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來我們頻頻看到一些直接以父(母)輩、親屬為題的小說,如霍君《我的農民父親》、尹學蕓《李海叔叔》、馬金蓮《我的姑姑納蘭花》、《我的母親喜進花》、程青《嵇康叔叔》等。這類小說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通過對父輩、親屬形象的勾勒,揭示他們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和命運,藉以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和人們的生存境遇,表達作者對某種社會現象和現實問題的關注與思考。謝興華的《我的叔叔楊三德》亦如是。 ![]() 《我的叔叔楊三德》圍繞著一座風雨橋的拆除與反拆除展開情節,風雨橋顯然是小說的敘事焦點。主人公楊三德的人生經歷與命運與這座橋息息相關。 ![]() 云夢村人要拆掉風雨橋,不僅是因為這座橋早已朽爛,潛在著嚴重的安全隱患,更重要的是拆橋可以給他們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拆掉這座風雨橋,村民們就馬上得到一筆補償款。楊三德之所以反對拆橋并誓死保衛,從表面上看,是因為風雨橋是他生命的福地。他在橋上誕生,橋就是他的命,甚或比命還重要。正如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成才說的那樣,“他沒有了風雨橋,他就沒有了世界。”但僅以此而論,顯然偏頗。因為楊三德不獨對風雨橋如此珍視,對鼓樓也一樣。三十年前村里發生一場火災,只有推倒鼓樓才能阻止火勢的蔓延。楊三德為了保護鼓樓寧可讓人推倒自己的房屋。可見在楊三德的心中,鼓樓和風雨橋同樣重要,同樣不能毀棄。由此看出,楊三德守護和保衛風雨橋絕不僅僅出于個人的情感。 ![]() 首先是村民們的圍攻。楊三德反對拆橋就等于斷了村民們的財路,他們當然對楊三德輪番展開攻勢,并多次揚言要放倒楊三德,必欲除之而后快。代表村民意志的老隊長吳大拿向楊三德發難:“你這就是以死威脅破壞改革!你就是想讓咱們云夢村的三千群眾跟你一起受苦!” “你休想破壞,你膽敢再破壞,你就是跟我吳大拿過不去,跟我吳大拿過不去,你就是跟全村群眾過不去。”吳大拿口頭威脅無效,就想訴諸武力:“橋拆不了,土地的補償就不知道猴年馬月才發到我們手上,我們不能再這樣任楊三德胡來了,他一個瘋子,難道我們也要跟著瘋著,大家行動起來,把楊三德趕出云夢村去。”其次是官方的威壓。因為拆橋也是官方的意旨。在黃副鄉長看來,拆橋就是為了造福鄉親,拆橋是民生工程,拆橋體現政府對云夢村群眾的關懷。這樣,楊三德反對拆橋不僅是與全體村民為敵,也是與政府作對。再次是親人的脅迫。村民說不動楊三德,黃副鄉長也對他無奈,于是親人出面了。前妻牙梅痛罵楊三德發神經,腦子進水。她質問楊三德:“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拆賣去,家家戶戶還能分到一點錢,有何不好?”牙梅勸不了楊三德,又搬出他的兒子黃陽來說情。因為承包拆橋工程的人就是楊三德的兒子黃陽。拆除風雨橋,黃陽可以從中賺幾萬塊。總之,為了說動楊三德放棄風雨橋,上至黃副鄉長,下至全體村民以及家屬和親人,對楊三德恩威并重,軟硬兼施。 ![]() 楊三德為了一座橋,冷落妻子、舍棄家庭、與村人為敵、與政府對抗,以致眾叛親離,如前所說絕不僅僅是因為這座橋對他有恩。在楊三德看來,這座風雨橋就不是一座普通的橋。它是祖先留下來的寶貝;它是一座有生命的橋,一座有靈魂的橋;它的價值無法用金錢來衡量。村民們只看到拆掉它可以立即得到一筆現款,而看不到留住這座橋會給云夢村帶來更大的財富。楊三德是有遠見的,他深信“遲早有一天,這橋會是這云夢村的搖錢樹,會是這云夢村的一個金礦,會是這云夢村貧困戶脫貧致富的加油站!” “這橋是有靈魂的,遲早有一天,你們會發現它比金子還貴,它比茶花還漂亮,它會給你們帶來無數的財富。” ![]() 楊三德不僅深知這座橋總有一天會給云夢村帶來更大的財富,更為重要的是他堅信橋是有靈魂的。而橋的靈魂其實就是整個云夢村的靈魂。楊三德雖然只是個代課老師,但他的智識和遠見則是普通村民所不及的。這一點,我們從他與黃副鄉長的辯論中可知。黃副鄉長認為拆了這座橋,新建水泥橋,客人才能進得來,農產品才能夠賣出去,旅游業才能得到發展。在黃副鄉長看來,拆了這座橋對旅游業影響不大,因為村子還有青石板小巷、古井、鼓樓群,還有琵琶和侗族大歌。楊三德再三強調“世上只有一個這樣的建筑結構”,一旦拆除了,云夢村就沒有任何旅游價值:“這橋主要是我們云夢村的靈魂,沒有這橋,你以為城里的人會到這里來旅游?” ![]() 評論家周景雷認為鄉土生活寫作者有兩種寫作姿態,一種是離地寫作,另一種是在地寫作。“所謂離地寫作是指作者離開鄉村居于城市之中進行面向鄉土的創作;所謂在地寫作就是指作家居于鄉村的寫作。”一般地說,“在地寫作”的作者因為居于鄉村,他可能比“離地寫作”的作者對自己置身其間的鄉土社會更為了解、更為熟悉,他筆下的鄉村社會也因此更接近生活的真相和原貌。謝興華的寫作應該算是“在地寫作”,這使得他的小說與時下很多鄉村敘事大異其趣。時下一些鄉村敘事過于熱衷描寫鄉村社會在城市化過程所遭遇的種種不堪,如環境惡化、土地荒蕪、生存艱難、人倫失范,干部胡作非為,村民唯利是圖等。在這些作家眼里,鄉村社會儼然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而這篇小說沒有大肆渲染鄉村社會的禮崩樂壞。在作者筆下,基層干部并不全是以權壓人、為所欲為、面目可憎。比如黃副鄉長沒有為了個人的政績而暴力執法、強拆強遷。相反,他在關鍵時刻頭腦冷靜,及時制止了村民對楊三德的暴力行為,并且對楊三德妥協讓步,最后因此被免了官。這并不是說黃副鄉長懦弱無能,而是他為人為官尚有底線,不失仁愛之心。云夢村的村民也不都是粗鄙刁蠻、唯利是圖、不可理喻的暴民刁民。當一大幫男女老少跟著吳大拿向風雨橋沖去,當黃陽挖掘機的掘頭已貼在楊三德的頭發時,悲劇眼看一觸犯即發。而就在千鈞一發的時刻,是鄉村社會的人倫道德遏制了他們的瘋狂行為。盡管吳大拿再三蠱惑、慫恿幾個青年人綁了楊三德,卻始終無人動手。這不只是因為他們確實被楊三德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所震懾,更深層的原因是他們對鄉村傳統倫理道德還有所敬畏,或者說鄉村的傳統倫理道德對他們還沒有失效,因為楊三德教過他們的書,他們不敢忘記“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古訓,以及“凡打老師之蠻人,全家不得好死”的村規民約。因為鄉村倫理的規約,因為還有所敬畏,他們身上的“人性因子”最終戰勝了“惡性因子”(聶珍釗語)。由此可見,正是作者這種“在地寫作”的姿態,保障了其筆下所描繪的侗族鄉村圖景沒有失真、變形。 文/楊秀喜 編輯:娛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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