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從無為而治到獨尊儒術：西漢正統思想和治國方略的轉變

北斗維斟 2022-07-26 發布于貴州

展開全文

從戰國末期到西漢，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總趨勢都是走向大一統。戰國時代七雄并立，百家爭鳴。到了秦朝，六國覆滅，天下歸一。而在文化上也實行了“焚書坑儒”、“以法為教”的政策。西漢前期，推行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時期，無為而治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被提出來。但是儒學想取代黃老學的正統地位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反映了西漢政府治國方略的大轉變。

一，無為而治和內憂外患的沖突

漢朝建立后，推行了黃老學派的無為而治政策。其主要的思想原則也就是“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于庭。”在政治上，減少秦朝以來的苛政嚴刑，盡量不要改變過去的政治體制，“遵而勿失”；在經濟上，推行了休養生息，減免賦稅，盡量不修大工程，以免耗費民力財力；在外交上，采取懷柔、和平等措施，盡量減少戰爭的爆發。

·漢代畫像石《庖廚圖》

經過了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西漢的經濟到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進入了繁榮的局面，史稱“文景之治”。到漢武帝繼位之初，國家的經濟達到了頂峰狀態，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描述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雖然其中不免夸張之辭，但休養生息給西漢帶來的繁榮還是足以說明。

漢陽陵：文景之治的證明

但無為而治過分強調不干預，也開始加重一些政治矛盾。在經濟上，由于政府干預較少，使得民間土地兼并日趨嚴重，失去了土地的農民要么成為了流民，要么依附于豪強地主，成為了農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在政治上，地方的諸侯王勢力羽翼豐滿，對中央產生了巨大的威脅，在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便是西漢諸侯問題的全面爆發。在外交上，匈奴強盛，不斷侵擾邊疆地區，而南越等國也反復無常。

漢代宅院

因此，繼續推行過去無為而治的政策已經難以調節這些地方和外部出現的新問題，無為而治必定將被一種新的統治思想取代。而這時候儒學經過荀子、賈誼、董仲舒等人的不斷吸收了法家、陰陽家等學派的思想，改造儒學，使得儒學成為了一門能夠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服務的新儒學。因此，新儒學取代黃老學派的地位便成為了歷史趨勢。

二，獨尊儒術確立的艱難過程

在漢武帝繼位之初，朝中有許多大臣已經開始支持儒學。如田蚡和竇嬰都喜歡儒學，《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記載：“魏其、武安俱好儒術”。而漢武帝本人由于從小接受衛綰等儒生的教育，因此也十分喜歡儒學。但漢武帝上臺之初，國家實權還掌握在竇太后的手中，而竇太后則是黃老學派的堅定維護者。她曾要求宗族人員都必須習讀《老子》等道家書籍，稍有非議則遭到懲罰。早在漢景帝之時，儒生轅固生就差點被竇太后處死。因此，漢武帝要推行儒學必然會面臨巨大的阻力。

影視中的竇太后

公元前140年，漢武帝下令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官員向朝廷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也就是廣招人才。此時的丞相衛綰提出說舉薦的人才必須是儒生，“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武帝同意推行此政策，這是“獨尊儒術”的第一次嘗試。然而由于竇太后掌握大權，獨尊儒術就只能成為一紙空文。

漢武帝

第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和郎中令王臧希望漢武帝能夠親政，建議上書不必經過竇太后。結果很快，趙綰和王臧被捕入獄，被逼自殺，而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被免職。這次事件表明竇太后的勢力依然十分頑固，而剛剛繼位之初的漢武帝顯然武力和竇太后抗衡。

東漢太學講學畫磚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武帝在和竇太后的斗爭中開始取得了勝利。公元前138年閩越國進攻東甌，東甌向漢朝求救，漢武帝“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這說明漢武帝已經掌握了軍權。公元前136年，漢武帝正式設立了“五經”博士，將儒家經典《詩經》、《禮記》、《周易》、《尚書》、《春秋》作為官方的教材。五經博士的設立標志著儒學開始正式從未正統思想，而黃老學派開始退出了政壇。第二年，竇太后去世，標志著無為而治的時代正式結束了。

三，獨尊儒術的正式施行

竇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再一次發布了推舉賢良的對策。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向漢武帝獻上了三個建議：第一，推行了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學說，將君權的合法性歸結于天命，將君權神權化；第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認為不是孔子的學術活動都應該加以禁止，以統一思想；第三，建立太學，為以儒治國培養人才，在民間大規模建立學校，以教化百姓，“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董仲舒

漢武帝很快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并且開始全面推行以儒治國。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命令命令丞相公孫弘在長安設立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由博士任教授，初設五經博士講授《五經》。在地方，漢武帝下令建立郡國學校，地方的教育系統建立了起來。在太學儒學的子弟為“博士弟子”或“太學弟子”，有免除賦役的特權。這些學生通過了嚴格的考試程序后，有機會從政當官。自此之后，學習儒學成為了當官的主要通道，以至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

漢代教育

大約過了10年后，漢武帝開始實行了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興禮樂，行封禪”，進行了大規模的禮儀制度改革。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改年號為“元鼎”，接受儒家的天命觀；前110年，漢武帝東巡，到泰山進行了大規模的的封禪活動；前104年，漢武帝宣布改訂禮制和歷法，“正歷，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漢武帝的這些政策都符合了儒家“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神學思想。

岱廟

在法律上，儒家思想開始也開始滲透其中。針對秦朝刑法過于嚴酷，缺乏人文關懷的缺陷，西漢的儒生開始“援禮入法”，用儒家的思想來改造刑法。董仲舒和公孫弘等將“五經”的經義作為審判案件的依據，并且得到了漢武帝的支持。至此，儒家的經典就擁有了法律的作用。董仲舒告老還鄉后，“朝廷每有政議，數譴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得失”（《后漢書》）。于是董仲舒寫下了《春秋決獄》一書，記錄了232個例子作為樣本，“動之經對，言之詳矣”。漢武帝也要求諸子學《公羊春秋傳》，為以后處理國事打好基礎。春秋決獄的實施標志著儒家經典的法律化，有效地化解了儒家倫理綱常和法律之間的矛盾。