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毛主席與張國燾相識的時間比較早，但從二人相見的第一面起，毛主席就發覺了張國燾的自大，在延安期間，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毛主席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他們（張國燾等）看不起我這個鄉下人。冷靜睿智的毛主席，能夠洞察身邊的各項事宜，1935年，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陳昌浩提出一條關于張國燾的建議，毛主席已然看破其中玄機，說道：這條建議不一般。
最難“纏”的“朋友”1919年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一系列軟弱的舉動，引起了國人的不滿，敢為人先的北大師生，開始醞釀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剛滿22歲的張國燾能力出眾，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和代表，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李大釗，十分贊許張國燾敢于反對舊勢力、主張革命救國的勇氣，因此對他很是器重。 一次，張國燾來拜訪李大釗時，見到了一個穿青布長衫的男子，李大釗向那名男子作介紹：“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學。”那名男子操著濃濃的湖南口音說：“湖南毛潤之。”這個人正是毛主席。但是張國燾對毛主席不屑一顧，微微點頭，便和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了。
彼時，毛主席經過楊昌濟的介紹，與李大釗相識，并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管理員。圖書館設備簡陋，書籍也不太齊全，可是熱愛學習的青年人們，總是將圖書館堵得水泄不通，尤其是宣傳馬列主義的書籍，大家愛不釋手，經常借閱一空。 因為受到了李大釗的青睞，當李大釗不在圖書館時，張國燾便扮演起了主人的角色。休息室里，同學們喜歡談論時政，交流心得，憧憬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景，每到這時，毛主席便忍不住走上前參與辯論，但是以張國燾為首的“天之驕子”們，對這個從湖南農村走出來的管理員愛搭不理，毛主席察覺端倪，只好退居一旁。 李大釗是關心毛主席的，經常邀請他來家中做客，因此毛主席與張國燾的不期而遇實屬正常，而在圖書館中，他們的見面更是如家常便飯，但即便如此，他們之間，始終沒有太多交集。直到1921年7月，13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齊聚上海，張國燾再次與毛主席見面，態度才有所緩和，不但對毛主席噓寒問暖，還積極交流探討一些建黨的問題。
在過去的一年里，張國燾充當著陳獨秀和李大釗的聯絡員，奔走與南北之間，在一系列的交談中，無論是陳獨秀還是李大釗，提起毛主席時都是贊不絕口，潛移默化改變了毛主席在張國燾心中的印象。而在中共一大會議上，張國燾扮演著“秘書長”的角色，頗有“主人”的意思，因此他對毛主席的熱情，也在情理之中。 1923年召開中共三大會議，根據當前形勢，共產國際提出“國共合作”的意見，身為組織主任的張國燾堅持認為共產黨應該在工人運動中發展壯大，而不是與國民黨展開合作，他的言論遭到了猛烈的抨擊，會后，張國燾退出了權力中樞，毛主席取而代之。 在辦理交接工作的時候，毛主席主動來到張國燾的住處，一見面，張國燾重申自己的主張，說道：“潤之，建立革命聯合戰線，我是同意的，但我反對共產黨跨黨加入國民黨，我們尚處在發展初期，弄不好會被國民黨融合完了。”
其實張國燾所言，也有一定的道理，毛主席聽罷，勸慰道：“對于這個問題，我也主張有條件的跨黨，而不能融化到國民黨里去。”當談到張國燾的個人問題時，毛主席直言，組織上對他依然充滿了信任，也不相信他有“小組織”傾向，張國燾說了句“也罷”，便不再爭論了。 1927年4月，毛主席再一次與張國燾會面。此時，張國燾擔任中央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毛主席來到武漢出席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蔣介石在上海已經反動的問題。但是此次見面，毛主席和張國燾并不愉快。 蔣介石發動反革命之時，中共早期黨員、被譽為“黃埔三杰”之一的蔣先云悄悄來到武漢。在此之前，蔣先云一直是蔣介石的心腹，在軍隊中身兼要職，此時，他經劉少奇介紹，擔任了湖北省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隊長，張國燾得知，對這一任命橫加阻攔，認為應該對蔣先云個人進行審查，并派人開始了一系列行動。
不少國民黨左派力挺蔣先云，紛紛言道：“你們共產黨怎么了？連蔣先云這么優秀的人都容不下，非要給蔣介石送回去嗎？”但是張國燾不為所動，在中央臨時會議上，他發表言論：蔣先云的背景不干凈，如果擔任要職，一定會帶著部隊投靠蔣介石。 毛主席反對道：“先云同志革命態度堅決，在廣州期間，他就不滿蔣介石的很多做法。”聶榮臻表示認同毛主席的觀點，此刻正是用人之際，蔣先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張國燾卻始終堅持己見，他說：“那只是蔣先云偽裝得巧妙罷了，你們不要被蒙蔽了！到時候給革命造成損失，悔之晚矣！” 在激烈的爭執下，毛主席再也忍不住了，他重重地拍著桌子，大聲斥責張國燾的武斷和蠻橫。最后，會議眾人參與表決，結果除張國燾外，其他人都同意蔣先云任職。但是不久，蔣先云率部在河南臨潁北伐前線御敵，不幸壯烈犧牲。
大吵一架的毛主席和張國燾也分開了，毛主席去湘贛地區發動秋收起義，張國燾去了南昌。 毛主席一語道破玄機1935年6月12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夾金山勝利會師，毛主席和張國燾時隔八年之后，再一次見面了。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和湘江戰役，紅一方面軍人員驟減，隊伍疲憊不堪，而張國燾為了表示“歡迎”，別有用心地提出“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的口號。 當時，徐向前提出了質疑，認為中央紅軍一路打來，戰斗傷亡、非戰斗減員，應該沒有這么多了，但張國燾說：
此時的中央紅軍只剩下了兩萬多人，“三十萬”的宣傳著實打了自己的嘴巴，四方面軍的指揮員議論紛紛，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體的團結。
歡迎儀式上，大家振臂高呼，歡迎儀式后，舉行了簡單的宴會，把酒言歡，暢所欲言，場面比想象中的要熱烈。但是張國燾看著紅一方面軍的服飾、裝備、戰士的身體狀況、精神狀態，陷入沉思，這樣的軍容軍紀，和紅四方面軍相比真的差遠了。他暗暗思忖：這還是那支讓國民黨軍聞風喪膽的紅軍嗎？ 張國燾問朱德：“你們還有多少人？”朱德說：“一方面軍過去是巨人，現在只剩下骨架子了。一路長征，犧牲太大，好在把骨干都留下來了。”朱德坦誠地介紹紅一方面軍的情況，張國燾聽在耳中，不斷盤算，離別后，他回到住處，得意之感涌上心頭，內心開始了極度的膨脹。 為粉碎敵人的圍追堵截，中革軍委以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的名義發布了《松潘戰役計劃》，朱德深入一線進行指導，但是張國燾在準備階段表現得并不積極，李富春從最近掌握的情況，發現了這個問題，認為其中必有蹊蹺。
果不其然，不幾日，李富春去紅四方面軍總部的時候，張國燾和他說起了軍事指揮的問題。張國燾說：
其實在此之前，陳昌浩就向軍委致電，提出一條建議，希望張國燾出任軍委主席，由此可見，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對當下的人員安排并不滿意。 毛主席說：“這個意見不一般，兩人相互保舉，聯手向中央要權！”張聞天思考片刻，說道：“如果四方面軍的同志認為調整后有利于事業，可以讓張國燾同志做總書記。”毛主席一針見血道破玄機，他說：“張國燾現在要的不是這把交椅，他是要掌握兵權！”
朱德說：“那就讓他做軍委主席。”毛主席反對：“歷史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事情還少嗎？他當了軍委主席，中央就要聽他的。” “松潘戰役”命令下達數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三十軍的一部分已經出發了，張國燾依舊以“困難重重”為由按兵不動，大家心里明白，張國燾實際在等中央的“任命”。經過反復權衡，毛主席、張聞天建議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此時，周恩來患了肝炎，臥床不起，毛主席與之商量，周恩來絲毫不計較個人得失，同意讓出總政委之職。 張國燾終于等來夢寐以求的電話，張聞天通知他，提議他做總政委，征求他意見，張國燾不假思索地表示：現在是打仗，我就當總政委。事實證明，毛主席在關鍵時候的讓步、讓步的分寸，對后來的政局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彭德懷后來評價道：
十萬紅軍向潘松集結，但此時潘松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張國燾為了爭權，拖延了時間，蔣介石企圖將紅軍圍殲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態勢正在形成，朱德看著地圖，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地區集結構建起強大的堡壘，薛岳部占據潘松以東，與胡宗南遙相呼應，川軍也占領了懋功、北川和岷江東岸。 率先攻入潘松的陳光部和李先念部，在腹背受敵之下，面臨危險。最終，紅軍失去了奪取潘松的機會。 張國燾叛逃在沙窩會議中，毛主席、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決定，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但是張國燾一意孤行，率領左路軍南下，結果在四川名山遭到敵人圍攻，損失慘重，不得已之下，他只能被迫北上，追隨右路軍的足跡。
來到延安后，張國燾的權力雖有所削減，但依然是政治局委員。不久，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歸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由毛主席擔任最高領導人，張國燾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承認毛主席的核心領導地位。 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來，再加上張國燾在長征期間的“奪權”表現、左路軍南下遭遇川康慘案，延安上下紛紛要求清算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行，在這關鍵時候，毛主席站了出來，為張國燾辯護道：“國燾同志是我黨創始人之一，只要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就行。” 但是在諸多批判之下，張國燾表現出了極高的抵觸心理，在做檢討的時候避重就輕，對自己的錯誤輕描淡寫，大家聽了，紛紛指責，認為他不夠誠懇。一次，在抗大學員“面對面”會議上，紅四方面軍的將領錢鈞不滿張國燾的態度，脫下鞋子，朝他丟了過去。
張國燾生氣了，與之發生爭吵，不管怎么說，他現在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怎么能受如此大的恥辱？會后，毛主席得知發生的這一幕，專程來到張國燾的住處，向他致歉：“這件事情我也有責任，沒有組織好。”張國燾發起了牢騷，即便自己犯了再大的錯誤，也不能打人，毛主席接著他的話風說：“打人是不對。” 同時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說：“國燾同志，你要這么想，打人的是你們紅四方面軍的人，你檢討不過關，大家心里著急，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現在我們穩定了，應該搞好團結。”毛主席與張國燾談了很長時間，張國燾心里有了一絲觸動，之后，他向中央政治局做了深刻的檢查，承認自己在長征期間所犯的錯誤，其一是否定中央的正確路線，其二是想盡辦法奪權。 張國燾的這份檢查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件事情終于過去了，本以為之后會相安無事，團結一致對抗敵人，但在這時候，王明回來了。
張國燾和王明的相處并不愉快。1928年夏，張國燾被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此時，就讀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開始嶄露頭角，并在之后與張國燾的相處中，產生了摩擦，張國燾被排擠回國。如今王明歸來，是否會欲加之罪，是否會刁難，張國燾心里已經有了自己的考量。 于是，張國燾帶著家人，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隱居起來，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王明突然找上門來了。他和在莫斯科時一樣，說起話來盛氣凌人。張國燾從王明的口中得知，原被張國燾委以重任的西路軍將領黃超、李特已經被當做托派分子處決了，而且當下的形勢對張國燾也十分不友好，原紅四方面軍將領何畏投敵叛變了。 王明懷疑張國燾有“特嫌”，在各種公開場合點名張國燾，不斷加以批評，要求他必須做出深刻的檢討，張國燾感到莫名的驚恐，認為自己前路無光，終于，1938年4月，借著拜黃帝陵的機會，張國燾公然叛變，從西安逃至武漢。這件事在延安引起巨大的轟動。
張國燾將黨的機密出賣給敵人，還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開展積極的“反共”宣傳，雖然工作中很賣力，但是如此自輕自賤、背叛信仰的人，放在哪里也不會得到重用，在他的價值用盡之后，蔣介石給了他一個“閑差”，無權在手，寄人籬下。 1948年底，國內局勢已經基本明朗，周恩來秘密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回到組織的大家庭，一起建設新中國，張國燾思來想去，還是決定跟隨國民黨，但是一年下來，始終得不到重用，失意之下，他攜全家去了香港，《明報》看重他的特殊經歷，張國燾便靠著連載回憶錄賺版稅維持生計。 1968年，張國燾舉家飛往加拿大，投奔大兒子張海威，兒子收入微薄，維持生計困難，他只好住進免費的養老院。1976年，張國燾突然中風，生活不能自理，1979年，張國燾病逝于加拿大多倫多養老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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