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古籍?古籍人】鐘文典教授的為師之道

1975年，我進入廣西師范學院（今廣西師范大學）史地系學習，畢業(yè)后留校工作至今，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一生均從事師范教育，因此，始終在探索師道的真諦。

廣西師范大學建校已有90年的歷史。培養(yǎng)了數(shù)十萬名學生，同時，也涌現(xiàn)了一批批忠誠黨的教育事業(yè)，在各專業(yè)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優(yōu)秀教師。鐘文典教授是公認的德高望重、最有影響力的教師之一。

由于學習和工作的關系，我先是有緣成為鐘文典教授的學生，后又有幸成為他的同事，與他有較長時間的接觸，對他的為師之道有較深刻的認識。

鐘文典教授一生當中雖然擔任過各種職務，甚至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的一些文化部門也曾想請他擔任領導，他卻不改初心，始終堅守教師教書育人的崗位。他一如既往地熱愛教師職業(yè)，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這兩種熱愛的結合，奠定了他的師道基礎。

腳踏實地是事業(yè)成功的前提。鐘文典教授的師道基礎，一開始就建立在他最熱愛的土地和最向往的職業(yè)上。

大學畢業(yè)后，我留校工作，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為了盡快提高教學技能，我繼續(xù)跟隨鐘文典教授聽課。與學生時代聽課不一樣，我此時更多關注鐘文典教授如何組織教學，如何運用教學方法等。我發(fā)現(xiàn)，雖然《中國近代史》課鐘教授已上過很多次，但是他從未憑經(jīng)驗處置，而是不斷更新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每次上課都為學生提供新的東西。他告訴我：“大學的教學，貴在創(chuàng)新。教師要及時將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tài)引進課堂，幫助學生站在學術的前沿。同時，社會發(fā)展變化很快，各種思想、文化潮流、社會現(xiàn)象等，都會對學生產(chǎn)生影響。教師要針對學生的需求組織教學，這樣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所以，課前和課后，鐘教授都與學生進行認真交談，及時掌握他們的學習動態(tài)，并根據(jù)他們的需要調整教學方案。我看到他根據(jù)不同的班級和不同的教學內(nèi)容，分別采取講述、講解、研討、演繹、質疑與反思、案例分析、自學成果分享、作業(yè)講評等方式，非常具有針對性，也非常富有成效。鐘老師的講稿當時主要用毛筆書寫，每一章節(jié)的旁邊，都密密麻麻寫上不同顏色、字體大小不一的補充語或注釋，有時還夾上一些小紙條，甚至還有用油印講義背面寫的一些教學札記。這些教學札記，主要是他平時教學之后，根據(jù)課堂情況及時記錄下來的；有的是參與教研室或系里舉辦的教學研討活動時的一些隨感，因為沒帶筆記本，就利用教研室的舊講義背面記錄下來，作為講稿的補充。教學過程中，他的講稿一直在變化，有的內(nèi)容越來越翔實，而有些內(nèi)容則越來越精簡，學生關注的問題越來越聚焦，體現(xiàn)先進教學理念與方法的案例也越來越優(yōu)化，正因為如此，他的教學也就越來越受到學生的歡迎。

鐘文典教授雖然學識淵博，教學經(jīng)驗豐富，但是，每當學校或系里舉辦學術報告會，他只要有時間，都會去聽講。他說：“學術報告，通常都是專家研究的成果，我們用兩三個小時的時間聽講，就能了解別人耗費一生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何樂不為呢？即使有些報告質量不高，從教學的角度吸取教訓，也會啟示我們不要犯類似的錯誤，這同樣有收益。聽課，只要用心，都會長知識。作為教師，要意識到，我們周邊的每一位教師都是一本書，要善于從他們身上學習各種知識，只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就能集眾人之長，促使自己迅速成長起來。”

對于研究生的教學，鐘文典教授主要以培養(yǎng)學生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能力為主，他主張研究生課程教學內(nèi)容應當少而精，千萬不要面面俱到。所以，他在給研究生講課時，主要以研討為主。后來，他進一步提出，研究生導師教學的任務，可用三句概括：一是“開一份書單”。即向學生介紹課程學習的主要書目，讓學生自己閱讀；二是“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在課堂上向所有研究生提出，也可以在課外向部分研究生提出，無論如何提出問題，都要確保具有研究價值；三是“介紹一些方法”。這些方法，既要先進，也要實用，能真正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問題。

鐘文典教授的教學之所以魅力無窮，是因為他對教學始終充滿熱情，并將其視為教師最重要的工作。同時，是因為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對教學的整個過程研究得非常深透，各種專業(yè)知識能夠融會貫通；此外，還因為他非常善于向各種人，包括自己的學生學習，如同海綿一樣及時將各種知識之水吸納進來，為己所用，并轉換為教育的清泉。

師生們?nèi)绱嗽u價他的教學：“他以高度負責的教學態(tài)度，高超的教學技藝，高雅的教學風格，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史學人才。他那亦師亦友言傳身教的大師風范，常講常新不斷探索的教學精神，深入淺出簡潔洗煉的語言風格，敏捷的思維，深邃的見地，淵博的學識，令高山仰止，留文典于世，為后世垂范。”

這一評價，既是鐘文典教授的榮譽，也是廣西師范大學的榮譽。

教師承擔著教書育人的重任。常言道：學高為師，身正為范。鐘文典教授不僅在課堂上以高超的教學藝術教育啟發(fā)學生，還常常以自己的模范行為，帶動和影響學生。

鐘文典教授認為，教書育人不是空洞的說教，關鍵靠教育者自覺踐行。他非常感激張云瑩院長，認為張院長的身教行為最令人欽佩。他告訴我們，解放初期，廣西師范學院的辦學條件十分欠缺，但是，學院領導卻對青年教師很關懷。張云瑩院長每次到北京開會，都會抽空到書店里購買一些新書，帶回學校。有一次，張院長到教研室找剛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師鐘文典，把幾本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書交給他，作為教學參考。鐘文典教授說：“我沒想到一院之長對青年教師如此關心，抓教學如此之細。從張院長身上，我理解了什么是師道。”他還告訴我們，張云瑩院長經(jīng)常深入教育教學第一線，對學校的情況非常了解，所以每次報告，都非常有指導意義。在他的帶領下，全院的教師都在刻苦鉆研教學，形成了很好的教風。

廣西師范大學的校訓是“尊師重道，敬業(yè)樂群”，鐘文典教授一直身體力行，詮釋這一校訓。

在廣西師范大學歷史專業(yè)的學生中，我可能是得到鐘文典教授扶持最多的一個。1978年大學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系領導請鐘文典教授擔任我的指導教師。當時，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我們這些“工農(nóng)兵學員”基本上沒有學到什么知識，因此，面對學生時，顯得非常不自信。鐘文典教授根據(jù)這種情況，為我制定了務實的進修計劃，要求我多讀書，多聽課，多寫讀書和聽課隨筆，不要急著上講臺和寫論文。圍繞著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問題一個個地深入鉆研，有自己的心得后再逐一寫成講稿。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在大學的課堂里，教師必須有自己的見解，否則教學很難有吸引力。”“只有站穩(wěn)了講臺，你才能在高校順利發(fā)展。”按照鐘文典教授為我制定的進修計劃，我采用打井的方法，一個接著一個問題地學習、研究，同時，認真學習其他教師的教學方法。整整兩年，我的生活規(guī)律基本上“四點一線”，即宿舍——資料室（圖書館）——教研室——教室。那是我參加工作后最艱苦的兩年，也是最充實的兩年。寫下的讀書札記和聽課隨筆有20多本（平均每月一本）。鐘文典教授對我的這些讀書札記和聽課隨記都進行認真地批改。每當看到我提出一些新見解，他都十分高興，在旁邊寫下諸如“甚好”“好”“有探索價值”“解決問題的路徑正確”等鼓勵性的話語；若發(fā)現(xiàn)我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偏差或錯誤，就寫下諸如“請查資料后再下結論”“多比較，明同異”“依據(jù)需要進一步補充”等建議性的意見。為了幫助我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更全面深入地認識《中國近代史》，鐘老師還要求我在每個單元的學習結束后到他家與他面談，仔細分析這一單元的重點、特點、難點以及教學的策略，遇到我不懂的問題，還耐心地予以解答。鐘文典教授的家當時位于王城墻邊，只有兩間房。客廳兼書房，到處都堆滿了書。走進家里，似乎被書圍住。每次面談，他都問得十分仔細，不僅考核我對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掌握的程度，還考核我對學術前沿和教學動態(tài)的了解程度。有時候還會問史料的來源，若發(fā)現(xiàn)我的回答不確定，他往往會從書桌或書柜里拿出自己做的資料卡片讓我核對。因此，每次面談我都必須認真地做準備。兩年期間，他與我面談多少次已經(jīng)記不清了，我只記得每次面談前的晚上往往睡不好，就像學生參加期末考試前的感覺一樣，很擔心不能順利過關。而一旦談話過后，心情往往又非常舒暢，因為感到從鐘文典教授的教誨中不斷得到新的啟發(fā)，認識水平不斷提高。

從第三年開始，我陸續(xù)寫出了一些章節(jié)的講稿，這時，鐘文典教授又請教研室的老師反復聽我試教，根據(jù)試教的情況提出修改的意見。記得“19世紀末的民族危亡”一節(jié)，我前后試教了三次，講稿也改了三次。由于準備充分，第一次上課就獲得了師生的一致好評。此后，我堅持邊寫講稿，邊請教研室的老師來聽，上課之后繼續(xù)修改講稿的工作程序，雖然很苦很累，但是進步卻較快，有些班級要求教研室讓我繼續(xù)講下去，無需換教師了。當時我所任教的班級，許多學生都是“老三屆”，年紀比我大，社會閱歷比我豐富，教學工作能夠得到他們的肯定很不容易，這使我的自信心大為增強。

1985年我考上了研究生，繼續(xù)跟隨鐘文典教授學習。在這期間，他主要指導我進行科學研究。他的要求很簡單，那就是“做學問和做人做事一樣，都必須實事求是。”他經(jīng)常對我說，文品就是人品，文章要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就必須老老實實地做學問。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沒有依據(jù)的話絕不能亂說。教師的科研還應當與教學相結合，從教學中發(fā)現(xiàn)問題，帶著問題進行研究，再把研究的成果運用到教學中去，這樣教學與科研就實現(xiàn)了互動，效益就會不斷增強。他還說：“教師認真做學問，學生就會從中受到感染，學風自然就端正。”當時，系里的許多青年教師甚至部分學生都發(fā)表了不少學術論文，而我卻什么研究成果都沒有，因此心里十分著急，文章寫出后，很希望盡快發(fā)表。鐘文典教授一再告誡我：文章寫出后一定要冷處理，不要急著投稿，先放在抽屜一兩個月。剛寫成的文章，自己往往認為已經(jīng)比較完滿，不容易發(fā)現(xiàn)問題。只有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讀書、思考，才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和新的補充。經(jīng)過冷處理之后再修改的文章，質量才能真正達到較高的水平。我始終牢記鐘文典教授的這一告誡，力求發(fā)表論文后少一些遺憾。我曾經(jīng)寫過一些研究太平天國史的論文，他看過之后一方面肯定我的工作有意義，另一方面又堅持要我繼續(xù)深入研究，我意識到還沒有完全達到高的標準，因此，也就把這些稿子一直壓著。其中15萬字的書稿《楊秀清》耗費了我大約一年的時間，寫得非常艱苦，最后仍未能如期面世。雖然沮喪，卻贏得了學術操守，正因為如此，當我面對學生時，一直能夠理直氣壯地提出嚴格要求。

鐘文典教授在歷史研究領域堪稱典范。他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余，刻苦鉆研，筆耕不止，先后出版了《太平軍在永安》《太平天國開國史》《太平天國人物》《廣西客家》等著作，同時，主編了《太平天國史叢書》《我的祖國叢書》《客家區(qū)域文化叢書》《廣西通史》《廣西近代圩鎮(zhèn)研究》《20世紀30年代的廣西》《廣西近代史研究》《北洋“政府公報”中的廣西史料》等，發(fā)表學術論文140余篇，這些成果中許多都具有開拓性，而且都達到很高的水平，并獲得過各種獎勵，為學校和廣西贏得了很大的榮譽。這些成就的取得，凝聚著他大量的心血，是他模范引領，傳承師道的有力證明。正因為如此，他成為全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全國優(yōu)秀教師、八桂名師。

▲鐘文典教授主編的《廣西通史》

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型人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鐘文典教授認為社會調查是促進理論與實踐結合，實現(xiàn)創(chuàng)新教育的重要途徑。史料是史學研究的依據(jù)，他提出，歷史研究要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方面，搜集第一手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深入社會開展調查，搜集各種蘊藏在民間的資料。他在《談加強廣西地方民族史研究》一文中說：“我們的史學研究，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同時，應該占有充實的資料為依據(jù)……開展社會調查，從民間和地下尋找資料，我們過去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距離應做的各種要求還遠……大量的歷史文物與口碑傳說資料，至今仍舊散落民間，有的正受到自然和人為的毀棄。”因此，“有計劃，有步驟地廣泛開展社會調查，征集和維護歷史文物，搶救流傳在民間的歷史資料，不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何況，至今為止，還有不少歷史的'生荒’、'死角’有待于我們?nèi)ū佟⑻剿鳌攧罩笔侵匾暽鐣{查，并各盡所能，先從本地區(qū)做起，同為廣西地方民族史的研究積累資料，把文獻資料與調查資料相結合，力求使我們的研究工作做得充實一些。”

鐘文典教授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太平軍在永安》是其早期的文獻調查與實地調查相結合研究的產(chǎn)物。永安即今天的蒙山縣城，是太平天國攻占的第一座城池。鐘文典教授歷時數(shù)年，深入當年太平天國活動的地區(qū)開展實地調查，“付出了巨大的勞動”，“詳細地研究過許多地方志和碑文，訪問過70多個村莊，跟許多保存有太平天國事跡的老人交談。”因此，該書能對太平天國在永安的歷史進行實事求是的論述，并提出了頗有新意的見解。獲得蘇聯(lián)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鐘文典教授還把社會調查引進教學當中。例如，1976年秋，他將我們七五級的78位學生分成8個小組，分布在桂東南地區(qū)的十余個鄉(xiāng)鎮(zhèn)。當時的通訊技術十分落后，交通條件也十分有限，他卻不辭辛勞，一個接著一個點地跑，了解工作進展情況，解答學生提出的問題，并根據(jù)有關線索提供新的調查思路。由于準備充分，工作推進扎實有效，收集到許多有價值的資料，其中包括太平天國豫王胡以晃的族譜和地主團練的活動情況等，學生們也從中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這些調查資料，后來經(jīng)過師生的精心整理，成為學術界開展太平天國研究的重要史料。事實上，他都是許多年級社會調查活動的策劃者、指揮者和積極的參與者，正是在他的帶動下，廣西師范大學歷史學科的社會調查之風日盛，成為突出的辦學特色，“《廣西地方史》課程改革的探索與實踐”（1997年）、“廣西優(yōu)勢歷史資源的開發(fā)與中國近現(xiàn)代國情教育課程建設研究”（2009年），“觀石讀史引閱讀創(chuàng)新，促歷史教學改革的探索與實踐”（2017年）等多個以社會調查為核心內(nèi)容的項目獲得廣西優(yōu)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鐘文典教授的主要工作便是指導研究生。每一屆新生入學之際，他都強調社會歷史調查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學生掌握在實踐中學習和研究的方法。只要有機會，他都會帶著研究生走出課堂，開展社會歷史調查。隨著數(shù)碼照相機、攝影機、錄音機的廣泛使用和政府及社會團體歷史文化保護意識的增強，調查的效率大為提高，他于是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對資料的整理和判斷方面。每次調查時，他都會與大家一道，根據(jù)科學研究的需要，對調查所獲得的材料進行仔細分析與取舍。他說，調查的技術越先進，對歷史信息真實性的求證越需要小心，對相關資料的綜合判斷就越重要。研究生們都知道他非常重視民間歷史文獻，也知道他有豐富的判斷經(jīng)驗，所以，通過調查獲得碑刻、圖片和實物等資料后，常常都拿給他看，請他發(fā)表意見。而他每次都樂此不疲。有人問他：“你耗費那么多的時間與研究生研討調查資料，忙得過來嗎？”他回答:“教師的工作職責就是為學生服務。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教師必須在源頭上幫助學生把好關。再說這些資料是通過實地調查獲得的，教師與學生共同分析整理，實際上是對他們勞動的尊重。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所以，再忙都不覺得累。年輕一代收集史料具有不少優(yōu)勢，與他們分析整理的過程也是新的學習過程。教學相長，不亦樂乎？”正是由于有較豐富的實地調查資料作為依據(jù)，研究生們的創(chuàng)新性成果普遍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在歷年的碩士學位論文檢查評比中，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通過率和優(yōu)良率一直保持在前列，這與他的精心指導有著密切的關系。

社會調查非常艱苦。有一次，他和黎家詮老師帶著我到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的家鄉(xiāng)進行考察。陳玉成的家在藤縣大黎里西岸村。當時，通往西岸村只有鄉(xiāng)間小路，所以只能靠步行。我們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達目的地，在仔細勘察其故居，接著又采訪了不少村民，完成調查任務后往回趕，已經(jīng)是下午四點多，到達太平鎮(zhèn)時已經(jīng)沒有交通車了，我們只得住在鎮(zhèn)政府的招待所。該所平時主要用于招待農(nóng)村基層干部，設施十分簡陋，只有十來張床，幾個自來水管，一間公廁，電燈非常昏暗。我們走了一天，很想沖個澡，可是沒有熱水，只能用濕毛巾簡單擦洗，便上床休息了。枕頭和被子長年不獲洗曬，汗味、煙味、霉味交織在一起，十分難聞。加上不時被蚊子叮咬，反復輾轉，無法入睡。不得已，只得到外面買了一把香驅蚊，接著把舊報紙放在嘴巴下，目的是減少些被子上的汗味、煙味、霉味帶來的刺激，最后才勉強入睡。對此，鐘文典教授不以為苦，反以為樂。他說，這種調查所獲得的材料才是最真實的，我們不僅了解了陳玉成家的歷史，而且還了解了他家鄉(xiāng)的一些現(xiàn)狀，這不是很有益的嗎？

鐘文典教授對社會調查所獲資料的辨別非常嚴格。記得有次與他到梧州岑溪縣（今岑溪市）調查辛亥革命前夕民眾的抗捐稅斗爭，用約三個小時的時間采訪了一些親歷者和知情者，整理了2000余字的調查報告，最后經(jīng)過文獻核對，他只將約300字吸納為《廣西通史》的內(nèi)容。這件事情使我深受教育，真正理解了歷史科學的嚴謹。

鐘文典教授退休后，仍承擔著不少研究課題，同時，各級文化管理部門也仍經(jīng)常請他出謀劃策，所以，他實際上是退而不休。只要有機會，仍像過去一樣，積極參與各種歷史調查活動。例如，2006年至2009年，他與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的師生一道，先后參與了桂柳運河歷史考察、湘賀古道考察、長崗嶺村和江頭村考察、雁山西林莊園考察等重要的考察活動。或許是養(yǎng)成了習慣，亦或是是調查工作對他來說具有無窮的樂趣，每次他都堅持與師生步行。同時，為了節(jié)約時間，他還堅持與師生吃面包、喝開水或礦泉水，不愿意到飯館就餐。一天調查下來，許多年輕人都感到累，他作為年逾八旬的老人卻始終精神抖擻，毫無倦意。他說：“社會調查既能鍛煉身體，又能發(fā)現(xiàn)歷史，這種機會希望你們能多給我一些。”這使同行的師生既感動又佩服。這幾次調查使大家對桂北地區(qū)的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依據(jù)這些認識，他提出了加強廣西“三古”（古圩鎮(zhèn)、古家族、古村莊）系列研究，以形成廣西師范大學歷史學科特色及競爭力的建議。現(xiàn)在，這些建議正在地方各級政府和學校的支持下逐步付諸實施，成為鄉(xiāng)村振興的重要資源。

每個專業(yè)都有自己的特點。鐘文典教授大力倡導并積極踐行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兩條腿走路”的教學與研究方針，長期在廣西師范大學歷史學科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形成了獨特的辦學特色，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反過來，這種辦學特色也為鐘文典教授的師道打上了鮮明的印記。

“大炮沙龍”除了研討專業(yè)問題，也常常談論各種生活話題。記得有次我與多位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在大炮旁討論獨生子女問題，不知誰突然說道，從中國近代史專業(yè)畢業(yè)的研究生結婚后，所生孩子以女孩為多，大家仔細聯(lián)想統(tǒng)計后，發(fā)現(xiàn)果然如此。正在這時，鐘老師恰好走了過來，大家笑著把統(tǒng)計結果告訴他，并故意責怪他：“鐘老師你自己生了兩個女兒也就罷了，還帶著我們也生女兒，讓我們以后只能當外公外婆，有些于心不甘啊！”鐘老師聽后哈哈大笑，反問我們：“生女兒有什么不好？”接著，向我們詳細列舉生女兒的種種好處，引出許多有趣的話題。趁著大家交談正興，我當即宣布成立廣西師范大學外公協(xié)會，并任鐘文典教授為首任會長，大家鼓掌通過，他也笑而默認。此后，在系友相聚的場合，他不時以“外公協(xié)會會長”身份介紹自己的生活。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大炮沙龍”這道風景線是自然形成的，鐘文典教授成為這道風景線的主角，說明他與大家的關系非常和諧，也說明他在大家心目中是真正的大師。這從又一個側面，折射出“師道”的內(nèi)涵，即優(yōu)秀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不僅在課堂，也在課外。而與學生的平等相處，是師道力量不斷擴展的重要原因。

在社會調查中，鐘文典教授也極具親和力。豐富的教育教學經(jīng)歷使他對人的理解十分深透，簡單的交談和觀察后，他就能很快掌握被采訪對象的心理特征及其需求，并及時調整采訪對策。在不同的場合，與不同的人進行交談，他所用語言、語氣都有所區(qū)別，提問題的方式也各異。無論什么人與他交流，都會感到被尊重，所以很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情況告訴他。他對青年教師傳授經(jīng)驗時說：“調查采訪，學會傾聽十分重要。在廣西這樣的多民族地區(qū)，要多掌握一些語言，還要掌握一些心理學和民俗學的知識。要養(yǎng)成入鄉(xiāng)隨俗的習慣，根據(jù)不同的民族特征開展調查工作，要以被調查者為中心，千萬不能以自己為中心，否則是很難有所收獲的。”

凡是與鐘文典教授有過交往的人，都對他由衷地表示敬意，這除了他具有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品德外，還因為他對人彬彬有禮，充分尊重每個人，讓人感覺十分舒坦。

鐘文典教授熱愛學生，尊重學生，無私地為學生的發(fā)展提供各種幫助。學生畢業(yè)后，仍不斷地向他請教歷史教學及研究中的有關問題。無論工作多么繁忙，他都盡力予以指點。所以，學生們都對他充滿感激之情。在工作中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歷史資料或研究線索后，往往都主動告訴他，有時還專程把資料送到學校給他。從他所寫的《廣西客家》“后記”中可知，許多客家史料，都是在學生們的幫助下發(fā)現(xiàn)和收集整理的。鐘文典教授在科研中之所以取得非常突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他構建的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換句話說，這種關系，使鐘文典教授的師道力量得到擴展。

廣西師范大學原黨委書記、校長黃介山教授在慶賀鐘文典教授從教50周年座談會上曾說過：“有些人因其所在單位而著名，有些單位則因為一些人的存在而著名。鐘文典教授屬于后者。他為歷史教學與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這是廣西師范大學的驕傲。”

鐘文典教授的師道，是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會激勵一代代的師大人，向著更高的辦學目標奮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