿足于從古典中尋找新思想的源頭活水，當新文化運動不遺余力地引進德賽兩位先生的思想時，當時著名的學者如蔡元培、胡適等，卻在發(fā)起了一系列激進的學術爭辯之后，迅速地回到了傳統(tǒng)的理學規(guī)范中去。 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否定了新文化運動的成果，否定了思想改革的意義，他們認為：個人主義的發(fā)揚與理學式的自我修身并不矛盾，對于國民，當然需要大力提倡民主與自由，因為這是開啟明智、喚醒國民精神活力的唯一途徑；但于己，卻要嚴格按照傳統(tǒng)的理學要求修養(yǎng)鍛煉。 這種內在的掙扎在劉師培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強烈，他對待傳統(tǒng)與西方的矛盾心態(tài)，體現(xiàn)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于思想的“中西合璧”所做的努力以及這種融合失敗后糾結掙扎的內心。 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的內在緊張又相互幫襯，這是中國近代思想脈絡的一個核心概念，也是處于體制與思想雙重變革之下的中國學者最慣常、最本能的思考方式。于家于國，思想的實踐性，高效性是第一位的，而于己，治學的連貫性，嚴謹性又不能完全丟掉，歷史與現(xiàn)實加諸在他們意識中潛移默化的影響，時時迫使他們得出自我相悖的結論。 隨著知識分子群體的自我邊緣化，學人們參與政治的熱情和意識逐漸消退，這也許要歸結于他們無法從彷徨中找出一條可行的路，導致了思想與現(xiàn)實距離的不斷疏遠。 某種思想的“政治意義”對于學術界而言真的如此重要嗎？也許是時代所迫，也許是知識分子們心中仍存有治國平天下的理學傳統(tǒng)，反而使他們陷入了思考的惶惑中。任何一種學術理念都不可能產(chǎn)生一種絕對的價值，就如設計一個產(chǎn)品并不意味著它就可以馬上被投入生產(chǎn)使用。那個時代退而做學問的知識分子，都曾多多少少親自投身到革命中，但是無論是革命還是學問，都無法讓人以一己之力看清這個時代，并且力挽狂瀾。 N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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