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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以改造的。”這是毛主席改造罪犯理論的核心，也是新中國成立后，改造國民黨戰犯的基礎。 提到國民黨戰犯的改造，就不得不提到功德林監獄。 當時全國有不少戰犯管理所，北京功德林、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高級俘虜管理處，西安戰犯管理所，重慶戰犯管理所，撫順戰犯管理所。 功德林關押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比較多，也因電視劇《特赦1959》，成為知名度最高的戰犯管理所。  面對曾經在戰場上的敵人，中國共產黨沒有進行打擊報復、直接處以極刑，而是力求革命人道主義，力求讓這些“大官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國民黨戰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政治性和影響性相對特殊，他們改造的過程要比日本戰犯和偽滿戰犯更加復雜，在世界的其他國家，改造戰犯也很少有成功的先例。 而在國民黨戰犯之中，黃埔一期將領改造過程和結果更是引人注目，他們和陳賡大將、徐向前元帥是同屆同學，曾經被視為“天子門生”，被蔣介石視為心腹，不可一世。 他們在抗戰的戰場上也有過貢獻，黨和政府花費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去改造他們，改造時間最長的是黃維，一共經歷了27年，才真正轉變思想，得到特赦。固執如黃維，黨和政府都沒有放棄過，而這8人之中，只有鄧子超被槍斃。 鄧子超鄧子超，1899年出生于江西石城，25歲進入黃埔軍校第一期，被編入了第六隊學習，剛剛畢業就參加了北伐戰爭。 鄧子超是在1930年參加中原大戰之后一戰成名，從此以后成為了蔣介石的得意門生。 1934年鄧子超任江西省保安第3團上校團長，抗戰時期，在廬山保衛戰之中，鄧子超立下了戰功，得到了蔣介石的重用，得以名揚全國。當時《中央日報》和《新華日報》都對鄧子超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  圖｜功德林監獄 抗戰勝利之后，鄧子超因為戰功升任江西省第9區(岷山)行政督察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 1947年，鄧子超明明已經退役擔任閑職，卻在解放戰爭之時，又被蔣介石重用，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將高參。 此后，鄧子超曾經多次和華野交手，可惜屢戰屢敗。在幾乎沒有什么戰績的前提之下，鄧子超依舊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他對蔣介石忠心耿耿，感恩戴德。 1950年，鄧子超在贛州被捕，之后一直以極為激烈的態度反抗，在獄中強烈抗拒改造，不是鬧著要自殺，就是自殘。 鄧子超成了頑固反抗的典型，他甚至幾次三番密謀越獄，蠱惑人心，即便中央三番五次亮明態度：不審，不判，不殺，鄧子超依舊不為所動，攪亂整個功德林的管理秩序。 1951年初，鄧子超被槍決。 他是功德林之中唯一一個被槍斃的黃埔一期學生，因為其個人的影響太過惡劣。 其他幾名黃埔軍校第一期的國軍戰犯，后來都陸陸續續得到了特赦。 黃維1948年12月，黃維作為國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被俘虜，到1975年12月他作為最后一批戰犯特赦，經過了27年的思想改造。 黃維，江西貴溪人，土木系的重要將領。 黃維從黃埔一期畢業之后，幾乎一直是在陳誠的第十八軍，從旅長、師長到軍長，深得陳誠的信任。 淮海戰役之中，除了第十二兵團副司令胡璉等人逃脫之外，整個兵團徹底覆滅。 黃維在南平集附近被捕，從黃維被捕第一天開始就處處反抗，不予合作。 國民黨政府宣布黃維陣亡，還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黃維的妻子就帶著兒女去了臺灣。  黃維是功德林監獄之中比較頑固的戰犯，他之所以一直反抗，就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現在成為了階下囚，不是因為自己有錯，而是因為打了敗仗。 他在學習之中，不是沉默不語，就是大放厥詞，對其他認罪悔過的戰犯，還會出言諷刺挖苦。 監獄規定睡覺必須關燈，他非常不滿，挑刺，大罵沒有人性。聽說杜聿明寫了一萬多字的讀后感，他不思悔改，拒絕寫任何悔過書。 黃維是功德林管理人員心中拒絕改造的典型，第一批特赦名單公布后，他傻了眼，而妻子更是萬念俱灰，從臺灣、香港千里迢迢來到上海，甚至出現了精神問題，曾服用大量的安眠藥自殺，幸好被發現救了回來。 更讓黃維的家人無法理解的是，黃維偏要在戰犯管理所研究永動機，管理人員覺得他是想要以永動機來逃避改造。 為了阻止黃維，他的設計圖紙和文字資料被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又交給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經過一周的論證之后，答復為“違背現代物理學原理”，并且寫了充分的理由和依據。 黃維的妻女多次來監獄里說服黃維，大女兒還帶書給黃維看，但是他太過固執，把書都給扔了。 管理人員看黃維這樣癡迷，覺得他的想法也是可以肯定的，也許能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 他們讓管理所電機廠的4名技術人員和學理科出身的幾名戰犯和黃維成立了科研小組，幫助黃維搞科研。 在旁人看來，黃維搞永動機就是一個“笑話”，而黃維從此以后有了悄悄的轉變。  在功德林之中，黃維得了肺結核、淋巴性結核等多種疾病，病情嚴重的時候，還出現了大量腹水，走路都晃蕩。 戰犯管理所請了北京著名的醫學專家前來會診，這件事還驚動了周總理，因為治病要一種特殊的進口藥，蘇聯生產的質量不佳副作用大，周總理批準專門從香港給黃維買這批藥。 黃維每天的餐桌上都會有一斤牛奶、兩個雞蛋和三兩肉，即便是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有一陣子黃維覺得管理人員越來越胖，以為他們吃得比戰犯好，特赦后才知道，管理人員是因為吃不飽，才會出現身體浮腫。 黃維病好了之后，思想終于開始轉變，他心中清楚，就算是在從前，蔣介石也不一定會這樣考慮他的身體健康，即便他是一名高級將領。 黃維最終還是在監獄里制造出一臺所謂的“永動機”，但在轉了幾圈之后還是停了下來，并不能真的永動。 后來黃維給女兒的信中也在提起，他已經開始學習《共產黨宣言》，希望女兒幫助他買一本參考資料《共產黨宣言提要和注釋》。  圖｜1975年，文強（右一）、黃維（右二）等在全國政協接待美籍人士、原國民黨國防部故舊的來訪 特赦后的黃維其實依舊固執、較真，他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之時，會為一個史料的錯誤，用小半年去到處核實，訪問親歷者。 1980年，有一本以國軍觀點看淮海戰役的書要出版，找到黃維，黃維提出要是以國軍觀點來寫，就一定要寫“徐蚌會戰”，而不能寫“淮海戰役”。 黃維這個建議剛開始并沒有得到采納，他拒絕動筆，最終書名下面多了一行字“臺灣稱徐蚌會戰”。 黃維和鄧子超一樣，都是功德林之中的“頑固派”，而黃維的反抗在于他自己的犟脾氣，他不會去慫恿，也不會刻意搞破壞、挑撥，不會拉幫結伙武力反抗，或者組織越獄。 一是一，二是二，這就是黃維的性格。也正因如此，雖然困難，雖然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黨和政府依舊愿意等待著黃維的改變，希望他能打開心結，放下思想包袱，不斷反思自己。  圖｜黃維到老家江西貴溪參觀絲綢廠 很難想象，那個成天在功德林罵罵咧咧的黃維，在特赦之后會積極主動通過多種渠道，向臺灣軍政人員宣傳我黨的方針政策，消除他們的成見和顧慮。 他說希望臺灣人能看看自己，自己不僅沒有死，還活得很好。 曾擴情周恩來總理曾對李仙洲說過，黃埔一期的學生之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還有曾擴情。因為這兩人在學員之中年紀比較大，學生們都喊他們曾大哥和李大哥。 曾擴情，四川威遠人，他是李大釗的學生，是帶著李大釗給周恩來的介紹信來到了黃埔軍校。 黃埔一期畢業之后，他留在了學校，在周恩來主任的政治部當少校科員。 曾擴情珍惜和周恩來的師生之情，也銘記著周恩來對他的關懷。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不停給蔣介石寫悔過書，表示愿意永遠效忠蔣介石。  他最終還是選擇投靠蔣介石，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重慶綏靖公署秘書長等職。 他是蔣介石的心腹密使，在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中，曾擴情排在第一位，所以人們稱之為“大太保”。 1949年12月24日，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四處尋找曾擴情，要求他立刻前往臺灣，但曾擴情怎么都不同意。 他決定留在大陸，也想要向中共自首，爭取立功贖罪。他悔恨自己在黃埔軍校時明明有恩師周恩來引領，明明能走對路，卻還是做了錯誤的選擇。 帶著這份愧疚之心，曾擴情在功德林的改造比較順利，1959年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獲得特赦。 曾擴情晚年回憶自己年輕時的選擇，依舊會流淚，他說一生諸多錯事，最對不起李大釗和周恩來兩位恩師。 而周恩來對他說的話更是讓她愧疚萬分：“這不能全怪你們，我這個當老師的也有責任。” 杜聿明杜聿明，陜西米脂人，蔣介石的黃埔系將領之中，杜聿明的官階很高，他并非是蔣介石的同鄉，能夠在黃埔系之中脫穎而出，靠得就是自己。 1942年，為支援英軍抗擊日軍，蔣介石以第5軍為主力組建了中國遠征軍，前往緬甸戰場，杜聿明被任命為第一路副司令長官。 蔣介石很信任杜聿明，他有戰功，更重要的是他在面對蔣介石的命令之時，幾乎不會根據軍隊所處環境進行修正，機械執行。 遠征軍因為執行了蔣介石規定的撤退路線，越過荒無人煙的野人山回國，所以損失慘重。但蔣介石覺得這是杜聿明對自己忠誠的象征，不僅不會怪罪，還將其擢升為第5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防守總司令。  圖｜杜聿明與曹秀清 在解放戰爭之時，杜聿明已經身患重病，在杜聿明已經在沈陽割去右腎的前提之下，蔣介石依舊命他帶兵堅守重要的東北和淮海戰區。 杜聿明最后一戰，對手是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和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 杜聿明使出渾身解數，最終還是不敵解放軍，數十萬黃埔嫡系部隊毀于一旦，45歲的杜聿明在河南永城陳官莊被捕。 杜聿明在功德林之中得到了良好的照顧，之前因為戰爭遲遲未能得到治療的胃潰瘍、肺結核和腎結核等疾病，都得到了當時能給與的最好治療。 戰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員們自己吃窩頭，杜聿明在生病期間能夠吃到紅燒魚、燒雞和雞蛋，每天雷打不動有一份牛奶。 杜聿明的思想轉變來自于這些細節，在功德林“讀書改造”活動之中，杜聿明一絲不茍地讀了《論持久戰》等書籍，寫下了萬字的讀書筆記。 他主動要求把自己的心得體會，連同一封信寄給了國民黨第88軍軍長馬師恭，協助策反工作。馬師恭收到杜聿明的信后，暗下決心，在渡江戰役前夕辭職，88軍的指揮陷入混亂，防線很快被攻破，杜聿明以此為自己的“贖罪”。 “人非木石，孰能無感”，杜聿明深刻感悟到，自己的赤膽忠心，應該交給人民，而非蔣家。 杜聿明在戰犯管理所縫紉衣物，體會一名真正的勞動者的辛苦和快樂。他也為志愿軍獲得抗美援朝勝利而感到無比驕傲，他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民確實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之下站起來。 在周恩來的安排之下，杜聿明在功德林之中給女婿楊振寧寫下書信，祝賀他獲得了諾貝爾獎。 蔣介石曾經親自出面邀請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爭取楊振寧到臺灣，曹秀清表面答應，來到美國后一直和女兒女婿商議著回到新中國和杜聿明團聚。  圖｜鄧穎超會見杜聿明及其家人 經過10年的學習改造，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獲得特赦。 楊振寧每次帶著妻子回國，他和岳父岳母都會受到周總理的接見和宴請，杜聿明家中設宴團聚之時，也會喊上黃埔校友和一些國軍將領鄭洞國、鄭庭笈等人作陪。 杜聿明最終選擇定居在北京，和妻子在這里共度晚年。 宋希濂宋希濂，湖南湘鄉人，畢業于黃埔一期，從軍即先后參加東征、北伐，屢立戰功。 宋希濂曾有“黃埔之光”的美名，蔣介石更是將他看作嫡系之中的嫡系。 宋希濂中學時對瞿秋白極為崇拜，負責處理兩黨合作問題的瞿秋白曾經來過黃埔軍校作報告，宣講革命思想。  當時宋希濂既是國民黨黨員也是共產黨黨員，瞿秋白是他敬仰的領袖人物。 然而在國共破裂之后，宋希濂選擇了蔣介石。他說一生之中最為遺憾的事情，就是在接到蔣介石“就地槍決瞿秋白”的密令之后，親自下達了槍殺瞿秋白的命令。 宋希濂晚年回憶，當時瞿秋白在獄中對他說：“宋師長是黃埔一期的，我知道你……看在師生份上，請給我筆墨，我要寫東西……” 宋希濂的雙手沾滿了共產黨員的鮮血。 1949年，解放軍渡過長江，勢如破竹。蔣介石任命宋希濂為“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第十四兵團司令官。 宋希濂被捕之時，知道一直對自己緊追不舍的陰法唐只是個團長，感覺到無比絕望，只得長嘆。  宋希濂是蔣介石逃往臺灣之后，被解放軍俘虜的最后一位高級將領，因為姓宋，又是個中將，被人戲稱為“宋中將軍”。意思就是為國民黨反動派送終。 宋希濂在功德林之中認真接受改造，思想進步非常快，1959年獲得首批特赦。 李仙洲李仙洲，山東長清人。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三名國民黨高級將領都是山東人，而且都姓李，又都是黃埔一期出身，所以稱為山東“三李”。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為徐州綏靖公署濟南第二綏靖區副司令官，成為黃埔三期后輩王耀武的副手。 李仙洲被華東野戰軍俘虜，他身上受傷，被關押在昆崳山戰犯管理處，后來被轉移到了功德林。 陳毅將軍曾經見過他，對他語重心長地說：“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本君一律優待，放下包袱安心學習，有困難和要求，可以跟我提。” 李仙洲憂愁地說：“陳司令官體察，我已經負傷，隨身穿戴都是貴軍衛生營發給我的，我實在沒有包袱可放。” 李仙洲當時并不了解什么叫做“思想包袱”，陳毅坦然一笑，點了點自己的頭腦：“我們共產黨人講的包袱是思想負擔。” 李仙洲在功德林200多名戰犯之中年紀是最大的，已經年過六十的他，身子骨還不好，以“三德”出名——吃得、拉得、睡得。 他沒有反抗，剛開始也沒有積極改造的意圖，他將所有的不滿埋在心里面。 一次看完電影，他在筆記本上抱怨電影將國民黨軍官演的不是像豬就是像猴，被宿舍組長看到交到了管理處孫副處長處。 孫副處長不但沒有責備他，反而鼓勵他將這些感言全部寫出來。后來每周看完電影，他就寫一篇感想。在《文藝專欄》里次次都能看到他的名字，他也算是功德林的“專欄作家”。 李仙洲的轉變是潛移默化的，在1958年秋天，功德林的“將軍們”一個個爭相前往秦城農場參加勞動。 為了照顧李仙洲這些年紀較大的戰犯，他們并沒有被分配到任務，李仙洲不答應，帶著幾名年老體弱的戰犯，主動提出要參加勞動改造。 李仙洲于1960年11月28日獲得特赦，是第二批特赦人員的榜首，他的名字其實本不在第二批名單之上，是周恩來親自批示的。 周恩來一直記得李仙洲這位黃埔一期的學員，記得他30歲拋妻別子千里迢迢從山東趕到廣州，是這批學員之中最早被任命為連長的幾人之一。 李仙洲的改造之路磕磕碰碰，但在“三李”之中，李仙洲算是結局最好的，晚年雖然不再輝煌，但也能平平淡淡。 周振強周振強，浙江諸暨人。 他是孫中山大元帥府的衛士，對孫中山忠心耿耿，黃埔軍校成立之時，是孫中山保舉他進入了黃埔一期。 黃埔一期再加上蔣介石老鄉的身份，讓周振強的仕途順風順水，是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 同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國民黨特工沈醉回憶過這樣一件事：周振強曾經槍斃過他手下一個特務，沈醉仗著“中將”身份，又是戴笠身邊的紅人，去找周振強的麻煩，還沒出門就被戴笠狠狠訓斥一頓。 周振強被捕前其實已經考慮投誠了，可惜半途之中被解放軍俘虜，以為他在逃跑，最后被送到了功德林。 周振強在功德林之中的表現比較低調，思想改造比較積極，1959年獲得第一批特赦。 根據沈醉回憶，當時周振強要被特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家認為，因為周振強是蔣介石的老鄉，需要他來做統戰工作，但也有人認為，因為周振強剛開始就已經打算投誠。 周振強特赦后被邀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平時的工作內容就是撰寫回憶錄，晚年回到了家鄉浙江安度晚年。 范漢杰范漢杰，廣東人，黃埔一期畢業。 范漢杰在考上黃埔之前，其實已經是桂軍第六路軍的司令，聽說孫中山先生開辦軍校，蔣介石出任校長，范漢杰才辭去了司令一職，考入黃埔，打算從頭開始，畢業后官至戰區副司令長官。 1946年，范漢杰專司新兵督練的任務，他能深刻感受到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之間的矛盾，已經有了“大廈將傾”之感。 1947年，范漢杰的兵團占領沂蒙山區，改任冀遼熱兵團司令官兼熱河省主席，同年，他被解放軍俘虜，不久后，東北解放。 根據范漢杰的回憶，他剛剛進功德林的時候，采取的是明哲保身、逆來順受的態度，他不斷提醒自己過去的自己已經死了，保持沉默。后來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感受到黨和政府的誠意，明白自己是有新生的可能的。 他將原先留著的大胡子給剃掉了，堅持每天都寫日記，看書和讀報紙。 他床頭上的書，有唯物辯證法和社會發展史等書，還有高等數學、日語和德語書。 他不再虛度年華，在讀書之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充實。 他不止一次對其他的“同學”說過：“我們這些被俘的將領，敗兵之將，釋放回臺灣，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生不如死。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果不死于非命，應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報效人民。” 1959年秋，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國家主席的特赦令，特赦了第一批三十名戰犯，但是沒有范漢杰的名字。 范漢杰非常傷心，終日不語，總是在想著第二批特赦人員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輪到，深感不安。 一直到第二年，范漢杰被列入了第二批特赦，心中一塊石頭才最終落地。 為了打消釋放人員的顧慮，周恩來專門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們。 見到曾經黃埔軍校的老師，范漢杰心中愧疚，一直在和周恩來總理道歉。 周總理安慰他：“我們這是殊途同歸，走上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你們要感謝共產黨對敵對陣營過來的人，采取如此寬大的政策，今后你們應盡力之所及，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 范漢杰離世后，全國政協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但范漢杰的子女妻妾都在國外或者臺灣，他的家人之中只有同父異母的妹妹來參加葬禮。 范漢杰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很久之后，他的旅美大兒子范大勝代表全家來北京，將骨灰的另一半帶回了臺灣安葬。 毛主席一直堅信，國民黨部分將領在大革命和抗日戰爭時期對中國革命做了一定的貢獻，大多數的罪犯是可以改造好的，只有很少人會堅持錯誤，希望他們能夠真正分清楚敵我，在此基礎上反對野蠻和殘暴的行為。 改造和特赦戰犯，是孤立、動搖和瓦解國內外敵人的一步重要措施，我們以完全不同于蔣氏政權的方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讓戰犯成為能夠自食其力且對社會有用的人。 （1960 年10月19 日，周恩來總理在頤和園會見黃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來、陳賡、邵力子、張治中、鄭洞國。中排左起：黃維、唐生明、覃異之、侯靜如、杜聿明、周振強。后排左起：王耀武、楊伯濤、鄭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1960年，特赦戰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 10 人來戰犯管理所送鏡匾： 十年來，我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寬大教育下，承蒙各級領導精誠感召， 殷切教導，使我們從良心上逐步地認罪懺悔，改惡從善，成為新人，沐恩戴德，感激不已！今后決心繼續加緊改造，堅決永遠跟著共產黨走。在未來的歲月中，為社會主義事業獻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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